所谓戊戌政变，是指1898年6月至9月21日（清光绪二十四年）发生在清政府统治集团内部，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向以光绪帝为首的改良派势力发动的一场血腥政变，政变的结果是，持续了百余日的戊戌变法宣告失败，戊戌六君子被杀，康有为、梁启超等逃往国外，光绪帝失去了人身自由，被囚禁于中南海瀛台，而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势力重新掌权。戊戌政变是慈禧太后一生当中发动的第二次宫廷政变，第一次是1861年11月同恭亲王奕訢发动的辛酉政变，两次政变都以慈禧太后的胜利而告终，也都成就了她垂帘听政的政治野心。

政变背景

清德宗光绪二十年，公元1894年，是农历甲午年，在这一年，经过明治维新和军备扩充后的日本，再次燃起了侵略中国的野心。日本一贯奉行着丰臣秀吉的大陆政策，即先取朝鲜，进而进军中国。在16世纪，丰臣秀吉统治日本时期，曾经有一个梦想，那就是要将朝鲜和中国纳入日本版图，他想要“泛舟西湖，终老杭州”。所以在他的晚年，一直对朝鲜作战，直至他去世。明朝万历皇帝派兵前往朝鲜帮助朝鲜抵抗日本军队，最终，日军未能得逞。但以后凡是有侵略野心的日本统治者都始终奉行着这一政策。由于日本进行了明治维新，国家实力迅速增强，同时他们的侵略野心也逐渐燃起。到了1894年时，朝鲜是中国的附属国，清朝在朝鲜也有驻兵。1895年9月15日，平壤战役爆发，清军与来犯日军展开了激烈的战斗，但因为清军最高统帅叶志超的贪生怕死，最终朝鲜被日本占领。此外，黄海大战、辽东之战、威海之战等都以清的败绩而终，整个北洋海军几乎全军覆没，日本强迫清签订城下之盟。清没有办法，只好派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李鸿章去日本马关与日本内阁总理大臣伊藤博文商谈媾和事宜，最终，1895年4月17日，清被迫签订了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 

消息传来，举国震惊。许多有识之士在声讨“卖国贼”李鸿章的同时，也开始深刻地考虑中国的下一步该怎么走，才能避免亡国的悲剧。以康有为为首的改良派公车上书，请求光绪帝变法维新。光绪帝从1885年中法战争的失败和最近的甲午之败中认识到，清朝现有的制度已经腐朽不堪，再不变法恐怕真的有亡国灭族的危险，于是他在征求了慈禧的意见后，决定实行变法。 

1898年6月11日（光绪二十四年，四月二十三日），光绪帝颁布《定国是诏》，开始推行新政。但朝中以慈禧为首的守旧派势力相当强大。在此之前，光绪帝实际上只是慈禧的傀儡，根本没有什么实权，事事都要先请示慈禧后才敢决定。可是自从变法开始后，慈禧越来越感觉光绪帝不像原来那么听话了，很多事都敢擅自作主了，就如任命谭嗣同等4人为军机章京，在军机处行走。光绪有什么旨意直接通过这四个人去执行，从而绕过了守旧派官员。此外，光绪还大刀阔斧地裁撤抵制变法的守旧官员，重用支持变法的人。这一切，深深地触动慈禧太后，这个对权力有强烈欲望的女人开始隐隐约约地感觉到，她似乎得对光绪帝和维新派留上一手儿。 

6月15日慈禧迫使光绪帝任命荣禄为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这个职位原是李鸿章的，因为他签订了《马关条约》，受到国人一致声讨，迫于舆论压力，清只好将他开缺）。此后，慈禧太后和光绪帝的矛盾逐步升级，愈演愈烈，朝中局势剑拔弩张，而血腥政变一触即发。

