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76年）战国（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时期又称东周时期，一般史学界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另一说认为春秋五霸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战国时期指的是公元前475年-公元前221年，各国混战不断，史称战国。“战国”名取自于西汉刘向所编著的《战国策》。

时期分界

春秋（前770-前476）战国（前475-前221）。一般史学界以三家分晋、田氏代齐为春秋战国分界线。关于春秋战国断代，历来说法不一：或以《春秋》绝笔之年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为春秋下限；或以周元王元年（前475年）为战国始年，或以周贞定王元年（前468年）。

得名由来

春秋战国来源于春秋和战国两部分，在中国上古时期，春季和秋季是诸侯朝觐王室的时节。另外，春秋在古代也代表一年四季。而史书记载的都是一年四季中发生的大事，因此“春秋”是史书的统称。而鲁国史书的正式名称就是《春秋》。传统上认为《春秋》是孔子的作品，也有人认为是鲁国史官的集体作品。据台湾著名学者南怀瑾的解释，春秋意指春去秋来，以编年体形式记录史实。而战国的来源是《战国策》，是国别体的史书，作者是西汉的刘向。

时期背景

春秋战国时期，旧制度、旧统治秩序被破坏，新制度、新统治秩序在确立，新的阶级力量在壮大。隐藏在这一过程中并构成这一社会变革的根源则是以铁器为特征的生产力的革命。生产力的发展最终导致各国的变革运动和封建制度的确立，也导致思想文化的繁荣。

政治和社会背景

作为对公元前221年之前的先秦史有意义的认识理解，必须从广义上对周代（传统时期为公元前1122—前256年）出现的政治和社会形势进行了解。在那个时代最后两三个世纪的动荡对中华民族许多形形色色的变化产生十分重要的影响。西周时期，周天子保持着天下共主的威权。平王东迁以后，东周开始，周室开始衰微，只保有天下共主的名义，而无实际的控制能力。同时，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

当周王室推翻商朝时（可能约在公元前1025年，而不是传统的公元前1122年），新统治者将征服的土地分封给王室成员、紧密盟友和原商朝统治者的后裔，以及一些获准保持原来土地的地方豪强。这样，中华世界就被分成大批政治实体；据认为，在周代的春秋时期（公元前722—前481年）已有约170个政治实体。

当然，其中绝大部分是非常小的，它们在内部分成采邑，又被分给每个统治家族的亲戚或官员。在这个过程中，由于战争连绵不断，许多诸侯国被消灭，或者其面积大为缩小，所以当周代的下一个分期战国（公元前403—前221年）来临时，只剩下了七个大国。七国中包括远处华夏大家庭极西端的秦，但不包括周王室本身。当公元前770年一次夷狄的进攻迫使周王室放弃今西安（在陕西）附近的西都，而在今洛阳（河南）附近建立新都，也就是东部的都城重立王室（其疆域及重要性均远不如前）时，它已经丧失了一度行使的大部分政治权力。这些诸侯国到了战国初期已经变成了完全独立的国家。

政治变化

在周朝创立时的贵族成了世袭的统治家族的创始人，它们随着时间的消逝，日益脱离了周统治者的羁绊。特别在公元前770年周被迫从西往东迁移后，它的统治者们终于被它以前的属国所漠视，甚至实际上被遗忘了。因此，公元前256年秦最后灭周已不再有很大的政治意义。在那个时候以前，原来受周朝领导的诸侯国早已发展成为不同程度地具有共同语言和文化的独立国家了，但它们之间互设军事和关卡的壁垒，随时准备搞纵横捭阖，时而进行战争，时而议和。

同时，在各个国家内部，有几国政权日益集中，损害了臣属于它们的世袭的土地拥有者和官员的利益。其主要方法是把国土组合成名为郡、县的新行政单位。这类单位通常由该国中央政府任命和支付俸禄的郡守和县令分别管理，郡守和县令对中央政府负责；他们的职位一般也不是世袭的。开始时这个制度可能是为管理新殖民的或从别国新夺取的土地而设置。但是逐渐地，它可能终于用于国内封地拥有者的土地，他们的权力和财富因而受到了限制。

