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

1930年，国民政府还照会日本：倘若日方公文使用“支那”之类的文字，中国外交部可断然拒绝接受。直到日本战败后，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经过调查，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故于1946年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词源

1，“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来自“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以后，要把佛经译为汉文，于是高僧按照音译把chini就翻译成“支那”。同为印欧语系的古罗马称中国为Sinoa，后来的英文中的China，和法文中的Chine，都是来自这个语源。《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

有人指出：Ci^na之名在《摩诃婆罗多》、《摩奴法典》、《罗摩耶那》等印度古籍就出现了。但还不能确证这就是指中国。《释迦方志》引用了后汉献帝建安十年，入竺之秦州刺史成光子的话：“成光子云：‘中天竺国东至振旦国五万八千里。’”那么振旦最迟在东汉以前就已经广为印度人熟悉了。

“支那”和葡萄牙语、荷兰语、德语、英语中的China以及法语中的Chine等皆起源于梵语Ci^na—stha^ na之说，也已为学界公认。古代希腊、罗马等国对我国的称呼，除了有缯绢之义转化来的Serice(塞里斯)外，还有与支那同源的Sin, Thin，或 Sinai, Thinai。春秋时秦穆公归并了许多西北部游牧民族，并把翟(狄)人部落赶到漠北，秦始皇时代，又迫使匈奴西迁。他们就逐步渗入中亚、西亚和欧洲的同时也使西方人知道了秦，并以为那就是中国了。这种说法还有争议，但从《史记》中说秦国“禁不得祠”来看，如果“不得祠”就是佛陀寺，那么秦与印度早就有交往了，佛经中的支那就是秦，从而转化为中国之意的脉络就很清楚了。

日本僧侣空海曾于804年随遣唐使赴唐学习佛经，因此可以推断他书中的“支那”，是从汉译经典里学来的。以后一些佛教界人士为显示博学、虔诚也开始用起了“支那”一词称呼中国。但明治维新时，山鹿素行等人觉得国名之争，可以为他们的政治主张服务，认为与中国相对的就是夷人，所以特意写了一本《中朝实录》来争这个“中朝”之名。接着福泽谕吉等人提出了脱亚入欧的主张。甲午战争中清政府失败后，长久以来一直把中国尊为上国的日本人，在震惊之余大为陶醉。从此，“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带上了战胜者对于失败者的轻蔑的色彩。1913年又根据驻华公使的提议商定：日本政府今后均以“支那”呼称中国。对此引起了很多中国人的愤怒，1919年留日学生在国内出版的《东游挥汗录》中，除了以毒攻毒地继续使用“倭人”一词以外，还因为英语中的Japan源于漆器，而且日本想脱亚入欧，就用它的音译，称之为：“假扮”。

2，“支那”一词，从其诞生的最初来看，其实并没有歧视、侮辱、蔑视中国人的意思   。“唐朝以后，很多日本僧人和学者来中国学习，从汉译典籍里学到了“支那”一词。到了宋元时代，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的日本人还不常见，只有少数大学问家和高僧为了显示自己的博学，才会用“支那”来称呼中国。在这个时期，“支那”一词不但没有侮辱性质，反而带有几分尊崇之意。

到了清朝末年，不少立志推翻清朝统治的革命者在日本进行革命活动时，丝毫没有觉得“支那”是带有侮辱性的词语，反而认为“支那”带有革命性。当时很多反清人士到了日本之后要做的两件标志性的事情就是剪辫子和自称“支那人”，将“支那”和“清朝”对立起来，以此表示与清朝的决裂。“支那”一词的褒贬变化是从清末民初开始的。随着日本受西方影响越来越大，原来对中华文化的敬仰也就逐渐淡薄，尤其是随着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一些军国主义书籍著作中开始称中国为“支那”，并且还把中国与“懦弱卑下”之类的贬义词联系在一起，表现出对中国的轻蔑和疯狂的征服野心。到了甲午战争之后，日本打败中国，对中国的敬畏之心更是荡然无存。明治维新之后，“支那”一词在日本开始普遍使用，其中所带有的胜者对于败者的轻侮情感也逐渐浓厚起来。中国民间也逐渐开始意识到“支那”一词中的轻蔑，因此对这个词语的反感也日趋强烈。 

延伸

1，在明治维新之前很少有日本人用“支那”一词称呼中国，日本书中常见的中国称谓乃是“汉”、“汉土”、“唐土”、“中土”、“中国”或者以相应朝代的名称称呼中国，如隋等。明治维新以后，日本人不忿叫我国做“居四夷之中”的中国，为了培养大和民族的优越感，一改长期以来对中国的称呼(chugoku)，而改用“支那”。

