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说文解字》，简称《说文》。作者是东汉的经学家、文字学家许慎。《说文解字》成书于汉和帝永元十二年（100年）到安帝建光元年（121年）。《说文》旁见的说解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说文》有的正篆下解释有误，而旁见的说解非常精辟；二是因为《说文》限于体例，在正篆下只能解释字的本义，而旁见的说解可以解释字的语源义、引申义、乃至假借义；三是因为造合体字时所用构件的取意不一定是字的本义，所以要另作说解。

这部书打破了《说文》专讲本义模式，不仅解说文字的形体，而且通释字词的义训，阐述词义的系统，确定每个字在古音系统中的声韵地位，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好书。

内容简介

《说文解字》内容共十五卷，以小篆为研究对象，同时参照小篆以外的古文、籀文，其中一至十四卷为文字解说，十五卷为叙目，每卷都分上下两篇，实为三十卷。共收字头9353个，重文（古文、异体等）1163个，字头以小篆为准，兼有古文、籀文等异体。

目录结构

许慎根据文字的形体，创立540个部首，将9353字分别归入540部。540部又据形系联归并为14大类。字典正文就按这14大类分为14篇，卷末叙目别为一篇，全书共有15篇。《说文解字》共15卷，其中包括序目1卷。许慎在《说文解字》中系统地阐述了汉字的造字规律——六书。

现代看法

一、明确学习《说文》的意义

“汉文字的一切规律，全部表现在小篆形体之中，这是自绘画文字进而为甲文金文以后的最后阶段，它总结了汉字发展的全部趋向，全部规律，也体现了汉字结构的全部精神。”（姜亮夫《古文字学》59页，浙江人民出版社1984年版）可以毫不夸张地说，正是因为有了《说文》，后人才得以认识秦汉的小篆，并进而辨认商代的甲骨文和商周的金文与战国的古文。

利用《说文》考释甲骨文金文的最基本的方法是“比较法”，即通过已识字和未识字的字形对比来考释古文字。宋人释读金文就是从“比较法”开始的。“因为周代的铜器文字和小篆相近，所以宋人所释的文字，普通一些的，大致不差，这种最简易的对照，就是古文字学的起点。一直到现在，我们遇见一个新发现的古文字，第一步就得查《说文》，差不多是一定的手续。”（唐兰《古文字学导论》增订本，165至166页，齐鲁书社1981年版）。

“比较法”在运用过程中被逐步发展完善，一开始只是笼统粗略地对照未识字和已识字的字形，以后认识到应该从文字可以分解为偏旁的角度去进行字形的分析比较。

这种偏旁的比较不仅使字形的对比变得精密合理，而且在释读古文字时能够起到举一反三以简驭繁的作用。如果要进行“偏旁分析”，就必须熟悉小篆的形体结构，就必须熟悉《说文》，因为《说文》的旨趣就在于“说文”、“解字”，即一方面阐述每个独体字的字形的含义，一方面解析每个合体字的构成情况，指明合体字由哪些偏旁构成，以及第个偏旁在记录语词汇的音和义中起什么作用。

在考释古文字的时候，有《说文》的正篆或重文可资对照，那么释读起来就确凿可信。如果是《说文》中没有的字，哪怕已经认清了古文字的偏旁结构，甚至已经可以确定它的意义，比如说是人名、地名或祭名，但是音读不明，还不能说完全认识了这些字。

如果说，小篆不如甲骨文金文更能体现原始的造字意图，这是《说文》的劣势的话，那么甲骨文金文缺乏大批有影响的文献语言做根据，而《说文》的字义说解来自古代的经传典籍，这又是《说文》的优势。所以，如果要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或者进行古汉语词汇研究，还要把《说文》作为主要依据。

《说文》之学是根柢之学，它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词典学以及文化史上都占有显着的地位。它与词义的关系尤其密切。我们解释古书上的疑难字词之所以离不开《说文》，因为《说文》训释的是词的本义，而本义是词义引申的起点。我们了解了词的本义，就可以根据本义的特点进一步了解引申义、以及和本义毫无关系的假借义。我们了解了哪个字是本字，就可以进而确定通假字，并且掌握文字用法的古今之变。

二、初步了解《说文》的编排体例

《说文解字》四个字告诉读者，这部书由“文字”和“说解”两部分组成。对于文字部分，我们需要了解两个问题：一是《说文》收了哪些字，二是怎样把这些字编排起来的。

许慎之所以把小篆作为收字和注释的对象，有着深刻的历史原因。因为小篆是一种经过系统整理的文字，是“书同文”的产物，它比籀文和古文都规范、完备；因为小篆从籀文脱胎而来，与籀文大部相同，不同之处仅仅在于有些字在籀文基础上稍加简化；因为小篆同六国古文固然有不同的一面，但是也有相同的一面，拿出土的石刻儒家经典中的古文和《说文》中的小篆相对照，相同的占35%（曾宪通《三体石经古文与〈说文〉古文合证》，载《古文字研究》第七辑）；

