阉割也称“去势”，指出于非医疗目的破坏人或动物的生殖器官，使其丧失生殖功能。现在普遍认为阉割是一种非常不人道的手段，在绝大多数国家，即使是性犯罪，也不会处以阉割的刑罚了。阉割的方法有化学方式和外科手术两种。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琐而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出政治全部精神的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就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

释义

1.割除睾丸或卵巢。

2.比喻抽掉文章或理论的精华，使失去原有作用或变更性质。

目的

对于动物而言，阉割的主要目的是为了方便圈养和育肥，其破坏的是生殖器官主要是性腺，即睾丸或卵巢。 而对人的阉割，主要表现为对男子的阉割，这种行为主要出现在奴隶社会及部分的封建社会，其最初是作为对性犯罪者的惩罚，后来也用于奴隶和战俘。对奴隶和战俘实行阉割主要的目的，在于保证有地位男子对其配偶的绝对占有，由于其目的与阉割动物的目的有所不同，对人类的阉割也就产生了两种不同的方式，即对阴茎的破坏及对睾丸的破坏；对女人是指对其生殖器官进行破坏使其失去生殖能力。将动物以外来方式除去生殖系统或使其丧失功能称为去势。方法有化学方式及外科手术进行。化学方式可以改变荷尔蒙的方式进行。 外术手术以侵入性的方式，将男性生殖器官如睾丸，或女性生殖器官如卵巢、子宫移出个体外。

方式

古代的阉割方式大致有两种：一是“尽去其势”，即用金属利刃之类的器具将男性生殖器完全割除。《旧唐书·安禄山传》中曾记载一则阉割实例：

猪儿出契丹部落，十数岁事(安)禄山，甚黠慧。禄山持刃尽去其势，血流数升，欲死。禄山以灰火傅之，尽日而苏。

由此可以看出，阉割过程是相当残酷的，被阉割者会因

失血过多或过于痛疼而长时间昏迷，止血消炎的措施也非常简单，只是“以灰火傅之”。

二是用利刃割开阴囊，剥出睾丸。用这一方法进行阉割显然并不需要完全割除生殖器官，但同样可以达到目的。洪迈所着《夷坚志》卷八对这一方法有所记载。另据记载，古代还有所谓的“绳系法”与“揉捏法”。前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用一根麻绳从生殖器的“睾丸”根部系死，既不影响溺尿，却阻碍了生殖器的正常发育。久而久之，男童的生殖器便会失去功能。后者是在男童幼小时，由深谙此道之人每天轻轻揉捏其睾丸，渐渐适应后，再加大手劲，直至将睾丸捏碎。然而，专将睾丸割去或捏碎，如果是业已发育之人，尽管能够完全避免授精，但其性欲及淫乱宫廷的能力在一定时期内会依然存在，甚至有的人反会因此而更加强劲耐久。所以，古代的宦官都是采用“尽去其势”之法，将生殖器全部割除。

在方法上，斯科普津教徒们（分布在罗马尼亚和俄罗斯南部一带，信奉基督）可谓不拘一格，他们使用烙铁、拨火棍、一片玻璃、剃刀、匕首什么的都能干成这事。

在这方面，中国人和土耳其人就讲究得多。他们有专门的师傅使用图中那些精致的专用工具来搞定。

阉割用的工具：a.手术刀，b.清朝时使用的锡镴制扩张器，c.以前土耳其使用的扩张器，附的线绳能方便将扩张器从尿道中拔出。

要做阉割手术的时候，首先得让人禁食禁水几天以排空便溺，到了日子，将其捆在特制的椅子上（或者由助手按住），在生殖器官及其周围涂上麻药，然后主刀用手捉住或是用线勒住生殖器官，割之前还会跟当事人确认一下，得到肯定后主刀就会使用锋利的刀具（图中的a）来个一刀抹。接着就是止血，消毒并在尿道中插上图中b和c那样的小棍来防止尿道狭窄。之后就是100天左右的静养。

