贺敬之，1924年生，山东峄县（今枣庄市）人。现代著名诗人和剧作家。

15岁参加抗日救国运动，16岁到延安入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17岁入党。1945年和丁毅执笔集体创作我国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1977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1980年2月，贺敬之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离开文化部就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离任；1989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人物经历

中国诗人、剧作家。山东峄县（今枣庄市）人。童年时家庭贫困。1937年考取山东滋阳县乡村师范。不久，流亡至湖北，入湖北国立中学学习。1939年随校迁入四川，参加抗日救亡活动。1940年夏步行到延安，先在自然科学院中学部上高中，后到鲁迅艺术学院文学系学习。1941年加入中国共产党。1942年随文艺工作团到华北，在华北联合大学文艺学院工作。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被选为中国作家协会、中国戏剧协会理事，后到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工作，并任《剧本》与《诗刊》编委，戏剧家协会书记处书记。1976年之后，曾任文化部副部长、代部长，中国作协副主席，鲁迅文学院院长，中共中央宣传部副部长等职。

贺敬之到延安之前已开始写诗和散文。在鲁迅艺术学院学习期间，以少年时代的生活体验为素材，创作了一些自由体新诗。其中一部分诗改题为《乡村的夜》，于1957年重新出版。1941年以笔名艾漠在胡风主编的《七月》等杂志发表新诗，后有诗集《并没有冬天》收入《七月诗丛》，1951年由泥土社出版。延安文艺座谈会以后，发表了歌词《南泥湾》、《红五月》及秧歌剧《栽树》、《周子山》（1945女,合编）等。1942年~1947年年的诗作，收入诗集《笑》和《朝阳开花》。这些作品歌颂中国共产党、革命领袖和人民军队，表现解放区光明的生活景象，多采用传统歌谣的形式，带有明显的叙事风格。1945年，鲁迅艺术学院集体创作了歌剧《白毛女》，贺敬之与丁毅联合执笔。歌剧根据流行于河北阜平一带“白毛仙姑”的民间传说改编而成，通过喜儿在遭受地主黄世仁摧残后逃进深山变成白毛女的传奇故事，控诉黑暗社会。歌剧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后，贺敬之的创作以新诗为主。抒情诗有《回延安》（1956年）、《桂林山水歌》（1959年）和《三门峡歌》，长篇政治抒情诗有《放声歌唱》（1956年）、《十年颂歌》、《雷锋之歌》（1963年）、《西去列车的窗口》（1963年），以及写于1976年10月以后的《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等。这些长篇政治抒情诗在内容上从广阔的角度反映了时代生活的重大问题；艺术上则多采用“长句拆行”的“楼梯式”，注意汲取中国民歌和古典诗歌的营养并加以改造，把新诗自由体的灵活开阔与旧体诗的排比对称、音律和谐相统一，具有较鲜明的艺术特色。

文学

“我们是文艺工作者，我们是抗日的战士。”采访贺敬之时，他唱起了鲁迅艺术学院的校歌。抗战期间，鲁艺用它精神的养份滋养了贺敬之，让他成就了诗名。因此，说起抗战，提起鲁艺，贺敬之如此激动，是可以理解的。

追寻理想的坎坷之路

少年时的贺敬之在山东峄县(今属山东省枣庄市)北洛村私立小学读书时，就开始接受先进思想的教育。那时候，抗战虽然还没有全面爆发，但是日本已经占领了整个东北三省，民族救亡的呼声已经遍及华夏大地。贺敬之说，那时候，学校里有几位老师非常活跃，他们是地下党还是进步青年，不是很清楚，但是他们对我们幼小心灵的影响是深刻的。在这些老师的教导下，贺敬之学会了唱《苏武牧羊》、《渔光曲》、《大路歌》等歌曲，但引起贺敬之兴趣的还是文学。当时学生的新教材中有相当多著名作家的文学作品，特别是像鲁迅、巴金、蒋光慈、叶绍钧等一些进步作家的作品。国文老师很喜欢给同学们介绍一些课外读物，没有课本，他们就亲自刻版印教材。

后来，在老师鼓励下，同学们组织了拉丁化新文字学会，贺敬之是会长。贺敬之代表学会用拉丁新文字给北京拉丁化新文字总会写信，宣告学会的成立，希望得到他们的支持。总会很快就回了信，给贺敬之他们热情的鼓励，还寄来了一些读物，里面有关于南方农民生活困苦情况的连续报道，特别是红军长征、西安事变的消息。在读这些作品的过程中，在老师的讲解辅导下，贺敬之幼小的心灵中，萌发了向往革命、向往进步的思想。