所以把小篆作为字头也就涵盖了那些与小篆相同的古文和籀文。许慎在《说文·叙》中说：“今叙篆文，合以古籀。”指明的是所收的正字，而非指重文。据统计，《说文》重文中指明古文的有500字出头，指明籀文的有219字，远远少于许慎所能见到的古文和籀文。这说明和小篆相同的古文、籀文决不在少数。

把两处（《说文·叙》、《汉书·艺文志》）记载参照起来看，可以肯定，许慎讲的“凡《仓颉》以下十四篇，凡五千三百四十字”，指的是汉初整理的《仓颉篇》（55章）及扬雄所作的《训纂篇》（34章），共14篇，89章，每章60字，正5340字。如果再加上班固所作的《续训纂篇》13章，总计102章6120字。那时六艺群书当中所能见到的文字大抵在这五六千字的范围之内。

作为供人查检的字典，《说文》收字全面、系统，不仅包括难懂的字词，而且包括常见的字词，《说文》收正字及重文共10516个，可谓集汉代文字之大成。《说文》也有一些常用字没收，甚至在《说文》的说解中出现的一些字也不见于《说文》的正文。其中有些字没收并非是由于疏忽，例如“刘、由、希、趾、铭、志”等字。

当然，我们这样说，并不是要证明《说文》收字尽善尽美，而只是说明许慎的收字原则。事实上，由于许慎轻视后起的俗字，所以尽管在说解中随俗，使用这些字，但是坚持不把这些字作为正字收进《说文》。另外，由于疏忽或见闻不及，《说文》也遗漏了一些字。

《说文》的重文即异体字，包括古文、籀文、篆文、秦刻石、或体、俗体、奇字、通人掌握的字、秘书中的字，共九类。《说文》以小篆作为字头，与小篆不同的古文和籀文则作为重文。这是正例。有时为了立部的需要，把古文作为字头，把篆文列为重文。这是变例。秦刻石即秦朝时在石头上刻的文字，也是小篆。

或体指另外的形体，多为小篆。俗体指在民间流行的字体，限于小篆。奇字指古代某种特殊的字体，属于古文。通人掌握的字，指来源于专家的特殊的字。秘书中的字，指那些讲阴阳五行、秘密而不公开的书里所用的特殊的字。这两类字也限于小篆。在以上九类重文中，古文、籀文、或体三类占了绝大部分，其他六类为数很少。

重文列在正字下面，不产生编排问题，而9353个形态各异的正篆怎么编排，确实是一个难题。人们在长期使用汉字的过程中已经对汉字的分部有了一定的认识。许慎正是在这个基础上，提出“分别部居，不相杂厕”（《说文·叙》）的编排汉字的原则。

许慎把众多的汉字按形体构造分成了540部，创造了一套成体系的“偏旁编字法”。

这540部又是怎样编排起来的呢？据《说文后叙》，是“立一为专”、“毕终于亥”，“杂而不越，据形系联”。540部按“始一终亥”编排，表现了许慎的哲学思想，这是时代风尚所致，不必苛求古人的。

“据形系联”指的是根据字形相近来安排次序。部首排列也有“以类相从”的情况。

除了“据形系联”和“以类相从”之外，部首排列也有亳无道理可言的情况。南唐徐锴曾专论《说文》“部叙”（《说文系传》第三十一卷），试图把每一部的次序都讲出点道理。其实，在严格的检字法部首问世之前，部首的排列不管从形体出发，还是从意义出发，必然具有不确定性，我们既不必苛求许慎，也不必强作解人。

每部当中列字的次第，大致来说是按照意义排列，把意义相关的字排在一起。按照《说文》列字的体例，凡是与部首形体重叠或相反的，都列于该部之末，所以“禁”、“禫”二字或者是被后人颠倒了次序，或是是后人附益的字。

许慎对于各部中字的排列都有一些安排，不过部与部之间因内容而异。

总而言之，《说文》的“部叙”和部内收字次第虽然有一定的安排，但是并没有严密的体例。初学《说文》，要查检某个字，往往不知道它属于哪一部。《说文》的部首是文字学的部首，与后代的检字法的部首不同。要想顺利地翻检《说文》，必须逐步熟悉《说文》的540部及汉字的构形。

这当然不是件容易的事，就连刊定《说文》的徐铉也感叹说：“偏旁奥密，不可意知；寻示一字，往往终卷。”（《说文解字篆韵谱》序）好在中华书局影印的大徐（铉）本《说文》后边附有部首检字和正文的检字，能够帮助我们解决不少问题。还有一个办法，就是通过《汉语大字典》来查检《说文》。凡是《说文》所收的字、所作的说解，这部大型词书都收录了，并作了进一步的解释，可供读者参阅。

三、仔细体会《说文》的说解方式

《说文》说解文字的一般格式是：首先解释字义，其次分析字形结构，然后根据情况补充其他方面的内容，如引经作为书证，用“读若”标音，等等。对于部首，都要标明“凡某之属皆从某”这样一句话，而对于部首所辖的字都要标明“从某”来呼应。“从”表示在形体上和意义上的从属关系。因为《说文》只解释字的本义，所以在大多数情况下只列举一个义项，如果有必要说明另外的意义，则用“一曰”表示。大致说来，说解的次序是先解释字义，再分析字形，然后用说明形声字声旁及譬况读音的方法说明字音。

