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朝(960年—1279年)是中国历史上承五代十国下启元朝的朝代，分北宋和南宋两个阶段，共历十八帝，享国三百一十九年。960年，后周诸将发动陈桥兵变，拥立赵匡胤为帝，建立宋朝。赵匡胤为避免晚唐藩镇割据和宦官专权乱象，采取重文抑武的施政方针。宋太宗继位后统一全国，至宋真宗时期与辽国缔结澶渊之盟后逐渐步入治世。1125年金国大举南侵，导致了靖康之耻，北宋覆灭。

经济

宋朝的经济繁荣程度可谓前所未有，农业、印刷业、造纸业、丝织业、制瓷业均有重大发展。航海业、造船业成绩突出，海外贸易发达，和南太平洋、中东、非洲、欧洲等地区50多个国家通商。宋代对南方大规模的开发，促成经济中心南移。

人口

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有6418500户、约达3210万人，若加上未列入主客户统计范围的户数则该年有687万户、近3710万人；至宋徽宗大观四年（1110年）全国有20882258户、46734784男丁，学者考虑到宋代户口只统计承担赋役的成年男丁，故认为实际人口达11275万，并提出北宋人口峰值出现在靖康之乱前夕的宣和六年（1124年），全国有2340户、12600万人。

宋金之际因战乱人口大量锐减，靖康之乱前的宣和六年（1124年）南方约有1360万户，到宋高宗绍兴五年（1135年）南宋境内约有1086万户、5650万人，自平定民乱和绍兴和议后南方人口逐步恢复，至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南宋约有1240万户、6450万人；南宋中后期因“人稠地狭”人口增长缓慢，至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年）达到户口峰值，官方统计有12670801户、28320085男丁，学者考虑到隐户问题认为该年应有1550万户、8060万人。

靖康之难后，中国再次出现中原人口大量南徙的现象。这次南迁有两波，第一个高潮是从“靖康之难”到《绍兴和议》，第二个高峰则是在金主完颜亮南侵期间，南方人口因此大量增加，若以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与崇宁元年（1102年）比较，两浙路户口增加26万户、江南西路增加42万户、福建路增加33万户、潼川府路增加24万户，夔州府路增加14万户，宋金之际大约有五百万北方移民迁入南方各地。

在人口分布上，太平兴国五年（980年）全国人口总数中南方占56.9%、北方占43.1%，这是唐末五代北方长期战乱、南方相对和平发展的结果，不过宋代统一后并没有导致北方人口在全国所占比重上升，经过百年的发展到元丰元年（1078年）南方在全国所占人口比重上升至62.6%，而北方则下降至37.4%，到北宋后期的崇宁元年（1102年），南北各占比重已是64.1%及35.9%。

赋役

宋代的农材赋役制度，大致延续唐末的两税法，但增加了丁税，而差役则甚为繁重造成人民负担，因此王安石变法时有免役法的推行。关于岁入1.6亿贯实为铜钱、米麦、白银、布棉、丝绢、草料等不同物产单位的合加总数，宋代财政最高收入为六千余万贯，商税占财政总收入约70%。

农业

宋代大兴水利，大面积开荒，又注重农具改进，农业发展迅速。许多新形田地在宋朝出现，例如梯田（在山区出现）、淤田（利用河水冲刷形成的淤泥所利用的田地）、沙田（海边的沙淤地）、架田（在湖上做木排，上面铺泥成地）等。这大幅增加了宋朝的耕地面积。至道二年（996年），全国耕地面积为三百一十二万五千两百余顷，到天禧五年（1021年）增加到五百二十四万七千五百余顷。

各种新的农具在宋朝出现，代替牛耕的踏犁，用于插秧的鞅马。新工具的出现也让农作物产量大幅成长。一般农田每年可亩收一石，江浙地区一年可达到二至三石。北宋时宋真宗从占城引进耐旱、早熟的稻种，分给江淮两浙，就是后来南方的早稻尖米，又叫占城米、黄籼米。

