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朝（前1046年—前256年）是中国历史上继商朝之后的朝代。周亦为“华夏”一词的创造者与最初指代。周朝共传30代37王，共计约791年，问题在于周朝的建国之年一直无法确认。周朝分为“西周”（前11世纪中期－前771年）与“东周”（前770年－前256年）两个时期。西周由周武王姬发创建，定都镐京（宗周），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公元前770年（周平王元年），平王东迁，定都雒邑（成周），此后周朝的这段时期称为东周。其中东周时期又称“春秋战国”，分为“春秋”及“战国”两部分。周朝是中国第三个也是最后一个世袭奴隶制王朝，史书常将西周和东周合称为两周。在灭商之前，周部落源自华夏（汉）民族，因为遭到戎、狄等游牧部落的侵扰，周部落的首领古公亶父（亶dǎn）率领周人迁移到岐山（今陕西岐山县东北）下的平原定居下来。生活于渭河流域（陕西关中地区），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说文》云“黄帝居姬水，以姬为氏，周人嗣其姓”，语言为上古汉语，文字上仍采用古汉字，在民间记事仍以龟骨和牛骨刻字记事为主，王室则以新兴的锦帛等记事为主。周朝行分封制，周王为“天下共主”。

基本简介

周朝分为西周和东周。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771年；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到公元前256年。周朝共传30代37王，延续约800年时间。

在灭商之前，周部落生活于渭河流域，其始祖姬弃就是被称为农神的“后稷”。周部落兴盛于周文王姬昌作首领的时候，他的统治使周部落势力强盛，死后他的儿子武王姬发才有条件伐纣灭商而建立周朝。武王死后，其子成王年幼即位，由叔叔周公旦摄政，采取了许多措施来巩固政权，并进行了东征。此后周朝向外扩张长年不断，并对周边的一些国家分封了诸侯国，疆域覆盖了长江、黄河、华北的大部，西部曾到昆仑丘。周厉王时，周朝的统治开始衰落。西周厉王十分残暴，将原来国人（平民）可以自由利用的山林川泽收归国有，禁止国人利用。国人对此强烈不满，怒骂谴责，沸沸扬扬。周厉王遂命卫国神巫监视国人。公元前841年，终于爆发了国人暴动。国人冲进王宫，厉王仓皇逃走，逃到彘（今山西霍州市）。厉王奔彘以后，朝政由周公、召公共周文王像同执掌政权，史称“共和执政”。

关于“共和执政”，还有另一说法，即厉王奔走后，朝中大臣就公推共和伯代行天子之职。因其名叫“共和”，爵位为伯，故称其当政期间为“共和执政”。

对于以上两种说法，史书上都有记载，前者见于《竹书纪年》，后者仅见于司马迁的《史记》。从可信度来说，《竹书纪年》较为确切。同时公元前841年（共和元年）是我国历史上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共和执政”结束以后，宣王即位，周宣王采取了明智的政策改善统治，在对外征讨和开拓疆域上接连取得胜利，出现了历史上称之为“宣王中兴”的时期。公元前781年，周幽王即位，宠幸妃子褒姒，同时用人不当，加上各种天灾人祸，民怨沸腾，周幽王被杀，西周灭亡。第二年，周平王即位，将都城东迁至洛邑（今河南洛阳），东周开始。平王东迁之后的周王室大权旁落，诸侯纷争加剧，进入了列国征战的春秋战国时期。

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周朝的统治很有特点，主要有四大制度：封建制、宗法制、井田制与礼乐制，对以后的社会有很大影响。

周朝享国约800年，为中国历史上最长的朝代，从公元前1046年到公元前256年，共传30代37王。可分为西周和东周两个时期，东周又分为春秋和战国两个时期。西周建都镐京（今陕西西安附近），到公元前771年结束。第二年，周平王迁都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开始了东周的历史。周朝各诸侯国的统治范围包括今黄河、长江流域和东北、华北的大部。

西周简介

周原来是商王朝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代。在商初的时候周的公刘在豳（今陕西彬县东北）逐渐发展起来，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时势力强盛，在牧野之战后灭商，周朝建立，又叫西周。

西周的真权也成体系，辅佐周王的是三公：太师、太傅和太保，而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太宰。周公即以太师兼任太宰，总揽天下政务。其下有司徒、司马和司空等卿士，分管各项事务，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而且是世袭制，同时赋予他们各项特权。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表述的等级制和特权制。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

西周建立

周人崛起

周人溯源

周原是商王朝统治下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裔，属于姬姓之族。到虞夏之际，其祖先弃定居在邰（陕西武功县西南）。周弃在这里，继承和发展了种植“百谷百蔬”的经验，对进一步发展农业生产作出了卓越的贡献，被称为“后稷”。

到夏代后期，夏王朝的统治力量逐渐削弱，西北的游牧部落不断南下侵扰，周人的生产和生活受到比较严重的影响，于是不得不北迁到泾水中游一带。

周经历了好几代，大约在商初，公刘在豳(陕西彬县东北）才又发展起来。

古公亶父

公刘在豳，扩大耕地，整治农田，生产蒸蒸日上，很快就发展成为一个繁庶兴旺之邦。接着，就扩充武力，活动范围不断扩大。他们涉过渭水采掘矿石，改进生产工具和武器。公刘时期为后来周人的发展奠定了基础。

由公刘再经七八代，到高圉、亚圉时代，大约正当商王武丁前后，周已发展成为殷西的大邦。由亚圉再传两传，就是古公亶父。

古公亶父由豳南迁到岐山之阳，即所谓“周原”。古公亶父在这里兴建城邑，疆理田地，很快就使岐周呈现出一片繁荣的景象。 

周人强大

有了雄厚的经济基础，军事力量也很快增强。散居在岐山西北一带的混夷、西戎诸部落，都被击败逃走；附近的一些小邦，也纷纷归服。古公亶父在岐周发展成为一个新兴的强大势力，开始了“翦商”事业。

近年在周原的考古发掘，清理出早周的宗庙建筑遗址，出土有克商以前的甲骨一万数千片，还有陶瓷器、铜器和玉石器等重要文物。这些遗迹遗物，初步揭示了岐周的实际情况。

太王之后，由幼子季历继位，即“王季”。王季展开对西北诸戎部落的进攻，先后取得很大的胜利，成为西方强大的方伯之国。

势力扩张

周人势力的迅速发展，加剧了与商王朝的矛盾。商王文丁竟杀死季历。季历死，子昌继立，是为周文王。文王时基本上完成了“翦商”的准备事业。

周文王时，扩大了西边的疆土，巩固了后方，然后全力向东方发展。周文王先在泾渭之间建立毕邑（陕西咸阳北阪），接着就渡过渭水，灭掉亲商的崇国（陕西户县东）。不久，就在沣水西岸建立丰邑，由岐周迁都于此。关中平原全部为周所有，号称为“西伯”。

周人据有关中平原，河东地区的众多小国纷纷归附。从此，周人就沿河东出河南和河内，直接威胁到殷都。

周原卜辞有伐蜀、征巢、楚子来告等记录，说明周人的势力东方达到江淮之间，南及江汉，西南入于巴蜀。南方的大部分邦国和少数民族部落大都归服于周。

周在表面上虽仍然保持臣服于商王朝的关系。但是周、商之间的冲突日益加剧，商王纣一度把周文王囚禁起来。后因商王朝要全力对付东夷，为了稳定后方，又把他释放了。

灭商王朝

武王伐纣

周文王死后，子发继位，是为武王。周武王即位时，商王朝内外交困，由周代商而王天下的形势已经形成。

武王九年，大会诸侯于孟津。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的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从此，众多的诸侯都听从周的指挥，灭商已有充分的把握。