发展历史

在人类历史当中，不同的文化体系中，基于宗教或社会需要都曾出现阉割这种行为，特别在中世纪的欧洲、中国、印度、中东和非洲也有历史记载。在战后，胜方或会以阉割敌方以象征自己的胜利和夺取对方的力量。而阉人亦成为了社会中一个特别的阶层。

史书记载

在古代中国，阉割术的渊源是相当久远的。有证据表明，至迟在殷商时代就有了阉割男性生殖器的意识与行为。当时的阉割术可能是将阴茎与睾丸一并割除的，秦汉时期的阉割技术已较为完备，并已经注意到阉割手术后的防风、保暖、静养等护理措施。当时施行阉割的场所称为“蚕室”，《汉书·张安世传》颜师古注曰：“凡养蚕者，欲其温而早成，故为密室蓄火以置之。新腐刑亦有中风之患，需入密室乃得以全，因呼为蚕室耳。”大致相同的解释见于《后汉书·光武帝纪》李贤注，所谓“宫刑者畏风，须暖，作窨室蓄火如蚕室，因以名焉。

技术落后

在古代相对落后的医疗技术条件下，阉割手术的死亡率是相当高的。明代天顺年间，镇守湖广贵州的太监阮让，一次精选了虏获的苗族幼童1565人，将他们统统阉割，准备悉数送呈朝廷。但由于手术太残酷及医疗技术条件太差，在阮让自阉割幼童到奏闻朝廷这短短的时间内，幼童疼死、病死者竟达329人。后来，阮让又重新买了一批幼童加以阉割，以补上死亡之数，送呈朝廷。阮让前后共计阉割幼童1894人，死亡率接近20%。如此集中而大量的死亡，显然同阉割手术失败或手术后的并发症有关。

刀子匠

历代古籍对阉割手术的具体情形大致上都记载得很是简略。清朝末年，一些来到中国的欧洲人对迥异于西方的中国宫廷文化产生了浓厚的兴趣，并较为详细地描述了当时的阉割手术情形。但这些描述多为道听途说，远不及清末宫廷宦官以切身经历为基础的回忆详细，其可行性也值得怀疑。据清末宦官回忆，北京城有两个赫赫有名的阉割世家，号称“厂子”：一是南长街会计司胡同的毕家；另一是地安门外方砖胡同的“小刀刘”。主持其事者都是得到朝廷认可的家族世传，六品顶戴，称“刀子匠”。两家据说各有绝招，但技艺绝不外露，只是父子相传。

手术过程

手术过程中，除了主刀者外，一般还需三四名助手。被阉割者都需采用半卧姿势仰倒在床位上，几位助手将他的下腹及双股上部用白布扎紧、固定，然后有人负责按住其腰腹部，另外的人则用“热胡椒汤”清洗阉割部位，加以消毒。用于阉割的手术刀是一种呈镰状弯曲的利刃，据说是用金与铜的合金制成，可防止手术后感染，但使用时通常并没有特别的消毒措施，在火上烤一下，便算是消毒了。这一切完成后，主刀者即用镰状弯曲的利刃，对被阉割者的阴茎连同阴囊进行切除，通常分两步：第一步是割睾丸。在球囊左右各横割开一个深口子，把筋络割断以便把睾丸挤出来。这需要阉割者身子打挺，小肚子使劲往外鼓。待用全身的力气把睾丸挤出来，刀子匠会把片好的猪苦胆贴到球囊左右两边。

第二步是割阴茎。这需要相当高的技术，割浅了会留有余势，将来里面的脆骨会往外鼓出，就必须再挨第二刀，即宫里俗称的“刷茬”；如果割深了，将来痊愈后会往里塌陷，形成坑状，解小便时呈扇面状，一辈子不方便。宫里的太监十个有九个都有尿裆的毛病，这就是阉割的后遗症。阴茎割除后，要插上一根大麦秆，然后把另一个猪苦胆劈开，呈蝴蝶状地敷在创口上。据说也有的是用栓状白蜡针插入尿道，并用冷水浸湿的纸张，将伤口复盖包扎。这大概是净身场所不同而出现的技术性差异。