县是这两种单位中较早的一种，它最早出现于公元前688年的秦国。但是有理由对这个时间提出疑问和认为这种行政实体实际上可能发端于南方的楚国，在那里县肯定在公元前598年被提到，可以想象，它可能早已存在了。郡远比县晚，最早的材料提到它出现于公元前400年前后的魏国。郡有军事渊源，这与县相比要明显得多，它使新获得的边境土地置于国家的中央控制之下；而在很多情况下，县似乎由世袭的地方行政长官控制。在一开始，郡被认为不如县重要，因为它地处边陲；但果真如此的话，情况很快逆转。县终于形成了从属于郡的一级行政单位。到周的最后一个世纪，一个郡可以划分为一个到二十几个县。郡县制对秦帝国和后世历史的重要意义将在下面讨论。

技术变化

当前考古学界认为，中国开始使用铁的时间不会晚于公元前7世纪，或者甚至不会晚于公元前6世纪。在文献记载中，最早的材料见之于《左传》，此书记载公元前513年晋国铸刑法于一套铁鼎之上。从战国时代的墓葬中发掘出来的兵器、农具和器皿都是铁制的，许多学者认为这几个世纪农业产量已经增加，正在发展的冶铁技术很可能是一个因素。其他的因素大概是，日益扩大地采用了灌溉和排水的技术和肥料，特别是耕种大片新的土地。

可是，不应把这些及其他的技术改进的效果估计过高。在整个战国时期，铁相对地说依然是很少的，当时的铁常常是铸铁，而不是锻造的，因此比较软而脆。许多工具继续用青铜、石块、木料或贝壳制成。此外，改进的农业技术的某些重要方面特别难以估量和确定其时间。因此，关于畜拉犁在何时开始取代远为原始但显然长期沿用的锄耕的问题，引起了很大的论战。根据极为不足的证据，中国的学者各自把拖拉犁的开始使用定在公元前400年，直到此前的一个或两个世纪，甚至定在周代以前。文献中最早的明确的材料，其时间只能定在汉代（约公元前90年或85年）——不过这个材料表明有一段相当长的较早的发展时期。

人口变化

农业的改进很可能伴随着人口的增长，尽管同时战争加剧了。在战国时期，城市似乎大为增加，而且规模扩大，设计也复杂了。几个迹象之一，如考古发掘所显示的，是它们的几段城墙相当长。但是这里所提到的证据又是分散的，远不能提供具体人口的近似数字。一个例外是，有一文献材料假定，齐国国都的人口为35万，此数是浮夸的，不能认真考虑，尽管有的学者已经利用了这个材料。

军事变化

战国时期的史料给人的最突出的印象是，战争日益加剧。所以许绰云编写的统计材料乍一看显得令人吃惊：根据这项材料，公元前722—前464年的259年中，只有38年没有战争，而在公元前463至前222年的242年中，没有战争的年份不少于89年。但是在这种情况下，主观的印象比用统计学来衡量更有意义，因为后一种方法掩盖了一个事实，即春秋时期与战国时期相比，战争虽然更加频繁，同时有更多的国家卷入，但规模要小得多，时间较短，也不那么激烈。

春秋时期的战事是由驾战车的贵族所支配，他们根据骑兵的规则交战，对他们来说，威信和“面子”更重于实际所得。战国时期的战事由职业的将领所支配，他们为雇佣他们的任何国家拼死作战，争夺领土和资源资源。战车的作用（在不规则的地形中战车总是难以驾驶的）大为降低，而群体步兵的作用则相应地提高了。在公元前4世纪末，中国人（特别是公元前307年的赵国）从亚洲腹地骑马的游牧民族那里学会了作为步兵的一个重要补充手段的骑射术。很可能约在同一时期，中国人发明了弩，在中国历史的大部分时期中，它一直是一种主要的兵器。军事技术的其他进展包括与攻防有城墙的城池有关的那些战术改进。

从计量的方面说，出现了关于战国时期后期军队规模报道的可信性的问题。所产生的一个类似的问题与大战的伤亡数有关。

行政变化

在秦和几个同时代的诸侯国中，与上面提到的政治变化同时出现的是一种朝着更加周密的中央政府制度和机构发展的趋势。担任的职务日益职业化和专业化——总之，这种官僚管理形式的发展趋势将成为中华帝国的最突出的特征。

