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线建设，指的是自1964年开始到1978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在中国中西部地区的13个省、自治区进行的一场以战备为指导思想的大规模国防、科技、工业和交通基本设施建设。其开始的背景是中苏交恶与美国在中国东南沿海的攻势。它历经三个五年计划，投入资金2052亿元，投入人力高峰时达400多万，安排了1100个建设项目。决策之快，动员之广，规模之大，时间之长，堪称中华人民共和国建设史上最重要的一次战略部署，对以后的国民经济结构和布局，产生了深远的影响。由于建设地点都太过偏僻，这种建设方式为后来的企业经营发展造成了严重的浪费和不便，但是三线建设也成为中国中西部地区工业化的重要助推器。

简介

“三线建设”是中共中央和毛泽东主席于20世纪60年代中期作出的一项重大战略决策，它是在当时国际局势日趋紧张的情况下，为加强战备，逐步改变我国生产力布局的一次由东向西转移的战略大调整，建设的重点在西南、西北。

在1964年至1980年，贯穿三个五年计划的16年中，国家在属于三线地区的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投入了占同期全国基本建设总投资的40%多的2052.68亿元巨资；400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的民工，在“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的时代号召下，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风餐露宿、肩扛人挑，用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范围及部署

与经济最发达且处于国防前线的一线（指东南沿海及东北、新疆等地区）和位于中间的安徽、江西等二线省份相对，三线建设的范围包括四川（含今重庆）、河北、山西、河南、湖北、湖南、广西、云南、贵州、陕西、青海、甘肃和宁夏13个省及自治区，他们全部位于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其中，位于大西北和大西南的七省又被称为大三线，而中部六省被相对称为小三线。在其中又以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数量最多，企业规模最大，人口最多，尤以重庆为中心。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主要接收核工业与飞机工业，重庆则接受了解放军装备中除航天工业外绝大多数的武器制造生产，甚至包括核试验设备（816工厂）和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

三线

所谓三线，一般是指由沿海、边疆地区向内地收缩划分三道线。一线指位于沿海和边疆的前线地区；三线指包括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等西部省区及山西、河南、湖南、湖北、广东、广西等省区的后方地区；二线指介于一、三线之间的中间地带。其中川、贵、云和陕、甘、宁、青俗称为大三线，一、二线的腹地俗称小三线。三线地区位于中国腹地，离海岸线最近的在700公里以上，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是较理想的战略后方。用今天的区域概念来说，三线地区实际就是除新疆、西藏之外的中国西部经济不发达地区。 大三线建设是新中国在1964—1978间展开的、延续时间最长、规模最为宏大的一次工业建设运动。

简单地说，就是在以四川为中心的广大西南地区建立相对于全国独立的、“小而全”的国民经济体系、工业生产体系、资源能源体系、军工制造体系、交通通讯体系、科技研发体系和战略储备体系。为什么要这样做？一句话，就是建立中华民族的“备份”。

由于地理和历史的原因，当时中国70%的工业分布于东北和沿海地区，从军事经济学的角度看，这种工业布局显得非常脆弱，东北的重工业完全处于苏联的轰炸机和中短程导弹的射程之内；而在沿海地区，以上海为中心的华东工业区则完全暴露在美国航空母舰的攻击范围中。一旦战争开始，中国的工业将很快陷入瘫痪。假如我们遭到强敌的夹击，发生象日本侵略那样极端恶劣的形势，东北、华东工业区相继失守、大片国土沦丧的极端情况，我们依然能够退守于高山大川，保存一个“微缩中国”，在四川和西南，部署全套独立完整、门类齐全、互相协调、实用实战的交通能基础工业及国防工业体系，保持我们的工业化进程不至于被彻底打断，然后伺机反击。用心可谓极其良苦！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

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1938年到1940年，日本帝国主义开始全面对中国进行战略合围时，国民政府才仓促把华东和华中250余家工厂迁入四川。和蒋介石不同，毛泽东是有计划地实施战略布局。由于“大三线”建设，是在一个比英、法、德面积总和还要大的区域，整个经济与文化得到再造，即使没有战争，也具有难以估量的战略经济学意义。