相关法律

据英国广播公司（BBC）2010年6月8日消息，波兰近日颁布了该国最新的法律条文，该条文规定触犯强奸罪及恋童罪的人（男性）将必须被予以阉割。报道称，这项由波兰议会在2009年9月一致通过的法规适用于那些强奸儿童及直系亲属的罪犯。据悉，在该法律成文前，波兰部分地区已经开始执行。

具体过程

《浪迹丛谈》说:

阉人隶籍河间者多。男子至十五六岁发育时，有愿阉割者，先饮以酒，酒淡而性猛，饮至十分沉醉，或竟昏倒，然后将其仰缚于条凳，凳置诸盛石灰之大盆中，仰缚则恐其挣扎，石灰则用以吸收流血。将阴部涂满药油，油即麻醉药也。部署既定，即以利刀沿阳具之根，环而割之，深度须有技术，尤以阴茎下部及近卵处为最难割，因筋多极易致命也。割后即取去其茎之海绵体，全茎只剩二管，须用钳钳，否则缩入体内即死。一管为输尿，一管为输精，精管盘曲而纳入体内，尿管则剪去之，遂敷以止血之药。包扎毕后，须四五日不饮不食，半月不得见风，居室四壁，糊以重纸，盖见风即有性命之虞。月余结痂收口，竟成一孔，卵亦缩至细小。然俗有“三年一小修，五年一大修”之语，盖言三年五载后，或须再行阉割，实则恐手术不佳，未能根除，故每隔三五岁，必验察一次，看是否有凸肉长出，长则再割之，其手术亦较易矣。又云:阉人近女，每喜手抚口啮，紧张移时，至汗出即止，盖性欲至此已发泄净尽，亦变态也。

这是展出的一把清代“阉割刀”

《宸垣识略》今译成白话文:

阉割者，负责处理愿做太监者的“祸根”。这种专门手术的程序是这样的，愿意净身入宫做太监的人，必须要有地位的太监援引，然后凭证人立下“婚书”，把自己当成“女人”那样“嫁”到皇宫里去。“婚书”必须是自愿具结。这才请来阉割者，进行施手术的预备工作，选上一个好日子，把净身者关在房间里。

那房间必须密不透风，让净身者先清理大小便，然后把他锁在房里。在这段禁闭期间三四天内，绝对不能进饮食，免得排泄的秽物沾染手术后的创口，致使手术恶化，危及生命。房门之所以要密不透风，也是为了净身者的安全。这样经过三四天之后，就正式阉割了。

受割的人，被蒙上眼睛，尽除衣裤，手足绑得结结实实，活像个“太”字。还有人抓牢他的头发，抓紧他的胳膊，压着他的腰部，防止他因痛极挣扎，流血过多而呜呼哀哉。

操刀者先要问:“这是自愿净身吗？”受割者说:“是。”又问:“假如你反悔，现在还来得及!”答道: “决无后悔。”“那么你绝子绝孙，可和我毫无干系罢？”接着又说:“毫无干系了！”

例行话问完，担任介绍人的太监把“自愿阉割书”循例念了一遍，于是开始动手术。受割者的两腿是分开的，手术刀从卵囊连同阴茎一刀割净，马上在创口敷上防腐止血药，同时将一根药捻插进尿道口，迅速包扎起来，手术就完成了。

被割下的阴囊、阴茎，装在石灰粉盒里，一方面是防腐，主要是吸收血液水分使它保持干燥，然后用湿布揩抹干净，再在香油中泡若干时候，等油渗透了，把它装在丝棉衬里的小木匣中，加以密封包裹，择一个黄道吉日，送进受阉者的家祠，把那藏有“不文之物”的木匣，放在正梁上。将来那个太监老死时，当他的遗体入殓，还得把那“陈年油鸟”从正梁上“请”下来，缝在死者的私处，那份“自愿阉割书”同时在灵前焚化，使死者“恢复”男人身份，在九幽地府，可以有面目见祖先父母。