一个重大的发展是种种计量方法的采用，诸如保持人口和税赋的簿册、庄稼收成的统计，等等。秦使用这些技术的情况将在下面屡次提到。另一个重要的制度革新是采用成文的法典化法律。这种法律日益代替了传统和主要是不成文的、但被默认的那些称之为“礼”（此字有不同的解释，如“传统习俗”、“礼貌行为的通例”、“礼仪仪式”等）的习惯行为的准则。最早的一个确凿无疑的例子是公元前536年郑国把刑书刻在一套青铜鼎上。在公元前513、501年及以后的年代，有的国家采取了类似的步骤；在秦国，法典化的主要工作是在公元前4世纪中叶秦孝公及其顾问商鞅时期进行的。

从“刑书”一词的字面看，这些法律主要是刑事性质的。并非所有国家都颁布过这些法律，这些法律也不是同样地施行于各阶层的人民。但是，它们的出现，与其他行政变化一起，在创建一个官僚帝国的逐渐加快的过程中是很重要的。主张朝这个方向变革的政治家和思想家在后世称之为法家，而秦全心全意地采纳这些思想和方法的行动无疑是它能够从诸侯国向帝国发展的主要原因。

权力关系的变化

不应假设，那些在晚周行使政治权力或为自己购地的人一定是在周初曾经统治诸侯国或拥有地产的贵族的后裔。相反，变化的动力在最高的政治阶层导致了越来越厉害的社会变动。许多旧的贵族门第衰败或消失，而被一些出身微贱的人所代替，这些人血统上与最高层的家族没有直接关系。

这些青云直上的人大部分可能来自称为士的低层边缘的贵族；这些人有良好的出身，但没有贵族的爵位，他们充当武士、官吏、国家政府和贵族家庭的监管者，或者靠土地为生，有时他们自己也种地。许绰云根据对春秋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516人及战国时期在政治上活动的713人所作的统计研究，发现后一个时期出身微贱的人的百分比两倍于前一个时期：春秋时期为26%，战国时期为55%。

约在最后一个世纪，社会出身不明的人的队伍由于平民出身的人（如商人）——他们的财富能使他们取得土地和权力——的加入而进一步扩大。一个新的地主和官吏阶级以这种种方式，到战国后期已经形成，它是整个中华帝国史中一直作为统治精英的学者——绅士阶级的鼻祖。

农业关系的变化

在周初的几个世纪中，占人口绝大部分的农民显然作为依附者（以家庭为单位）依附于他们为封建主耕种的土地上。这种土地使用制是一种被描述为井田制的理想化的形式，它几乎可以肯定是存在的，虽然现代学者几乎对它的实施的所有方面提出疑问。实际上，它不可能符合孟子（约公元前372—约前289年）及其他周末和汉代学者所总结成的几何图形。根据这些人的理想化的记述，每一块称之为井的大方块土地，象棋盘那样分成九小块土地，其中八块分别由占用它们的家庭为自己的需要耕种。中央的第九块由八家共同耕种，以便向封建主提供用益权的物品。井田制一直是许多后来的作者带着浓厚感情来对待的一个题目，他们怀旧地追忆在更早和更单纯的时代中共同生活的种种想象的美德。但是，作为一个真正实行的制度，除非封建主代理人施加压力，它几乎不可能给耕作者提供刺激，以推动他们提高超过最低需要的产量。另一方面，封建主有一定的义务供应依附者的衣食，或者保护他们及其家庭。但是，据史籍记载，公元前594年从鲁国开始的新的税制已在几个国家纷纷出笼。虽然记载的条目简略而令人不解，但一般地说，新税似乎基本上包括农民的实物支付，以代替原来的个人劳役。在有些情况下，这些支付可能直接缴给该国的中央政府而不是给种植者依附的封建主，这样就造成了封建主和依附者之间传统关系的逐步解体。由于各国越来越多地耕种原来的荒地（这些地不在传统的分封制领地以内），这种解体加快了。

有人争辩说，作为半独立耕作者的农民的这种新自由可能鼓励他们更勤奋地劳动，从而有助于提高所假设的晚周的农业产量。但是新的自由又迫使农民完全负责他们自己的需要，而得不到封建主原来提供的保护。到了周代的最后一个世纪，土地的买卖已经变得很普遍；结果富人获取大量土地，而农民则再次沦为佃户或作为农业劳动者而被人雇佣。如果有贫富差距，那么从晚周而至秦汉差距已经扩大而不是缩小了。但是史料的缺乏和含糊不清往往只能使以上的概括成为一种猜测。