为了抗御外敌，毛泽东提出三线建设的战略构想：他把全国划分为前线、中间地带和战略后方，分别简称为一线、二线和大三线。按照中国军事经济地理区划，沿海地区是第一线，包括沿海和边疆省区，如北京、上海、天津、辽宁、黑龙江、吉林、新疆、西藏、内蒙古、山东、江苏、浙江、福建、广东等。三线则是指长城以南、广东省韶关以北、京广铁路以西、甘肃乌鞘岭以东的广大地区，包括基本属于内地的四川、贵州、云南、陕西、甘肃、宁夏、青海7个省区及山西、河北、河南、湖南、湖北、广西等省区靠内地的一部分，共涉及13个省区。四川、云南、贵州及湘西、鄂西为西南三线，陕、甘、宁、青及豫西、晋西为西北三线。相对于西北、西南的大三线，中部及沿海地区腹地称小三线。用今天的概念来说，它基本上是指不包括新疆、西藏和内蒙古在内的中国中西部。介于一、三线地区之间地带，就是二线地区。

中国属于均衡型国土形状，东西南北外围至中心地区距离相差不大，可以明显地分出内外线、前后方。从四个方位最顶端测量中国的中心点，大致在甘肃兰州至陕西西安之间的宝鸡。再从自然地形看，中国地势西高东低。西部由南至北是云贵高原、横断山脉、青藏高原、喜马拉雅山脉、昆仑山脉、帕米尔高原、塔克拉玛干大沙漠、天山山脉、贺兰山脉等，海拔几千米以上，地势险峻，气候复杂，形成难以逾越的天然半月形屏障。历史上曾经远征欧、亚、非的马其顿帝国和阿拉伯帝国都至此而止，从未有任何一支外国军队能够从西部入侵中国内地。东北部有大小兴安岭，也易守难攻。陆地疆域中惟有北部内蒙古高原中部，相当开阔，大部为沙漠、草原，是一条易攻难守的通道，须后退到陕西秦岭、山西雁门关一带方有险要可守。相对而言，东部沿海地势较为低缓，多为丘陵和平原，后退到太行山脉方有利据守。于是，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确定将川、贵、云、陕、甘、宁、青和鄂、豫、湘西部作为三线战备后方。

中国古代几千年处在“陆权”时代，中原王朝遭受入侵的威胁大多来自西北部游牧民族。在东部，浩瀚的大海形成可靠的天然屏障，十分安全。当世界进入“海权”时代，中国的安全格局发生了180度大转变。从1840年至1945年的105年中，中国遭受侵略的七次大规模战争，无一不是从东部沿海地区发端。而我国最发达、富庶的经济区域和政治文化中心城市，又都集中在东部沿海柔软的腹部。国家没有可靠的战略后方。

1950年朝鲜战争爆发后，美国实行军事包围，对新中国的威胁依然主要来自东南沿海。由于当时对苏联的“一边倒”外交政策和接受苏联经济援助，实际上将苏联作为大后方，建设重心放在东北、华北地区。建设战略后方的问题并不紧迫。

建设背景

当时，随着国际形势的演变，我国周边出现了严峻的局势。在东面和南面，被美国军事势力重重地包围住，美国第七舰队公然进入我台湾海峡，他又挟迫我周边国家签订条约，结成反华联盟，并在这些国家建立军事基地，对我国东、南部形成一个半圆形的包围圈。

在北部和西部，我国又面临苏联的巨大压力。1956年之后，中苏由于在意识形态等方面发生了很大的分歧，引起了苏联的极大不满，单方面撕毁合同、撤走专家、逼还抗美援朝时期购买军备所欠下的债务，并且苏联还策动新疆分裂分子举行武装叛乱。随着中苏关系的进一步恶化，两国长达7300公里的边境线，出现了空前的紧张局势。在苏、美二国的唆使下，印度、日本、韩国等国对我国也持敌对态度。

当时，我国的工业、国防工业等绝大部分都分布在东北、华北一带，形势十分紧迫。

1962年后，美国在台湾海峡多次举行以入侵中国大陆为目标的军事演习。

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

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挑起并夸大与北越的武装冲突。美国出动第七舰队125艘军舰和600余架飞机，5日，美国悍然对越南民主共和国进行轰炸，开始全面介入越南战争，导致越战全面升级，并把战火延烧到包括北部湾和海南岛在内的中国南部地区。