文化影响

在西方，阉割往往表示一种宗教行为。早在基督教大兴其道之前，罗马人就开始了他们的“赛比利膜拜”：赛比利作为一个女神，是在罗马与迦太基的布匿战争期间由小亚细亚传入罗马的。女神为了阻止自己的儿子阿提斯染指其他女人，所以常常将他暴打。具有受虐倾向的阿提斯在棍棒下感受到了宗教般的狂喜，所以挥刀阉了自己。“赛比利膜拜”的人们在阉割日疯狂地舞蹈，他们在一种狂喜状态下跑过罗马的街道，并割下自己的阳具，扔到街边居民的家里去——“幸运的居民”看到这血淋淋的东西后，要拿出家中的女人衣服，送给自阉者。男扮女装的自阉者将女人衣服穿到身上，并将终生守护赛比利的寺庙。

尽管这样，崇尚色情与暴力的罗马人还是对这种行为表示了极大的反感，在大多数人眼里，具有硕大阳具的生殖之神普里阿普斯才是应该被供奉的。是的，硕大的阴茎在罗马是权势的肉体化身，以至于将军有时会根据士兵阴茎的尺寸来提拔他们。而罗马人的建筑，跟希腊人的赫耳墨柱头一样，遍布了整个城市：这些建筑要么设计成一个大阳具的式样，要么在墙体上布满阳具式样的浮雕……而著名的奥古斯都广场，从保留下来的图纸上可以看出，长长的走廊型的大厅底部两侧，分明有两个半球型建筑……罗马人的这种阳具迷恋可以从当时的社会现实中寻求解释：他们的平均寿命不到25岁，只有4%的人能活过50岁，所有男子都必须用自己的阴茎为帝国效力(繁衍人口)，单身汉受到惩罚，男孩的第一次射精被当做帝国的节日来庆祝……

另一些教徒则从圣经中发展出了另外的思想，他们坚持认为阉割是信仰的必要条件。瓦伦斯教派不但阉割自己，还以救赎的名义阉割投宿的过路人;苦行派认为原罪是由性带到世间的，他们相信耶稣不是通过死亡、而是通过受阉来救赎世人的——他们对这一行为进行模仿，在“小印”仪式上，信仰者要接受切除睾丸的手术，而为了求得更大的圆满，许多人请求连同阴茎也一起割掉，这被称为“大印”或“贵印”。苦行派也为女性信仰者保留了余地：她们将被割去乳头，甚至乳房以及外阴的突出部位。

中国的阉割则很少具有宗教色彩，它更多地指向一种刑罚，或者出于一种功利主义的算计：阉人的体能接近于男人，但在性角色的扮演上，则接近于女人，所以最适合于宫廷服务。从这个意义上来讲，阉人是对阉牛的继续，它是一种身体规训方式，目的是对能量释放的控制和引导。服从于这个目的，我们发明了一种更为温和的阉割方式：揉搓——男孩在出生后不久，即由有经验的阉割师来对他施行这种手术——阉割师捏住男孩的睾丸不断揉搓，日复一日，并随着男孩承受能力的增强，逐渐加大力度，直至完全捏碎他的睾丸……这个“温情”的过程一般要持续好多年。

揉搓从技术上规避了排尿问题，而且没有痛感，所以死亡风险很低——因了这样的好处，它大受欢迎。穷困人家为了将子弟送到宫中去，往往在他们一出生，就对其施行这种手术。被破坏后的睾丸，无法支援阴茎的继续生长，所以它们看起来不但小，而且松软、疲沓，几无勃起的可能。成年后的阉割却失去了这种幸运，他们无一例外，都要被“连根割下”。

死亡风险

不管以什么理由和用什么方法阉，阉割都会对男性健康造成极大的影响。开刀时的疼痛和丧失性能力自不必说，除此之外，阉割手术后，常常有人因为出血、消毒不好导致感染等原因死亡。古时土耳其人阉割男童作为内侍，据说死亡率甚至高达2/3，悲剧的是正因为死亡率高，所以活下来的就更显珍贵，能卖出更高的价钱。

