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印度著名诗人、文学家、社会活动家、哲学家和印度民族主义者。1861年5月7日，拉宾德拉纳特·泰戈尔出生于印度加尔各答一个富有的贵族家庭。1913年，他以《吉檀迦利》成为第一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亚洲人。他的诗中含有深刻的宗教和哲学的见解，泰戈尔的诗在印度享有史诗的地位，代表作《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等。

代表作

《吉檀迦利》、《飞鸟集》、《眼中沙》、《四个人》、《家庭与世界》、《园丁集》、《新月集》、《最后的诗篇》、《戈拉》、《文明的危机》

人物思想

梵我合一

泰戈尔自己曾经说过：“我觉得我不能说我自己是一个纯粹的诗人，这是显然的。诗人在我的中间已变换了式样，同时取得了传道者的性格。我创立了一种人生哲学，而在哲学中间，又是含有强烈的情绪质素，所以我的哲学能歌咏，也能说教。我的哲学像天际的云，能化成一阵时雨，同时也能染成五色彩霞，以装点天上的筵宴。”

季羡林先生在他的研究着作中指出：尽管泰戈尔也受到西方哲学思潮的影响，但他的思想的基调，还是印度古代从《梨俱吠陀》一直到奥义书和吠檀多的类似泛神论的思想。这种思想主张宇宙万有，同源一体，这个一体就叫做“梵”。“梵”是宇宙万有的统一体，世界的本质。人与“梵”也是统一体。“‘我’是‘梵’的异名，‘梵’是最高之‘我’。”“人的实质同自然实质没有差别，两者都是世界本质‘梵’的一个组成部分，互相依存，互相关联。”泰戈尔以神或“梵”为一方，称之为“无限”，以自然或现象世界以及个人的灵魂为一方，称之为“有限”，无限和有限之间的关系，是他哲学探索的中心问题，也是他诗歌中经常触及的问题。泰戈尔跟印度传统哲学不同的地方是：他把重点放在“人”上面，主张人固然需要神，神也需要人，甚至认为只有在人中才能见到神。

季羡林先生还指出：“既然梵我合一，我与非我合一，人与自然合一，其间的关系，也就是宇宙万有的关系，就只能是和谐与协调。和谐与协调可以说是泰戈尔思想的核心。”泰戈尔认为“完全的自由在于关系之完全的和谐”。泰戈尔从这种哲学观点出发，宣传爱的福音，认为“真正增强文明的力量，使它真正进步的是协作和爱，是互信和互助”。不过，泰戈尔也并不否认矛盾的存在，他的思想里多少有些辩证法的因素，他承认自然、社会、人的思想都是在流转变化的。在泰戈尔的思想中，‘韵律’占极高的地位，这是他的最高理想，最根本的原理，是打开宇宙奥秘的金钥匙。”

诗与诗人关系

泰戈尔是一位具有浪漫主义风格的诗人，从诗歌创作的角度看，他特别关注诗与诗人的关系。1903年，泰戈尔读了英国诗人丁尼生的传记之后写了“诗人的传记”一文，主要讨论诗人和他的作品的关系问题。他认为，由于诗人已经将自己的生命融入了他的作品，诗人的作品能够给我们一个他的真实形象，而诗人的传记只是记录了诗人的外部活动，因此，通过研究诗人的传记不能真正认识诗人。他指出：“诗人不是用创作诗歌那样的方式，创造自己的生活，他的生活不是诗”（第22卷：37）。泰戈尔并不否认诗人的生活与他的诗歌有着内在的联系，但他认为只有但丁那样的超凡出众的诗人，才能同时在诗歌和生活实践中展现自己的天才，“但丁的诗凝结着但丁的生活，如果我们把两者结合起来读，那么我们将会更清己而不是他的客体对象”；“艺术的主要目的是表现人格，而不是抽象的和分析性的事物”。

在“旅洲纪行”一文中，他认为只有作为艺术客体的创造者，人才是真正自由的主体，指出：“只有在文学中人才是主体。也就是说，人是文学的标志和目的。……正是人与人交往的本性及其结果，才使得人成为文学的主体，因此，文学的标志和目的只能是作为人的‘我’，绝不是被我看到了的一切外在的事物”（第19卷：270一72）。可见，具有主体性的人是泰戈尔诗学的出发点和最终归宿。所谓主体性诗学就是在文学的性质和文学的各种关系中特别强调文学与人的关系，特别强调文学创作中作者的主体地位。主体性文学理论在东西方都有深厚的历史渊源，但在西方，对文学主体性的认识和强调是从浪漫主义开始的。深受西方浪漫主义影响并具有浪漫主义气质的诗人泰戈尔，在诗歌创作和诗歌理论中体现出鲜明的主体性特征，“诗人的传记”一文可以说是他主体性文论思想的前奏。