1969年，中苏边境陈兵54个师、近百万人，在珍宝岛发生大规模武装冲突，苏共中央政治局讨论了要用外科手术式核打击消灭中国核基地的计划，并打算联合美国进行。

缘起

1958年中苏决裂后，严峻的战略形势与东南沿海脆弱的防务系统让中共领导层开始考虑在西部建设后方的战略问题。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同年8月17日、20日，毛泽东在中共中央书记处会议上两次指出目前中国的经济命脉都集中在大城市和沿海地区，不利于备战， 各省都要建立自己的战略后方。这就是三线建设的起源。说到大三线的来由，就需要追溯到上世纪六十年代，中国刚刚经历三年自然灾害，又面临着严峻的周边局势。1960年中苏两国的关系急剧恶化，苏联在我国北部边境陈兵百万，对我虎视眈眈；盘踞在台湾的蒋介石政权咄咄逼人，妄图反攻大陆；1962年，印度在中印边境挑起事端，直接导致中印军事冲突。1964年，美国制定了绝密报告《针对共产党中国核设施进行直接行动的基础》，试图出动空军袭击中国即将进行第一颗原子弹实验的核基地，并打算联合苏联进行。美国总统约翰逊和国务卿腊斯克、国防部长麦克纳马拉就此进行了讨论，并与台湾进行了具体商议。美军在台湾海峡举行了核战争演习，1964年8月2日北部湾事件爆发，美国驱逐舰“马克多斯”号与越南海军鱼雷舰发生激战，越南战争规模扩大，并延烧到中国南部地区，海南岛和北部湾沿岸都落下了美国的炸弹和导弹，直接威胁中国安全。

面对战争威胁，毛泽东和中共中央毅然决定，中止原来“抓吃穿用”的“三五”计划设想，8月19日，李富春、薄一波、罗瑞卿联名向毛泽东和中央提出了《关于国家经济建设如何防备敌人突然袭击的报告》，10月30日，中央工作会议通过并下发了国家计委提出的《1965年计划纲要（草案）》。决定从1964年起转而加紧进行战备工作，在云、贵、川、陕、甘、宁、青等西部省区的三线后方地区，开展大规模的工业、交通、国防基础设施建设。这些地区，距西面国土边界上千公里，离东南海岸线七百公里以上，加之四面分别有青藏高原、云贵高原、太行山、大别山、贺兰山、吕梁山等连绵起伏的山脉作天然屏障，在准备打仗的特定形势下，成为理想的战略后方。

大三线建设历时1964—1978计14年，若包括1958—1964的前期6年共20年整，核心时间段为1964—1972计8年，横贯三个五年计划的三线建设中，国家在主要13个省和自治区的中西部地区投入了2052.68亿元巨资，涉及600多家企、事业单位的重建、搬迁、合并，整个工程规模史无前例。几百万工人、干部、知识分子、解放军官兵和成千万人次民工的建设者，打起背包，跋山涉水，来到祖国大西南、大西北的深山峡谷、大漠荒野。他们露宿风餐，肩扛人挑，用十几年的艰辛、血汗和生命，建起了星罗棋布的1100多个大中型工矿企业、科研单位和大专院校。

四川大三线建设头三年的最重要项目是“两基一线”。“两基”就是以重庆为中心的常规兵器工业基地和以攀枝花为中心的钢铁工业基地，以作为战时军工生产的核心。“一线”就是修建成昆铁路干线，解决西南地区交通问题，满足工业的能源、原材料、零部件以及产成品运输。

过程

三线建设

1964年8月，国家建委召开一、二线搬迁会议，提出要大分散、小集中，少数国防尖端项目要“靠山、分散、隐蔽”（简称山、散、洞）。有的还要进洞。三线建设宣告拉开帷幕。

在1964－1980年期间，国家在三线地区共审批1100多个中大型建设项目。大批原先位于大城市的工厂与人才进入西部山区。更有“备战备荒为人民”、“好人好马上三线”等口号号召人们前往三线地区。文革早期，三线也是大量知青的去处，历任中国国家主席胡锦涛就曾经分配到甘肃刘家峡水电站。由于国防考量，这些工厂的位置都偏僻而分散，导致企业的后续发展进入瓶颈。如陕西汉中飞机工业基地，下属28个单位分散在两个地区，7个县的范围内，其中一个企业被分散在6个自然村中，装配零部件需要汽车往返几十甚至上百公里，员工上下班也非常不便。

