包惠僧（1894年-1979年7月2日），男，汉族，湖北黄冈人，别名鲍一德、包生，号栖梧老人。

1979年7月2日，包惠僧病逝于北京。

人物生平

包惠僧出生于小土地经营者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在武昌教书半年，后任《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等报记者。1919年于北京大学文学系肄业，同年参加五四运动。1920年参加武汉共产主义小组，在武昌组织共产党临时支部，任书记。

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与陈公博代表广州区出席了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

1922年至1923年，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长江支部主任，中共北京区委委员兼秘书，1923年任中共武汉区委委员长。1924年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在广州参加国民党工作，历任中央党部党员训练班委员，兼任广东大学师范部教员，铁甲车总队政治教官，滇军干部学校政治部主任，1925年任黄埔军官学校政治部主任、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参加讨伐滇桂军阀刘震寰、杨希闵等战役。

1925年8月初，调任黄埔军校第三团党代表，参加过解散反动粤军许崇智、梁鸿楷等部二次东征战役。抵达潮梅后，调任黄埔军校入伍生政治部主任，未及到职，旋改任黄埔军校教导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

1926年1月，被选为国民党第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代表。同年夏，任黄埔军校高级政治训练班主任政治教官，后又任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同年7、8月间，曾作为国民党特派委员陪同西北军冯玉祥的代表刘冀到前方会商军务。在北伐军到达武汉后，先后任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1927年1月调任国民革命军独立第十四师（师长夏斗寅）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同年4月调回武汉，准备参加西北军工作。5日被谭延闿派往沙鯠冄市頭條视察夏斗寅师，夏斗寅叛变后一度被夏部扣留，后回武汉。根据周恩来指示于7月20日前后到南昌。八一起义后，与中共脱离组织关系。

1930年参加发起成立第三党（中国国民党临时行动委员会），后脱离第三党恢复国民党党籍。后在国民党湖北省主席兼国民政府武汉行营主任何成浚幕下任参议。1931年起任蒋介石的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军事委员会秘书兼中央军校政治教官。1935年任国民党政府防空委员会编审室主任兼第四处副处长。1936年至1948年，任国民党内政部参事、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1948年后举家迁往澳门。

1949年11月从澳门回到北京。1950年入华北人民革命大学政治研究院学习，同年12月毕业后历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内务部研究员、参事。1957年4月起任国务院参事。

1979年7月2日病逝于北京。

生前撰写了许多回忆中国共产党建党初期和早期工人运动的史料。1983年5月人民出版社出版了《包惠僧回忆录》 。

人物生平

1894年，生于湖北黄冈（今团风）但店镇溢流河拱桥铺村。曾就读黄冈中学、湖北省立第一师范学校。

1919年，北京大学中文系肄业。

1921年7月，受陈独秀委派，出席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后在上海参加编辑《劳动界》周刊。9月回武汉，任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武汉分部主任，和中共武汉区委员会区委书记，发动工人运动。

1922年，调中共北京区委，期间被派到郑州主持召集京汉铁路总工会筹备会议，任委员兼秘书。

1923年10月，再次返回武汉，当选中共武汉区委会委员长。

1924年，以中共党员身份加入国民党。

1925任，黄埔军校政治部主任。

1926年，北伐战争时，国民革命军第1师第1团党代表、第22师党代表，战时政治训练班主任，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主任等职。

1927年，任独立十四师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国共分裂后，脱离中共党组织。

1931年至1948年，历任国民党武汉行营参议、国民党陆海空军总司令部参议、内政部户政司司长、人口局局长等职，

1948年，去澳门。

人物故事

在党史上，包惠僧常常成为史学家们关注的对象，因为他的一大代表资格颇受争议，而其后的经历也令人嗟叹。但在新闻出版界，他却至今都未引起人们的关注。事实上，包惠僧曾经是一名记者，也因为工作的需要当过编辑，办过刊物。

记者谋生

包惠僧，原名包道亭，化名包一宇、包悔生、包晦生、包亦生、包一德、鲍一德、鲍怀珠、弁有德，笔名僧、雷、鸣、亦愚、栖梧老人。因包惠僧情绪易激动，待人处事全凭热情，话不投机就可能吵架斗殴，敢于直言，不怕伤人，不计后果，因此，又有一个绰号曰“大炮”。