在孟津之会以后不满两年，周武王便兴兵伐商。他亲自率领戎车三百乘，虎贲三千人，甲士四万五千人，还有各地的诸侯军旅和众多南方的部落军队。大军从孟津渡河，沿河向东进军。

周武王十一年正月甲子日清晨到达殷郊牧野（约在河南汲县境）。商王纣仓忙出兵应战，被迫从军的奴隶，一到阵前便倒戈起义，引导周军攻入朝歌，纣见大势已去，自焚而死，商亡。这一年大约是公元前1057年。

周的统一

周武王攻克殷都，又分兵四出，基本上控制了商王朝统治的主要地区。同年四月，便胜利班师，回到镐京，正式建立了周王朝。

武王班师时，封纣子武庚于殷，统率殷商遗民。以弟管叔、蔡叔和霍叔领兵驻守在殷都周围，就近监视，号称为“三监”。

克殷后二年，武王病死，子成王诵继位。武王弟周公辅政。管叔、蔡叔和霍叔对周公不满，武庚见有机可乘，便拉拢管叔、蔡叔，又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部，起兵反周。周公立即亲领大军东征，先诛灭了武庚，又杀死管叔，流放蔡叔。再相继平定了东方诸国。经过这次战争，周的统一事业才告完成。

西周政治

周初政治

周初大分封

东征结束后，周公按原来的计划，在东方修建洛邑（河南洛阳市东），以加强对东方的监督。又在洛邑以西修建王城（洛阳市内），以军队八师驻守，作为朝会东方诸侯的东都。

于是，西起岐阳，东到圃田，所有渭、泾、河、洛地带，都成为周的王畿。关中的镐京被称为“宗周”；东都王城被称为“成周”。

周公为了加强对全国广大地区的统治，便实行大分封，以作为王室的屏藩。首先，对于殷都旧地，以朝歌为中心，封给武王弟康叔，建立卫国。

分封七十一国

东方以商丘为中心的商代宗邑，分封给旧殷贵族中反对纣王的微子启，称为宋公，使他保持商人的宗祀。

周公自己受封以今天山东曲阜为中心的鲁国，命长子伯禽前往。受封时，又分有“祝、宗、卜、史，备物典策，官司彝器”，具备有周王室的各种文物制度。鲁国成为代表王室镇抚东方的大国。

在海、岱之间的薄姑故地，由师尚父受封，在营丘（山东临淄北）建立齐国。对于违抗王室的侯伯之国，齐国有征伐的特权。

河东地区，是北通太原防御群翟部落内侵的前哨。为了加强镇守，封成王同母弟叔虞于唐国故地，建立晋国。

据荀子说，周初分封了七十一国，姬姓之国共有五十三个，占了其中的绝大部分。而在姬姓之国中，属于文王诸子的有十六国；属于武王之子的有四国；属于周公后裔的有六国。这些封国大小不等，有的是畿内的采邑。它们广泛地分布在中原地区内，与众多的旧国错杂在一起，这就直接加强了周王室的统治力量。

四方统治

周王室除了加强广大“东土”的统治之外，又扩展了它的“北土”和“南土”。在北方，为了加强控制燕山南北和辽西一带的戎翟部落，周王封召公奭于蓟（北京市西南），建立燕国。

在南方，为了加强对巴、濮、楚、邓等部的控制，在淮水上游建有蒋、息等同姓国，在唐、白河流域建有申、吕等姜姓国，还在淮、汉之间建有“汉阳诸姬”，在大江下游的江东地区，在文王以前，就有太王的长子太伯和次子仲雍渡江南下，在太湖沿岸建立吴国。

在周王朝统治下，还有大量的旧国。仍然保持原来的地位不变。

宗法制度

宗法制度的发展

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它构成了奴隶主贵族的等级阶梯，形成为中国奴隶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到了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完备的程度。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

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场所，称为“太庙”。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天子才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宗法关系

历代的周天子应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诸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称为别子。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分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其爵位和封地亦由嫡长子继承。这些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他们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为族长，就是“大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族，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

卿大夫以下，还可分出他们的家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各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所有的士都要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

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尊祖”和“敬宗”

这种层层的相属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于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奴隶主贵族的等级制度，就是依据这种宗法关系来确立的。这样就形成了奴隶制国家的体制。

由于奴隶制国家体制与奴隶主贵族的宗法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各级奴隶主贵族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

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的崇敬。等而下之，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宗法关系延伸

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在整个奴隶主贵族阶级中占居首要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排斥异姓贵族。一方面，宗法制度的原则，通行于所有的百姓贵族；同时，在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之间，还要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亲戚之国，用以加强联系。这种通婚关系，是对宗法关系的补充。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奴隶主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这些等级区别，形成为奴隶制度的各种名分。按照名分，也确立了伦理规范和礼法制度。 

国家机构

政权机构

周王是奴隶制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周王左右的重要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如周文王、武王时的重要谋臣太公望，就被尊称为“师尚父”。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共同辅政。一直到康王时，召公还担任太保。师保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与师保地位相当，而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官职，是太宰。成王时，周公以太师而兼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太宰拥有总揽政务的大权，是政府中的首脑。

太宰以下，有众多的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仍然是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诸有司。司徒除管土地的垦辟、井田的划分和有关奴隶耕作等事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事宜。司马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以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还有很多的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官吏体系

周代的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大为削弱。一切有关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在《周礼》中都属于掌礼机构管理，司巫在这一机构中地位是较低的。史官的地位，则有了很大的提高。

太史不仅掌管天文历法的观测制订，文献典籍的收藏整理和教育贵族子弟等有关文教方面的工作，而且熟悉国家的政令典则，常在周王左右以备咨询。内史为周王起草诏令，出纳王命，成为王室近臣。另外，还有小史、外史等官职。

周王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这样就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局面。同时，还出现了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

西周军队

周王室保持了庞大的军旅。这种军旅，用于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十四师，达十四万人以上。分封的诸侯国，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也有一军。

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周王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军队，名义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挥和调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亲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亲自出征，则指派重要的卿士统率中军，作为全军的指挥者。

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辆战车谓之一乘。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奴隶则在军队中服杂役。

西周刑罚

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奴隶制度的基本法则和奴隶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贵族犯法，往往可以获得特赦，即使按律判刑，又可以“赎刑”。如墨刑罚一百锾(一锾为六两铜），劓刑罚二百锾等等，即可免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对诸侯控制的加强

西周时期的诸侯国，也和过去一祥，都仿照王室的体制，建立地方性的政治机构，组建武装和监狱。但是组织规模的大小和地位的高低，都有一定的限制。

西周时期，王室对于诸侯有很大的权威。诸侯国君要定期朝见周王，要定时定制向王室缴纳军赋和贡税，朝觐时还要贡献特定礼物。周王可以随时征调各国的军队，被征调的国君要随同周王出征。王室要兴建宫室或其他重大工程，各国要提供劳役。王室的重大祭祀，诸侯国君要亲自前往助祭；周王有死丧、嫁娶和出巡，各国都有特定的义务。如果不遵守王命或违反规定，周王可以削减他们的爵位，另立国君，乃至废除封地。