长江流域和珠江流域农业发展迅速。一些北方农作物粟、麦、黍、豆来到南方。棉花盛行种植于闽、广地区。茶叶遍及今苏、浙、皖、闽、赣、鄂、湘、川等地。种桑养蚕和麻的地区也在增加。南宋时太湖地区稻米产量居全国之首，“苏常熟，天下足”之称。甘蔗种植遍布苏、浙、闽、广、等省，糖已经成广泛使用的食品，出现世界上第一部关于制糖术的专着：王灼着《糖霜谱》。

手工业

宋朝哥窑——米色釉贯耳瓶北宋的主要矿产包括金、银、铜、铁、铅、锡、煤等。北宋时期金属矿藏达到两百七十余处，较唐朝增加一百余处。仁宗时期，每年得金一万五千多两、银廿一万九千多两、铜五百多万斤、铁七百廿四万斤，铅九万多斤、锡卅三万斤。

宋朝的丝、麻、毛纺织业都非常发达。西北地方流行毛织业，四川、山西、广西、湖北、湖南、河南等地麻织业非常发达。到了南宋时期，广东雷州半岛地区和广西南部成为棉纺织业的中心。两浙和川蜀地区丝织业最发达。宋朝政府还在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设立织锦院，也就是官办的丝织作坊。而相关的印染业也因此发达起来。

宋朝官窑、民窑遍布全国。时有河北曲阳定窑、河南汝州汝窑、禹州的钧窑、开封官窑、浙江龙泉哥弟窑、江西景德镇景德窑、福建建阳建窑等七大名瓷窑，和分布在各地的许多大小瓷窑，所产宋瓷通过海上丝绸之路远销海外，如日本、高丽、南洋、印度、中西亚等地区。其中钧瓷以神奇的窑变特色和每年36件的稀有产量而位居宋瓷之冠。北宋的瓷器，不论在产量还是制作技术上，比前代都有很大提高。当时，烧造瓷器的窑户，遍布全国各地，所造瓷器各具特色。

官窑（河南开封）、钧窑（河南禹州）、汝窑（河南汝州）、定窑（河北曲阳）和哥窑（浙江龙泉），是北宋五大名窑。官窑的产品，土脉细润，体薄色青，略带粉红，浓淡不一；钧窑土脉细，釉具五色，有兔丝纹；汝窑则胭脂、朱砂兼备，色釉莹澈；定窑以白瓷着称，并能制红瓷，其产品十分精美；哥窑盛产青瓷，产品被誉为“千峰翠色”。真宗景德年间，在江西新平设官窑，所造进贡瓷器的器底书“景德年制”四字，这就是后来驰名中外的景德镇瓷器。

在瓷器上雕画花纹是北宋时的新创，划花用刀刻，绣花用针刺，印花用板印，还有锥花用锥尖凿成花纹，堆花用笔蘸粉堆成凸形，再施白釉。宋瓷不仅是生活日用品，而且是精美的工艺美术品。北宋瓷器大量运销国外，在亚非各地都有大量出土，证明瓷器是当时的重要输出品。时至今日，宋瓷已成为中国古代著名的艺术品，而享誉海内外。

宋朝时期，主要的造纸材料包括丝、竹、藤、麻、麦秆等。四川、安徽、浙江是主要的造纸产地。四川的布头笺、冷金笺、麻纸、竹纸，安徽的凝霜、澄心纸、粟纸，浙江的藤纸等都闻名于世。甚至还有纸被、纸衣、纸甲等。纸张的大量生产与活字印刷术为印刷业的繁荣提供了基础。宋朝的印刷业分三大系统，官刻系统的国子监所刻的书被称为监本，而民间书坊所刻的书被称为坊本，士绅家庭自己刻印的书籍属于私刻系统。

东京、临安、眉山、建阳、广都等都是当时的印刷业中心。当时坊刻书中以浙江最好，称浙本，四川次之，称蜀本。福建的刻书以量取胜，称建本，其中尤以建阳麻沙镇最多，世称麻沙本。社会上流行刻书的风气。其中以临安国子监所刻的书品质最好。宋朝的刻书以纸墨精良、版式疏朗、字体圆润、做工考究、传世稀少、价值连城而闻名于后世。

宋朝造船技术水平是当时世界之冠。宋神宗元丰元年（1078年），明州造出两艘万料（约600吨）神舟。1974年福建泉州出土一艘宋代古船，有13个隔水仓，一两个隔水仓漏水，船也不会沉。隔水仓技术，经马可·波罗介绍，传入欧洲。宋朝的主要造船厂分布在江西、浙江、湖南、陕西等地区。虔州、吉州、温州、明州都是重要的造船基地。