1937年，13岁的贺敬之以优异的成绩进入兖州简师学习。可是山河破碎，国土上已经没有一块能放下课桌的净土。不久，简师南迁，贺敬之因为年龄小，被迫退学回家。当他在家万分苦闷、各方打听母校迁移去向的时候，台儿庄战役打响了。贺敬之回忆说，战场虽然没有涉及他所在的村庄，但是每天都会听到十几里外隆隆的炮声，看到炮弹爆炸后的亮光和弥漫的硝烟。站到村边的山头上，就能清楚地看到战场上的情况，坦克就像虫子一样在蠕动。村庄不是战场，但却是军队来往和难民逃亡的所经之路，从他们的口中，贺敬之了解到了战争的惨烈情况，知道了日本人的暴行。这让贺敬之更加仇恨日本侵略者。

看到原本美丽的家园在战火中满目疮痍，听着祖国大地在敌人践踏下的痛苦呻吟，年少的贺敬之感到不能静静地等下去了，他决定去寻找母校。当听闻山东的学校都流亡到湖北，成为“国立湖北中学”的时候，贺敬之找了五个人一起去寻找母校。经过一番艰险之后，五人终于找到学校。贺敬之说，湖北属于第五战区，当地的文化活动

很多，到处在进行抗日救亡的宣传。学校里几乎不怎么用正规课本，我当时最感兴趣的是文科，喜欢阅读一些进步书籍。学生们也经常自发组织去办壁报、演救亡戏剧。贺敬之说，当时对国民党是真抵抗还是假抵抗就非常怀疑，后来听一位南京大屠杀的幸存者讲述了日军在南京犯下的暴行，对国民党的不抵抗和指挥无能有了更清楚的认识，心中更加厌恶国民党。

1938年，由于国民党军队即将从武汉撤退，流亡学校也随之转移。贺敬之随着学校的师生们经过陕南，来到了四川梓潼的分校。在流亡的路上，许多同学都随身带了一些进步书籍和刊物，这些成了贺敬之宝贵的精神食粮。一路上，只要有时间就看书，读了《大众哲学》、《新华日报》等进步书刊，了解了红军是怎么长征的，延安鲁迅艺术学院是怎样一所学校，贺敬之的革命意识进一步增强，心中也有了投奔延安的想法。贺敬之说，他非常喜欢艾青和田间的诗，每次得到两人的诗集就一气读完，而且反复背诵，能搜集到的诗，几乎都能背下来。与此同时，贺敬之和其他四名同学共同创办了《五丁》壁报，来宣传抗日救亡。在梓潼，他开始了散文、小说和诗歌的写作，把对日本侵略者的仇恨，对国民党政府软弱的鄙视，对革命事业的向往，用文字痛快地表达了出来。《朔风》发表了他的长诗《北方的子孙》，《大公报》发表了他的抒情诗《夜，是深沉的》，《新民晚报》副刊也发表了他的许多诗歌。贺敬之说，当时写的诗歌很多，可是保存下来的很少，好几首长诗的草稿都遗失了，但是在民族革命、民主意识的指引下，前进的道路一天比一天明确，也越来越热爱文学。1940年，怀揣着对理想的追求、对延安民主和革命的向往，贺敬之和四名同学在春天的晨雾中，悄悄踏上了北上的征程。延安的一切在贺敬之的眼中是那样的新鲜，潺潺的延河水，巍巍的宝塔山，满脸笑容、身穿灰色军装的人们，这一切把他领入了一个新天地。到了延安，贺敬之交了自己在来延安途中写的组诗《跃进》，正是这组诗显现出他在诗歌上的才华，使得鲁艺文学系的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了他。

《讲话》精神滋养的才情

在延安，贺敬之如饥似渴地吮吸着知识的养分，舒展着自己的诗情。在鲁艺，周扬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课、周立波的《名著宣读》课、何其芳的诗歌课是那样的精彩，让他感到，知识的海洋是如此广阔，有如此众多的美丽浪花。那时候，延安经常举行一些诗歌朗诵会，贺敬之很喜欢参加这样的活动，他写出了《自己的睡眠》、《十月》、《雪花》等诗歌。1941年，日本侵略者疯狂地对根据地进行扫荡，国民党掀起了反共高潮，受时代的影响，贺敬之的创作视角逐渐深入到阶级的苦难中，他接连不断地写出了许多关于农民题材的诗篇，《小兰姑娘》、《红灯笼》等作品赢得了大家的喜爱。

但是对贺敬之创作活动产生巨大影响的是1942年毛泽东同志发表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这是中国文艺史上出现的一次伟大历史事件。贺敬之认为，《讲话》是在总结了“五四”以来，包括根据地以及苏区乃至国统区等地的革命和进步文艺的实践经验上提出的，是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文艺纲领，是宏观的社会主义文艺学。《讲话》以中国化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形式，满足了贺敬之的思想理论的需要。