就算没有死于手术，被阉割的人仍会面临很多健康上的问题。阉人们的骨骼会变得更加脆弱，年纪大了很容易驼背，这些都是女性患严重骨质疏松的表现。此外，阉人的乳房常常会发育异常，这是雄激素水平下降、雌激素水平上升的结果。

思想阉割

在秦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帝国之前，中国境内邦国林立，据说夏有万邦，商代有八千方国，到了殷纣时期随武王伐纣者也有八百诸侯，其后互相攻伐，相继湮灭。此时，各邦国统治者互相竞争，时刻有危机感，他既要贪婪地攫取别人的领土、财富、人口，又要防止别的邦国对自己这样做，主要的威胁在外部。因此，称王称霸的愿望使得各种新思潮和人才受到很大重视，以至于到了春秋战国时期“重士”、“征士”、“养士”成为时尚，思想相当活跃，出现“百家争鸣”的盛况，形成儒、墨、道、法、阴阳、名辩、纵横、兵、农、杂家等各种学派，他们互相争论诘难，又互相吸收补充，出现了思想文化的繁荣景象。然好景不长，秦灭六国，统一海内之后，随着外患的消除，“兔死狗烹”，消除内部的威胁，已经成为“皇帝”的首要任务了。

为了达到自己家天下，传万世的目的，掌天下之大权的始皇帝最想让臣民丧失犯上作乱、取而代之的思想与能力。人的行为是受思想支配的，所以让天下人丧失作乱的思想，是根本的釜底抽薪之法，那么，能不能像阉割宦官的生殖器那样，把臣民的思想阉割掉呢？这已经被历史所验证：在秦皇收天下之兵，铸以为金人十二的同时，执行了严厉的焚书坑儒政策。这是历史的巧合也是历史的必然：中国的宦官制度自秦开始逐步加强，而全国性的思想禁锢也以秦朝为始。焚书坑儒，是对中国人的第一次思想阉割，从此一发而不可收，中国思想阉割的大幕徐徐拉开了。

焚书坑儒

秦朝的李斯是一位很有见识的臣子，他敏锐地把握到了时局和秦始皇心理的变化，他说：“异时诸侯并争，厚招游学。今天下已定，法令出一，百姓当家则力农工，士则学习法令辟禁”。但是现在的形势却与皇帝的意愿不一致：“今皇帝并有天下，别黑白而定一尊。私学而相与非法教，人闻令下，则各以其学议之，入则心非，出则巷议，夸主以为名，异取以为高，率群下以造谤。如此弗禁，则主势降乎上，党与成乎下” （参见《史记》秦始皇本纪）。 李斯这番利害析说，使始皇大为称是，准许了李斯提出的焚书、禁止私学、以吏为师的建议。李斯的一个建议，就使秦帝国统治所及之处，到处点燃了焚书之火，秦以前古典文献，除了秦国的历史书籍和“医药卜筮种树之书”，尽皆化为灰烬，中国古代思想文化遭到了前所未有的摧残，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焚书”事件。