政变过程

6月16日

慈禧太后命咸丰帝老臣刑部尚书崇礼代理步军统领。康有为在等候皇帝召见时，遇荣禄。荣禄问：“以子之大才，亦将有补救时局之术否？”康有为答：“非变法不能救中国也。”荣禄问：“固知法当变也。但一二百年之成法，一旦能遽变乎？”康有为答：“杀几个一品大员，法即变矣！”

6月24日康有为进呈《波兰分灭记》、《列国比较表》。御史胡孚宸奏劾张荫桓受贿二百六十万两。 

6月25日慈禧太后命派怀塔布管理圆明园官兵，刚毅管理健锐营。 

9月1日礼部主事王照疏请光绪帝游历日本等国，以考察各国情况。怀塔布、许应骙不肯代送。王照弹劾他并到堂亲递，怀塔布不得已允许其代奏。许应骙则上奏弹劾王照“咆哮署堂，借端挟制。” 

9月4日光绪下令将怀塔布、许应骙、堃岫、徐会沣、溥颋、曾广汉等阻碍变法的礼部六堂官革职。王照赏给三品顶戴，以四品京堂候补，用昭激励。怀塔布老婆与慈禧太后有亲戚关系，逐向太后哭诉。 

9月5日光绪召见谭嗣同，并命谭、刘、杨、林以四品卿衔在军机章京上行走。 

9月11日光绪帝召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来京陛见。湖南举人曾廉上书请杀康有为。

9月13日光绪帝拟开懋勤殿，设顾问官，慈禧太后不允。光绪帝手谕杨锐以变法之难，命康有为等详细筹议。 

9月14日直隶按察使袁世凯抵燕京。前日本首相伊藤博文经天津抵京。

9月16日（八月初一）光绪在颐和园召见统率新建陆军的直隶按察使袁世凯，面谈后升任他为侍郎候补。另一方面，直隶总督荣禄以英俄开战，催袁急回天津。毕永年与谭嗣同议软禁太后事。 

9月17日（八月初二）光绪帝再召见袁世凯，命与直隶总督荣禄各办各事。光绪命康有为即离京赴上海督办官报局，传通过杨锐带给康有为密诏。 

9月18日（八月初三）御史崇杨伊上书慈禧，称大同学会蛊惑士心，紊乱朝政，引用东人，深恐贻祸宗社，吁恳皇太后即日训政以遏乱葫。 据袁世凯的日记，之后谭嗣同于9月18日去法华寺夜访袁世凯，透露慈禧联同荣禄，要废除光绪；并说皇上希望袁世凯可以起兵勤王，诛杀荣禄及包围慈禧住的颐和园。两日后（9月20日），袁世凯回到天津，将谭嗣同的计划向荣禄报告。也有一种说法是，袁世凯离京前密告给军机大臣礼亲王世铎。 

9月19日（八月初四）傍晚慈禧突然离开颐和园，返回大内。光绪帝自是日起迁居瀛台。 康有为访英国传教士李提摩太，请英国公使相助，不成；又访伊藤博文，请游说慈禧太后。当晚黄绍箕劝康有为迅速离京。深夜，梁启超、康广仁等恳求康尽快出走。

9月20日（八月初五）凌晨康有为携仆人李唐离京。光绪皇帝第三次召见袁世凯，之后袁回天津。光绪皇帝接见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亲密交谈。太后垂帘旁听，极为不满，当天深夜又接到荣禄密报，说光绪帝欲软禁太后。康有为离开北京。 

9月21日（八月初六）凌晨慈禧太后率卫队囚禁光绪帝于瀛台，然后下诏太后训政。当天步军统领衙门兵弁围南海会馆宅，搜捕康有为未获，但在此拿获康广仁和康的弟子程大璋、钱维骥。之后又查抄了粤籍官僚张荫桓寓所，没有发现康有为，将张逮捕。 

9月24日（八月初九）刚毅奉太后谕令开始搜捕四军机章京等变法份子。杨锐、林旭当日被捕。刘光弟投案自首。杨深秀因诘问慈禧太后为何黜光绪帝，在闻喜会馆住处被捕。

9月25日（八月初十）谭嗣同在浏阳会馆被捕。

9月28日（八月十三），慈禧太后下诏，将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杨深秀、康广仁6人押赴菜市口开刀问斩，命军机大臣刚毅监斩。这6人即后人所说的”戊戌六君子”。

