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岱年（1909－2004年），曾用名宇同，别名季同，河北献县人。中国现代哲学家、哲学史家。张岱年于1933年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任教于清华大学哲学系，后任私立中国大学讲师、副教授，清华大学副教授、教授。1952年后，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清华大学思想文化所所长、中国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1980年后任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名誉会长。

基本资料

张岱年（1909-2004），字季同，别号宇同，河北沧县人，著名的哲学家，哲学史家，国学大师，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张岱年先生1933年任清华大学助教，1936年写成名著《中国哲学大纲》。1952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1978年起张岱年先生担任中国哲学教研室主任。1979年中国哲学史学会成立，张先生被推为会长。张先生长期从事中国哲学史研究，著作等身，有极高的造诣和广泛的建树。他又是一位诲人不倦的导师，桃李满天下。2004年4月24日，张岱年先生因患心肌梗塞引起心衰竭，不幸逝世，享年95岁。

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研究所兼职研究员、中国哲学史学会会长、中华孔子研究会会长、清华大学思想文化研究所所长等。

1909年5月出生于北京，原籍河北省献县。父亲张濂，光绪（1903年）进士，授职翰林院编修。长兄张崧年是中国现代哲学家，对张岱年的学术道路选择产生了直接影响。1928年，张岱年考入清华大学，旋即退学，又报考北京师范大学教育系，被录取。1933年大学毕业时，因发表学术论文多篇，被清华大学哲学系聘为助教，从事哲学专业的教学工作。“七·七”事变以后，清华大学南迁，他滞留北京，闭门著书。1943年任教于私立中国大学，聘为哲学讲师。抗战胜利后，1946年清华大学复校，回清华大学哲学系工作，1951年晋升为教授。1952年，全国高等院校调整，调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一直从事中国哲学的教学和研究工作。1954年至1955年与冯友兰先生共同开讲新观点的“中国哲学史”课程，1956年至1957年写成《宋元明清哲学中提纲》。1957年以言陷入“反右”扩大化的网罗，五年后才恢复教学工作。1966年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开始，又遭受批判。自1957年至1967年十年间，不能正常地进行学术研究工作。1979年北大党委宣布1957年张岱年属于错划，恢复了名誉和待遇。1978年北京大学哲学系招收硕士研究生，为硕士研究生讲授“中国哲学史史料学”及“中国哲学史方法论”课程。1982年又开始招收中国哲学中博士研究生，任博士研究生导师。1978年末，中国哲学史研究会成立，被推为会长。1989年改任名誉会长。1983年参加了中国共产党。

主要著作

80年代将授课讲稿整理成为《中国哲学史史料学》与《中国哲学史方法论发凡》，又出版论文集《中国哲学发微》、《求真集》、《玄儒评林》、《文化与哲学》、《真与善的探索》、《思想·文化·道德》；又撰写了专著《中国伦理思想研究》及《中国古典哲学概念范畴要论》。刘鄂培、钱耕森等学友建议编印文集，于是编印《张岱年文集》6卷。90年代河北人民出版社建议编印《张岱年全集》，收录1995年以前的论著，共8卷。

在二十至三十年代中期，先后写了《先秦哲学中的辩证法》、《秦以后哲学中的辩证法》、《颜李之学》、《中国元学之基本倾向》、《中国思想源流》、《关于新唯物论》、《辩证唯物论的知识论》、《辩证唯物论的人生哲学》、《谭理》等重要哲学论文，第一次系统梳理了中国古代哲学的唯物论思想，阐发了中国的辩证法思想，显扬了中国人本思想，而且做出了以马克思主义哲学观点解释社会人生的尝试。受张崧年“列宁、罗素与孔子，三流合一”思想的影响，张岱年提出了文化综合创新的思路：今后哲学一个新路，当是将唯物、理想、解析综合于一。在方法上，将唯物辩证法与形式逻辑的分析方法综合起来；在理论上，将现代唯物论哲学与中国古代哲学的优秀传统结合起来。三十年代中期至四十年代，中华民族正值生死存亡之机，“应付此种危难，必要有一种勇猛宏毅能应付危机的哲学。此哲学必不是西洋哲学之追随摹仿，而是中国固有的刚毅宏大的积极思想之复活，然又必不采新孔学或新墨学的形态，而是一种新的创造。”1935－1936年，张岱年写成五十万字的《中国哲学大纲》，以哲学问题为纲，分别叙述其源流发展，以显出中国哲学的系统条理，其较高的学术品位为学界所公认，至今仍是中国哲学专业的必读书目。1942－1944年间，以振奋民族精神为己任，先后著成《哲学思维论》、《知实论》、《事理论》和《品德论》等书稿，分别论述了对立统一规律、形式逻辑定律、唯物论和人生观，初步形成了自己的一个完整的哲学结构。