至今学术界仍然有秦始皇是否“坑儒”的争论，实在无聊的很。秦始皇一开始对知识分子实行拉拢政策：“吾前收天下书不中用者尽去之。悉召文学方术士甚众欲以兴太平，方士欲练以求奇药。”其目的很明显：其一兴太平，其二求奇药。但是随着时间的推移，事实证明这一政策不但没有达到预期效果，甚至起到了反作用。这些文学之士“越言乃三代之事”、“不师今而学古，以非当世，惑乱黔首”，因为这些人太不识时务，李斯称他们为“愚儒”；求仙药之事则“徐市费以万计，终不得药，徒奸利相告日闻”；更为要命的是，这些人居然端起碗吃肉，放下筷骂娘：“卢生等吾尊赐之甚厚，今乃诽谤我，以重吾不德也，诸生在咸阳者，吾使人廉问，或为妖言以乱默首”（见《史记》秦始皇本纪）。知识分子的不驯服，导致了秦始皇政策的转变。表面看来，淳于越博士分封之议引发了“焚书”，侯卢二生的逃亡导致了“坑儒”，但是其背后有深刻的政治原因。“焚书”是秦始皇政策的转折点，“焚书”之后，“坑儒”仅仅就是时间问题了。而且据史书记载，秦始皇坑儒不止一次，前一次是在咸阳公开坑的，后一次是在骊山陵谷中温处瓜地里用欺骗的手段秘密坑的（事见《汉书》儒林传颜师古注），所以“坑儒”是秦始皇有预谋的政治事件，并非少数人作奸犯科而偶然引发，欲加之罪，何患无辞。

秦朝统治者几乎禁绝当时的一切思想流派：“天下敢有藏《诗》、《书》、百家语者，悉诣守、尉杂烧之”。但是仍然不能改变其二世而亡的命运。起来灭亡秦朝的是没有文化的农民和基层官吏：“收天下之兵聚之咸阳”，焚书，坑儒是做得有魄力的，偏偏起事的却并不是儒——亭长，走卒，翁牖绳枢之子，田亡隶之徒，根本不读诗书的人。没有武器，他们会斩木为兵，揭竿为旗。这样看来，秦始皇的办法并不好。

独尊儒术

秦律“敢有挟书者族”，到了汉初惠帝四年则“除挟书律”，诸子学说复苏。汉朝初年，政治上无为而治，经济上与民休息，黄老刑名之学占了上风，《汉书》儒林传：“孝文本好刑名之言，及至孝景，不任儒，窦太后又好黄老术，故诸博士具官待问，未有进者。”当时，诸家学派相互斗争，献媚争宠，热闹得很。汉武时期，经过卫绾、窦婴、田蚡、鲁申公、董仲舒等人的努力，儒学一步步地占据了统治思想的地位。

且不论汉武时期儒家怎样和黄老学派斗争并胜出，从史实看，西汉初年每一代统治者治国都有自己的一套指导思想，而汉武“罢黜百家，独尊儒术”，也突出了一个“独”字。顾颉刚先生曾经一针见血地指出：“秦始皇的统一思想是不要人民读书，他的手段是刑罚的制裁；汉武帝的统一思想是要人民只读一种书，他的手段是利禄的引诱。结果，始皇失败了，武帝成功了”。用一个比喻来形容汉朝统治者的意图是非常恰当的：这就像对付一头驴子，不是把驴子捆起来不让它动，甚至干脆把它杀掉，而是蒙住他的眼睛，让它在那里拉磨转圈。被捆起来的驴子是要反抗挣扎“嗷嗷”叫的，杀掉驴子就不能利用它了，而拉磨转圈的驴子就活得很幸福，也被利用得很好。汉朝统治者让知识分子拉的那个磨，就是儒家思想，而要他们转的那个圈，就是“罢黜百家，独尊儒术”。

“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政策对后世产生了深刻影响：一方面，使汉代儒家经学得到重大发展，并从此成为后世历代的正统思想；另一方面，它又桎梏民族思维，使学术自由从此成为后代士子的奢望，中华民族为此付出极其高昂的代价。

虽然汉朝统治者为知识分子划了一个大圈圈，但是如何让他们进入这个圈圈是一个大问题。由于汉代的人才选拔制度的缺陷，限制了独尊儒术政策的影响力。汉代统治者使用“察举”和“征辟”并辅以考试的方法来选拔人才，分为孝廉科、茂才科、贤良方正科、明经科、明法科、童子科等，设置五花八门。由于察举大权掌握在地方官吏手中，并且举荐的条件没有统一的标准，这种制度就给了地方官吏徇私舞弊的机会，知识分子没有门第和靠山便很难被举荐。而被举荐的人则：“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葛洪：《抱朴子》卷十五，《审举》）。至于魏晋时期的“九品中正制”把人按家世和才德分为九品，按品授官，更是有失公平，这就堵塞了底层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门路，以致发出“贵胄蹑高位，英俊沉下僚”的感叹。