政变结果

戊戌政变，结束了只有一百零三天的维新。维新党人中，康有为早离开北京，梁启超逃入日本使馆。其他数十人被捕，包括称为“戊戌六君子”的谭嗣同、杨锐、林旭、刘光第、杨深秀、康广仁，六人于9月28日斩于菜市口。刚毅亲自监斩。徐致靖处以永远监禁；张荫桓则发放新疆。所有新政，除京师大学堂外，一律都被废止。

原因分析

关于戊戌政变的爆发，传统说法多归结于袁世凯的告密行为。研究表明，如果把慈禧“训政”作为政变发生的标志，这种说法显然是不适当的。袁世凯将谭嗣同9月19日夜访法华寺劝其“兵围颐和园”之事泄露出去，应在9月21日之后，其结果是导致慈禧大开杀戒，引起六君子被杀以及张荫桓、徐致靖等官员被捕下狱，使本来可能和平收场的政变染上了血腥的色彩。由于袁的告密，光绪帝于9月15日曾给杨锐下达秘诏之事暴露出来，因康有为派谭嗣同借此秘诏劝袁世凯“围园”，使得光绪帝陷入“谋逆”一案，无法辩驳，从而招致慈禧的痛恨，后来被囚禁瀛台，军机四卿也因此而惨遭杀戮。从某种意义上说，因袁世凯的告密才最终使“训政”变成了政变。

对于慈禧为什么发动政变，搜集六种说法，其要点分列于下，另提供此说法的出处。　 

第一种意见：慈禧是顽固保守派的代表人物。 

书名：《中国近代史干部读本》 作者：龚书铎   

第二种意见：康有为抓住光绪来行新政，反对新政的人便包围慈禧求助，慈禧和光绪久不和睦，便想索性废掉光绪。 

书名：《中国近代史》 作者：蒋廷黻 

第三种意见：慈禧说不上有何政见；她和光绪嫌隙已深，现在光绪要自主，她内心益愤，于是一开始便作了部署，最终发动政变。 

书名：《近代中国史纲》作者：郭廷以

第四种意见：光绪恳求改革，而太后不同意，致每遭训斥。远在戊戌之前，她对光绪早存废立之意。于是布下陷阱，让光绪和他的新党去“胡闹几个月”，然后待时机成熟便发动政变，还宫训政。 

书名：《晚清七十年》作者：唐德刚 

第五种意见：慈禧发动政变，自然难逃罪责。不过，百年来不断有人为她辩解。越来越多人认为，把慈禧说成完全因反对维新而发动政变，最少是把复杂的历史事件看得过于简单了。戊戌政变的直接动因与其说是政策之争，毋宁说是她察觉了康氏有针对她个人的举兵夺权的计划。事关最后决定权，她不能区分少数人的轻举妄动和关乎国家盛衰的改革。康有为是戊戌维新的领袖和主要策划者。除了坚决反对变革的顽固派訾之为大逆不道外，在支持或同情维新的人士中指摘康氏把事情办坏了的也大有人在。　　 

文章名：《慈禧和康有为的两面性及其影响》作者：袁伟时

第六种意见：不应该把慈禧简单地划归入保守派之列。她早年就曾力排保守权贵的势力，支持洋务运动，也曾对光绪的变法愿望予以赞同；她和光绪还是有点亲情的。与其说她的思想接近保守派，不如说更接近洋务派；并不是变法不可逾越的障碍。康有为采取了错误的孤立与排斥慈禧的政治战略。结果使以怀塔布、刚毅、叶德辉等为代表的原先就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以慈禧、荣禄为代表的有限地同意改革的既得利益派，以孙家鼐等为代表的原先曾支持改革的温和派，出于对激进的变法政策的共同不满而结合起来。最终导致了政变发生。 