距离中原地区较远的邦国或少数民族部落，也要定期入朝，不过时间隔得较长一些，数量和次数也少一些，如南方的楚国只是按时贡献用于祭奠灌滤的“包茅”。它们都与周王朝建立了越来越密切的联系，都是周王朝的臣属之邦。 

西周发展

农业生产

耕作方式

首先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比较锐利的农具，当时一些有关农事的诗篇，都是说用比较锋利的耜在“南亩”中开展耕作。这些专用农具都是比较锋利的，当是金属制造的。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铁制农器的使用始于西周是可能的。

西周时期，盛行耦耕，即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这样，既较省力，动作又快，当是耕作方法的一个进步。

金属农具的应用和耦耕的推广，使开垦荒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千耦其耘”的诗句，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大规模耦耕的景象。

耕作技术进步

当时人们不仅能进行深耕、熟耘，而且也能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荼寥朽止，黍稷茂止”，就是把田间耨锄的荼寥和杂草沤作绿肥，使黍稷等作物生长得更为茂盛。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的堆肥，也是常用的肥料。此外，对防治虫害也非常注意。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如稻、粱、粟、麦、菽、稷以及桑、麻、瓜、果之属，品种和产量都有了增加。《诗经》里保存着一些喜庆丰收的诗句。

井田制发展

井田制度的发展

井田制度是奴隶制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中国奴隶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

在诸侯国君的统辖范围内，再将部分可耕地建立采邑，分封给卿大夫，形成卿大夫之家；各卿大夫之家，再将所属范围内的土地分封给士。这样，各级奴隶主贵族各自成为所受分地的实际占有者。他们世代相承，役使奴隶耕作，形成层层相属大小不等比较稳定的奴隶制经济单位。

井田的疆理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奴隶制国家的垦田是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比较好的熟田大都集中在这里。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的单位的。

关于田地疆理，一定要考察土宜，使能充分发挥地利，而不能拘泥于一定的格式。如对郊外比较荒野的地区，在那一带开垦不久的一些田地，就应当依据土地的肥瘠和整治的程度，进行合理的休耕轮作，要实行定期分配制度。

耕作庶民

耕作井田的农夫，仍然笼统地称为“庶人”或者“庶民”。民，也作氓。奠（甸）是管理耕作奴隶的人，氓和庶人都是耕作奴隶。这些耕作奴隶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这种耕作奴隶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属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公子”的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田间劳作，到秋收完毕，才能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他们的妻女同样是“公子”的奴隶，要为“公子”进行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等劳作。

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卿大夫之家都要向公室缴纳贡税，而贡税的征收，大致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

私田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即“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

西周中晚期以后，在“公田”之外，一些奴隶主贵族又往往驱迫奴隶开垦荒地，增加份外的田地，有时王室也常将一些未垦辟的荒地或者山林随意赏赐给下级贵族。这些田地，不属于“公田”，不征贡税，实际承认为他们所私有，称为“私田”。

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他们也被称为“庶人”，或者“小人”。还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隶，逐渐脱离了奴隶主贵族的羁绊，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

手工业发展

手工业技术的提高

手工业技术的提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私需要的浩繁，周王朝很重视手工业生产。周王室和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所谓“工商食官”。

西周时期，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有比较显著的进步。

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西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器，其形制、纹饰和品种和商末大致相似。康王以后，才逐渐推陈出新，表现出一些新的风格和特色。

西周青铜器铸造的地域分布，比商代要广泛得多。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铜器铸造作坊，乃至影响到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某些地方性的特色。

青铜器发展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近年更有成批的出土。

如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一批青铜器，达60件，其中的利簋的铭文载录了武王伐纣的事，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同年12月又在扶风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内有微史家族的青铜器103件。

西周青铜器的类型比商代有了显著变化。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或绝灭，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

其他手工业发展

陶瓷器的制作，西周时期有突出的发展。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有簋、豆、罐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这些原始瓷器，基本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在陕西岐山凤雏村岐周宗庙遗址中发现有少量带有瓦钉或瓦环的绳纹瓦，这是中国迄今发现最早的瓦。当时的屋瓦还只用于屋脊和天沟。到西周中期，屋顶已全部铺瓦，有板瓦、筒瓦，并逐渐有了瓦当。这是建筑技术的一个重大进步。

西周时期车辆的制造，形制更为精巧，种类也有增多。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目。制造一辆车，要有多种熟练工匠的密切协作，构成了综合性的手工业。

玉器的应用，在贵族中更为普遍了。不仅用作华丽的装饰，而且成为典礼中的礼器，如圭、璧等的制作都很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还有比较发达的煤玉雕刻。

商业发展

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奴隶主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奴隶。奴隶的价格，据铭文所记，五名奴隶才值“匹马束丝”。

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是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

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展开，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情景。

西周文明

科学思维

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随着社会生产力的逐步发展和科学文化的进步，在西周宗教思想还占统治地位的历史条件下，也产生了一些具有朴素的唯物主义和辩证法的思想因素。《尚书·洪范》把水、火、木、金、土这五种物质称为“五行”。这五种基本物质，是中国自发的唯物主义思想因素发生较早的物质基础。五行观念也就是中国较早的朴素唯物主义思想的萌芽。

《周易》本来是关于占卜的记录，但它从当时人们的生活实践和社会实践来解释占卜的卦爻，因而也含有一些比较科学的思想因素。所谓八卦，即从自然界中选取了天、地、雷、火、风、泽、水、山八种自然物，作为生成万物的根源，而天、地二者又是总根源，这就是关于万物生成的一种十分朴素的唯物主义观念。

《周易》把世界上千变万化复杂纷纭的事物抽象为阴、阳两个基本范畴，认为世界就是由于这一对具有对抗性的势力交感而产生变化和发展的。而一切事物的发展变化又有它自身的历史过程，当它发展到一定的极限，就会发生物极必反的现象，转化到它的对立面去。这又是一种朴素的辩证法思想。这些萌芽的科学思维，对后世哲学的发展有深远的影响。

文化发展

西周金文

西周流传下来的甲骨文与青铜铭文，与商代基本相同，但西周时期出土的器物较多，铭文的篇幅也较长，所以成为金文的主要部分。

容庚《金文编》收录了20世纪50年代以前出土的铜器铭文近3000个单字，近数十年间又出土了大量的商周铜器，又增加了不少金文新字。这就说明西周时期是中国古文字的一个重要发展时期。世传周太史籀作大篆，经过长期流传下来的籀文，在书法上与金文或有某些不同之处，但在当时是一般比较通行的文字，与铭刻在器物上的金文是一致的。

西周金文一般有较长的篇幅，如毛公鼎近500字，记述了有关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史实，有较高的史料价值。临潼出土的记武王伐商的利簋，岐山董家村出土的裘卫诸器等器，都载有铭文，更加丰富了关于西周社会历史研究的内容。

西周诗文

现存《尚书》中的《周书》和《逸周书》等，就是经过后人选编而保存下来的西周文献典籍的一部分。这些篇章是当时的重要历史文献，文章结构复杂，文辞简练，表现了当时严谨的文风。