《讲话》发表后，根据地开始了新秧歌运动。1943年到1944年贺敬之一直为秧歌队写歌词，担任秧歌剧的文字执笔，也单独写了一些秧歌剧。贺敬之在这个时期创作了不少歌词，传唱至今的歌曲《南泥湾》就是由贺敬之作词，马可作曲，为慰劳三五九旅而创作的。创作于1943年的歌曲《翻身道情》，真实而生动地传达了陕北农民在共产党的领导下“团结闹翻身”的火热情感。由于这首词没有署名，长期以来被误认为是地地道道的民歌。这个“误会”恰恰证明了作者深入陕北农民生活，体验陕北农民情感，学习陕北农民语言的成绩。贺敬之已经用中国

老百姓喜闻乐见的形式写出他们对新生活的新感受。贺敬之还写过小秧歌剧《瞎子算命》、《拖辫子》，中型秧歌剧《周子山》。

说到秧歌剧，就不能不提到歌剧《白毛女》。贺敬之说，创作《白毛女》是在1944年下半年开始的，当时他参加文工团已有两年时间，是在经过深入生活和参加秧歌剧创作的基础上接受创作任务的。当时，周扬和张庚提出要以“白毛仙姑”的传奇故事为题材创作一个表现人民斗争生活的，具有创新意义、民族化、群众化的新歌剧。《白毛女》虽然有现实的故事作为依据，但是要把它转化为艺术作品，需要创作者具有深厚的功力和艺术创造力。《白毛女》上演后，反响非常强烈，观众们不住地擦眼泪，哭成了一片。在那个年代，《白毛女》以它巨大的精神感召力使得千千万万受压迫、受剥削、受蹂躏的中国劳动群众产生强烈的共鸣。它不但在当时成为团结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消灭敌人的有力武器，而且以其永恒的艺术魅力感染、教育着一代又一代的中华儿女。

主要作品

创作特点

诗歌特点

贺敬之是个在艺术上进行着不倦探求的诗人。四十多年来，从他的第一本诗集《并没有冬天》，到《乡村的夜》、《朝阳花开》、《放歌集》，到近作《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其艺术逐步走向成熟，并呈现出自己的风格。

在同时代的诗人中，贺敬之最善于表现重大的政治题材和抒写重大的政治主题。这一特点主要反映在他建国后的政治抒情诗创作中。翻开他的诗集，《放声歌唱》、《雷锋之歌》、《中国的十月》、《“八一”之歌》可以说都是诗与政论的结合。它们熔描写、抒情、议论于一炉，鲜明地表露着诗人的政治态度和政治激情，格调高昂而奔放。

政治抒情诗抒写的是政治之情，然而政治不等于口号，口号也不能成为诗。贺敬之的政治抒情诗所以有着巨大艺术感染力，是因为他能够赋予抽象的政治性命题以具体生动的形象，以政治的“虚”来贯串、带动形象的“实”，又以形象的“实”使政治的“虚”变成可观可感的东西，从而造成了既动人心弦又给人美感的诗的境界。

诗歌类型

贺敬之的诗可分为两类：

一、抒情短诗。如《回延安》、《桂林山水》、《三门峡—梳妆台》等。

二、抒情长诗。如《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峰之歌》、《中国的十月》等。

贺敬之的诗是时代的颂歌。他总是以敏锐的目光去抓取时代的最重大的事件、最主要的生活内容，而不去吟唱那些与人民无关的眼泪和悲伤。《回延安》表现了延安的巨大变化，赞颂了延安的历史功绩，指明“延安精神”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新的意义；《雷锋之歌》挖掘出雷锋精神的时代内含；《十月颂歌》是新中国十周岁的礼赞。

贺敬之的诗通过想象、夸张、幻想等手法，将建立于革命理想基础上的革命浪漫主义风格表现得十分突出。并注意吸收民歌和古诗的营养，又不排斥外国诗歌的影响，如“信天游”体与“楼梯式”就被诗人以熟练的笔法熔铸为一体。

获奖记录

创作第一部新歌剧《白毛女》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

人物评价

提起“贺敬之”这个名字，人们就会把他与歌曲《翻身道情》、《南泥湾》，歌剧《白毛女》，诗歌《回延安》、《桂林山水歌》、《三门峡颂歌》、《雷锋之歌》、《西去列车的窗口》等名作紧密相联。熟知中国当代文学的人必定知道，贺敬之的创作虽然说不上浩繁，但他的每一部作品发表出来都有一定份量。

贺敬之的文学创作善于从历史与思想的高度来提炼文骨，他写诗则坚持“诗学和政治学”统一的标准，以政治为纲，吹响时代的号角。他似乎注定就是为文学创作而生，成为时代的歌者。

1924年，贺敬之出生在山东峄县贺窑村的一个贫苦农家。“敬之”这个名字，是从《孟子》中的一句话——“晏平仲（婴）善人交，久而敬之”而来。家中有奶奶、父亲、母亲，后来又有两个弟弟、一个妹妹，这七口之家只有不到一亩的土地。从贺敬之四五岁记事起，家中便过着艰难而贫困的生活，幼时的贺敬之要帮助家里干活，打高粱叶、拾麦穗、送饭、捡棉桃……