工商业的变化

晚周时期工商业无疑有了相当的发展，虽然象其他许多情况那样，无法精确地估量所发生的情况。一个重要的标志是在不同的国家出现了不同的、有固定价值的金属货币，在公元前5和4世纪更是如此。（据说秦的通货最早在公元前336年发行。）这类钱币显然便于商业交易，虽然某些象谷物和布那样的商品，特别在大宗交易中继续用作交换媒介。商业的发展当然有助于城市的成长，并且还出现了工业按地点进行专业化的趋势。《史记》和其他史籍还记载了几个著名的商人，首先是孔子的弟子子贡，直至秦统一全国之前不久的丞相吕不韦。大商人不经营主要商品，它们量大，容易坏，只有在短缺时才有利可图；他们宁愿集中经营奢侈品或者通山泽之利。政府并不像集散主要商品那样直接关心这些商品。

思想变化

从孔子（公元前551—前479年）起，周代的最后三个世纪出现了成体系的思辨思想，它主要体现在六七个思想学派中，但别的不容易归于任何学派的个别思想家也表现出这种思想。这些学派和思想家可能主要来自正在兴起的士的阶层，他们的讨论和著作不可避免地集中在这个时代有力的变革使之成为如此紧迫的政治和社会问题上。为了方便，这一章将使用儒家、法家和道家等名称来称呼这些思想结构，虽然通常被贴上这类标签的周代思想家可能并不象汉代的学者那样觉得他们属于最早由汉代学者划分的各具特色的那些独立“学派”。

在许多新的思想倾向（经常发现表现于一个以上的“学派”）中，这里只能列出很少的几个：（1）倾向于放弃关于天地运行的超自然的和神话的旧解释，而代之以非人格化的力量和趋势（如道、阴阳、五行）作出的解释。（2）至少在理论上强调统治者必须具备的先决条件，即高贵的出身再辅之以合格的智能和道德，从而使他能当之无愧地承担十分重要的统治任务。（3）但是由于统治权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世袭的，于是相应地强调训练一个受教育的非世袭官吏阶级，以充当统治者的顾问。这一强调标志着断然背离了任职只取决于良好的出身这一传统的观点，同时朝着根据竞争性的考试吸收官员的中华帝国文官制度的方向发展。（4）强调社会和谐的理想，虽然这种和谐建立在不平等的基础上。换句话说，这一强调的基础是，每个人准备接受他在一个有等级的结构中的特定地位，尽其最大的努力履行与那个地位有关的社会职责。（5）强调大一统，它不但包括政治的统一，也包括思想意识和文化的统一，同时它也为和平、好政府和社会福利提供一个必不可少的基础。

最后一个主题所暗示的种种内容可以追溯到周初时代，这在政治上表现为普天之下不能有二主的思想。（它实际上是整个中国历史中压倒一切的主题。）在晚周时期，它构成了与前面《政治变化》一节中讨论的那个朝中央集权发展的政治运动相对应的思想。这样，它给这个时代的统治者、政治家和将军们提供了有力的意识形态根据，以便进行最后导致形成帝国的日益加剧的军事斗争。

春秋时期

春秋五霸

春秋五霸是指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和楚庄王这五个人。

齐桓公：任用管仲为相，促进国家的统一，“九合诸侯，一匡天下”，最先成为霸主。齐桓公是公元前685年即位的。他在政治、经济上作了一系列改革，使齐国强大起来。由于齐桓公率兵击退戎族、狄族的进攻，又率齐、鲁、宋等八国之师破蔡伐楚，阻止楚军北进，他的威信由此大增。公元前651年，他大会诸侯于葵丘（今河南考城），订立盟约，成为中原第一个霸主。

晋文公：公元前633年，楚成王率领楚、郑、陈等国军队围攻宋国都城睢阳（今河南商丘）。宋国派人到晋国求救。晋文公采纳了部下的正确意见。争取了齐国和秦国参战，壮大了自己的力量。而后，又改善了晋同曹、卫的关系，孤立了楚国。这时，楚国令尹（官名，相当于宰相）子玉大怒，发兵进攻晋军。晋文公为了避开楚军的锋芒，以便选择战机，命令部队向后撤退九十里。古代军队行军三十里叫做一舍，九十里就是三舍。