书名：《危机中的变革–清末现代化进程中的激进与保守》 作者：萧功秦

历史意义

戊戌政变宣告了百日维新的结束，导致晚清政局发生重大转折，是近代史上划时代的历史事件。

研究著作

从20世纪70年代以来，利用清宫档案研究戊戌政变的著作主要包括黄彰健：《戊戌变法史研究》（台湾中研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刊之54，1970年）；孔祥吉：《康有为变法奏议研究》（辽宁教育出版社，1988年）；茅海建：《戊戌变法史事考》（3联书店，2004年）。相关论文有房德邻：《戊戌政变史实考辨》，收入胡绳武主编：《戊戌维新运动史论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林克光：《戊戌变法史实考实》（载《近代史研究》1987年第1期）、《戊戌政变时间新证》（载《历史教学》1987年第3期），等等。

戊戌政变记

基本介绍

文章专集。晚清梁启超所撰。作于光绪二十四年，共五篇。

梁启超生平传略见前文。作为戊戌变法的重要代表人物之一的梁启超，由于亲自参与了维新变法，亲眼目睹了戊戌政变的前后始末，所以，在此书中，他详细地论述了戊戌政变的发起与终结，分析了戊戌政变的原因。

具体内容

◇第一篇：《改革实情》

中日甲午战争中清政府的惨败，尤其是《马关条约》的签订，给平静、苟安的中国社会沉重一击。诚如梁启超在此篇开头所言：“吾国四千余年大梦之唤醒，实自甲午战败割台湾偿二百兆以后始也。”甲午战败引起全国极大的震动。人民大众、士大夫知识分子，以及在朝官员、封疆大吏都卷入为国家、为民族而忧虑、而愤慨、而抗争的热潮之中。严重的民族危机使全国的政治形势急转直下，社会各阶层的爱国人士都用自己所能采取的方式表达爱国的热忱。然而，既不能再战、和又受屈辱的形势已呈现在人们面前，人们十分愤慨，痛定思痛，把谴责的目标集中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感受到维新改革的必要。在这种形势下，康有为发动了公车上书，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

1895年3月，康有为、梁启超以举人的身份到北京参加会试。4月，签订《马关条约》的消息传来，全国舆论沸腾，立即掀起反对割地求和的热潮。由梁启超等发起，联合十八省举人“于松筠庵会议”，共推康有为起草万言书，集合了一千多名举人签名。5月2日，举人齐集都察院门前请愿上书，向朝廷提出“拒和、迁都、变法”的要求，这就是著名的“公车上书”。“公车上书”的主要内容是反对签订《马关条约》，主张迁都与日本再战，而更重要的是“变法成天下之治”的主张。清朝本来有严禁读书人干预朝政的制度，公车上书冲破了朝廷的禁令，向专制主义的君主政体勇敢地提出社会制度的改革方案，带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治斗争的色彩。

“公车上书”之后，资产阶级维新派从两个方面开展活动：一方面是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另一方面是上书皇帝，即“上书求变法于上”，“开会振士气于下”。维新派倡导立学会、办报纸、兴学堂的活动方式是直接从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搬来的，是在兴民权、开民智的思想指导下，冲破封建朝廷的禁令，争取言论、集会、结社自由等民主权利的主要内容。维新派在大力开展立学会、办报纸的群众活动的同时，以更多的精力上书皇帝。他们认为“变之自上者顺而易”，把变法改革的希望寄托在皇帝身上，以为只要皇帝赞成变法，下一纸诏书，全国实行起来，事情就可以解决。为些，康有为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屡次受到封建顽固派的阻挠，第六次上书终于上达，这份上书对光绪帝痛下决心颁布“诏定国是”起着相当重要的作用，对百日维新的新政措施也具有一定的影响。康有为的历次上书终于得到了光绪皇帝的赞同，光绪皇帝决定实行变法改革。1898年，维新改革的新政时期开始。