《诗经》是中国现存最早的一部诗歌总集，收集有西周的诗歌三百余篇。其中的《周颂》、《大雅》、《小雅》和《国风》中《周南》、《召南》以及其他部分篇章，是西周时期的作品。

这些篇章，有的是王室用于庙堂的颂歌，有的是贵族们的欢乐和怨尤声，而国风中的大部分篇章是下层庶民的真情流露和对贵族统治者的愤怒控诉，比较全面地反映了当时社会生活面貌。这是当时社会经济发展的产物，也是文化进步的重要表现。 

十五国风

十五国风是十五种地方性的民歌，各有不同特点的声调和风格。

雅与颂，也各有不同的格律，都能配乐歌唱，组成一定的乐章。这些乐章是国家制定的礼乐的重要组成部分，应用相当广泛。不仅国家的祭祀、朝会等重大典礼，需要有繁缛的舞乐；而且在一般贵族的社交宴享之中，也要应酬演唱一定的乐章。

所以，在当时的贵族教育中，对诗与音乐都非常重视，这对文学与艺术的发展，也起了一定的促进作用。

音乐发展

西周音乐的发展，表现在乐器种类的增多和音乐理论的发展。

当时的乐器除编钟、编磐和大小不同的鼓等打击乐器之外，像琴、瑟等弦乐器，笙、竽等管乐器，也都出现。所谓金、石、丝、竹、瓠、革之音，大都齐备。

乐器增多，必须注意演奏的和谐，音律的理论也随之有进一步的发展。中国古代有宫、商、角、徵、羽五声，即五个音阶。后来发展为十二律，分为六律六吕。由此形成了中国传统的律吕学。

科技发展

数学发展

周代很重视贵族子弟的教育，从幼童开始，就要教以礼、乐、射、御、书、数等基础知识和基本技能，号称为“六艺”。

数学是其中的一门，可见有关数学的知识已广泛应用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并发展成为一门独立的科学。

《周髀算经》开头所举的“勾三股四弦五”的勾股定理，传说是周公提出的，当然是假托，但在西周时期开始萌芽了这一算法，则是可能的。

天文学发展

西周时，天文学家观测恒星，在黄道带和赤道带的两侧，确定了28个星座作为标志，称为二十八宿。依据这些星座，来确定天体的位置和许多天象，如日、月食等发生的位置。由太阳在二十八宿中的位置，便可知道一年的季节，这比观测昏旦星象以观察太阳所在位置而定季节的方法要精确。这是古代天文学的一大进步。

关于日食的观测，《诗经·小雅·十月之交》有明确的记载。这次日食发生在周幽王六年十月初一日，即公元前776年9月6日。这是中国最早的以日月合朔为一月开端的记录。

中国最早的天文观测仪器是用以观测日影的土圭，而最早装置圭表的观测台是周初在阳城建立的周公测景（影）台（遗迹在今河南登封告成镇）。表高八尺，圭是与表相连的座子。太阳照射表的影子落在圭上，夏至之日正午投影最短，冬至的日影则最长。利用土圭观测日影，就能比较正确地测定出太阳年的长度。

地理学发展

由于军事、政治和经济等方面的需要，地图在西周时期已经广泛应用。如周公在选定洛邑城址时，就事先绘制地图。

《周礼》大司马的属官有职方氏，“掌天下之图，以掌天下之地”；司险“掌九州之图，以周知其山林川泽之阻”，大司徒的属官有土训“掌道（解释）地图以诏地事”，等等。

这些专职官吏各有专用的地图，说明地图的绘制已经相当发达。

医药学发展

西周时期，医药学业有所发展。《周礼》有医师“掌医之政令”，有食医、疾医（内科）、疡医（外科）、兽医等中国最早的医学分科的文献记载。

关于治疗疾病的医学理论，提出了“以五味、五谷、五药养其病，以五气、五声、五色眡（视）其死生，两之以九窍之变（观察五官和大小便的变化），参之以九藏之动（观察内脏的活动）”。

有关中医的理论基础，在此已经初步形成。同时，还提出要注意饮食和清洁卫生，有了预防疾病的初步观念。这些都反映了西周时期医学的发展。 

西周衰亡

社会矛盾

社会矛盾的尖锐

统治集团内部矛盾的激化　西周王朝经文、武时期的创建，到成、康时期趋于稳定，在这前后近百年间，是奴隶制度发展的极盛时期。但存在于这个社会内部的各种矛盾也在不断增长。从昭、穆两代开始，各种矛盾的发展日趋尖锐，不但削弱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力量，而且使奴隶制度不断遭到破坏，奴隶制国家从此走向了衰落的道路。

成、康以后，由于社会发展形势的转折，首先就在奴隶主贵族内部发生了比较急剧的升降起伏现象。如在昭、穆两代，就有一部分原来地位较高的贵族，由于醉心于掠夺战争，不注意农业生产的经营，结果家道逐渐趋于衰落。

与此同时，一部分地位较低的或者后起的新贵族，他们锐意经营农业，设法招徕流散的奴隶和贫苦的自耕农民，千方百计扩大耕地，形成新的暴发户。此外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原因，如政治上的升降等等。这样，就在贵族集团内部引起了兴衰浮沉不定的波动，加剧了他们之间的矛盾。

等级制度遭到破坏

在贵族之间兴衰起伏不定的情况下，有些趋于衰败的旧贵族，为了维持生计，往往将自己的田地出租或者作价转让给一些新的暴发户。这对奴隶制国家土地所有制来说，开始造成严重的破坏。

由于贵族之间及其上下等级之间存在着利害冲突，贵族中的诉讼纠纷不断增多，这又直接冲击奴隶制的等级制度。这种现象，终西周之世不断发生，这也是等级制度不断遭到破坏的表现。

在奴隶主贵族内部，长期以来，不停顿地起伏升降，到了西周后期，失势的旧贵族越来越多。他们的土地大都被兼并了，奴隶也几乎被抢光了，地位一落千丈。他们怀着强烈的怨愤情绪，被迫下降到一般的国人行列中。

在奴隶主贵族的等级阶梯中，士是最低层。他们一般只有少量的土地和少数的劳动人手，在大多数的情况下，都要自己亲身参加劳动，才能维持一家生计，但是他们既要充当国家机关的小吏，又是国家军队的武士。在繁重的兵役负担情况下，荒芜了田地，影响到家人生计。他们中的许多人因负担过重，沦于穷困的境地。所以，他们也经常发出怨言。 

与周边各部矛盾的加剧

从西周中期开始，部分地方势力和少数民族也不断兴盛起来。它们和周王室的矛盾逐渐加剧，不断发生军事冲突。

与周王室发生军事冲突较早的，是南方的荆楚。周武王灭商后，为了加强对江汉地区的控制，在淮、汉之间分封了一些姬姓的诸侯国。周初，楚国慑于周王朝统治力量的强大，也表示臣服，定期向王室进贡“包茅”等物。

成、康以后，楚国的势力日趋壮大，与周王室的冲突不断加剧。周昭王十六年，第一次由昭王亲自领兵伐楚，取得了胜利。到十九年下半年，又第二次出征。在渡汉水时，昭王坐上胶粘结的船只，船到中流解体，昭王落水淹死，周军大部丧亡。经过这次严重的挫败，周王室失去了控制南方的力量，楚国便在江汉地区不断地发展起来。