《说文》的释义方式，或者用词释词，或者用短语释词。用词释词，在训诂学上称作单字相训，又称直训。以上直训可分四种类型。第一种是甲词释为乙词，而乙词不采用直训方式进行解释。第二种类型是甲词释为乙词，而乙词又释为甲词，这在训诂学上称作互训。第三种类型是甲词、乙词、丙词同释为丁词，这在训诂学上释作同训。第四种类型是甲词释为乙词、乙词释为丁词，丁词又释为甲词，这在训诂学上称作递训。

以词释词的优点在于简洁明了，尤其是在沟通古今语言、对译通语方言方面更是其他释义方式所不能企及的。《说文》的用意在于把方言译成通语。直训的释义方式重在以易释难、以今释古、以通释别，系联了相互训释的各词之间的同义关系，展示了被释词所属的义类。直训的缺点是，对词义缺乏细致的分析，未能揭示出词的内涵和外延，对同义词只求其同，不求其异，不能使人了解到同义词之间的区别。

用短语释词，或用一句话、几句话来阐明词义的界限，对词所表示的概念的内涵作出阐述或定义，古人把这种训释词义的方式叫下义界。《说文》给词下义界，简明扼要，准确生动，具备了现代字典的特点。

《说文》对于数目、度量衡、亲属称谓的解释和今天的解释毫无二致，这是因为古今的认识一致。对于其他事物，例如对于动物、植物、昆虫等等，许慎尽管缺乏现代的学科知识，但是也能够从生活经验出发指出被释词的属别。比如“蚤”是一种昆虫，“雀”是一种鸟，许慎根据它们的生活习性分别释为“跄人跳虫”和“依人小鸟”。在《说文》中经常采用这种类别式的下定义的方式，也就是说，在大类名的前面加上适当的限制或修饰成分。

这种界说，一方面能够表现词的特点，另一方面还能够把这个词和邻近词区别开来。类别式的义界在《说文》中占很大比例。有些形容词没有适当的同义词不好互训，但是有相应的反义词，所以往往用否定语作注解。如“假”为“非真也”，“旱”释为“不雨也”。这样做既省事又明白。《说文》有时对词进行描写、比况式的说解。在《说文》中，对于实物、对于行为或状态，都可以描写或比况，至于对于历史和地理的叙述，也是一种描写，如释“馆”时叙述《周礼》，释“河”时叙述黄河的发源和流向。

王力先生把《说文》用下义界说解字义的方概括为五种，即：天然定义、属中求别、由反知正、描写、譬况。（《理想的字典》，载《龙虫并雕斋文集》第一册第350页，中华书局1980年版）

从释词方式着眼，有直训和义界之分；从释词目的着眼，有义训和声训之分。如果释词的目的在于说明词的含义，这是义训。如果释词的目的在于说明词义的来源，即选用与被训释词音近义通的同源字来作训释词或主训词，这就是声训。义训可以选择直训和义界方式，如上文所述，声训也可以选择直训和义界方式。

以上情况是用训释词说明被释词的语源，前人称之为推因。还有一种情况，是用短语或一两句话来说解被释词，并在说解中指明被释词汇的语源。如“韩”释为“井垣也”，这是解释词义，而说解中的“垣”字与被释词“韩”在古音中既双声又叠韵（同属迎母元部），意义也相通，所以实际上许慎是以“垣”释“韩”的语源。我们把下义界时对被释词进行声训的训释字称作主训词。读《说文》的说解要特别留心找出主训词。

有主训词而轻易放过，只能算读懂了说解的皮毛；找出了主训词，才算懂得了说解的精髓。主训词都有实义，大都处于说解中的关键位置，只要从音义两方面去和被释词比较，并不难找到。拿上述例子来说，“斐”释为“分别文”，“文”是主训词。“娶”释为“取妇也”，“取”是主训词。“潮”释为“水朝宗于海”，“朝”是主训词。“婢”释为“女之卑者也”，“卑”是主训词。这些主训词自然贴切地指明了被释词的语源。

有时《说文》的一条说解同时使用直训和义界两种形式，而目的都在于说明语源。如“媒”，释为“谋也”，又进而说明“谋合二姓也”；“山”释为“宣也”，又进而说明“宣气散生万物”。有时《说文》首先说明词义，然后论述其得名的由来。

在现代一般的语词词典中不进行语源的解释，这个任务由专门的语源学词典承担，而传统的训诂则既包括义训又包括声训。尽管声训还不能算作严格意义上的语源学的探讨，但是它所反映的古人对词义的语源学的解释有一些是可取的，我们在读《说文》的时候应该潜心体会，适当取舍。