◇第二篇：《废立始末记》

正当维新运动进入高峰，维新派推动光绪皇帝颁发《明定国是》上谕，开始新政改革之际，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派也开始行动起来。就在《明定国是》上谕颁布的第四天，慈禧太后逼迫光绪皇帝连发三道上谕，除罢黜同和外，还有两项重要的措施。其一、凡二品以上大臣授新职，要具折到皇太后前谢恩。这道上谕暴露了慈禧太后企图再度“临朝训政”的野心。按成例，凡已归政的太上皇、皇太后有赏于大臣，应由皇帝代奏谢恩，表示尊崇。现在慈禧太后突然命二品以上大臣谢恩陛见，显然是她企图操纵用人大权，既笼络上层官僚，又防止光绪皇帝任命维新派为高级官员，扼制维新派进入枢密权力中心。其二，任命其亲信荣禄为直隶总督，统领北洋三军。这是守旧派部署政变的关键步骤。荣禄本是朝廷京官，时任兵部尚书兼总理衙门大臣。在军机大臣同和被罢免之后，西太后有意将军机大臣的职位授与荣禄。荣禄却自求北洋大臣职，“意在揽握兵权”。慈禧太后通过荣禄把京畿地区的军事力量完全掌握在自己手中。

在新政时期，慈禧太后和守旧派积极策划废光绪皇帝。内务府总管大臣立山等率属僚数十人一起跪在慈禧太后面前，控告光绪。守旧派又运动手握重兵的荣禄策划政变。荣禄本人也以密谋政变为己任，曾扬言：“欲废皇上，而不得其罪名，不如听其颠倒改革，使天下共愤，然后一举而擒之。”在他离京上任时，曾亲自再三恳请慈禧太后训政，与慈禧太后多次密商，政变的阴谋在守旧派的最上层集团中有所酝酿。待慈禧太后为守旧派抓住军政实权后，他们便认为稳操胜券，“西后与荣禄等既布此天罗地网，视皇上已同釜底游魂，任其跳跃，料其不能逃脱。”

荣禄这时对守旧诸人求助的答复是：“如俟其乱闹数日，使天下共愤，罪恶贯盈，不亦可手？”此外，满洲权贵、内务府诸臣率先奔赴颐和园，跪清慈禧太后临朝“训政”。御史杨崇伊拟请太后训政的奏折得到荣禄、庆亲王奕劻诸权贵的赞同。训政虽未立即实现，但政变的酝酿已接近成熟。9月21日凌晨，慈禧太后在北京发动政变，当天宣布训政，由她重新掌握政权。关于这次“训政”，梁启超认为，此次乃废立而非训政。

在书中，梁启超说：“或问曰：‘今次之政变，不过垂帘训政而已，废立之说，虽道路纷传，然未见诸实事。今子乃指之为废立，得无失实乎？’答之曰：‘君之所以为君者何在乎？为其有君天下之权耳。既篡君权，岂得复谓之有君？夫历代史传载母后乱政之事，垂以为诫者，既不一而足矣。然历代母后垂帘，皆因嗣君幼冲，暂时临摄，若夫已有长君，而犹多专政者，则惟唐之武后而已，率乃易唐为周，几覆宗社，今日之事，正其类也。’”慈禧“训政”之后，维新变法遂告失败。

◇第三篇：《政变前记》

维新改革是一场严酷的政治斗争，其锋芒所指，直接朝向封建专制制度及其腐朽势力，因此，专制制度的卫道士及盘踞要津的官僚必然进行抵制和攻击。维新派的革新进取精神和惊世骇俗的举动也为因循守旧的世俗所不容而遭致非议。维新派抓住光绪，开明官员更拥戴光绪为首领。于是，以慈禧太后为首的守旧势力便极力削弱光绪的力量，凡表示支持光绪的均遭贬斥。吏部侍郎汪鸣銮反对签订《马关条约》、割让台湾，受到光绪几次召见，为慈禧太后所猜忌，被革职。户部侍郎长麟反对撤帘归政的慈禧太后操纵政权，掣肘光绪，也被革职。珍妃的亲兄、时任礼部侍郎的志锐在甲午战争中支持光绪主战，弹劾李鸿章妥协避战、因循玩误、被慈禧太后贬往新疆乌里雅苏台。