贫穷而又无力改变命运的父亲，把希望都寄托在长子贺敬之身上。贺敬之很小的时候便显露出会读书的天份，教私塾的老先生发现贺敬之脑子特别灵，很喜爱他，便特别给他“开小灶”。贺敬之成绩虽然好，怎奈家中生活每况愈下，早晨上学他经常饿着肚子。有个同学家里很富裕，但成绩却不好，一次他举着白面饼卷鸡蛋在贺敬之眼前晃来晃去，还嘲讽贺敬之：“学习再好有什么用，吃得上这个吗？”被激怒的贺敬之一拳将他的大饼卷鸡蛋打落在地。父亲听到这件事以后，不但不责骂儿子，反而称赞儿子有骨气有志气。

念了半年私塾后，贺敬之就读于天主教教会小学，可教会小学后来停办了。在一位本族祖父的指点下，贺敬之来到一所私立完小上学。这所学校有几个思想非常活跃的年轻教师，他们教学生们阅读鲁迅等人的小说，还选学外国的进步文学作品，教学生唱歌。这些对于少年贺敬之影响甚大，儿时的贺敬之便最喜欢唱歌，他学会了唱《苏武牧羊》、《可怜的秋香》、《渔光曲》、《大路歌》等。在几位老师的哺育下，贺敬之的文学兴趣很浓，对美术也很热爱，他的这些进步得到老师们的交口称赞。

1937年，小学毕业的贺敬之投考不收取学费的滋阳简易农师。在投考的2000名考生中，贺敬之的考试成绩名列第四。这个喜讯着实让贺敬之兴奋不已，因为这不仅是个人的出路，也是家庭的出路。贺敬之心里计划着：毕业后当了老师，既可以报答父母的养育之恩，减少一些父亲的沉重负担，也有能力帮助弟妹们上学。

日本侵华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形势日益恶化，滋阳简师被迫南迁，同时学校决定一些年龄小的学生返乡。学是考上了，却赶上乱世，贺敬之不幸正是被决定要返乡的学生中的一个。由于战争，贺敬之又一次失学。想读书的强烈愿望令贺敬之不甘于在家乡等待，千方百计打听可以结伴去找母校的同学。贺敬之联合五个青年，一同踏上了南寻之路。一路艰辛，一路涉险，贺敬之终于来到位于湖北均县的母校。

流亡的学校，救亡的民族呼声，热血沸腾的青年学生，进步的思潮运动……如同咆哮着的汪洋大海，冲斥在均县那偏僻的山区。少年贺敬之心中激荡着国难、乡愁，他学会了许多救亡歌曲，在歌声中逐渐成长。

贺敬之

不久，诗人臧克家率领第五战区文化服务团来到学校，这成为学校的一件盛事。当时臧克家只有34岁，携带夫人一起来了。第一次见到真正诗人的贺敬之感到诗人是那样高大，一股神圣的崇敬心情油然而生；听说臧克家是山东人，听到乡音，他又倍感亲切和自豪。在欢迎臧克家的仪式上，贺敬之生生地挤到人群的前面，他的目光紧紧跟随着诗人，聆听着诗人亲切而实在的乡音，饱览诗人演讲时的激昂场面，痴看诗人演讲时的手势，就连诗人的片言只语都深深记在心头。

当时，贺敬之非常喜爱诗人田间的抗战诗，诗句短小，铿锵有力。为了能随身携带田间的诗集，他把诗页上的天地空白都剪了去，可见他对田间的诗歌酷爱到什么地步。臧克家一来，贺敬之对诗歌更加神往了。

1938年底，贺敬之随着流亡的师生由湖北均县出发，步行经过陕南，绕道进入四川。这时学校已改名为国立六中，总校设在绵阳，贺敬之所在的一分校驻梓潼县城内。这时的贺敬之已逐渐成熟起来了，在梓潼，他更加积极地参加救亡活动。他和本班同学办了一个“挺进读书会”，还发起创办了一个《五丁》壁报，阅读进步书报，议论时局。从15岁到16岁这一年之间，他如饥似渴地读了许多进步的政治、哲学书籍，也读了不少中外进步的革命的小说和诗歌作品。凡是他得到的诗集，他几乎全部都能记下来。

主课之外的民主空气，进步的书刊，革命的诗歌，渐渐成为贺敬之生活中的主食。他开始学习写散文、小说、诗歌，开始向重庆、成都一些知名或不知名的报刊投稿，并多有作品被采用刊登。对于文学创作的兴趣爱好，奠定了贺敬之一生从事这项职业的基石。