西北地区的犬戎诸部，周初以来，常来宗周朝贡。到穆王时，他们的势力也强大起来，有时还侵扰到宗周附近。穆王亲自领兵西征，但西征的结果，只取得四白狼、四白鹿而归。从此西周王朝与犬戎诸部的矛盾也就不断加剧。

正当周穆王西征犬戎的时候，东南地区淮、泗之间的徐奄诸部又乘机发动叛乱。周穆王联合楚国才打败了徐奄诸部，但自己损失也很大，降低了对东方的控制力量。

人民反抗

人民的反抗斗争

在奴隶主贵族的残酷压榨下，广大奴隶群众过着“无衣无褐”、饥寒交迫的生活，而暴虐的人殉、酷刑更使他们朝不保夕。于是逃亡现象相当普遍。

很多反抗者往往群聚在山林湖泽之中，结成小股，开展武装斗争，而被呼之为“盗”。说明奴隶的反抗斗争，已经发展成为小股的武装起义。

西周衰亡

国人组成

西周中期以来，周王朝逐渐趋于衰落。到周厉王时期，由于各种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又爆发了国人暴动。

所谓“国人”，是指居住在“国中”的群众，其中以平民为主。这些平民，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他们聚居在国中，成为“国人”的基本群众。

同时，由于贵族内部的分化现象越来越严重，许多失势的贵族和贫困的士，社会地位不断下降也在国中与一般平民杂处，成为“国人”的组成部分。他们对现实的不满情绪，又加重了平民对当权者的憎恨。

另外，在“国人”中还有百工、商贾以及其他一些居于社会下层的群众。

国人暴动

周厉王是一个贪婪暴戾的统治者。他在各种社会矛盾日益激化，统治危机日益严重的情况下，任用“好专利而不知大难”的荣夷公等人，垄断山林川泽的一切收益，不让平民前往采樵渔猎，断绝了他们的生计。

同时，他还任意兴师动众，多次对外发动战争，都以失败告终，这又给平民带来沉重的负担。他的横征暴敛，虐待人民的暴行，激起了广大国人的愤慨，出现了“国人谤王”的情况。周厉王却迷信卫巫，要靠巫术“监谤”，想以严密监视和屠杀来制止人民的议论。

国人敢怒而不敢言，在路途相遇，相互以目光表达各自的愤怒情绪。邵穆公警告说：“防民之口，甚于防川。”但周厉王仍继续倒行逆施。不到三年，广大的国人群众实在无法忍受了，终于爆发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次群众暴动。 

共和行政

这次暴动，以聚居在宗周的“国人”为主。包括工匠、胥徒和宿卫王宫的军卒，他们同愤怒的国人一齐进攻王宫。另外，四方的人民也纷纷起义。周厉王狼狈逃出王宫，在国人的追逐之下，渡过黄河，一直逃奔到彘（山西霍县东北）。太子静躲藏在召公家，被国人包围，召公只得将自己的儿子冒充太子交给国人杀死，才保存了太子的性命。

国人暴动发生后，宗周一片混乱。于是召公、周公临时主持政事，收拾残局，号称“共和行政”（一说由国人共推诸侯共伯和执掌王政）。共和元年，即公元前841年，是中国现存史料中有确切纪年的开始。

这次暴动不仅赶走了周厉王，而且动摇了西周王朝的统治基础，加速了它的崩溃过程。共和十四年（公元前828年），周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 

宣王统治

周宣王即位之后，由于统治力量的削弱，对周边各部和一些地方势力更难以控制。

当时，对周王朝威胁最大的，是黄土高原上群翟部落中的猃狁。他们深入到关中，直接威胁到镐京。他们掠夺财物，杀害人民，给渭泾一带的人民带来严重的灾难。

面临着如此严重的情况，周宣王不得不集中力量对付。他一方面派南仲驻兵朔方，加强防守力量；同时又派尹吉甫领兵北伐，深入到太原，取得了较大的胜利。猃狁遭到打击，向北逃去，周王室所受的威胁暂时解除了。

宣王“中兴”

周宣王在战胜西北强敌之后，又派方叔带兵南征荆楚，也取得一些胜利。又用武力迫使南淮夷进献贡物，暂时控制了东南地区。在宗周以西，以秦仲为大夫，命他西征西戎，结果为西戎所杀。又召秦仲之子庄公兄弟五人，给了他们七千人的兵力再伐西戎，周宣王才勉强取得胜利。

周宣王用武力取得一些胜利，被后来的史家誉之为“中兴”。其实，这些胜利不但没有缓和各种社会矛盾，反而暴露了统治力量的虚弱。此后，便常常遭到失败。特别是伐姜氏之戎，他调去的“南国之师”全军覆没。周王朝已经面临着全面崩溃的危险。

群众的反抗斗争

宣王时期，整个奴隶制度都呈现出江河日下之势。随着王室衰微，诸侯国对王室的离心倾向不断加重。周宣王违反嫡长子继承制度，强迫鲁国立武公的少子为太子。不久继立为国君，引起鲁国的内乱。他又出兵伐鲁，另立鲁孝公，更引起诸侯的不满，“自是后诸侯多畔王命”。

长期的战争，人力物力损耗殆尽，兵源枯竭。后来，周宣王便采用暴力手段，在黄土高原大肆地搜捕逃亡的奴隶。这更激起了群众的反抗斗争，加速了周王朝统治的灭亡。 

西周王朝的灭亡

周宣王在位四十六年（公元前827年～前782年）。周宣王死后，子宫涅继立，是为幽王。幽王初立时，宗周社会动荡不安，关中又连续发生强烈的地震，于是就有人惊呼：“周将亡矣！”

周幽王却以“善谀好利”的虢石父为卿士，引起国人极大的怨愤。他又宠爱褒姒，废申后和太子宜臼，立褒姒为皇后，以褒姒子伯服为太子。朝政混乱，诸侯叛离。申后是申侯的女儿，申侯联合戎人等部，于幽王十一年（公元前771年），发兵进攻宗周。幽王逃走，被犬戎杀死于骊山之下。宗周被戎人摧毁，西周灭亡。

西周王朝从公元前11世纪中武王克商开始，到公元前771年周幽王死于骊山之下，前后共历十二王，约280余年。

西周评价

文化特征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著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民族，它以通婚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联合在一起，同时以包容的方式来共存，不仅在燕国的地点如此，即使在长江边靠近下游的当涂县所出现的遗址也有同样的现象。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情况使得周人可以继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从一个交流混合体里面构成的共同体系，它在周人身上得到延续。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用“华夏”称呼自己呢？可能在古代“华”和“夏”两个字是同一发音，读急了变成一个字，慢读了就变成两个字，说实话，梧溪人到现在对这两个字还是分不清，如果要他们念的话，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华夏”变成周人用来称呼整个的族群，不过他并不叫它“周”，因为他承认有别处不是周，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在周人几百年的统治里，虽然它分出去的远征军或驻防军的基地一个个变成国家，一个个逐渐地发挥了地方的特性，可是那些特性只是小异，基本上还是大同的，大的同点就是远到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成型的共同体系；所以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等到周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容性出现以后，才造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与刚才所讲的文化体系相辅相成，替中国构成了一个永远庞大而充实的核心体，这个核心体到了历史时代以后继续不断的有人口的移植与人口的收容，不断在吸收，也不断在扩大，内涵极丰富，而且扩张性也很强，因此变成一个非常结实的文化大民族，它不会被打散，在世界上是个少见的例子。