翁同龢的门生、受到光绪皇帝厚遇的翰林院侍读学士文廷式，由于力主变法，与康有为在北京发起成立强学会，常集合开明官员、维新人士议论时政，被慈禧太后逼光绪下令将他革职，驱逐回籍。翁门弟子张謇慑于慈禧太后的淫威，引退回籍，转而经营工商业。百日维新伊始，翁同龢为光绪皇帝起草“明定国是”上谕，为慈禧太后所忌恨，终于于“明定国是”后的第四天被“开除回籍”。至此，光绪的亲信大臣基本上被革斥殆尽，慈禧太后逐步地将光绪的羽翼全部剪除。

◇第四篇：《政变正记》

1898年八、九月间，守旧派企图政变的迹象逐渐显露，维新派不能不筹划对策。康有为想争取袁世凯。以借用其武力保卫新政。袁世凯为人阴险狡诈。他投机加入强学会，表示拥护维新变法，但他又是荣禄的亲信将领之一。在荣禄的北洋三军里，他统率的乃是清军中的劲旅。凭靠这支军队，袁世凯成为军队的实力派。维新派被袁世凯的表面现象所迷惑，想依靠他来保护新政。康有为向光绪推荐袁世凯，还写了一道密折交谭嗣同递上，请求光绪“结袁以备不测”，意思是要联络袁世凯，依靠其武力。以防备事变，指出这是解救当前危局的唯一办法。

光绪采纳康有为的建议，连续两天召见袁世凯，授予侍郎侯补，专办练兵事宜，并嘱袁世凯：“此后可与荣禄各办各事”，意为不受荣禄节制。新旧两派势力的斗争已发展到剑拔弩张的地步。在时局紧迫之际，光绪皇帝特地密诏给杨锐，称：“近来朕仰窥皇太后圣意，不愿将法尽变，并不愿将此辈老谬昏庸之大臣罢黜，而登用英勇通达之人，令其议政，……今朕问汝，可有何良策……尔等与林旭、谭嗣同、刘光第及诸同志等妥速筹商，密缮封奏。”维新派又听说顽固派策划趁十月天津阅兵时发动政变，废黜光绪，于是决定孤注一掷，让谭嗣同说服袁世凯，叫袁世凯举兵勤王，杀荣禄，派兵包围颐和园。他们把皇上的命运，他们自己的命运、连同整个新政的命运全都寄托在袁世凯身上。但袁世凯阴谋骗过维新派诸人，于9月20日向光绪请训回到天津后，便向荣禄告密。然而，荣禄尚未来得及报告慈禧太后，慈禧太后已在北京发动了政变。这就是戊戌政变。

政变后，大部分新政被推翻、废止，重行禁止士民上书；废官报局，查封全国报馆，严拿报馆主笔；禁止集合结社；新政所裁减的闲散衙门，如詹事府、通政司等予以恢复，又废农工商总局；恢复马步箭弓刀石的武试和八股取士的文试制度，罢经济特科，停止各省、府、州、县设立中、小学堂。大权被慈禧太后所掌握，皇帝徒有虚名，改革之事，遂成泡影。

维新派惨遭迫害，康有为、梁启超逃亡国外。谭嗣同拒绝出走，慷慨就义。御史杨深秀临危不惧，在慈禧太后发动政变、追捕维新派的恐怖气氛里，他抗疏直言，要求慈禧太后撤帘归政。后来被捕入狱。与谭嗣同一起被杀害。此外，还有刘光第、林旭、杨锐、康广仁同时遇难，史称戊戌六君子。