1940年4月的一天下午，贺敬之在学校办墙报、学写诗时认识的一位校友李方立从重庆来到梓潼，找到贺敬之及其他两位同学，四人相约到延安投考“鲁迅艺术学院”。

第二天清早，太阳都还没出来，四个人怀揣着自制的假身份证、假通行证踏上迷雾中的征程。到了延安，组织上并没有把他们安排在鲁艺，而是安排在徐特立任院长的延安自然科学院。贺敬之不甘于这样的安排，他千辛万苦来到延安，就为了投考鲁艺。他坚决地向自然科学院中学部的老师提出了自己的要求，老师答应让他去试一试，万一考不上就要在自然科学院安心学习。贺敬之携带自己在奔赴延安的路上所写的组诗《跃进》，意气风发地赶考鲁艺文学系。

考过几项之后，最后进入口试阶段。当时，贺敬之文化水平只有初一程度，对于文艺理论等专业知识，他自然答不上来。考试结束后，贺敬之虽然感到很失望，但也觉得没有白来一趟，确实为此让自己看到了不足之处。

让他没想到的是，自己竟然被鲁艺录取了。后来他打听到，是文学系主任何其芳决定录取自己的，何其芳说：“我看了他交来的几篇作品，特别是他的诗，他是很有些诗的感觉的！”

鲁艺文学系名家荟萃，周扬、周立波、何其芳等著名作家、诗人的课都是贺敬之难得的精神食粮，何其芳更是他步入文学之门的恩师。在学习期间，贺敬之向何其芳交了一篇习作，这是以马雅可夫斯基的诗歌形式写成的。何其芳在其系列抒情长诗《夜歌》第三章中写到了贺敬之的那首诗给他的感受，诗中称当时还不满16周岁的贺敬之为“17岁的马雅可夫斯基”，于是贺敬之的大名很快在鲁艺传开了。对于贺敬之的学习、成长和创作，何其芳一直十分关心。

1942年，《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讲话》成为中国文艺发展的一个纲领性文件。在鲁艺未参加座谈会的文艺工作者的强烈请求下，院长周扬出面请毛泽东主席来给他们吃点“偏饭”。

那时，不到20岁的贺敬之自然没有资格参加座谈会，但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以后，毛泽东到鲁艺又作了一个讲演，这次机会，正好被贺敬之逮个正着。毛泽东在演讲中提出大鲁艺小鲁艺的问题，意思就是说你们在小鲁艺这个小范围内要努力学习，但不要忘记广阔的社会生活，还有广大的人民群众，还要向社会学习，向群众学习，这些讲话对鲁艺和整个延安的文艺界影响很大。

毛泽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发表后，实践《讲话》精神、自我改造的热潮掀起，这时的贺敬之更是积极地投身到下农村、进部队的锻炼中去，如饥似渴地吸吮着民间文艺的甘露，尤其对陕北一带民间秧歌、民间小戏和民间歌舞等的了解和学习，为他以后诗歌和戏剧的创作风格与写作语言打下了深厚基础。

1944年，鲁艺院长周扬收到《晋察冀日报》记者林漫托人带给他请他审阅的“白毛女”故事的草稿。在鲁艺领导研究为当年“七一”献礼的节目时，周扬主张将“白毛女”这一材料创作成剧目，随即便成立了《白毛女》创作组，贺敬之负责剧本写作。

在执笔写《白毛女》剧本的时候，贺敬之的情感也像戏剧般高潮迭起，荡气回肠。在小窑洞里，他一边写着，眼睛里时而流着泪、时而冒着火——喜儿的悲惨命运、财主狗腿子的丧绝人性……创作激情仿佛是洪水决堤，一泻千里，全变成密密麻麻的汉字挤在他的稿纸上。《白毛女》的剧本完成后，在鲁艺礼堂进行了彩排，反响非常强烈——当地农民观看了彩排，哭成了一片。后来专家们建议在结尾处加一场重戏，但此时的贺敬之由于连夜苦战，身心俱疲，便由丁毅改写并完成了最后一场戏。

当时延安常有诗歌朗诵会，贺敬之踊跃参加，他朗诵自己的诗，也朗诵别人的诗。贺敬之在延安生活了六年，由热血少年成长为有坚定信念、超群学识的青年知识分子。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后，贺敬之才离开延安。

1948年初，贺敬之在冀中解放区所在地河北正定的华北大学任教，时任华大文艺学院华北文艺工作团戏剧队副队长兼创作组组长。“这年9月，中共中央在西柏坡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了1949年上半年召开全国青年代表大会、成立全国青年联合会，正式建立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问题。会后，毛主席起草中共中央9月会议通知。”接受采访时，贺敬之说：“当时中共中央华北局已成立了青委，通过青委开会传达了中央的决定。华大决定我作为文艺学院青年代表参加河北平山的青委讨论，华大代表就两位，我与李新（历史学家），参加筹备组建全国青联和新民主主义青年团的讨论。”