陕西新建的400多个三线项目，将近90%远离城市，分散在关中平原和陕南山区的48个县，多数是一厂一点，有的甚至是一厂多点，布局被讥讽为“羊拉屎”、“瓜蔓式”、“村落式”。而且山区内信息闭塞，生产出来的产品往往无法跟上世界潮流，显得过时落伍。有时山区内爆发山洪等自然灾害，企业也往往损失惨重。冬季大雪封山后，工人更处于与世隔绝的状态，时人用“洞中方数月，世上已千年”来形容这些工厂的闭塞与环境的恶劣艰苦。也因此，许多的厂矿单位里医院、商店、学校设施一应俱全，成为一个封闭的社会。十堰等城市更是因三线建设才得以出现。1973年，国家正式发文重点建设贵阳、重庆、安顺、绵阳四个重点城市，后来这四个城市成为全国三线企业的核心。

贵州、四川东部山区、四川中部平原地区、汉中、秦岭北麓等地区新建的项目数量多，规模大，迁入工业人口多。其中，四川成都主要接收轻工业与电子工业，绵阳、广元接收核工业与电子工业，重庆为常规兵器制造基地，甚至包括第三个钚生产堆（816工厂）和常规潜艇制造业（望江造船厂）；贵州贵阳主要接受光电工业，安顺主要接受飞机工业。需要注意的是三线建设并不都是沿海工业内迁，还有大量基础工业如长庆油田、攀枝花冶金工业、六盘水煤炭工业以及大量配套的铁路公路等新建项目。

1980年代后，伴随着改革开放与冷战趋于缓和，三线建设由保密名词逐渐见于报端。而改革开放后，许多三线建设单位由于位置偏僻闭塞而难有发展。1983年12月，中国政府在成都设立国务院三线办公室（1990年代改为国家计委三线办公室，21世纪后又改名为国防科工委三线协调中心）。

1984年11月在成都召开会议，确定第一批调整121个单位，迁并48个，全部转产15个。其后一些三线企业陆续迁往邻近中小城市，如咸阳、宝鸡、沙市、襄樊、汉中、广元、德阳、绵阳、天水附近。而技术密集型企业和军工科技企业则移往成都、重庆、西安、兰州等大城市。这些企业迁移后，多半进行了改制，由军用企业转为民用企业。如位于十堰的中国第二汽车制造厂改制为东风汽车公司；重庆兵器工业基地改为重庆钢

铁股份有限公司、长安集团、嘉陵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和建设工业集团股份有限公司等。而一些未迁移的企业，则逐步走向荒废关闭。也有部分在地方政府的帮助下得以继续生存，但生产门类已经发生发生巨大变化，如重庆著名的816工程。1965年2月26日中共中央、国务院作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体制问题的决定》，成立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以加强对三线建设的领导。3月29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西南三线建设委员会组成人员的批复》，同意以李井泉为主任，程子华、阎秀峰为副主任。后来彭德怀、钱敏任西南三线建委副主任。

部分基地

011基地：安顺。歼击机和教练机生产基地。

012基地：汉中。预计建设成歼击机生产基地，1975年，中央决定西安飞机设计所研制的运八飞机由012基地继续研制，基地变为运输机制造基地。1979年彤辉机械厂、劲松机械厂和012飞机设计所分出单独设立陕西飞机制造公司，012基地成了航空配件生产基地。1980年，运八飞机投入批量生产。

013基地（湖南航空）：张家界—长沙。管辖几个航空配件厂（主要是3028厂湘陵机械厂）和张家界航空工业职业技术学院、航空第三设计院。

014基地（中国空空导弹研究院）：洛阳。158厂南峰公司从汉中迁来，专门制造空空导弹。

061基地（江南航天）遵义。防空导弹生产基地，航二院分建。

062基地（航天七院）万源—成都（现四川航天技术研究院）。火箭/弹道导弹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3基地（航天四院）：西安。