太宗时期，全国每年造船达到三千三百余艘。到了南宋，由于南方多水加上海上贸易日益发达，造船业发展更快。临安府（杭州）、建康府（江宁府，今南京）、平江府（苏州）、扬州、湖州、泉州、广州、潭州、衡州等成为新的造船中心。广州制造的大型海舶木兰舟可“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云，舵长数仗，一舟数百人，中积一年粮”。南宋时代还出现了车船、飞虎战船等新式战舰。

金融商业

宋朝商业繁盛，通行的货币有铜钱、白银。太宗时期，每年铸币八十万贯。到神宗熙宁六年，已达六百余万贯。由于商品入口，宋朝大量铜钱、白银外流，造成硬通货短缺。真宗时期，成都十六家富户主持印造一种纸币，代替铁钱在四川使用，是为交子。

这是世界上最早的纸币。仁宗后改归官办，并定期限额发行。徽宗时期，改交子名为钱引，并扩大流通领域。南宋于1160年（高宗绍兴三十年）改为官办“会子”，会子主要有东南会子（也叫行在会子），湖北会子和两淮会子。但是为防止铜钱北流，宋朝政府规定在与金交界处仍然只能使用铁钱。与交子不同，会子是以铜钱为本位的，面值有一贯（一千文）、两贯和三贯三种，后增印两百文、三百文与五百文小面额钞票。干道五年定为三年一界，每界发行一千万贯，以旧换新。

会子危机

会子第一界会子的发行额仅三百万贯。到干道四年仅七年的时间，发行额增加到七百万贯。之后固定在一千万贯。尽管会子的加印与隆兴北伐有关，但是由于作为本位的金属货币没有相应追加，币值增长指数已经达到300%以上。到理宗淳祐六年，会子发行额增加六十五倍。会子虽与铜钱可自由兑换，但由于会子不断贬值，两者汇率也急遽走低。

宁宗宣布十一、十二、十三界会子同时流通后，会子之多犹如决堤之水，物价飞涨犹如脱缰野马，出现了会子挤兑铜钱的现象。嘉定二年，会子换界。政府规定新旧会子以一比二的比例兑换，同时严禁不按比例兑换会子，否则抄家，并鼓励打小报告互相揭发。这无异于宣布会子已经信用破产。但是这依然没能阻止拒收会子的风潮，会子也进一步贬值。严重的通货膨胀导致社会无论中下层都损失惨重。迫不得已，政府发还抄没的家产，并筹措一千四百万贯来回收旧会子。

嘉定五年后危机才渐渐平息。从此之后，会子换界已无法正常进行。政府一旦发生财政危机，就会以滥印钞票饮鸩止渴。理宗亲政后，由于十六及十七界会子数量巨大，险些再度造成通货膨胀。端平入洛之后，会子与铜钱的汇率从端平初年暴跌廿五个百分点。

十八界会子发行量更加大。米价涨到每斗三贯四百文，是孝宗年间的十一倍。淳祐七年，理宗颁诏，十七、十八界会子永远使用。希望借此来抑制物价上涨。但是两百文的十八界会子却连一双草鞋都买不到，会子已与废纸无异。景定五年，贾似道规定十七界会子须在一月之内全部换成十八界会子，并将会子改为“金银见钱关子”，宣布关子与会子的兑换比例为一比三。结果通货膨胀更恶性发作。

海外贸易

由于西夏阻隔了西北的丝绸之路，加上经济中心的南移，从宋朝开始，东南沿海的港口成为新的贸易中心。唐朝时期全国仅广州一地设有市舶司，负责外贸事务。

宋朝先后在广州、临安府（杭州）、泉州、密州板桥镇、嘉兴府（秀州）华亭县（松江）、镇江府、平江府（苏州）、温州、江阴军（江阴）、庆元府（明州，宁波）、嘉兴府（秀州）澉浦镇（海盐）和嘉兴府（秀州）上海镇（上海市区）等地设立市舶司专门管理海外贸易。泉州在南宋晚期更一跃成为世界第一大港和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