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失败了。梁启超在此书第三篇《政变前记》中分析了政变的原因。他认为，“政变之总原因有二大端。其一由西太后与皇上积不相能，久蓄废立之志。其二由顽固大臣痛恨改革也。”西太后与皇上长期格格不入，矛盾甚多，这是原因之一。而更重要的原因则是改革受到了顽固派的百般阻挠。新政的改革由于冲击到一部分守旧人物的既得利益，因此守旧派拼死反对，改革每前进一步都要受到重重阻力。反对新政最力的是枢臣大吏和督抚大员，他们本来是执掌旧政权的权贵，旧制度使他们有权有势，旧的统治秩序、旧的政策法令是他们谋取私利的手段，一旦变革就会使他们失去一切。因此他们极力反对新政。

百日维新的新政诏书连篇颁发，然而，中央二品以上的大臣，只有李端一人讲新政，地方督抚中只有湖南巡抚陈宝箴推行新法比较得力。除此以外，各部堂官和各省督抚都观望、延宕、抵制，公开反对，拒不奉诏，形成“明诏但言其始，则彼必不竞其终”的局面。维新派企图通过光绪打击、抑制守旧官僚的嚣张气焰，扶持推行新政的督抚。然而，守旧大臣既然有握有实权的慈禧作后盾，那么，严惩、严斥的诏令又哪能吓退这些人呢？新旧势力的斗争在进行了几个回合之后，就进入了决战阶段，戊戌政变便是它的最后结局。

改革遇到的另一种阻力是守旧派的敷衍因循。晚清的封建守旧派是一个没落的政治集团，他们推行因循守旧的政策。这种人对于改革、对于新事物必然反对，处处掣肘新政。在改革时期，他们必然成为新政的一大障碍。

梁启超在《政变前记》中指出，“中国之言改革，三十年于兹矣，然而不见改革之效，而徒增其弊，何也？凡改革之事，必除旧与布新两者之用力相等，然后可有效也。苟不务除旧而言布新，其势必将旧政之积弊，悉移而纳于新政之中，而新政反增其害矣。”但除旧必有损于一部分官僚的利益，如裁减闲散衙门、裁减冗员的改革，使一批守旧官僚面临失去权势的可能，因此引起的震动也非同小可。这项改革引起了轩然大波，一些守旧官僚见诏书颁发，与维新派更是势不两立。他们采用种种手法破坏这项改革，或者造谣惑众，或者上书恫吓。极力阻挠新政。

改革还受到千百年来形成的习惯势力的阻挠。受旧的习惯势力约束的人们，他们往往容易受顽固派的驱使和煽动，成为被顽固派所利用的、人数庞大的力量。由此可见，反对维新改革的人群庞杂，势力相当强大，“而改革党人欲奋螳臂而与之争，譬犹孤身之入重围之中，四面楚歌，所遇皆敌，而欲其无败<血刃>也得乎？”维新派势单力孤，他们没有军政实权，没有广大人民群众作后盾，只有一个傀儡皇帝，而这个皇帝连自己的地位也朝夕难保。这就决定了在新旧势力的交战中维新派必然失败。

◇第五篇：《殉难六烈士传》

维新变法在戊戌政变后宣告失败。慈禧太后重新垂帘“训政”。清政府到处搜捕维新派。有不少官员被革职发配，康广仁、杨深秀、杨锐、林旭、刘光第、谭嗣同等六人被杀害，史称“戊戌六君子”。梁启超在此篇中对以上六人表示沉痛的惋惜，对于清政府这种残害志士的暴行进行了指责：“究之诸人所犯何罪，则犯罪者未知之，治罪者亦未知之，旁观者更无论也。”后来这一篇单独成书，又名《戊戌六君子传》。

历经书禁

戊戌政变后，清廷一再下令通缉康有为、梁启超，查封《时务报》，禁毁康梁的所有著作，传阅者治罪。这是乾隆以后最严重的一次书禁，也是封建时代最后一次书禁。在这种情况下，此书也未能幸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