2，中国人经过革命结束封建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的时候，作为近邻的日本却出于自身的利益要求，单方面给中国取了一个“支那共和国”的汉字国号。一些有识之士一开始就对日本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的作法表示了关切，甚至进行了抵制。直至一九三○年，国民政府才训示外交部∶今后凡载有“支那”二字的日本公文一律拒收。同年十月，日本外务省提请内阁讨论将中国的日文正式称谓改为“中华民国”。但日本民间使用“支那”的现象并无减少。

3，由于反清志士“夷夏之大防”的心态，让一些日本学者钻了空子，一些学者撰文说：地理上的“支那”指中国本土，并不包括长城外的满洲、蒙古等地。

4，日本全面挑起侵华战争之后。日本外务省也开始追随军部使用“支那”称呼中国，称“芦沟桥事变”为“支那事变”。在侵华战争中，日本一直用支那来称呼中国，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人。

5，日本战败后，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责令日本外务省不得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其后，“支那”这一称谓开始从日本政府的公文里、学校教科书中、媒体中消失。但是日本的右翼分子仍然坚持使用“支那”称呼中国，不断挑衅中国人。 

战败

1931年日军侵占全东北并随即建立伪满政权后，为泯灭当地居民的中华民族意识，对敢于自称“中国人”的民众轻则打耳光、重则抓捕，强令他们必须自称是“满洲国人”。在近年国内有些描写伪满时期的电视剧中，出场的日本侵略者还训诫居民“你们中国人”如何如何，这一听便知是编导者不了解伪满时的社会状况。 日本社会上以贬斥“支那人”为重要标志的侮华、蔑华风潮，在以卢沟桥事变为发端的全面侵华战争开始后发展到顶点。当时日本政府并没有对华宣战，只称这是一次“膺惩暴支”的“事变”，不承认也不遵守任何国际间的战争法规。此时一些狂热的军国主义分子称呼“支那”尤嫌不足，又称中国人为“强克猡”(“猪猡”之意，由“豚尾奴”发展而来)。受这种辱华情绪煽动的日本军人，自然会放手对中国和平居民实行大屠杀。1950年代在抚顺战犯管理悔过的日本战犯通过反省，追思为什么犯罪的原因时都说：“那时我们根本没有把中国人当成人，感到如同屠宰猪羊一样……”

1945年8月15日，中国人民迎来了洗刷对日国耻的一天，各地的日本人则大都如丧考妣地集合收听了接受《波茨坦宣言》(即要求其投降)的“御音”。中华儿女以3500万人伤亡(其中死亡2000多万人)的代价赢得胜利，同时也使“支那”这一辱华之称走向了终结。

日本自战败起，其新闻报道开始改变了“重庆政权”、“支那军”一类传统称呼，出现了“中国政府”、“中国军队”的正式称号。战后中国派驻日本的军事代表团到达东京后，发现某些媒体中仍出现“支那”一词，马上以战胜国身份要求盟国占领军禁止，美国占领当局就此向日本政府发出命令。1946年6月6日，日本外务省向各新闻出版单位发出《关于避免支那称呼事宜》的通知称：“往昔通常使用‘支那’二字作为中华民国之国名，今日应改用中国等称号。查‘支那’之称素为中华民国所极度厌恶者。鉴于战后该国代表曾多次正式及非正式要求停止使用该词，故今后不必细问根由，一律不得使用该国所憎恶之名称。”

这个通知虽表现出无可奈何的口气，“支那”这一使中国人极感屈辱的名词毕竟从此在日本公开出版物中消失。不过，由于战争期间国民党政府许多表现在战败者心中并没有确立起尊重，战后的中国又仍处于内战和极度贫困之中，日本人私下常有“我们是被美国打败的，并没有败给中国”的言论，日常口头习惯仍使用“支那”一词。

后来的历史证明，“支那”一词在日语的口头表述中消失，在于新中国成立后取得的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中国敢于出兵朝鲜，并使美国舆论惊呼遇到“美国陆军史上最大的败绩”时，战后普遍对美国顶礼膜拜的日本人不能不深感震惊！他们对过去数典忘祖而一度轻蔑的神州古国重新产生了敬佩之感，“中国”一词就此真正成为日本人平时的口头语言。战后出生和长大的日本人，如今大都只有查字典才知道：“支那──系以往对中国的称呼”。

抗美援朝战争的胜利，不仅震动了日本本土，当中国军队对美军作战的捷报传到东北的日本战犯管理所时，那些从苏联递解过来而对华表示不服的战犯们也都低下了脑袋。这些一向只崇尚强者的人，就此才纷纷表示服罪并愿意接受改造，并不能不重新认识中国的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