与会后，贺敬之在华大成立了校新民主主义青年团。并出任校团委委员，院团总支书记，负责文艺学院青年团委员会总支这一摊的组织工作，先后发展了闻立鹏、郭兰英等优秀青年分子，为全国建团做好干部准备；经党中央批准，中央团校第一期于1948年9月中旬在河北省平山县两河镇开学。”

1949年5月4日，标志着全国各族各界青年大团结的中华全国第一次青年代表大会在北平隆重召开。贺敬之作为552位代表之一出席了大会，他们代表着全国各个地区、不同职业、不同民族、不同阶级、不同党派、不同信仰的青年及青年工作者。大会在发表的《宣言》中指出：全国青联把全国一切反对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的爱国青年，不分阶级、党派、政治信仰、宗教信仰、民族、职业和性别的差异、紧紧的团结起来，为将中国人民大革命进行到底，将农业的中国建设成为工业化的新民主主义的新中国。会议开了8天，周恩来在会上作《学习毛泽东》的报告，廖承志作了中国青年基本任务的报告。后来，廖承志当选为全国青联主席，钱俊瑞、谢雪红、钱三强、沙千里为副主席，吴晗任秘书长。”

同年8月中旬，贺敬之作为代表随萧华为团长的中国民主青年代表团，出席了在匈牙利首都布达佩斯举行的世界民主青年第二次代表大会，并出席了世界青年联欢节。吴学谦、丁聪、赵风、荣高棠等也参加了有关活动。新中国成立后，全国青联在中国共产党和人民政府的领导下，进入了一个崭新的历史时期。”而后来，贺敬之的《回延安》、《雷锋之歌》等好些传世诗作的诞生都与共青团有关。

1949年底，中宣部组成作家代表团去朝鲜慰问，巴金为团长，年轻的作家贺敬之积极报了名。当时丁玲是中宣部文艺处处长，她组织大家学习。在学习期间，丁玲发现贺敬之很瘦弱，气色不好，好像有隐疾在身，担心他到了朝鲜以后出问题，就对他说：“你不要去了，你到农村去吧。”由于丁玲的这一决定，贺敬之得以认识柯岩，并成就了后来的一段美好姻缘。

1950年初，柯岩所在剧院举行剧本座谈会，请贺敬之去谈《白毛女》的创作经验，柯岩是课代表。初次接触，贺敬之对柯岩的印象很好——朴素，不矫揉造作，充满了革命热情。而柯岩一见到贺敬之却感到出乎意料——想不到《白毛女》的作者这么年轻，这么文雅，不仅没有大作家的派头，连小作家的沾沾自喜也没有：说话是那么平易、谦虚，又富有幽默感。

从工作的接触开始，贺敬之与柯岩的交往越来越多。两个人常聚在一起谈文学，谈生活，谈革命，谈创作，他们有太多相似的追求，很快就成了朋友。

但是，促使他们感情发生飞跃的契机却是贺敬之的一场大病。1951年初，贺敬之到河北省大名县下乡。到了县里，他感到身体不适，浑身无力，举手抬足都非常困难，后来竟出现吐血。县里大夫诊断为肺结核，贺敬之被火速送回北京，住进当时专治结核病的北京红十字医院。当时肺病虽已不是什么不治之症，但仍有很大的危险性，又是传染性的疾病，为了防止传染，医院里一般不许来探望病人。令贺敬之万万没有想到的是，柯岩来医院探望他。担心柯岩被传染，贺敬之心中很不安。可柯岩却笑着说：“越害怕才越会传染呢。”这句话令病中的贺敬之深受感动。

在病中，贺敬之的阅读量很大，柯岩经常借些认为对他有帮助的书来，有时也带些好吃的来。也许，她的到来比药还有用，贺敬之的病渐渐好了起来。他的肺结核没有传染给柯岩，而柯岩的开朗、洒脱却“传染”给了贺敬之——从柯岩蓬勃的生命力中，贺敬之吸取了再生的巨大力量。爱情，在这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悄悄萌芽。渐渐地，见不到柯岩时，贺敬之常常陷入思念的痛苦；柯岩一出现，贺敬之的眼前似乎多了一个太阳，他的话也多了，容光焕发。

为了一部新剧的创作，柯岩要去山西太原下厂8个月体验生活。一去几个月，不能面对面交谈了，两人就借鸿雁传书。病中的贺敬之把病房变成了自修的学校，他写信托柯岩买回一部辞典，因为他的学习很需要辞典的辅助。很快他在病榻上收到了柯岩寄来的书，打开一看，是一部沉甸甸的《辞源》。拿起这部厚重的《辞源》，贺敬之一阵惊喜：知我者，柯岩也——这不能不说是一件蕴含爱情的信物。