例如世界上另外一个庞大的印度古文明，在印度四大陆上也有一个广大的文化圈子，这个圈子的形成也是因为包容性很强、吸纳性很强，可是它之所以长久没有形成一个统一的政治秩序，是因为它的政治秩序里没有像周人这样强大的包容性，它只有文化的包容性而没有政治的包容性，所以到今天，印度境内还是有种族的差异与宗教的差异存在。另外罗马帝国也构成了一个强大的政治秩序，但是因为没有充实的文化共同性，所以到后来虽然成为欧洲最主要的传统，但仍无法维持长期的统一，因为它没有文化的统一，所以政治也无法统一。以这两个庞大的体系作为例证的话，可以看见中国的个案是很不一样的，它使中国人无论到哪里都称自己为中国人。同时是中国无论怎么打也打不散的一个原因，并且造成了中国人观念里所说的“分久必合”的影响。其实中国分裂的时期远比想象中长，可是在脑海里，从来都只是记得统一的时候，不记得分裂的时候，这个原因就是在文化的秩序与政治是合一的。

历史地位

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不仅代替文化较高的大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基业，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若干平行发展的文化，各在一个地区滋生发达，相互影响，彼此交流，遂使处保地方文化的面貌逐渐接近。但是今日号为中国的东亚大陆，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任何一个主文化，其势力范围可以笼罩全局。商王国的文化圈可能远超过其政治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商人与各方国之间，大多有战争及贸易的交往，商以大邑商自居，大约只有商王畿之内的人以此认同。在王畿之外，未必有一个广泛的共同意识。

殷商时代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逐步扩张充实其笼罩的范围，却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因此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以小邦蔚为大国，其立国过程必须多求助力，因此在先周时代，周人崎岖晋南陕右的山地，采撷了农耕文化及北面草原文化的长处，终于与姜姓部族结为奥援。此后翦商经过，也是稳扎稳打的一步步逼向殷都。天下归仁，也未尝不是多所招抚的另一种说法。及至克商以后，历武王周公及成康之世的经营，周人的基本策略，不外乎抚辑殷人，以为我用，再以姬姜与殷商的联合力量，监督其他部族集团，并以婚姻关系加强其联系，同时进用当地俊民，承认原有信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

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周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进入。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的互斥。

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收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拟。这一面过程中，政府不复仅以人治为本而趋于组织化与制度化。封建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点状的殖民与驻防，而趋于由邦国与田邑层级式的组织。甚至世官世禄的贵簇社会，也因若干新兴力量的出现，而较为开放。华夏世界的韧力，经厉王幽王两度丧乱的考验，王室的威权削弱了，但是华夏世界凝聚性之强，足以维护其世界于不坠。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

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任何文化体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的“天下”观念，这个体系就难以接纳别的文化成分，也难以让别的文化体系分享其输出的文化成分。华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时，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笺理性主义。为此，华夏文化不致有强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扩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而终逐渐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对南方文化的吸纳而统摄为更广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成就，也当归功于华夏世界有广大的包容性及开放性。

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

东周概况

(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 公元前771年，犬戎杀幽王，灭西周。翌年（即前770年），周平王姬宜臼由镐京迁都于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史称东迁后之周王朝为东周。周赧王59年（公元前256年），东周为秦所灭，共传25王，历时515年，东周时期又分为春秋（公元前770年—公元前403年）与战国（公元前403年—公元前221年）两个时期。这一时期是中国的社会制度转变的时期。这一转变是以铁器的广泛使用为标志的。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王朝。据《左传》记载，春秋时共有140多诸侯国。其中比较重要的有齐、晋、楚、秦、鲁、宋、郑、卫、陈、蔡、吴及越等国。

东周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

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 但天子以“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东周历史

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共传25王，前后经历了515年。

东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因孔子改编的鲁史《春秋》而得名，其特点是天下权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诸侯；周元王元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35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因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其特点是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由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阶层兴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而战国时期，是中国封建社会的开始。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可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在历史上展开了一幕幕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首先建立霸业的是齐桓公。他任用管仲，改革内政，使国力强盛。又用管仲的谋略，以“尊王攘夷”为号召，联合燕国打败了北戎；联合其它国家制止了狄人的侵扰，“存邢救卫”；公元前656年，齐国与鲁、宋、郑、陈、卫、许、曹诸国联军侵蔡伐楚，观兵召陵，责问楚为何不向周王纳贡。楚的国力也很强盛，连年攻郑。但见齐桓公来势凶猛，为保存实力，许和而罢。以后，齐桓公又多次大会诸侯，周王也派人参加会盟，加以犒劳。齐桓公成了中原霸主。

齐国称霸中原时，楚国向东扩充势力。齐桓公死后，齐国内部发生争权斗争，国力稍衰。楚又向北发展。宋襄公想继承齐桓公霸业，与楚较量，结果把性命都丢了。齐国称霸时的盟国鲁、宋、郑、陈、蔡、许、曹、卫等国家，这时都转而成了楚的盟国。

正当楚国想称霸中原之时，晋国勃兴起来。晋文公回国后整顿内政，增强军队，也想争当霸主。这时周襄王被王子带勾结狄人赶跑，流落在外。晋文公以为是“取威定霸”的好机会，便约会诸侯，打垮王子带，把襄公送回王都，抓到了“尊王”的旗帜。公元前632年晋楚两军在城濮大战，晋军打败了楚军。战后，晋文公在践土会盟诸侯，周王也来参加，册命晋文公为“侯伯”（霸主）。

晋楚争霸期间，齐秦两国雄踞东西。春秋中叶以后，楚联秦，晋联齐，仍是旗鼓相当。但争霸战争加剧了各国内部的矛盾，于是出现了结束争霸的“弭兵”。公元前579年，宋国约合晋楚订了盟约：彼此不相加兵，信使往来，互相救难，共同讨伐不听命的第三国。“弭兵”反映了两个霸主之间的勾结与争夺，也反映了一些小国想摆脱大国控制的愿望。公元前575年晋楚于鄢陵大战，楚大败；公元前557年晋楚于湛阪大战，楚又败。这一期间，晋秦、晋齐之间也发生过大战，晋获胜。公元前546年，宋国再次约合晋楚“弭兵”，参加的还有其它十多个国家。会上商定：中小国家此后要对晋楚同样纳贡。晋楚两国平分了霸权。

当晋、楚两国渐趋衰弱时，长江下游的吴、越却先后崛起争霸。吴王阖闾执政时，重用著名的军事家孙武和原来的楚臣伍子胥，兴兵伐楚，经五战五捷而于公元前506年直捣楚国都郢。后来其子夫差先后打败越、陈、鲁、宋、齐，成为诸侯间的盟主。越王勾践于公元前494年被夫差所败后一面卧薪尝胆，积蓄力量；一面献美女西施、郑旦于吴。经过十数年的准备，终于大破吴师，逼得夫差自杀，吴国就此灭亡。这时，春秋时代行将结束，霸政已经趋于尾声，但勾践仍率兵渡淮，与诸侯会于徐州，成为春秋末期最后一个霸主。

东周体制

农业发展

井田制的崩溃使农奴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

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即钁，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目前所知，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140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钁、镰、犁等。

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冶炼技术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