学术研究

我的学术研究分三个方面，即第一中国哲学史研究，第二哲学理论问题研究，第三文化问题研究。

关于中国哲学史研究，我对于先秦诸子、汉魏哲学、宋明理学、明清实学都进行了研究，比较注意阐明中国传统哲学中的唯物论与辩证法思想。在三十年代，一般认为宋明理学分为程朱理学与陆王心学两大派别，我提‘出在程朱、陆王两派之外，还有以张横渠、王浚川、王船山为代表的气一元论。我特别注意对于中国哲学史上的概念范围的阐释，认为中国古典哲学有自己的一套概念范畴，与西方哲学与印度哲学有所不同。研究中国哲学，必须对于中国哲学的基本概念范畴有比较深切的理解。关于中国哲学，我的主要著作是：《中国哲学大纲》、《中国哲学发微》、《中国伦理思想研究》、《中国哲学概念范畴要论》等。

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研究，我在二十世纪三十年代阅读了恩格斯、列宁的哲学著作，赞同辩证唯物论的哲学，同时也阅读了英国哲学家罗素，穆尔的哲学著作，对于罗素、穆尔的逻辑分析方法也颇为欣赏。我写了《论外界的实在》、《谭理》等论文，用分析方法论证唯物论的观点。四十年代，我写了《哲学思维论》，用分析方法对于唯物辩证法进行了阐释，我认为逻辑分析方法与唯物辩证法是相辅相成的。关于哲学理论问题，我的主要论著是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所写《谭理》、《论外界的实在》及四十年代所写的《事理论》等。五十年代以后，由于教学工作的专业化，很少写关于哲学理论问题的文章了。

关于文化问题，我自三十年代即参加关于文化问题的讨论，我反对全盘西化论，也不赞同传统文化复兴论，主张汲取西方文化的特长同时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我认为，中国文化与西方相比确实落后了，中国没有创建自己的实验科学，又缺乏民主法治传统。必须向西方近代学习。但是，中国文化也有自己的优秀传统，这就是自强不息的刚健精神与厚德载物的宽容精神。我提出文化综合创新论，主张在汲取西方文化的优秀成就的同时努力发扬中国文化的优秀传统，发挥创造性思维，创建社会主义的新中国文化。

清代学者论学，将学术分为三种，即一义理之学，二考据之学，三词章之学。我比较注意研究义理之学与考据之学。我认为宋明哲学中的气一元论哲学是中国哲学的优秀传统，是值得宣扬的，我高度评价中国古代哲学中的唯物论传统与辩证思想，试图将中国哲学中的唯物论与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结合起来。我坚持唯物论、赞扬辩证法，老而弥笃，在方法论上，既强调分析，又主张综合，试图将分析与综合结合起来，坚持分析与综合的统一。

做学问的方法

学术有许多门类。简言之，有哲学，有人文社会科学，有自然科学。自然科学与人文社会科学又分许多学科。学术的总目的是追求真理，追求对于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正确认识。各门学科各有一定的方法，彼此不同；但是各门学科也有一些基本方法是彼此相同的。一切学术的基本方法可以说有三个，一为思与学的统一，二为知与行的统一，三为述与作的统一。

孔子曾说：“学而不思则罔，思而不学则殆。”这句话到现在还是正确的。学是接受已有的知识，思是独立思考。学而不思，只知接受已有的知识而不进行独立思考，则将迷惘而无所得。思而不学，不接受已有的知识，则将陷于荒谬。研究学问，一方面要继承前人已经达到的成果，另一方面又要从事独立思考，发前人所未发，取得新的成果。学是基础，思是在学的基础之上进一步独立思考，以达到前人所未达到的更高境界。时至今日，前人做出的成果已有很多很多。然而宇宙万象是无穷无尽的，人对于人类社会生活的认识亦尚待提高。因此，思与学都是没有止境的。

明代哲学家王阳明曾讲“知行合一”，知是认识，行是实践。知行合一即是认识与实践的统一。实践是认识的基础，又是判断认识正确与否的标准。王阳明的“心外无物”的唯心论是错误的，但“知行合一”还是正确的。应该承认，“知行合一”是唯物论的基本观点。研究学问，应该从实际出发，最后更要以实践加以检验。自然科学以实验室的实验为依据，社会科学的实验则复杂得多。

述与作的统一即是继承与创新的统一。孔子自谓“述而不作”，墨子则主张述而且作。在这个问题上，墨子是正确的。文化学术的发展离不开创新。对于前人已经发现的真理，必须加以继承。不了解前人已经达到的成就，也是一种盲目性。学亦称为学问，这个“问”字有重要意义，治学只有发现问题、解决问题，才能称为真学问。