《说文》分析字形结构有一套程式化的用语，简而言之，对于象形字多使用“象形”、“象某形”、“象某某之形”、“从某，象某某”、“从某，象某某之形”这些用语。

《说文》中除了指明“上”、“下”二字为指事以外，对其他指事字的说解用语与对象形字的说解用语大大致相同，多使用“象形”、“象某某”、“象某某之形”、“从某，象某某之形”等语。比较特殊的说解用语是“从某，某······”例如：“本，木下曰本。从木，一在其下。”（《木部》）“末，木上曰末。从木，一在其上。”（《木部》）说解中的“一”是指事符号。

《说文》对于会意字最经常使用的说解是“从某，从某”、“从某某”、“从······某”、“从某······某”；对于省形字使用“从某省，从某”、“从某，从某省”这些用语。《说文》中的异体会意字绝大多数是合二体会意，其中“从某某”及“从某······某”的形式可以连读成文。

《说文》对于形声字的说解，多使用“从某，某声”、“从某从某，某亦声”、“从某某，某亦声”、“从某省，某声”、“从某，某省声”等用语。形声字多为一形一声，“从某，某声”是形声字最通常的形式。“亦声”字是声旁有显示语源功能的形声字，古人称为会意兼形声或形声兼会意。“从某省，某声”，说解的是形旁有所省略的形声字。“从某，某省声”，说解的是声旁有所省略的形声字。

六书反映在字的构形上只有象形、指事、会意、形声等前四书。转注是给同义词造字的一种方法，除了在《说文叙》中许慎举出“考”、“老”为转注字外，在正文中从未提及，我们初学《说文》可以不必深究。至于假借，因为是以不造字的方式来满足记录语言的需要，所以许慎不可能指明哪一个字是假借，但是许慎指出了一些字的假借用法。

许慎用“故为”、“故以为”、“故借以为”、“故因以为”等用语说明假借义与本义存在着引申关系。在《说文·叙》中，许慎说：“假借者，本无其字，依声讬事，令长是也。”也是把不给引申义造字仍用原字作为假借。后人讲假借比许慎又前进了一步，不仅讲引申本义的假借，而且讲纯粹借音的假借，而纯粹借音的假借最能体现假借的本质。

《说文》解释字音采用两种方式。一种方式是对于形声字都注明“某声”、“某亦声”、“某省声”，从而形成了一套完整的形声系统。把若干层次的主谐字和被谐字都系联起来，这就是汉字的形声系统。清代有很多人作过这种工作，其中严可均的《说文声类》最完整、系统。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打破了《说文》原有的分部，按照形声系统重新进行了编排。更值得提出的是段玉裁作《六书音韵表》，经过对《说文》形声系统的研究，提出了“同声必同部”的理论。

比如上述从“工”得声的字，以及从以“工”为声旁的形声字得声的字，都属于一个古韵部——东部（ong）。这个发现非常重要。从此研究古音不仅可以依靠《诗经》、《楚辞》等韵文，而且可以借助于《说文》的形声系统。

《说文》解释字音的第二种方式是用读若比拟汉代的音读。许慎在世时还没有发明反切，当时注音使用譬况法，有的用一字拟音，有的用俗语注音，有的用方言注音，有的用成词、成语注音，还有的以义明音。在用譬况法拟音时大多用“读若某”，有时也采用“读与某同”的说法。

许慎着《说文》，多处引用孔子曰、韩非子曰、贾侍中（贾逵）说、刘向说、杜林说、扬雄说、司马相如说、谭长说、官溥说、王育说······来说解字形、字义、字音，做到‘博采通人，至于小大，信而有证“（《说文·叙》），对于有些文字形音、义不清楚的地方，则标明一个“阙”字。

最后我们讲一讲《说文》注释的三种特殊格式。一是合释联绵词。对于联绵词，《说文》将构成联绵词的那两个字放在一起解释。这说明许慎已经初步有了词的观念。二是“连篆为释”。《说文》的正篆是被注释的对象，但是有时候正篆一身二用，既作为被注释字，又作为注释字，要跟注文中的字连读。例如：“离，黄仓庚也”，“参，商星也”，要读为“离黄，仓庚也”，“参商，星也”。

本来，《说文》收字每个正篆后附列一个隶书，后来把隶书删去了，又误把与正篆相同的第一个说解字也删去了，所以才造成这种费解的体例。三是“复句为释”。《说文》的释文一般是一个词、一个短语或一句话，但是也有两个词、两个短语的时候，我们把这种体例称为“复句为释”。《说文》在流传过程中，有的“复句为释”中间的“也”字被删掉了，使说解变得晦涩难懂，如果补上“也”字，恢复成“复句为释”，释文就显豁了。

例如：“寻，绎（也）理也。”（《寸部》）“标，本杪（也）末也。”（《木部》）以上所讲到的后两个问题涉及到校勘。古书流传过程中，不管是手抄还是刻版，都造成一些讹误。如果我们能够精心地体会《说文》的说解体例，自觉地订正讹误，不但可以大大提高我们的研读水平，而且可以培养我们严谨的治学精神。