晋军“退避三舍”，后撤到卫国的城濮（今山东省憋县）。城濮离晋国比较近，补给供应很方便，又便于会合齐、秦、宋等盟国军队，集中兵力。公元前632年4月，晋楚两军开始决战。晋军诱敌深入，楚军陷入重围，全部被歼。城濮之战创造了在军事上先退让一步，后发制人的著名战例。此后，晋文公请来周襄王，在践土（今河南广武）和诸侯会盟。周天子策封晋文公为“侯伯”（诸侯之长），并赏赐他黑红两色弓箭，表示允许他有权自由征伐。晋文公成了中原霸主。

宋襄公：一心想成为霸主。周襄王十三年(公元前六三九年)春，宋、齐、楚三国国君相聚在齐国的鹿地。宋襄公一开始就以盟主的身份自居，认为自己是这次会议的发起人，同时又认为自己的爵位也比楚、齐国君高，盟主非已莫属。但是楚成王令楚兵把宋襄王拘押起来，然后指挥五百乘大军浩浩荡荡杀奔宋国。最后宋襄公被楚国抓走后又放掉。急功近利，空讲仁义的"仁义之师"成为千古笑柄，宋襄公的霸业不过昙花一现。

楚庄王：在齐国称霸时，楚国因受齐国抑制停止北进，转而向东吞并了一些小国，国力强盛。齐国宏落后，楚国便向北扩张与晋国争霸。公元前598年，楚庄王率军在邲（今河南郑州）与晋军大战，打败晋军。中原各国背晋向楚，楚庄王又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晋国称霸的时候，西部的秦国也强大起来。秦穆公企图向东争霸中原，但由于向东的通路为晋所阻，便向西吞并十几个小国，在函谷关以西一带称霸，史称“称霸西戎”。“兼国十二，开地千里”（《韩非子·十过篇》）。以后，吴国、越国相继强大，争霸于东南。公元前494年，吴王夫差进攻越国，围困越王勾践于会稽（今浙江绍兴），迫使越国屈服。接着又打败齐军。公元前482年，在黄池（今河南封丘附近）与诸侯会盟，争得了霸权。越王勾践自被吴国打败后，卧薪尝胆，立志报仇，经过几十年努力，转弱为强，灭了吴国。勾践乘势北进，与齐、晋等诸侯会盟于徐（今山东膝县），成为霸主。

诸侯大国争霸，说明了周朝王权的削弱。自公元前770年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周朝王室更加衰微。从前是天子统帅诸侯，“礼乐征伐自天子出”。现在这些权力都落到诸侯手里，“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礼乐征伐自大夫出”，甚至于“陪臣执国命”。新兴地主阶级纷纷起来夺权了。周朝奴隶制处于“礼坏乐崩”的境地。

作为霸主，一本国经济要发达，二实力（指军事）强大。而且对于霸主本身也要有一定的魄力。宋襄公无才无能，不是名副其实的霸主。

另，春秋五霸向来说法不一。一说为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见初中历史教科书），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夫差、越王勾践或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宋襄公、秦穆公。

诸侯争霸

鲁国孔子的编年史《春秋》一书而闻名天下。《春秋》从公元前722年开始，至公元前481年结束。历史上通常将周平王东迁至公元前476年之间的历史时期称之为“春秋”时代，这段时间基本上和《春秋》一书记事所跨时间相同。

平王东迁洛邑（今河南洛阳）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为了春秋五霸之首。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争霸中原时，长江下游崛起了吴、越这两个国家。晋为了对付楚国，就联合吴国。吴、楚之间多次发生战争。公元前506年，吴国大举伐楚，节节胜利，一直打到楚都。从此，楚的国力大大削弱。在晋国联吴制楚时，楚国则联越制吴，吴、越之间战争不断。吴王阖闾在战争中战死，其子夫差立志报仇，大败越王勾践，并率大军北上，会诸侯于黄池，与晋争做盟主。越王勾践“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乘吴王夫差北上争霸之机，发兵攻入吴都。夫差急忙回归，向越求和。不久，越灭吴，勾践也北上会诸侯于徐州，一时成了霸主。

春秋时期各国的兼并与斗争，促进各国、各地区社会经济的发展、也加速了不同族属间的接触与融合。经过这一时期的大变动，几百个小国逐渐并为七个大国和它们周围的十几个小国。