科举考试

隋唐统治者开科取士的后果之一是给了几乎所有的知识分子进入统治集团的希望，后果之二是学术的功利化。使知识分子有了“朝为田舍郎，暮登天子堂”荣身之路，这一政策与儒家的“学而优则仕”一拍即合。从此国家机器不仅为知识分子指定了学术的范围，更进一步指出了学术的目的：学成文武艺，货于帝王家。天下知识分子尽被阉割矣！

从“天下英雄尽入我毂中矣”（见王定保《唐摭言.述进士上》）这句话，我们可以想象到唐太宗李世民洋洋得意的姿态。唐代科举可自由报名，以考试的方式选拔人才，不仅使得选拔的范围扩大，而且较以前的察举较为公平。唐代考试的科目，每年分科举行的称常科，由皇帝下诏临时举行的称制科。据《新唐书》卷《选举上》，常科考试的过程为：“每岁仲冬，州、县、馆、监举其成者送之尚书省；而举选不由馆、学者，谓之乡贡，皆怀牒自列于州、县。试已，长吏以乡饮酒礼，会属僚，设宾主，陈俎豆，备管弦，牲用少牢，歌《鹿鸣》之诗，因与蓍艾叙长少焉。既至省，皆疏名列到，结款通保及所居，始由户部集阅，而关于考功员外部试之”。唐代制科，名目繁多。王应麟《困学纪闻》说：“唐制科之名，多至八十有六。通过了考试，就取得了当官的资格。所以“开元以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干人，少犹不减干人。”（见《十通分类总纂.选举类》）。其有老死于文场者，亦所无恨。故有诗云：“太宗皇帝真长策，赚得英雄尽白头！”（见王定保：《唐摭言.散序进士》）

功利是学术研究的最大敌人，现代科学诸学科均源于古希腊，古希腊人认为学术是排斥功利的。亚历士多德在《形而上学》中开篇就说：“求知是人的本性”，“他们为求知而从事学术，并无任何实用的目的……我们不为任何其他利益而找寻智慧：只因人本自由”。古希腊有很多动人的故事，德谟克利特因为花园的美景透过眼睛干扰了自己的思想，为了思想，他毅然挖掉了自己的双眼。亚里士多德避居海峡，因闹不清海峡水流变化的原因，竟然纵身跳进海峡。泰勒斯一心思考“天体”，走在路上跌入坑里，受到妙龄婢女的嘲弄。一个青年跟欧几里德学习《几何原本》，问学了几何后有什么用处，欧几里德勃然大怒，对仆人说：“给他三个钱币，因为他想在学习中获取实利”。至于欧洲文艺复兴时期，哥白尼，伽利略，布鲁诺等冒着宗教裁判所的审判和火刑的威胁从事科学研究，更是不能用功利主义的眼观来审视之。隋唐科举考试以国家意志的形式引导了学术的功利化倾向，其负面影响是深远的。

也应该看到，唐宋间朝廷科举制度科目繁多，考试的范围也较宽泛，因此，知识分子的自由发挥余地也较大。如唐朝的常科，有秀才、明经、俊士、进士、明法、明字、明算、一史、三史、开元礼、道举、童子等。唐代制科更是五花八门，甚至有“不求闻达”(不求显达)科、“高蹈丘园”(隐居丘园)科。常科之中，明算科要考试《九章算术》、《周髀算经》、《海岛》、《孙子》等，道举要考试《老子》、《庄子》、《文子》、《列子》等，医举科要考试《本草》、《脉经》、《素问》、《伤寒论》等。但是有唐一代，最重要的科目是明经和进士两科，明经重帖经墨义，进士重诗赋杂文。唐代取士，不仅看考试成绩，还要有知名人士的推荐。因此，考生纷纷奔走于名公巨卿之门，向他们“投献”自己的代作，称为“投卷”。向礼部投献的称“公卷”，向达官贵人们投献的称“行卷”。（胡震亨《唐音癸签》卷十八《进士科故实》）投献的作品，有诗，有文，也有最能表现史才、诗笔、议论的小说。《幽径录》、《传奇》以及在宋代还广泛流传的唐诗数百种，都是当时考生们的投献之作（赵彦卫：《云麓漫钞》卷八）。宋代科举考试的科目、内容和方法，发生了多次变化，但基本上是诗赋、经义并重，当时文体还是较为自由的散文形式。所以唐宋间，中国知识分子的聪明才智，主要被引导到文学方面来，中国文化以诗词文章为代表，达到了一个高峰。