四、深刻理解《说文》的释义原则

《说文》是一部古文字字典，它按照文字学的要求解释本义，努力做到两个统一，即：形和义的统一，文字和语言的统一。所谓形义统一，是说《说文》全面分析了小篆的构形体系，根据字形来解释文字的本义。所谓文字和语言统一，是说《说文》的释义是直接从文献语言中概括出来的，是与文献语言相符合的。

古人说：“许书之要，在明文字之本义而已。”（江沅《说文解字注后叙》）所谓本义，指的就是体现在文字字形上的字义，它一方面反映出表彰文字初期的造字意图，另一方面又确实是在古代典籍中被使用过的词义。

小篆的字形反映的是文字的造义，古籍中的用例反映的是词的实义，在《说文》中二者大多是一致的，但是也有不一致的情况。

所以造成这种情况，是由于文字的造意和词的实义存在着一定的矛盾。尽管造意是以实义为依据的，但是它有时仅仅是实义的具体化、形象化的说明，语言中被使用的实义要概括、抽象得多。因为《说文》要紧密结合字形说解字义，限于体例又只能用极简单的话来训释，所以就难免迁就造意。我们在理解《说文》的这种训释时，只需要除去那些形象的具体因素而加以进一步的概括，就能把字的造意和词的实义一致起来。

由于拘泥于字形，《说文》对造义也有解释得不够确切，甚至迂曲荒谬的时候。

总的来看，尽管《说文》对于字义的训释存在一些问题，但是绝大多数释义是有文献语言作为根据的，是可信的。《说文》虽然没有自觉地在每个字下都引用书证，但是这并不是说对这些字的训释没有文献的根据。

由于《说文》的绝大多数训释是有文献做根据的，所以对字义的解释比对字形的解释可靠性要大。往往有这种情况，《说文》把字形解释错了，但释义并不错。

我们说《说文》中的绝大多数训释有文献根据，并不是说就可以迷信《说文》。由于时代的局限，《说文》的语言资料只能取自周秦文献，所收的文字不过是晚周、秦皇以至汉代的字体综汇。至于甲骨文，因为出土很晚，许慎当然无从看见，就是金文也见的极少。这些都限制了他的眼界，在写作《说文》时遗漏和谬误之处自不能免。

我们要在读《说文》时坚持形义统一的原则，首先要了解、掌握小篆的构形体系及六书理论，此外还要注意学习一些古文字的知识，吸收古文字的研究成果，来补充、纠正《说文》。

我们要在读《说文》时坚持《说文》与文献相结合的原则，掌握古人提倡的“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训诂方法（陈焕《说文解字注·跋》）。

我们要学会利用《说文》的材料去解决文献阅读中遇到的问题，更准确更深入地解释词义，这就是“以字考经”。

五、逐步掌握《说文》的构形体系

汉字发展到小篆阶段，其结构已经完全符号化了，这突出地体现在合体字上。在甲骨文中，图画性很强的会意字（唐兰称其为象意，姜亮夫称其为象事），到了小篆，或者将其拆散分别变成有音有义的构件然后重新组合，或者废弃不用另造形声字。这些字的构形特点是“据事绘形”，即根据词义以比形会意的方式分别造出一个个字来。这些字图画性强，符号性差；整体性强，分析性差；在字的内部，浑然一体，在字与字之间，缺乏整体的联系。

这种造字方式是初级的，也是低能的。到了小篆，不仅已经完全抛弃了“据事绘形”的造字方式，而且对汉字体系中已经存在的这种字进行了改造。从甲骨文到小篆，这种图画性的合体字通过加强符号性，加强分析性，改造为由文字构件合成的会意字。这是一种情况。另一种情况是对甲骨文的形体进行更彻底的改造，变会意字为形声字。“沬、何、队、囿“等字就属于这种情况。

汉字结构到小篆已经形成了完整的定型化了的科学体系。这个体系经过许慎的分析综合，体现在《说文》的分部及说解之中。我们要了解小篆字系，首先应该从《说文》540个部首入手、去研究、把握小篆构形的普遍规律。这540个部首三分之二以上是独体的文，也是小篆字系的文字构件，将近三分之一的部首是合体的字，可以进一步分解为若干个文字构件的。《说文》之所以把包括同体会意的不少合体字作为部首，是因为《说文》遵循文字学的原则，按字的意义来归部。

因为《说文》要严格贯彻文字学的原则，所以尽管有些部所统辖的字极少，甚至有些部连一个统辖字也没有，也要设立这些部首。《说文》全书共有36个部首没有统辖字，但是仍然在这些部首字下注明“凡某之属皆从某”。《说文》之所以这样做，是为了维护小篆构形体系的完整。既然这些字有音有义，是最小的形体单位，并且绝大多数字曾经作为文字构件进入合体字担任形旁或声旁，那么我们就应该承认它们的构字功能。

有些没有统辖字的部首字，即使只作过形声字的声旁，如“燕”字，也应该承认它具备潜在的作为汉字形旁的能力。有些人之所以产生没有统辖字就不应该设立部首的想法，是因为拘守于检字法的原则，不了解《说文》的构形体系的缘故。