情感灵感

泰戈尔认为诗的基础或关键不是诗人的才学和诗人的外部活动，他指出：“日常谈吐、书信、交往、活动和教育不是诗的基础，它的基础是一个伟大感情冲动的传播，好像它是偶然的，非人为而产生的——它是超越诗人的知识的”（泰戈尔第22卷：39）。这里强调了两个因素，一是情感，二是灵感；也否定了两个因素，一是知识，二是刻意的努力。类似于我国古代诗学家严沧浪所谓：“诗有别裁，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不同的是，严羽是在诗歌品评鉴赏基础上的理论感悟，而泰戈尔是在长期、丰富的创作基础上的经验之谈。

除了情感和灵感之外，泰戈尔还特别重视想象在诗歌创作中的作用。他指出：“事实是，人的心不断丰富着不清晰的感情，那些感情总用短暂的痛苦、短暂的感情、短暂的事，遮盖着世界人类的巨大心灵的天空，然后在天空不断盘旋着。某个诗人依靠富有吸引力的想象，把这些感情中的一束束情感，缚在自己的想象之中，使它们在人心面前清晰起来，由此我们获得了欢悦。”又说：“人心的某个特殊面貌，聚集在某个诗人的想象里，通过美显示出自己多彩多姿的惊人光彩，文学评论家应该就这个问题进行思考”（泰戈尔第22卷：116—117）。显然，泰戈尔把想象作为诗歌创作和评论的基础。

主体诗学

泰戈尔认为传记作家很少在意诗人丰富多彩的人格和内心世界，而诗人在他的诗中表现的比他的实际生活更真实，“瓦尔米基的读者从瓦尔米基的诗里创造着诗人的生活传记，那个生活传记与瓦尔米基的实际生活相比更为真实”（第22卷：38）。总之，他认为诗人的生活传记不如其作品更能表现诗人的自我，也就是说，诗歌是诗人的人格的表现，而不是诗人的生活的再现。这样的具有主体性的诗学思想在他中后期的论着中有更深刻的表述。

关于死亡

泰戈尔对死亡有着超乎寻常的认识，他说：“生命作为一个整体永远不会把死亡看得很严重，在死亡面前它欢笑、舞蹈和游戏，它建设、贮藏并相爱。只有当我们把个别死亡的事实同生命整体分离时，我们才会看到它的空虚并变得沮丧。我们忘记了生命的整体，死亡只是它的一部分，就好橡是从显微镜中看一块布，它看起来像一张网，我们注视着那些大大的洞，由于想像而颤抖。但事实是，死亡并不是最终的真实，它看起来是黑暗的，有如天空看上去是蓝色的，但是死亡并不是变黑了的实体，正像天空并不在鸟的翅膀上留下它的颜色一样。”“在泰戈尔笔下，死亡充满着诗情画意，令人心向往之。他在《吉檀迦利》的最后阶段，用了20余首诗歌赞死亡，抒写在死亡中与神同一的过程。

善恶观念

泰戈尔是个乐观主义者，他认为世界是朝着绝对的善发展的，坚信恶最终将转化为善。诗人认为，我们之所以有痛苦，是因为我们感受到有限，但这并不是固定不变的，并不是最终的，欢乐亦是如此。因此，善恶且不是绝对的存在，但对于有限的我们来说却是真实的，必须通过《薄伽赞歌》中的业溶血，也就是通过无私善行的实践而与无限者的活动统一起来，以获得宇宙生命或道德生命。

他说，“生活在完全的善中就是在无限中证悟了人生，这就是最全面、最深刻的人生观，也就是我们通过内在的道德力量所能具有的对整个人生的看法。佛陀的教义是要把这种道德力量修炼至最高程度，要懂得我们的行动范围不应束缚于狭小的自我领域内。”“当佛陀沉思使人类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的途径时，他已经达到了这种真理：即当人类通过把个别融合于普遍而获得最高的目标时，人类就从痛苦的束缚中解脱出来。”正由于如此，泰戈尔对佛陀推荐备至，诗作无处不体现着这种从一切处去体会个体和整体的联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