宋朝海外贸易分官府经营和私商经营两种方式，其中民营外贸又占大宗。元丰三年，宋朝政府制定了一部《广州市舶条法》，是中国历史上第一部贸易法。而各个外贸港口还在城市立设立“蕃市”，专卖外国商品；“蕃坊”供外国人居住；“蕃学”供外商子女接受教育，政府还专门制定了蕃商犯罪决罚条。广州和泉州城内仍然有许多藩客墓，成为当时海外贸易繁荣的佐证。

与中国通商的国家有：占城、真腊、三佛齐、吉兰丹、渤泥、巴林冯、兰无里、底切、三屿、大食、大秦、波斯、白达、麻嘉、伊禄、故临、细兰、登流眉、中里、斯伽里野、木兰皮等欧亚地区五十八个国家。宋朝出口货物包括丝绸、瓷器、糖、纺织品、茶叶、五金。进口货物包括象牙、珊瑚、玛瑙、珍珠、乳香、没药、安息香、胡椒、琉璃、玳瑁等几百种商品。宋朝从大量进口货物通过市舶司获得的税收，从北宋皇祐（1049年—1054年）的53万贯，治平（1064年—1067年）63万贯，到了南宋绍兴（1131年—1162年）已达200万贯，约占中国财政收入的百分之六，对宋代的繁荣起重要作用。

南宋时期，宋朝在与金和大理的交界处设立榷场来互通有无。宋朝出口药材、茶叶、棉花、犀角、象牙等，进口北珠、人参、毛皮、马匹等货物。民间也有大量的走私贸易。由于宋朝铜钱信用佳，被大量走私到东南亚和西亚，而当时的朝鲜和日本更停用自己的通货，改用宋钱。

文化

科技

两宋时期，在整个社会经济，文化全面发展的推动之下，科学技术也得到了长足的进步。两宋的科技成就，不仅成为中国古代科学技术史上的一个高峰，而且在当时的世界范围内也居于领先地位。别的且不说，就对整个人类文明发展产生重大而深远影响的中国古代四大发明，其中的三项—活字印刷、火药、指南针—就是在两宋时期完成或开始应用的。讲到两宋科学技术时，人们还常常提到沈括及他的《梦溪笔谈》。如李约瑟博士把沈括誉为“中国整部科学史中最卓越的人物”，而他的《梦溪笔谈》则是“中国科学史上的坐标”。

然而，在两宋时期的科学技术成就，决不仅仅是三大发明，沈括及其《梦溪笔谈》。如医学方面，医学从此前的三科分为九科，出现了世界上最早的法医学着作《洗冤录》。针炙有了很大发展。《经史证类备急本草》所收药物比《唐本草》新增四百七十六种。

宋朝的历法中最具代表性的是宁宗庆元四年颁布的《统天历》。该历法由杨忠辅创制。它与现代所测数值只相差26秒，而与现行的公历所采用的数据相同，比西方《格里历》的颁行早383年。但因推测日食等不验，《统天历》只使用到开禧三年。同年又造《开禧历》代替统天历，行用于世45年。

学术

完成了儒学复兴，传统经学进入了“宋学”的新阶段，产生了新儒学即理学。促进了儒、道、佛三家相互交汇的深入发展。完成了古文运动。在唐宋散文八大家中，宋人占了六家。词达到全盛。话本在中国文学史上开辟了新的纪元。史学体裁多样，兴起了方志学、金石学；着作丰富，史家辈出，达到了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顶峰。书院制度的形成与发展。如书法、雕塑、石刻、绘画等，都达到了新的水平。佛教、道教亦有了新的发展。

文学

宋朝文学十足发达，秉诗、词、散文都有伟大成就。让宋朝散文走向兴盛并承接古文运动的大师是欧阳修。欧阳修的散文主旨明确、内容充实、平易自然，为宋朝散文的风格奠定基调。三苏之中，苏洵的文章以议论见长，文风雄奇劲简。苏轼的文章洒脱自然，清新豪放之中又带些忧郁，前后《赤壁赋》等文章确定他在文坛上不可撼动的地位。他的弟子也颇有出息，陈师道、黄庭坚、秦观、张耒、晁补之和李膺号称“苏门六君子”。