《说文》分部从分不从合，只要形体有别，哪怕意义完全相同，也要分为不同的部首。

这个原则无疑是正确的。但是许慎由于拘于形体，也有分部不当的时候。也有分得过于琐碎，把小于文字构件的笔画作为部首的情况。

《说文》分部根据的是意义，所以在部首字下标明“凡某之属皆从某”，540部基本上坚持了这个原则，可是也有自乱其例的情况。

在《说文》的构形体系中，每个部首都有形、有音、有义，每个文字构件都有形、有音、有义，这标志着小篆字系已经发展为一个严整的、定型了的科学体系。值得注意的是，在小篆字系中，有时小于文字构件的笔画与文字构件形体相同。例如“一”这个形体，作为文字构件，是数字，表示最小的正整数，读yi1。同样是“一”这个形体，如果并不表示最小的正整数，那么它就是小于文字构件的笔画。许慎对这两种情况基本上区分开了。

试看以下说解：对于独体的象形字，许慎有时也从正字法的角度去解释字形。这仅仅是就小篆的形体而言，只要我们认真对照一下小篆的字形就不难明白许慎的用意。有的搞文字学的人，竟据此痛斥许慎缺乏起码的常识。这真有点让人哭笑不得。我们并不是要迷信《说文》，只是说应该尊重前贤，尊重民族的文化遗产，“使许氏说不可用亦必得其说然后驳正之”（戴震《答江慎修先生论小学书》）

近年来对《说文》构形体系的研究取得了可喜的成果。北京师范大学王宁教授主持完成了“《说文》小篆字系研究”，其中一个重要部分就是对于“形位”和“形位生成法”的研究。所谓形位，指的是“从汉字字符系统中离析出来并纳过的具有能生成新字符和区别造意功能的最小的构形功能客体。”它是组构汉字的基础构件。

经过初步整理和归纳，他们得出了小篆字系的全部形位，共284个（其中成字形位284个，非字形位62个）对《说文》小篆字系的研究对于我们学习《说文》的构形系统会有极大的帮助。

六、学会综合运用《说文》的资料

《说文》是一部供人查检的字典，同是也是一部供人通读的有理论有体系的文字学着作。读《说文》贵在融会贯通，能够综合运用书中有关形、音、义的各种资料。这主要包括：一是综合利用《说文》正篆下的说解及旁见的说解，二是综合利用《说文》的被训释字及训释字，三是充分利用《说文》的重文、引经的异文以及读者。要做到综合运用，最基础的工作是把散见的形、音、义的资料一一系联起来，互相参见，其中有些资料要集中起来，抄在本篆的书头上。

拿天干地支字来说，《说文》受汉代风尚的影响，在解释这些字的专科义时，不免阴阳怪气。但是在分析合体字涉及到天干地支字的语词义时，有些见解非常精辟。

旁见的说解很宝贵，有的能够纠正本篆下说解的谬误，如上例所述；有的能够对本篆的说解起补充说明的作用。

《说文》旁见的说解之所以重要：一是因为《说文》有的正篆下解释有误，而旁见的说解非常精辟；二是因为《说文》限于体例，在正篆下只能解释字的本义，而旁见的说解可以解释字的语源义、引申义、乃至假借义；三是因为造合体字时所用构件的取意不一定是字的本义，所以要另作说解。下面补充一例，说明如何利用《说文》旁见说解明假借。

《说文》在讲到字的构意时，有时采取比附的方式，讲“某与某同意”。段玉裁说：“凡言某与某同意者，皆谓字形之意有相似者。”（《说文解字·注》“工”字下说解）我们在读《说文》的时候，要把这些构意相同的一组组字分别系联起来，做到互见，从比较中深入了解这些字的形义关系。

下面我们讲一讲如何综合利用《说文》的被训释字及训释字。一般来说，读《说文》是要通过训释字来了解被训释字，但是有时候训释字的词义不好把握，被训释字的词义却很明确。这时，我们不妨倒过来，通过被训释字来了解训释字。

《说文》9353个正篆都是被训释字，其中很多字还做过训释字。我们如果把这些做训释字的资料都抄录在正篆的书头上，可以互相参照，有利于我们更准确更全面地了解正篆的意义。

研究《说文》的训释字很有意义，因为训释字和被训释释字之间的音义关系很密切，这里所讲的通过被训释字了解训释字以及综合利用正篆作为被训释字和训释字的材料，只是其中的一个方面。黄侃先生曾经把《说文》的所有说解字一个一个地研究过，《黄侃论学杂着》中所收的《说文说解常用字》就是当时搜集的资料。

我们应该借用前贤的方法，注重对《说文》训释字的研究。从辩证的观点来看，同一个字可以处于被训释字的地位，也可以处于训释字的地位，并且在多数情况下是处于训释字的地位，那么要全面深刻地了解这个字的意义，当然应该把所有关于这个字的资料都集中运用起来。