1953年10月，贺敬之、柯岩结婚了。他们的洞房安置在龙须沟旁一间小小的房子里。当时，贺敬之的病还在恢复之中，工作单位在中央戏剧学院创作室，任副主任。婚后第7天，柯岩就告别新婚的丈夫，行色匆匆地奔赴朝鲜前线了。

1960年柯岩在协和医院住院时，贺敬之给她写信道：“小柯，安心养病；服从治疗，增强党性。”其中抄录了陕北和内蒙民歌：“长腿的鹭鸶沙梁上站，有朝一日我要走大川；青山绿水一道沟，好过的日子在后头。”一封信，道出了他们之间真挚而浪漫的爱情。

解放后，在多次政治运动中贺敬之都挨过整。那时候，有不少人为了保全自己，有时也是为了保全子女和家庭，选择了离婚。但柯岩连想都没想过，柯岩曾说，“当时我不可能这样选择”。

贺敬之为人随和，很宽厚，对人从不挑剔，柯岩也曾常说和贺敬之相处的人，如不自强自律，很容易被他“惯坏”。而柯岩则刚直不阿、快人快语，被人誉为“女侠”。他们两人性格不同，志趣却颇为相投，成为彼此互补的终身伴侣、文坛的一对神仙眷侣。

贺敬之

1956年3月，贺敬之陪同当时任团中央书记的胡耀邦一起，回延安参加西北5省青年工人造林大会。贺敬之本打算写几篇报告文学和一点新闻报道，但是青年大会要举行一个联欢晚会，说要他出个节目。贺敬之答应大家，表示将用信天游的方式写几句诗，抒发一下感情。夜里，他就在窑洞里面走着唱着，一边流眼泪一边写，写了一夜，吟唱不止，结果感冒了，嗓子失音了，唱不出来，便没有在晚会上唱。后来陕西人民广播电台的工作人员拿去以后，说他们要广播；很快，这个稿子给了《延河》杂志，就在《延河》杂志发表了，这就是著名的《回延安》：

“心口呀莫要这么厉害的跳，

灰尘呀莫把我眼睛挡住了……

手抓黄土我不放，紧紧儿贴在心窝上

……千声万声呼唤你，

——母亲延安就在这里！”

语言朴实无华，感情却真挚动人——《回延安》曾经是那个火红时代的强音，感染过千千万万读者。在这首诗里，诗人贺敬之酣畅地抒发自己对延安母亲炽热的赤子情，这首诗也是诗人在中国的现代诗坛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回延安》、《又回南泥湾》、《西去列车的窗口》、《三门峡歌》、《桂林山水歌》、《放声歌唱》、《十年颂歌》、《雷锋之歌》……这些诗歌作品都是人们耳熟能详的经典之作，曾经吸引过几代人的视线，影响了几代人的精神生活。贺敬之的诗在学习和继承我国民歌、古典诗词和“五四”以来新诗的优秀传统基础上，大胆吸收外国诗歌特点，根据时代的社会生活和人民的需要精心创作出来的。可谓民族的形式，时代的内容，人民的心声。

时过不久，文化大革命爆发，直至1976年，贺敬之整整沉寂了11年。整个文坛也是10年沉寂。粉碎“四人帮”后，贺敬之进入文化部，1977年被任命为文化部副部长。这对于贺敬之来说，自然是他个人历史的又一次重大转折。作为一名老共产党员，贺敬之义不容辞地接受了党中央对他的安排，挑起了文艺领导工作的担子：1980年2月，贺敬之兼任中宣部文艺局局长；同年8月，离开文化部就任中宣部副部长；1987年离任；1989年复出，兼任文化部代部长。

1991年春天，正值日本樱花盛开之时，贺敬之到日本访问。回国的前一天，日中文化交流学会举行了盛大的招待会，有日本文化界、新闻界、出版界、教育界、卫生界、经济界人士及日本政府的官员参加，原定300人，结果来了500余人，都是对贺敬之慕名而来的。会场挤得水泄不通，当贺敬之率代表团走进会场时，掌声响成一片，有不少人一边鼓掌一边喊：“贺敬之——白毛女；白毛女——贺敬之；”“贺敬之——大诗人；大诗人——贺敬之。”有的用中文喊，有的用日语喊。会场内人们排长队与贺敬之交换名片，抢着要贺敬之签名。贺敬之的歌剧《白毛女》还曾改编成芭蕾舞，由日本芭蕾舞团在日本和世界各地演出过100多场。

同年，贺敬之在北京医院进行体检时，大夫确诊他已患肺癌，要对他的肺部进行手术。这时贺敬之已经67岁了，心力交瘁，体力不支，他向中央提出辞去两部职务的辞呈，得到批准。1992年10月，年近古稀的贺敬之留下未竟之业，带着党和人民群众对他这10年的公正评价和他自己对工作得失的深长思考，以抱病之躯离开了他工作多年的岗位。