八股取士

明清八股取士，可以说吸收了秦始皇焚书坑儒、汉武帝独尊儒术、唐太宗开科取士思想的精华，达到了登峰造极的地步。此类观点，古来有识之士多有论及，顾炎武《日知录》卷一六《拟题》：“八股之害，等于焚书，而败坏人心，有甚于咸阳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余人也”；廖燕《二十七松堂文集》卷一《明太祖论》：“明太祖以制义取士，与秦焚书之术无异，特明巧而秦拙耳，其欲愚天下之心一也”；冯桂芬《校邠庐抗议.改科举议》记饶廷襄曰：“明祖以时文取士，其事为孔、孟明理载道之事，其术为唐宗‘英雄入毂’之术，其心为始皇焚书坑儒之心”，林则徐举酒相属，叹为“奇论”。说的都是这个道理。

可以说，阉割中国知识分子之思想最为锋利的利刃莫过于明清时期的八股取士制度。明史记载其科举制度为：“科目者，沿唐、宋之旧，而稍变其试之法，专取四子书及《易》、《书》、《诗》、《春秋》、《礼记》五经命题试士。盖太祖与刘基所定。其文略仿宋经义，然代古人语气为之，体用排偶，谓之八股，通谓之制义。”（见《明史》卷70《选举志二.序》）八股文的题目限制在《四书》、《五经》的范围内，要求士子代圣人立言，用古代圣贤的思想和口吻，不得越雷池一步，在形式上必须按照一定格式和字数填写，毫无自由发挥的余地。明清八股取士制度延续数百年，而今人却很少看到他们的八股文，是因为八股文的唯一用途就是考科举，此外无论公私文书、文史论着、抒情、叙事、说理等等，都不可能采用八股体裁。明清一整套苛酷、繁琐而又等级森严、集中体现出政治全部精神的科举制度，最主要的功能就在于奴化、禁锢知识分子，使社会的这部分最活跃的精英力量萎缩、沉沦，他们被囚禁在程朱注疏、八股章句的枷锁中，颤栗在文字狱和科场案的屠刀下，挣扎攀爬在从童生、秀才到举人、进士的层层阶梯上，根本就丧失了唐宋以前知识分子阶层的魄力和自主精神。

危害

中国古代集权统治营造了单一思想体系的社会环境，并在此基础上逐步形成了一套人才选拔制度，而且最大可能地把知识分子纳入这一制度之内，从历史来看，很少有人能超脱于体制之外。 对于阉割了肉体的人，他的出路在于进宫当宦官，而阉割了思想的人他的出路也在于进宫，去当臣子，前者为皇帝服侍内宫，后者辅佐皇帝治理天下并阉割其他的人。正如被阉割肉体的人不会产生性欲的冲动，被阉割了思想的人怎么会产生思想的冲动呢？两千多年来的思想阉割造成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思想矮化和活力丧失，最终导致了全民的愚昧。钱钟书先生在《管锥篇.昭公十八年.愚民说》当中历数了中国统治者的愚民政策，最后提到：“文章”以及“明理载道”之事固无不足以自愚愚人，愚民之术亦可使愚民者并自愚耳。长期的思想阉割使得明清以降中国人思想封闭，醉心名利，形同愚人，出现了“万马齐喑究可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