《说文》有1163个重文，读《说文》时千万不能忽视这批资料。《说文》中有不少省声、省形字令人怀疑，如果有不省的重文，那么对于字的省声、省形就无可怀疑了。通过《说文》的重文，可以了解到文字向简化、形声化发展的趋势。由此可知，《说文》中的重文具有历史性，并不是一成不变的。我们通过重文的分化可以了解到文字的孳乳情况及字用的变化。重文中的古文、籀文对于我们识读甲骨文金文，进而纠正正篆的讹误的字形及说解极有帮助。

重文中还蕴藏着极为丰富的语音材料。清人钱大昕证明《古无轻唇音》、《舌音类隔之说不可信》就大量征引了形声字的异文。形声字由于声旁不同而构成异体字，前人称之为声母互换，训诂家通过声母互换的事实来沟通音义联系的线索，找出造字时的通借字。

《说文》引经典1083条作为书证，对于这些材料也应该注意综合运用。一方面要注意对《说文》所引经文的异文进行比较，另一方面要注意对《说文》所引经文与现今经典文本的比较。由此看来，通过《说文》引经的异文可以明通假，这对于浑入了解字义，正确地释读古籍大有帮助。

最后我们讲一讲如何利用《说文》的“读若”。《说文》用“读若”的办法为800多个字注音，其中只有四分之一左右的“读若”专拟音读，其他四分之三左右的“读若”不仅注音，而且连带解释了古代典籍上的文字训诂问题。我们在读《说文》时应该从四个方面去注意领会“读若”中蕴含着的文字训诂材料。所以这一类“读若”标明了通行的异体字。《说文》的这一类“读若”标明了通行的后出字。标明了它们之间存在的同源通用的关系。

《说文》用“读若”的办法标明了典籍中通行的通假字。这种情况在“读若”中所占比重很大。如果我们能够熟练地掌握这此通假用法，对于阅读古籍会有很大的帮助。（参见陆宗达《〈说文〉“读若”的训诂意义》，载《训诂学的研究与应用》，内蒙古人民出版社1986年出版）

七、注意吸收前人的研究成果

初读《说文》，要借助一本好的注释。大徐本和小徐本《说文》只有简单的校语或案语，对于初学者理解原着裨益不大。清人的注释当首推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当年黄侃先生指导他的弟子学习《说文》就是从点读段注开始的。点读完第一遍以后，还要换一套书点读第二遍（据陆宗达先生面述）。

陆宗达先生指导他的研究生学习《说文》，仍然遵循这个传统，一入学首先用两个月时间点读一遍段注，完成之后，再用一个月时间点读第二遍，两遍段注通读之后，才开始进一步学习《说文》。《说文》博大精深，体例繁富，文字简古。段玉裁的，说文解字·注》是指点学习《说文》门径的最好教材。

读段注要注意几个问题。要注意的第一个问题是，看段玉裁如何校订《说文》传本的讹误。段氏非常擅长校书，他一方面以大小徐本《说文》作为底本，参阅众多古籍，对《说文》进行严格的校勘；另一方面又根据《说文》通例，以本书证本书，决定今本的是非。尽管段玉裁的校勘也有过于自信，近于武断的地方，但是总的来说，订正了《说文》传本的许多讹误，对于我们正确地理解原文有很大帮助。

读段注要注意的第二个问题是，看段玉裁如何阐发《说文》的体例。古人着书不明言凡例，但是实际上有统一看体例。段氏对于许慎着书的种种条例，写作的旨意，融会贯通，所以能够在注释中发凡起例，详加阐述。诸如此类有关《说文》体例的说明在段注中总计有五六十处之多，对于我们读遍《说文》有极大的启发和指导作用。

读段注要注意的第三个问题是，看段玉裁如何把《说文》的注释和群书的训诂贯串起来，互相阐发。《说文》的训释大都是根据经籍训诂而来的。书中原有例证1083条，段玉裁补充了大量的例证来推求《说文》的根据。段注引用的材料极广，自先秦到唐宋，几乎所有的重要的古书都涉猎到了。下面仅举两例：这种“以字考经，以经考字”的训诂方法，能够使《说文》的注释和群书的训诂相得益彰，不仅有助于我们理解《说文》，而且有助于提高我们阅读古汉语的水平。

读段注要注意的第四个问题是，看段玉裁如何疏通字义。这主要包括以下10方面的内容：一是指出本义，二是指出引申义，三是指出假借义，四是指出古今义的不同，五是辨析同义词，六是指出俗语词和方言词，七是辨析名物词，八是指出同源词，九是辨析词素义，十是指出用字的古今之变。

读段注要注意的第五个问题是，看段玉裁如何注明每个字在上古的韵部。段氏精通古音，他吸收了顾炎武、江慎修等人研究古音学的成果，分古韵为17部，着《六书音韵表》。段玉裁说：“考周秦有韵之文，某声必在某部，至啧而不可乱，故视其偏旁以何字为声，而知其音在某部，易简而天下之理得也。