064基地（并入062基地）：达州。

066基地（中国航天科工集团公司第九研究院（中国三江航天集团））：远安—孝感。飞航导弹生产基地（红鸟）。航三院分建。

067基地（航天六院）：凤县—西安。液体火箭发动机生产基地。航一院分建。

068基地（湖南航天）：邵阳4县1市—长沙。航二院分建。1970年始建，1978年停建，1994年搬迁到长沙。

081基地（川北电子）：广元。原0821指挥部，1965年开始兴建，为火控雷达生产基地。

082基地：成都东郊电子工业基地。

083基地（振华电子）：都匀。

541总厂：坦克制造基地，机关在山西省闻喜县东镇，厂区分布在闻喜县、绛县、翼城县、夏县。

主要成就

中国二汽（湖北省十堰市）中国第二大汽车集团

江汉油田（湖北省潜江市）

长庆油田（陕西省）中国第三大油田

酒泉钢铁集团（甘肃酒泉）

西北铝加工厂（甘肃兰州）

攀枝花钢铁集团（四川攀枝花）中国第五大钢铁集团

贺兰山煤炭基地（宁夏石嘴山市）

酒泉航天发射中心（甘肃酒泉）中国最大航天发射场

西昌航天发射中心（四川西昌）

金川有色金属公司（甘肃金昌）

嘉陵摩托车集团（重庆市）世界最大摩托车生产商

六盘水煤炭工业基地（贵州六盘水）

德阳第二重型机器厂（四川德阳）超大型机械生产商

洛阳玻璃厂（河南省洛阳市）

东方电机厂

东方汽轮机厂

东方锅炉厂

成昆铁路（成都——昆明）全长1091公里

焦枝铁路（焦作——枝城）全长772公里

湘黔铁路（株洲——贵定）全长905公里

襄渝铁路（襄樊——重庆）全长1411公里

青藏铁路一期（西宁——南山口）全长814公里

刘家峡水电站总装机容量122.5万千瓦，年发电量57亿度

丹江口水电站亚洲最大的人工淡水湖

葛洲坝水电站（湖北省宜昌市）总装机容量271.5万千瓦，年发电量161亿度

中国西南物理研究院

中国核动力研究设计院

启示

一、战备形势紧迫、建设正急正快

1964年，国际局势动荡，战争因素急剧增长。美国扩大越南战争，直接威胁中国安全；苏联在中国边境陈兵百万；台湾当局制造台湾海峡的紧张局势。面对迫在眉睫的战争形势，国防安全已经成为头等大事。

在5月间进行的中共中央北京工作会议上，毛泽东要求全党把三线建设当作一件很重要、很紧迫的战略任务来看待。他指出，国防工业建设要同帝国主义、修正主义争时间，抢速度，对沿海工厂搬迁和三线建设要热心些，不能冷冷清清，积极性越高越好，哪怕是粗糙一点，也要赶快搞起来。1965年4月，针对美国侵越战争不断升级的趋势，中共中央发出了《关于加强备战工作的指示》，明确指出，美帝国主义在越南采取扩大侵略的步骤，直接侵犯越南，严重地威胁着我国的安全，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在思想上和工作上要准备应付最严重的局面，要加强备战。

当时的判断是，战争会早打、大打，因此要抢时间、争速度，赶在战争爆发前尽快建设“三线”战略大后方。

当时，各级“三线”建设指挥部都把抢时间、争速度放到了突出地位。结果一些建设项目未经周密勘探就盲目定点；当时还采取“三边”原则，即边勘探、边设计、边施工，没有搞好总体设计就全面施工；片面追求速度，忽视施工质量；辅助和配套设施没有建成就凑合投产。不仅造成了许多返工浪费，而且把一些工厂建在断裂层、滑坡带、山洪口或缺水区，遗留一些以后不好解决的工程建设问题。许多建设项目长期形不成生产力，给国民经济背上了一副十分沉重的包袱。

二、计划经济的运作模式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

三线建设是一种发展封闭的内向型经济：国家是惟一的投资主体，所有制结构是单一的国有经济，调节机构是国家计划和行政命令，动力是单一的精神动员，格局是依靠国内自有资金、自有资源。党和政府一声令下，几百万建设大军就浩浩荡荡地向西部转移，一大批工厂企业、高等院校和科研机构就纷纷内迁，一批批建设物资就源源不断地调往三线，三线建设是典型的计划经济的产物。

计划经济最大问题是不能使资源得到有效配置。三线建设形成了一大批国有企业，这些企业在当时只是国家机关的行政附属物，丧失了人、财、物、产、供、销的自主权，既无动力，又无压力，也没有活力。结果造成资源配置效率低下，浪费惊人，据有关部门测算，1966～1972年，无效投资达300多亿元，占同期国家用于三线资金的18%强。

三、政治运动影响三线建设

三线建设主要是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搞起来的，明显地带有政治性。当时推进三线建设的办法主要是政治手段，包括：政治动员和号召，阶段斗争和大会战等。