散文

南宋时期，苏轼的散文甚至成为科举考试的范文，时人言：“苏文熟，吃羊肉；苏文生，吃菜羹”。而苏辙的文章疏于叙事而长于议论。曾巩忠实的追随欧阳修的风格，以记叙文和议论文为主。文风自然纯朴，少有华丽辞藻。王安石也以议论文为长，风格雄健自然。但是到了南渡之后，宋朝的散文就开始衰落，其后的文人都无法同北宋六家相比”。

诗词

宋诗虽不及唐诗，但远在明清之上，正在编撰的《全宋诗》收录宋诗作品达十六万多首之巨。与散文相同，欧阳修也开创宋朝的诗风，中国诗歌史上第一部诗话《六一诗话》就是其所着。王安石诗风工练，比欧阳修更讲究修辞技巧与典故运用。杨万里的诗歌清新活泼，以天然风景为主；范成大的诗歌关心民生，诗风清丽秀婉；陆游的诗以爱国着称，他的诗对偶工整，后人言“好对偶被放翁用尽”。苏轼的诗变化多端，雄放洒脱。

其吸收前朝所有诗人的手法，并长于各种诗体，尤其是古体与七言近体，可谓别开生面，奔放灵动，成为宋诗一代大宗。黄庭坚虽出于苏门，但却开创江西诗派，他的诗歌模仿杜甫，讲究炼字煆句，显得耐人寻味。之后又有“南宋四大家”，即杨万里、范成大、陆游和尤褒，也堪与北宋三家相比。

词是曲子词的简称，也称长短句。根据《全宋词》的记录，宋朝词人达到一千三百卅家，作品及残篇总计达到两万零四百多首。词是宋朝文学的标志性体裁。晏殊被称为宋朝词家初祖，其词和婉明丽。欧阳修的词也富于花间派之风格。柳永在宋词发展史上具有转折性的作用，他的慢词令人耳目一新，确定长调的地位，充实词的形式，丰富词的表现手法。

作品广为大众喜爱以至于当时人言“凡有井水饮处，即能歌柳词”。其后，苏轼又对宋词进行彻底的革新，他创立豪放派，扩大词的选材范围，为后来的南宋爱国词奠定基础。周邦彦是格律派的始祖，其后的女词人李清照也属此列。在靖康之难后，忧患意识使得豪放派占据词的统治地位。其中以辛弃疾为大成。

评书

此外，宋代“说话”（评书）非常流行，说话的内容就是话本。最著名的话本有《三国志平话》、《新编五代史平话》、《大唐三藏取经诗话》、《大宋宣和遗事》等；一些明清白话小说也是根据宋朝的话本改编。

宗教

道教：中国的本土宗教.自战国时期就有了，正式形成于公元1世纪（东汉中期），老子是代表人物。

佛教：汉朝由达摩于东汉年间传入中国，之后不断的与道教、儒家学说相结合，到唐初达到鼎盛时期。

印度教：传入中国的时间更在佛教之前，为佛教的雏形。

萨满教：中国宋代徐梦莘之三朝北盟会编中，最早出现‘珊弯’一词，即一般所谓萨满，系指巫（女巫）、觋（男巫）。即于驱除恶鬼、息灾祈愿、祈雨、招魂、占卜、治病、开运之时，既歌舞，且哭喊者。

伊斯兰教：据中国史书记载，唐宋两朝是伊斯兰教传入中国的初期。

基督教：世界公认基督教传入中国的历史，是从唐太宗贞观九年（公元635年）叙利亚传教士阿罗本进入中国。此外，摩尼教、婆罗门教、犹太教也都是在唐宋之际逐渐传入，而在元代也有所传播。摩尼教是波斯人摩尼在3世纪时创造的宗教，吸收祆教、基督教、佛教等思想资料而形成自己的教义，7世纪末传入中国，也叫明教、末尼教、明尊教。