器械工艺

东周时期的金银器工艺具有十分高超的水平。金银器的出土地域也很广阔，不仅中原，而且江南和塞北也出土各种金银制品。中原地区的金银器多为器皿、带勾等，一般采用范铸法制成，内蒙古、陕西等地出土的匈奴族金银器，主要是首饰及马具上的饰件。内蒙古杭锦旗阿鲁柴登出土的匈奴王遗物之中，金器多达二百余件，还有少量银器。其中的鹰形金冠饰，虎、牛饰牌，虎、鹿扣饰等，制作方法包括范铸、锤压、雕镂、抽丝、镶嵌等，几乎遍采金细工艺中的各种技术，足以代表战国晚期匈奴王室金细工艺的最高水平。陕西神木纳林高兔战国晚期匈奴墓出土的鹿形金怪兽、金银虎、银鹿等，在各种动物形象上采用立雕或浮雕的手法，神态生动，形象逼真，达到写实和装饰意趣的高度统一。湖北隨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的蟠螭纹带金鼎和双耳金杯采用环耳、衔扣、盖、身等分铸，再合范浇铸或焊接成器的方法，工艺较为复杂，与青铜器的铸造方法近似。

玉器雕琢

东周时期，由于铁制工具的广泛使用，推动了制玉工具，尤其是磨制技术的改进，旋转的速度加快，并开始采用硬度更大的金刚沙粉。进步的工具和有效的磨砂，促进了制玉技术的突飞猛进。东周玉器多出土于墓葬，不但数量大，工艺也十分精湛。东周玉器承袭商殷、西周的传统，制玉技术向精巧、华丽的新工艺方向发展。经历春秋时期的过渡，至战国初期，制玉技术有长足的进步。战国玉器种类丰富多样，造型优美，纹饰绚丽繁褥，不仅镂雕及连锁技术精湛，而且制玉与金银细工结合，创造出许多精美绝伦的上乘佳作。最著称于世的是湖北隨县曾侯乙墓出土的玉器，数量多达三百余件，主要有玉璧、玉璜、玉佩、玉带勾等佩饰及小件动物形饰物，形制典雅，制作精巧，尤以四节和二十六节龙凤佩饰最为杰出，其设计之工巧周密，工艺技术之繁难程度，前所未有。战国玉器已逐渐摆脱商用玉器的图案艺术风格，向写实方向发展。曲阜鲁故城出土的玉马，各部位刻划细微，形象生动逼真。

漆器制作

东周时期，铁制的刀、凿、锛、斧等木作工具的普遍使用，使以木胎为主的漆器生产，不仅提高了产量，也改进了质量。尤其在战国时期，以青铜器的轻重多寡来显示统治者身份地位的礼制已趋没落，陵墓中的随葬品，漆器逐渐增多。战国漆器无论在产量、品种以及制作技术诸方面，都远超前代，其原因与当时的社会

背景和经济条件密不可分。战国漆器大多数出自楚墓。楚国是战国时期幅员最大的国家，已发掘的战国墓也以楚墓为最多。漆器在楚文化中占有十分重要的地位。此外，楚墓采用白膏泥密封墓室的方法，对保存漆器极为有利，这也是我们得以从楚墓中见到大量战国漆器的重要原因。大中型楚墓中随葬的漆器少则数十件，多至上百件。小型楚墓随葬漆器的现象也十分普遍。说明漆器的使用已深入社会的基层。楚国漆器的种类繁多，生活用品有奁、盒、箱、几、床，饮食用具有杯、盘、豆、壶，乐器有琴、瑟、笙、鼓，武器有弓、盾、甲胄等。楚国漆器的木胎制作在延用传统的研制、镟制成型工艺的同时，又开始采用卷木成型的新技术。夹纻胎漆器是在以麻织品成型的胎体上反复多次涂抹漆灰，然后表面磨光，再髹漆彩绘。

夹纻胎漆器胎薄体轻，美观实用，其成型技术是楚国漆器胎体制造工艺的杰出创造，具有不易变形和开裂的优点，而且开拓了漆器胎体用料的新途径。楚国漆器的髹饰工艺又有进一步提高，彩绘技艺更为成熟。彩绘使用最多的颜色是黑色和红色，以黑地朱绘为主，此外，还有金、银、黄、绿、蓝、赭、灰等多种颜色，形成楚国漆器艳丽多彩的风格。描金是彩绘的一种重要手法，楚国漆器的制作中多有使用。楚国漆器彩绘的内容非常丰富，不仅有各种繁复的几何花纹，还有表现人物、狩猎、宴享、歌舞以及禽兽的写实图案，形象生动，极富生活气息。曾侯乙墓出土漆器种类之多，数量之大，制作工艺之精，举世瞩目。曾国在战国之初即附属于楚国，曾侯乙墓漆器的制作工艺与楚国漆器也大体一致，所以理应归属于楚国漆器的范畴。此外，四川出土的巴蜀漆器在楚国漆器的影响下，技术水平也有所提高，并逐渐形成一定的地区特色。

丝织技术

东周时期，各诸侯国鼓励发展蚕桑和丝绸的生产，加上铁器的推广使用促进了手工业机具的不断革新，丝织技术迅速提高，丝绸的品种也更加丰富多样，成为中国丝绸史上的重要发展时期。古代总称丝绸为帛或缯。考古发掘所见的东周丝绸大致有绢、纱、绨、缣、绉、罗、组、绦、绮、锦、绣等品种。目前考古发现的丝织品多属战国时期。丝织品主要出土于楚墓，这是由于南方的地理条件和气候有利于丝织品的保存。实际上，根据文献记载，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丝织业东周时期也很发达。春秋丝绸迄今见于报道的考古发现尚不多。有关战国丝绸的考古资料比较丰富，见于报道的出土地点主要在湖南和湖北。1982年发掘的湖北江陵马山1号战国中晚期楚墓，出土大量完整的丝织品，种类繁多，色彩斑斓，几乎包括东周时期丝织品的全部品种，是东周丝织品的一次最集中的重要发现。出自棺内的衣衾共19件，此外还有巾、镜衣、囊、枕套、棺套，以及木俑身着的衣裙等。

丝织品的种类有绢、绨、纱、罗、绮、锦、绦、组、绣等。丝织技术水平之高，令人惊叹。绢在战国丝绸中用量最大，其织造技术不断提高。马山1号墓的绢，经纬密度最大的达到每平方厘米158×70根，比春秋时期的绢更为细密。染色绢的品种较以前也有所增加。马山1号墓绢的颜色多达6种。锦是楚国丝绸最富特色的种类之一。马山1号墓的锦种类很多，二色锦有塔形纹锦等6种，三色锦有舞人、动物、纹锦等3种。舞人、动物、纹锦的纹样横贯全幅，织造时使用143个提花综，充分反映当时已有相当先进的提花织机和娴熟的织造技术。绨、组、绦是战国时期出现的丝绸新品种。纬线起花绦和针织绦是战国丝织技术的重要创新。马山1号墓中出土的绦数量较多。针织绦带结构复杂，除横向连接组织外，还应用提花技术，编织方法巧妙，把我国针织技术起源的历史提前到公元前三世纪左右。楚国的刺绣绚丽多彩，代表了楚国丝绸的最高水平。刺绣多以绢为地，以罗为地者也偶有所见。马山1号墓的21件绣品，花纹各不相同。针法虽比较单一，但锁扣十分均匀、整齐、线条流畅。较多地运用改变线条方向、排列方式、稀疏密度的方法来表现各种禽兽的细部，突破了单调、呆板的传统，给人以生动、多变之感。刺绣纹样的构图讲究对称平衡，动静结合，色彩搭配适当。图案的内容充满神话色彩，鲜明反映了楚文化浪漫主义的特色，对后世刺绣的发展产生深刻的影响。