不论是当文化部部长，还是当普通百姓，贺敬之都平易近人，保持着山东人的那种质朴、直率、爽朗的性格。他曾这样说：“诗人要有诗人的气质，这种气质不是遇到挫折而低头，逃避现实，郁郁寡欢，甚至一蹶不振，而是豁达与宽容，诗人的胸襟应该像大海一样宽阔、博大、浩瀚，他能经受住任何惊涛骇浪。人的一生不可能没有失误，现在我常常一个人静下来，回首往事，我觉得尽管有过挫折，有过错误，但对党对人民我是忠心耿耿，问心无愧的。”

而今，贺敬之的儿女都已成人。他每天清晨到居所附近的玉渊潭公园散步，在大自然的怀抱里呼吸新鲜空气，也像普通人一样上街买菜。在贺敬之的书房里，摆着几个大书柜，里面堆着满满的书籍，他每天以书为伴，养花养猫，也练书法。一般情况下，贺敬之很少参加社会活动，但有些必须他出席的会议也不好不参加。下午夫妇俩一般不会客、不接电话，晚上继续工作，也会会朋友。

进入晚年，贺敬之已基本上不写过去常用的自由体了，而是用他主张的加以变通的古体诗形式来写新的生活内容，评论家称之为“新古体诗”。1996年，他的新古体诗加上书法，出版了《贺敬之诗书集》。

由于身体的原因，贺敬之在晚年很少写诗了，有时整理一下自己的旧作，让思绪随着回忆在那些闪光的诗句中徜徉。当然，有时也出席诗歌界的一些活动，上台朗诵自己的诗作，在中国诗坛上继续发出高旷的余响。

2001年5月，76岁的贺敬之又一次踏上了回延安的行程。他重上宝塔山，寻访梦中的母校，走进毛泽东主席当年发表《讲话》的杨家岭……面对那亲切的山坡窑洞，亲切的面容和乡音，亲切的庄稼和黄土，亲切的蓝天白云，头发已经花白的贺敬之感慨万千：40多年前一道闹过秧歌的老邻居大多已经过世，他们的后代，当年扎着两条小辫的小女孩，也已经年过半百，手里牵着小孙子来看望“老鲁艺”。时光如白驹过隙，物是人非，只有诗歌是不变的。半个多世纪之后，在自己辉煌诗歌人生的起步点上，诗人贺敬之吟诵着自己的诗句，顿时焕发了青春的活力。是啊，贺敬之的诗中没有华丽的辞藻，只有平实与朴素的字句，却有一种排山倒海般的力量，这正是人们喜爱他的诗歌的秘密所在。这次回延安，贺敬之被延安大学鲁迅文学艺术院受聘为名誉院长。

2002年12月27日，第7届国际诗人笔会在中国江南水乡周庄举行国际现代诗歌及文化发展论坛，贺敬之及艾青、臧克家、郭小川等几位中国当代诗坛泰斗被授予“中国当代诗魂金奖”。

2003年，世界诗人大会、世界文化艺术学院授予贺敬之荣誉文学博士，以表彰他对诗歌创作和诗歌美学的杰出贡献。

2004年7月，《延安精神永放光芒》大型展览在北京展出后，燃起了首都和全国人民革命教育和爱国主义教育的精神之火。7月5日，“老延安”贺敬之来到展厅，看到了大量延安革命时期的照片和人物时，不由自主的再次默念起了自己的诗作《回延安》。参观时，他非常关心延安的发展，当得知延安的经济和文化都有着巨大成就时，心里长长舒出一口气，说：“看到这个展览，既感到亲切又非常激动，延安精神鼓舞着我的一生，我希望自己永远都做一个有延安精神的延安人。”

贺敬之，一个深具民族脊梁精神的大诗人、大剧作家，他的骄人成就，已经超越了民族、超越了国界，不仅属于中国，也属于世界。他以其卓越的艺术天才思维，写就了中国第一部革命现实主义大型新歌剧，继承和发扬了中国戏曲传统，奠定了中国新歌剧的发展里程碑，几十年上演不衰，不但在中国家喻户晓、妇孺皆知，并被译为多种外文，在许多国家上演，在国际上博得了崇高的声誉，获1951年斯大林文学奖。同时，他也以其杰出的诗歌成就，画下了中国诗歌时代的又一个高峰，他的作品一直传诵至今，影响了几代人。他在文学创作上的巨大影响，她的平易近人的为人风范，一直深受人民群众爱戴，被称之为“时代的歌手、人民的诗人”，在家乡山东枣庄已为他建立了贺敬之文学馆。一代又一代的作家、诗人均十分景仰贺敬之，十分感谢贺敬之在创作上的指点与帮助。当代诗人陈运和根据自己的亲身感受，写了首长诗《贺敬之的歌》出版，全诗3000多行，直接记叙了一位苦孩子、小八路怎样在党与延安精神的哺养下，成长为大作家、老部长的战斗一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