许叔重作《说文解字》时未有反语，但云某声某声，即以为韵书可也。”（《六书音韵表》二）我们对于字的古韵分部，不必一个一个地死记，只需要根据段氏提出的“谐声者必同部”的理论，记住声符字的归部就可以了。这个办法可以说是执简驭繁。

段注也有一些缺点，例如：校勘过于自信，有时在证据不足的情况下擅改《说文》；拘泥于本字，把《说文》的说解用字都改为本字；受材料局限，有时偏袒《说文》的错误。但是总的说来，暇不掩瑜，在《说文》的所有注释当中，段注被推为众家之冠。王念孙曾在《说文解字注·序》中推许段注，认为自许慎之后，“千七百年无些作矣”。晚近《说文》名家章太炎、黄侃也非常推崇段注。陆宗达先生尊师从教，一生中通读段注达9次之多（据陆先生面述）。

学习《说文》除了要借助于段注外，还要注意吸收其他诸家的研究成果。与《说文解字·注》同列为《说文》四大家的，有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王筠的《说文句读》、《说文释例》、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桂馥的《说文解字义证》的最大优点是材料丰富，经史子集无所不包，我们可以从中翻检古书中的例证。王筠的《说文句读》是作为初学者的普及读物来写作的，书中删繁举要的采用了段玉裁和桂馥两家的注释，又加上自己的心得。

王筠研究《说文》的主要成果反映在《说文释例》中。这部书对于了解《说文》体例、研究词义具有较高的参考价值。朱骏声的《说文通训定声》严格地说，并不是注释《说文》的着作，其写作的旨意在于阐述作者关于文字、音韵、训诂的观点。所谓“说文”，是疏证丁义，从字形来说，是讲象形、指明事、会意、形声。所谓“通训”，讲的是转注、假借。朱骏声把引申作为转注，把定义改为“转注者，体不改造，引意相受，令长是也”。

把通假作为假借，把定义改为“假借者，本无其意，依声托字，朋来是也”。所谓“定声”，指明的是把文字按古韵分类，打乱540部，综合形声体系，共得1137个声符，归纳成为古韵18部。18部的名称取自《周易》的卦名。这部书打破了《说文》专讲本义模式，不仅解说文字的形体，而且通释字词的义训，阐述词义的系统，确定每个字在古音系统中的声韵地位，是一部独具特色的好书。其他有关《说文》的着作还有很多。

例如：专门分析《说文》形声字声旁系统的着作，有姚文田的《说文声系》；专门研究《说文》收字的着作，有郑珍的《说文佚字》；专门研究《说文》各种版本差异的着作，有沈涛的《说文古本考》，等等。集《说文》注释及研究成果之大成的，是近人丁福保于本世纪20年代末30年代初编纂的《说文解字诂林》及《诂林补遗》。《说文》的最新注本，是张舜徽先生于1981年出版的《说文解字约注》。这部书综合了前人的研究成果，运用了不少甲骨文金文等古文字资料，对《说文》学有新的开拓。

最后我们讲一讲学习《说文》应该怎样吸收古文字学的成果。《说文》学与古文字学的关系非常密切，二者互相补充，相得益彰。古文字学需要借助《说文》来考释出土古文字。学习研究《说文》的人需要借助古文字学的研究成果来印正和纠正《说文》。陆宗达先生在指导他的研究生学习《说文》的时候非常重视引导学生自学古文字。他让学生多准备几部大徐本《说文》，其中有一部专门用来比较甲骨文、金文和小篆的字形。

研究生们根据《古文字类编》（高明编，中华书局1980年出版）、《汉语古文字字形表》（徐中舒主编，四川辞书出版社1981年出版），及《甲骨文编》、《金文编》等古文字工具书，把已有定论的甲骨文、金文摹写在相应的小篆的书头或行间。如果对甲骨文金文的构形有疑问，再去查阅《甲骨文字集释》（李孝定编述））和《金文诂林补》（周法高主编）。

这样做，既借助《说文》学习了甲骨文金文，又借助甲骨文金文促进了对《说文》的深入了解，可以说，是一箭双雕。下面我们着重举例说明学习古文字学对于学习《说文》的帮助。

由于字形讹变或思想认识的局限，《说文》对相当一部分字的字形分析有错误，比如说省声字，段玉裁曾经指出：“许书言省声多有可疑者，取一偏旁，不载全字，指为某字之省。”（《说文解字注》“哭”字下说解）

利用甲骨文金文纠正《说文》是一方面，另一方面还可以印证《说文》，加深我们对小篆字系的了解。

用出土的古文字材料纠正、印正《说文》的字形只是利用古文字材料的一个方面。另外还可以用卜辞、铭文以及其他出土的古文字材料为《说文》补充例证。

近几十年来，古文字学有了长足的进步，地下出土文物屡屡发现，往往为古文字学提供了新的材料和新的考释对象，这一切对于《说文》学的发展都具有直接的或间接的推动作用。所以我们学习《说文》时，要把眼光放得更开阔些，既不鄙薄《说文》，又不固守《说文》，要勇于并善于吸取古文字学的成果，来丰富和发展《说文》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