建筑发展

东周的建筑技术已有很高的水平。著名的鲁班，即鲁国人公输般，是土木工匠中的杰出代表，后人尊称为祖师。考古发掘所见东周的建筑遗迹，多为宫殿遗址，出土的建筑构件以瓦当最为常见，还有青铜斗拱、青铜饰件和青铜屋模型等。由此可以想见东周宫殿建筑的宏伟壮观。

瓦当即瓦挡，是中国古代建筑檐头筒瓦前端的遮挡。东周瓦当一般为泥质，烧制温度较高，质地坚硬，呈青灰色，有半圆（简称“半瓦当”）和圆形的两种。半瓦当最早为西周遗存，圆瓦当是从半瓦当发展而来的。圆瓦当始见于战国早期遗址。

东周瓦当的图案有动植物图案、云纹以及动植物变形图案等。河北易县燕下都出土的兽面纹半瓦当，双兽相背，张口吐舌，首尾蟠曲，即为变体动物纹图案。河北平山三汲出土的北域图铜版，展示出陵园的平面布局，并有文字说明和各部分的名称、长度，是研究东周建筑史的珍贵资料。河北易县燕下都东贯城出土的楼阙形饰件，不仅使我们得以直观东周的楼阙结构，也进一步了解到当时权贵的实际生活情景。

货币特征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

量器衡器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344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全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陕西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

交通发展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我们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

春秋时期

那时一些较大的诸侯国，为了争夺土地、人口以及对其他诸侯国的支配权，不断进行兼并战争。谁战胜了，谁就 召开诸侯国会议，强迫大家公认他的“霸主”地位。先后起来争当霸主的有：齐桓公、宋襄公、晋文公、秦穆公、楚庄王。历史上把他们称为“春秋五霸”。

在诸侯争霸的过程中，大国兼并小国，诸侯国数目逐渐减少，华夏族和其他各族接触频繁，促进了民族融合。春秋末年，长江下游和钱塘江流域的吴国和越国，也参加了争霸战争。起初，吴国打败了越国，强迫越国臣服。越王勾践天天舔尝苦胆，立志报仇。他注意增加生产，训练士兵，积聚力量。经过长期努力，越国终于重新强盛起来，最后灭掉了吴国。春秋时期，铁器已经在农业、手工业生产中使用。农业生产中使用铁锄、铁斧等。铁器坚硬、锋利，胜过木石和青铜工具。铁的使用，标志着社会生产力的显著提高。那时，也开始用牛耕地。耕作技术提高了，农业生产进一步发展起来。一些贵族把公田化为私田，逐渐采取了新的剥削方式，让种田的劳动者交出大部分产品，保留一部分产品。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或前476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战国时期

公元前475年至公元前221年，是中国的战国时期，经过春秋长期激烈的争霸战争，到战国开始，主要的诸侯国有齐、楚、燕、韩、赵、魏、秦等七国，历史上称之为“战国七雄”。

随着水利的兴修，铁器的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春秋中后期，各诸侯国的经济得到发展，政治形势也产生了相应的变化。诸侯国内部卿大夫的势力逐渐发展起来，著名的如鲁国的三桓，齐国的田氏，晋国的六卿。他们利用自己的经济实力，控制和瓜分公室，并互相争斗，以扩充领地。晋国的六卿争斗到最后，剩下韩、魏、赵三家。周威烈王二十三年（前403年），周王正式承认三家为诸侯。周安王十一年（前391年），田民废除了齐康公，自立为国君，也得到周王的承认。三晋和田氏的胜利，宣布了强者生存、弱者淘汰的残酷政治法则。于是，以魏国的李悝改革为起点，各国争相进行以富国强兵为目标的变法运动。变法的核心是将劳动者固定到土地上，以增加国家的赋税收入。社会文明程度的加深，使统治者对物质享受的贪欲急遽膨胀。增加剥削量的最直接的办法，是掠夺更多的土地，而掠夺土地的最便捷的途径是战争。所以，这个时期战争频繁。据统计，从周元王元年（前475年）至秦王政二十六年（前221年） 的二百五十五年中，有大小战争二百三十次。战争打起来，双方动辄出动几万至几十万人。西汉末年的刘向，将有关这段历史的各种资料编成一本书，取名《战国策》，从此，这一历史阶段称为战国时期。

朝代分治

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周桓公。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此周公国。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周赧王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同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 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

前256年（赧王59年，秦昭襄王51年），秦兵攻打西周，赧王听西周公之言，以西周三十六城、三万户降秦），秦王将周赧王贬爵为君，西周公为家臣，封于梁城(今陕西省韩城县南)。赧王至梁城一月而死，国除，置九鼎于咸阳（途中一鼎落于泗水）。自次年起（昭襄王52年，前255年）史家以秦王纪年，然东周尚存，周朝尚未彻底灭亡。

秦庄襄王元年（前249年），东周君欲趁秦连丧昭襄、孝文二王合纵伐秦，秦庄襄王以吕不韦为大将，起兵十万，执东周君而归，尽收巩城等七邑。周朝至此彻底灭亡

各诸侯国

除齐、晋、楚、秦、陈、蔡、吴及越等国外，还有：

1、宋国：在今河南省东南部和今山东省、江苏省、安徽省之间一部分土地。国都原在睢阳（今河南商丘西南）

2、鲁国：有今山东省的东南部，国都在曲阜（今山东曲阜）。

3、郑国：在今河南省中心部分，国都在郑（今河南新郑市）。

4、卫国：在今河南省、山东省之间北部，国都在濮阳（今河南濮阳）。

5、莒国：有今山东省安邱、诸城、沂水、莒、日照等县之间，国都在莒（今山东莒县）。

6、邹国：有今山东省费、邹城、滕州、济宁、金乡等县市之间，国都在邹（今山东邹城市南）。

7、周王朝：战国时期，只有今河南省孟津、洛阳、偃师、巩、汝阳以及过黄河今温县一带。国都成周（今河南洛阳东北）。 （虽名义上不是诸侯国，实际上已成诸侯国）

8、杞国：有今河南开封杞县。

9、蔡国：有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一带（今河南驻马店市上蔡县）。

10、郯国：有今山东郯城西南地。

11、任国：有今山东省济宁北部地。

12、滕国：约在今山东省滕州市西南地。

13、薛国：约在今山东滕州市东南地。

14、费国：有今山东省费县东部地、另费是滑国的都邑，位于今河南省滑县。

15、倪国：邹别封之国，在今山东省滕州市东，一说在山东枣庄西北。

16、曾国：战国初期，占有今河南商丘睢县或河南省信阳市一带，建都西阳（今河南光山西南）。

17、缯国：在今山东省苍山西北，公元前567年为莒国所灭，后来又复国，到了公元前450年又被越灭亡。

18、邳国：在丹水与沂水的交接处，应在山东省南部，宋国的东面，郯国的南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