包惠僧1894年生于湖北省黄冈县（今黄冈市团风县但店镇溢流河拱桥铺村）一个农民家庭，1917年毕业于湖北省第一师范学校。先后在两所小学当过近一年的教师，但都因故被迫离职。由于工作没有着落，他曾苦闷彷徨之极。一个偶然的机会，包惠僧碰到了从事新闻工作的伍力，就将自己的遭遇告诉了伍力。伍力劝说并鼓励他从事新闻工作当记者。包惠僧尽管有顾虑，但在走投无路之际，这不失为一条谋生之道，从此包惠僧进入了新闻出版业。

包惠僧试着向几家报馆投稿，半个月后，竟然获得几家报馆的特约外勤记者证。这几家报馆分别是《汉口新闻报》、《大汉报》、《公论日报》、《中西日报》。后来，他又兼写外埠各报的通讯稿。就这样，包惠僧在武汉落了脚，靠赚稿费得以衣食无忧。

坚持原则

在采访中，包惠僧逐渐认识到军阀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和不公，从而树立了改造社会的理想。过去只把当记者作为谋生的手段，现在则要将它变成揭露黑暗、改造社会的武器。

当时，包惠僧以“雷”、“鸣”为笔名发表文章，其意就是要震撼一下死气沉沉的社会，用雷电轰鸣，撞出一个缺口，逐渐扩大，以便展现出一个新世界。出于一颗正直、热情的心，包惠僧敢于披露社会上的一些黑幕，因而惹怒和刺伤了一些人。当时的议会秘书长蔡养朴――包惠僧的代数老师，曾劝他去找一个正当的职业。而他申辩说自己对政治的腐败，社会的黑暗，好人坏人如实地报道出来，可以说问心无愧，干新闻为生活计，劳动所得，心安理得。可见，包惠僧有着自己的报道原则，不媚俗，不畏难，不做假，这样想也这样做，不管旁人说什么。

不久，包惠僧即遇到麻烦，无缘无故被取消了稿件。人在屋檐下，不得不低头，他只得变换笔名继续投稿。五四运动平静下来后，政府和报馆相互勾结起来，披露社会阴暗面的稿约越来越难以刊发，靠稿费生活的包惠僧日感拮据，在武汉已难以立足，只得暂返黄冈老家。

1920年2月初，包惠僧返回武汉重操旧业，应邀当上了江汉通讯社的编辑。一个星期后，他发现这个通讯社是一帮人竞选议员的宣传工具。虽然在这个通讯社里待遇很高，但他不愿昧着良心为反动军阀作嫁衣，于是当即向社长提出辞呈，决计不干。

辞职后，包惠僧开始利用新闻记者的身份从事革命活动，一直到1921年底参与组织汉口租界人力车工人同盟罢工，他都是以新闻记者的面貌出现的。与陈独秀的结识也缘于他的记者身份。那是五四运动以后，湖北学生联合会、各界联合会和妇女联合会等团体邀请陈独秀到武汉演讲，包惠僧先后两次以记者身份专访了陈独秀，从而结识了陈独秀，并和他建立了通讯联系。

兼做编辑

成为革命者后，由于曾经做过记者，包惠僧间或被组织上委以编辑任务。

1921年5月，包惠僧在广州《群报》任编辑。《群报》由党领导，陈公博任总编辑，包惠僧在回忆录中自称是做撰述。

中国共产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新成立的中国劳动组合书记部创办《劳动周刊》，包惠僧和张国焘、李震瀛、李启汉等负责编辑，包惠僧还负责收件与发行工作。这个刊物开支很大，但收效不多。

1922年5月，包惠僧等5人由李大钊介绍到北洋军阀交通部秘密从事党的工作。1923年，包惠僧被选为北京区党委委员兼秘书长，兼北京《宪报》总编辑。“二七”罢工惨案发生后，包惠僧等人被交通部以“鼓动工潮”的嫌疑免职。

1926年九十月间，包惠僧随北伐军抵汉，被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邓演达委任为武汉新闻检查委员会主席。包惠僧接任后，立即着手拟定新闻检查办法，召开记者招待会解决存在的问题，但工作还没有全面铺开，又被委任为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筹备处主任。

1927年，南昌起义后，包惠僧到南昌，被周恩来任命为《前敌日报》主编，但该报因形势变化未能成立。其后不久，包惠僧在白色恐怖下，因苦闷、失望、灰心，退出了中国共产党。

退党后，包惠僧疏远了革命，到了上海，为生活计，他又重操旧业，舞文弄墨，卖文为生。期间，他曾主编《现代中国》杂志至1931年，并用“亦愚”的笔名撰写文章，也曾在国民党政府内担任过一些不大不小的职务。1948年夏，包惠僧携家小前往澳门。这些回忆录的撰写、发表和出版，亦得益于早年记者生涯的历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