社会

衣：崇尚节俭——奢侈之风盛行。

食：北宋肉类以羊肉为多——南宋羊肉价格高，一般人吃不起。

住：百姓住房较为简陋，稍稍富裕点的人家以茅屋和瓦房结合。

行：牛车——骡子——乘轿。

商品经济

宋朝的城镇商品经济特别发达。北宋末期有四十六个十万口以上的城市。包括开封、洛阳、临安（杭州）、大名、应天（今商丘）、镇江、平江（苏州）、江陵（荆州）、广州、成都、福州、潭州（今长沙）、泉州等。北宋首都东京开封府人口达到百万以上，店铺多达六千四百余家。宋朝打破坊市分区的制度，商店可以任意开设，还出现夜市与晓市。南宋行在临安府（浙江省杭州市）人口在1274年达到125万，城内极其繁华，时人称为东南第一州。就连南宋灭亡后，马可·波罗依然称杭州为“天城”。

瓦舍

瓦舍是重要的庶民游乐场所，内有勾栏，专供大众娱乐。东京的瓦舍见于《东京梦华录》的就有十座。临安的瓦舍见于《武林旧事》的有廿三座。瓦舍的演出内容呈现商业化、专业化、通俗化、大众化的新趋势。演出的内容主要包括说唱、戏剧、杂技和武术等。其形式多样，深受大众的好评。

宗族制度

而在农村，宗族制度成为维系社会的主因。二十世纪之前，中国的政权只向下延伸到县衙，其下完全通过“乡保”与“族长”进行管理。在理学的教化下与士人的影响下，官方办理社会救助；透过理学薰陶，商人阶级出资办理社会救助。救助内容除了办书院、订乡约以激励品德外，还普遍办理义庄，以救贫恤孤，资助教育；办社仓，以备荒歉；办保甲，以补地方之武装而保民。

这种由士人自发的救助工作，成为自南宋以降中国社会安定的重大因素。在宋代之前，官方的社会救助活动多属临时性质；宋代开始，各州县普遍设立各种社会救助的永久性机构。族长通过订立乡约乡规来保持社会的秩序。地方绅士通过办学、救济事业、修桥铺路等手段造福乡里。

妇女地位

妇女的地位在宋朝大幅度下降，贞节观在宋朝得到发扬，从宋朝开始在中上层阶层妇女实行的缠足风俗严重迫害妇女的身体与心灵，官妓这种制度在宋朝已经沦为卖淫的代名词。

卫生习惯

南宋官员卫生间水准不输写字楼闲翻《南宋馆阁录》，南宋官员的工作条件十分好，秘书省还设有浴室：“国史日历所在道山堂之东，北一间为澡圊、过道。”注文进一步说明：“内设澡室并手巾、水盆，后为圊。仪鸾司掌洒扫，厕板不得污秽，净纸不得狼借，水盆不得停滓，手巾不得积垢，平地不得湿烂。”

南宋以杭州为首都，江南湿热且水源丰富，因此社会上下都有爱洗澡的习惯，临安城里营利性的澡堂就很多，以至形成了独立的一个行业———“香水行”（《都城纪胜》）。至于私人在家中洗澡更是普遍而平常的事情，特别是夏天不停出汗，一天里至少要浴身一次。

宋词中，美滋滋形容夏日“晚浴”后心身舒爽状态的妙句比比皆是。因此，官署中设澡堂也不过是社会普遍风气的反映，原不足怪。而澡堂中前为浴室、后为厕所（“圊”），方便之后洗手用的水盆、毛巾是安置在浴室里，官员们如厕之后，要到浴室里完成洗手的程序，空间安排与现代居室当中的卫生间在形式上非常接近。

专门配备水盆、手巾在厕所旁边的浴室里，也说明，当时的人，至少有教养阶层的人，有便后洗手的习惯———实际上这一习惯早在晋代就已确立。“净纸不得狼借”更说明当时普遍地以纸来拭秽，而且，厕所里总是整齐地备有“净纸”供前来的人使用，这样的卫生观念放到今天也不落后。

管理规则也清楚而严格，要求“仪鸾司”的杂工随时维持“卫生间”的清洁，不许懈怠：浴室里，官员洗澡之后，地面上不得留有积水、泥污；厕所里，坑位两旁的木板不得残留屎尿秽迹；净纸被如厕人碰乱之后，也要随时重新码放整齐；当时，洗手会使用有去污效力的澡豆，因此，用过的水盆里就会有澡豆末的沉滓，必须立刻换为清水；擦手巾一旦弄脏，也要即刻更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