如能发现问题、解决问题，就是有所创新。创新即是提出新的观点，具有新的发现。宇宙万象复杂繁衍，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是无穷的，因而常有新的现象涌现出来。研究新的问题，提出新的观点，这是学术创新之路。创新是学术发展的关键。

以上三个方法是研究学问的基本方法。遵循这三个方法进行学术研究，就可能取得成果；违反这三个方法，就必定不能取得成果。这三个基本方法是研究任何学问都必须遵循的。

《文化与价值》

文化与价值

著者：张岱年

定价：26.00元

书号：ISBN-7-5011

-6532-7/B•49

装帧：平

开本：20开

出版日期：2004.4

［书评］

一个耄耋老人，一辈子饱经沦桑，看到了人世间的许多事情，许多变化，他肯定是有许多思想需要总结，有许多话要讲；这本《文化与价值》就是他最想讲的话，是他一辈子研究哲学、特别是研究中国哲学最后的，也是最重要的总结。

张岱年的哲学遗言——读《文化与价值》里程

张岱年先生在本社出版他的哲学论文集《文化与价值》后不久，就与世长辞了，因此，我们完全可以将这本文集视为他的哲学遗言。

“作《易》者，岂有忧患乎?”我们读过这本书后，就能进一步体会张老的用心所在。中国能历经数千年的发展，创造了许多辉煌，而一直未曾中断过，决不是偶然的，其中中国文化中的中国人的哲学思想发挥着重要作用。这种哲学思想是以儒家思想为主流的。可是中国社会发展到16世纪以后就停滞了，而西方诸国接受了中国的四大发明后却突飞猛进，一直到19世纪中叶，列强以坚船利炮来轰开中国的大门，这又是为什么?当然也要到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中去寻找原因。因此到了20世纪初，中国的知识分子将落后的责任完全归于中国传统文化，也就可以理解。但否定了传统文化，导致了中国价值观的失落，而新的价值观迟迟建立不起来，这就不可避免造成国人思想上的混乱与空虚，大大不利于中国社会的发展。这就是张老忧患之所在。在这本书中，张老首先论述了价值的层次。他对价值的传统定义。

“需要的满足”进行了分析，认为这是不够的。他认为：价值不仅是“满足需要”的问题，而且包含“衡量需要”的问题。价值的含义有三个层次:(一)价值是客体满足主体的需要，凡是满足主体需要的，即有价值的。(二)对于需要的评论问题，即衡量需要的价值的高低。(三)既然对于需要有评价问题，对于具有需要的主体，也可以进行评价。主体本身的价值，这是价值的第三层含义。我理解张老的这一分析，是从客体、客体与主体的关系、主体三个角度全面界定价值的含义，无疑是充分的，也是正确的。这是张老对价值观哲学的一大贡献。

张老对价值的重新界定，意在强调主体即人的内在价值，而这正是对中国古代哲学重视人的思想的一种彰显。张老说得很清楚:中国古代哲学提出“天地之间人为贵”的命题。近代以来，也流传着一句名言:“在世界上，人是最宝贵的。”这所谓贵，不是说人类能满足什么需要，而是说人类具有其他物类所未有的优越性质与能力。

正是在这一点上，张老对中国古代哲学的核心思想进行了梳理，这在本书的多篇文章中从不同角度反复出现。大致有(一)、对于天人关系的深切的理解；(二)、对于群已关系的正确认识；(三)、“民之秉彝”的人道观；(四)、以和为贵的价值观；(五)、“自强不息、厚德载物”的文化精神等几个方面。意思是其中包含的精义，无疑值得我们继承。

张老对中国文化与中国哲学的主流——儒家的思想进行了细致而深刻的辨析。他认为我们应对儒家的道德准则——三纲五常予以区别对待。对于三纲，必须加以彻底批判；对于五常八德应加以分析抉择。他认为我们应确立新三纲：①爱国主义，②为人民服务的集体主义，③社会主义人道主义;

而应该肯定或加以改造之后应该肯定的道德规范有：①忠(区别于忠君之君，可以称为公忠)②信(诚实)③慈(深切的同情)④孝(爱敬父母)⑤廉(亦可称为廉耻)⑥礼(礼节)⑦勤(勤劳)⑧俭(节俭)⑨勇(勇毅)。

张老的这一辨析无疑是建设性的，是有价值的。但由于他是立足于中国传统哲学，对西方的价值观吸取得不够充分，例如近代以来所倡导的民主、科学精神，就应该在这里面有所体现，特别是平等观念。当然，不论张老提出的观点是否完全正确或完全适用于中国社会，都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研究，其良苦用心都是值得称赞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