三线建设开始时进展迅速，“文化大革命”爆发后，形势发生剧变，许多三线建设的各级领导干部“靠边站”，造反武斗浪潮更使地方“三线”建设工程陷于混乱之中，许多科技人员遭到伤害，重要科研攻关项目停滞不前。从1967年～1969年初，不少三线建设项目如成昆铁路、重庆兵器工业基地等处于停顿和半停顿状态，其余的也在艰难维持之中。

三线建设

1969年中共九大召开后，国内政治局势稍趋缓和，三线建设领导班子、施工力量、物质资金得到充实，重新展开。

政治运动给三线建设的影响很大，特别表现在所谓“政治建厂”上。

1970年1月下旬，国家建委召开的全国基本建设现场会，主要内容是学习和推广属于“大三线”的第二汽车制造厂、江山机械厂与焦枝铁路的经验，即走“政治建厂”的经验；发动贫下中农参加基本建设，大打人民战争的经验；边建设、边施工安装、边生产，先生产后生活、先厂房后宿舍的经验；发扬“干打垒”精神，节约建筑材料的经验等等。这些经验，在一定程度上违背了客观经济规律和基建程序，给三线建设造成了危害。

四、积累率过高，投资结构不合理

首先是农、轻、重产业结构比例失调。三线建设投资方向主要集中于重工业和国防工业，根据安排，在国家整个基本建设850亿元的投资中，重工业、国防工业、交通运输共628亿元，占74%；农业120亿元，只占14%；轻工业37.5亿元，仅占4.4%。“三五”计划期间，三线地区的国防工业、原材料工业、机械制造业和铁路运输的投资，占该地区总投资的72%，结构显然不利于农业轻工业的发展。

其次是扩大了社会总需求与总供给的矛盾，直接原因是由于三线建设形成基本建设规模过大，积累率过高，抑制了消费，人民生活受到了影响。“三五”、“四五”时期，职工工资事实上处于冻结状态。这一时期，全国消费水平是1949年以来增长最慢的。

五、“山、散、洞”的方针影响开发效益作为战备工程，根据三线地区的地形地貌，毛泽东提出“大分散，小集中”和“依山傍水扎大营”的意见，中央进而确定的“靠山、分散、隐蔽”的建设方针是有它的合理性的，特别是关系到国家安危的一些国防尖端工程，更应首先考虑其隐蔽性。但是，过分强调了山、散、洞原则，势必违反经济规律，达不到应有的效益。

如一个三线企业，下属的研究所和生产车间分散在5个县11条山沟里，最长距离146公里，内部连结公路达700多公里。联系十分不便，造成工序之间重复倒运，花费了大量人力物力。很多现代化程度极高的尖端技术，深山里的条件显然不适合其发展，由于远离经济文化中心的城市，布点过于分散，并在相对封闭的状态下进行开发，所以这些镶嵌在西部大地上的一个个现代工业基地对周边地区的辐射功能受到限制。

六、忽视沿海老基地的发展，影响整体国力的增长由于集中建设三线地区，全国有380多个项目、14.5万人、3.8万台设备从沿海地区迁到三线地区。由于西部当地经济基础比较落后，措施难以配套，大量资金和设备闲置，施工队伍窝工严重，生产、生活问题较多，造成长期不能开工或开工不足。第3个五年计划中，累计三线地区投资为482.43亿元，占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52.7%，整个内地建设投资为611.15亿元，占全部基本建设投资总额的66.8%，沿海投资为282.91亿元，占30.9%。在底子厚、本来能取得很高经济效益的沿海地区，投资相对严重不足，影响了生产规模的扩大。

七、忽略的三线人员待遇差距和基本生活保障

三线建设是出于国家战备国防考虑的。正面意义是除了国防外，拉动落后地区经济和人才提高，同时集中一批产业发展。反面意义是强行推动经济并不因地制宜，导致大量破产和关停并转，造成极大损失。

最大危害支援三线人员，造成返城返乡极大待遇差距，当年"献完青春献子孙"就是真实写照，涉及人数约几千万，无数家庭子孙成长的巨大悲剧，国家因此特别保障，在此呼吁，尤其三线退休人员，从京沪省会发达地区流落至山村三四级城镇待遇，在当地也许还行，但大部归乡痛苦不堪，无法本地化医疗和收入平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