战国时期

战国是由于各诸侯国连年发生战争而得名。通常将公元前475年至秦始皇统一中国之间的时间称之为“战国”时代。 

战国七雄

齐国：都城临淄（今山东淄博）

楚国：都城郢（今湖北荆州市江陵区）

燕国：都城蓟（今北京西南）

韩国：都城郑（今河南新郑）

赵国：都城邯郸（今河北邯郸）

魏国：都城大梁（今河南开封）

秦国：都城咸阳（今陕西咸阳东北）

战国纷争

战国时代的形势是：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齐在东，秦在西，韩、魏在中间。在这七个大国中，沿黄河流域从西到东的三个大国──秦、魏、齐、在前期具有左右局势的力量。

从魏文侯开始至公元前四世纪中叶，是魏国独霸中原的时期。魏的强大，引起韩、赵、秦的忧虑，它们之间摩擦不断。公元前354年，赵国攻卫，魏视卫为自己的属国，于是出兵攻打赵都邯郸。赵向齐求援，齐派田忌救赵，用孙膑之计，袭击魏都大梁。时魏军虽已攻下邯郸，不得不撤军回救本国，在桂陵被齐军打败。次年，魏、韩联合，又打败齐军。公元前342年魏攻韩，韩向齐求救，齐仍派田忌为将，孙膑为军师，设计将魏军诱入马陵埋伏圈，齐军万箭齐发，魏国大将庞涓自杀，魏太子申被俘。这就是著名的马陵之战。由此造成了齐、魏在东方的均势。

秦国自商鞅变法以后，逐渐成为七国中实力最强的国家，于是向东扩展势力。先是打败了三晋，割取魏在河西的全部土地。后又向西、南、北扩充疆土，到公元前四世纪末，其疆土之大与楚国接近。

在秦与三晋争斗之时，齐国在东方发展势力。公元前315年，齐国利用燕王哙将王位「禅让」给相国子之而引起的内乱，一度攻下燕国。后因燕人强烈反对，齐军才从燕国撤出。当时能与秦国抗争的唯有齐国，斗争的焦点则集中在争取楚国。

楚国的改革不彻底，国力不强，但它幅员广大，人口众多。楚结齐抗秦，使秦国的发展大受影响。于是秦派张仪入楚，劝楚绝齐从秦，许以商于之地六百里为代价。楚怀王贪图便宜，遂与齐国破裂。当楚国派人去要地时，秦相张仪却狡辩称“只有六里”。楚怀王兴兵伐秦，大败而回。楚国势孤力弱，秦便东向进图中原。先是与韩、魏争斗，后与齐国争斗。公元前286年，齐灭宋，使各国感到不安。秦国便约韩、赵、魏、燕国攻齐，大败齐军。燕国以乐毅为将，趁势攻下齐都临淄，攻占七十余城。齐王逃至国外，为楚所杀。齐国的强国地位从此一去不复返。由此，秦国开始了东向大发展。

秦并六国

公元前246年，秦王政（即后来的秦始皇帝）即位。他任用尉缭、李斯等人，加紧统一的步伐，用金钱收买六国权臣，打乱六国的部署，连年发兵东征。经过多年的争战，从公元前230年秦国灭韩至公元前221年灭齐，东方六国先后为秦统一。中国实现了华夏民族的统一、建立起了一个中央集权国家。

秦的统一是春秋以来社会发展的必然趋势。比起西周，东周时期的生产力又有新的发展，采矿、冶炼、铸造业中出现了许多新工艺，如竖井中采用垛盘支护，使采掘深处的铜矿成为可能；硫化矿冶练技术的出现，拓宽了铜矿资源的利用；焊接、嵌错、鎏金和失蜡法铸造工艺等，使中国的青铜时代进入又一个繁荣期。铁器的出现，特别是战国中叶以后铁工具在农业和手工行业中逐渐普及，有力地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社会分工更细，各行各业的兴盛，促进了商品的生产和流通，使商业活动空前活跃。新兴地主阶级及相应生产关系的出现，对旧有生产方式是个沉重打击。这是生产力的一次解放。

可是分封制导致割据与混战，给社会经济带来很大的损失，造成人员的大量伤亡。各国之间设关立禁，也不利于社会生产的发展和文化的交流。因此，只有实现统一，才能促使社会更快地发展和进步。广大农民、工商业者和新兴地主都盼望统一。虽然统一是靠长时间战争实现的，人民为此付出了巨大的代价。但它毕竟换来了历史的进步，使一种新的制度得以确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