隋舍利塔，隶属长沙市文物保护单位。位于长沙市岳麓山清风峡南侧，爱晚亭右前方。相传隋文帝杨坚为感戴僧尼智仙抚养之恩，诏令在全国各处名山建佛塔以藏舍利子，是塔故名隋舍利塔。

简介

塔建于隋仁寿二年(602)，五代时被毁。民国初年，麓山寺僧寻得遗址将塔复建。1957年修整时，在塔外加修石护栏。"文化大革命"中遭破坏。近年已按原貌修复。塔用花岗石构成，外形酷似一僧帽，分三层，底层为塔基，作须弥座式，四角作芭蕉叶形，浮雕力士像；中层以整块花岗石琢成圆形，两端收分似纺锤；上层为一僧帽状石，通高3米，边长1.3米。

塔的前方竖花岗石碑一通，碑高1.6米，宽0.5米，正面刻"隋舍利塔"，碑阴刻"共建菩提"。过了枫林桥，便能见到一座形似僧帽的古塔，塔基正方形，花岗石砌成，边长约2米，塔高12米，四角和正面共有五幅浮雕，正面是佛象。塔分三层，底层为须弥座，浮雕力士像，中层以整块花岗石雕成圆形，两端收分，上层为僧帽状，塔前竖花岗岩石碑，正面刻有“隋舍利塔”背石刻有“共建菩提”，外设石栏保护。

基本构造

塔基有上下两层：第一层雕刻缠技莲纹，第二层镌刻飞凤、莲花等图案。塔基之八面刻有海水纹，并雕有龙、凤、鸟、兽、鱼、虾、蟹、鳖等图案；或腾云驾雾；或出没山林；或沉浮波涛。形象姿态、十分逼真。须弥座为仰莲花座，上为束腰基坛，角柱上各雕金刚、力士、立龙、怪兽，以承塔身。基坛八面浮雕刻有释迦牟尼八相成道图，依次为托生母胎、树下诞生、逾城出家、雪山苦行、降伏魔军、树下成道、鹿苑说法、鹤林入灭等。

这些雕刻用艺术手法展现释迦牟尼佛富有传奇的一生，每幅画面的构思都富有想象力，人物情态、刻画逼真、服饰器具、山川树木等背景安排得巧夺天工，十分得体。这一组浮雕能体现舍利塔的宗教功能。须弥座与塔身之间，雕以莲花露盘三叠，花瓣上阴刻宝相花纹，体现出我国传统图案艺术特色。

塔身由五层密檐式塔室构成：第一层塔室。八面刻有雕像。第一、三、五、七面为四大天王像。(天王则披甲执戈，形象威严。并刻有雕刻者姓名：王文载、丁延规、徐知廉)第二面为普贤骑象，第四、八面为版门(门作紧闭状，门上有铺首及门钉)，第六面已经毁去，根据考证，此面应为文殊像。第二层到第五层塔室。四层八面每面均雕两石龛，每龛中坐一佛，共计刻有六十四尊小佛像，象征着千佛世界。塔顶密檐成筒瓦状，叠石六重饰以莲瓣、束缨、云纹，意为复钵相轮和火珠。

历史记载

宋沙门觉范撰《院感应佛舍利塔记》：隋文帝杨坚于梁武帝大周七年六月出生于同州（今陕西大荔县）大兴寺中，婴儿时曾暴虐，有尼名“智仙”者，从外至，对杨坚之父杨忠说，此儿大有福分，为天佛所佑，不可令居家中，当代为养育，于是杨忠辟馆延居，杨坚30岁时，才让他回家，女尼以舍利子数百颗授之，曰：“以此福苍生”。隋文帝杨坚为感谢僧尼智仙抚养之恩，称帝后于仁寿二年（公元602年）诏令全国五十二州，在名山福地绘塔，分藏舍利子，塔下绘尼之像以纪之，是故塔名隋舍利塔。

据说塔建于隋仁寿二年（602），岳麓山这座塔就是其中之一，五代时被毁，民国初年，麓山寺僧寻得遗址将塔复建。1957年修整时，在塔外加修石栏保护。

建造历史

隋文帝杨坚在登皇位之前，曾得到梵僧给的一包舍利，后来让工匠打制了一只精致的七宝箱，将舍利供奉在里面，并在京都建造了连基双塔，塔下藏置了舍利。

隋仁寿元年（601）六月十三日是隋文帝六十岁生日，他召集了几位高僧，兴论弘扬佛法之道，最后下令在中国三十个州，各在高爽清净之地建造舍利宝塔，同时书诏以示天下：

“朕皈依三宝，重兴圣教，思与四海之内一切人民，俱发菩提，共修福业，使当今见在，爰及来世，永作善因，同登妙果，宣请沙门三十人，谙解法相，兼堪宣导者，各将侍者二人，并散官各给一人，熏陆香一百二十斤，马五匹，分道送舍利往诸州起塔，为朕、皇后、太子、诸王子孙等及内外官人，一切民庶，幽显生灵，各七日行道并忏悔，起行道日，打刹莫问同州异州，任人布施，钱限至十文以下，不得过十文，所施之钱，以供修塔，若少，不充役丁及用库物，率土诸州，僧尼并为舍利设斋，限十月十五日午时，同下入石函，总管、刺史以下，县尉以上，自非军机，停常务七日，专检校行道，及打刹等事，务尽诚敬，符朕意焉。”

在京起塔之晨，于大兴殿行迎请佛舍利典礼时，本定沙门360人，但作法时却多了一位，侍臣密奏帝，帝环视之，见一异僧，披褐色衣，随僧行礼，乃谓左右曰：勿惊动他，待礼毕另见。礼毕后，异僧忽然失踪，帝因谓曰：佛法重兴，必有感应。

文帝将舍利分别放入三十只金瓶中，金瓶再分别放入到琉璃瓶，又以熏香之泥封印其盖，送往三十州后，再依次置于铜函和石函。

隋文帝诚心所感，所以在装藏佛舍利入塔之前后，天空和大地出现了很多的祥瑞。

隋祖师与舍利塔

僧朗法师，恒州人，自幼出家，为人虚若谷，慈悲和蔼，广学博闻，大众归附。

隋仁寿年间，奉敕命送舍利往广州灵鹫山果实寺建塔供养，朗师乃勘定塔基在西对岸之枕山，该山一直荒芜，人迹罕至，适开工掘地六尺时，获得了三个石函，两函内各有铜函，盛放银佛银仙像各两尊，另一函内有金银瓶，有铭文曰“宋元徽元年（南朝．刘宋，公元473年）建塔”。寺中旧碑上说：“宋永初元年（420），天竺沙门僧律，从此经过，闻钟磬声，天花满山，因此就地建起寺院。其后有梵僧求那跋摩来居此寺，曰：“此山将来必有菩萨圣主，大弘佛法建造宝塔。”遂以铭之。”僧朗法师，岂非乘愿再来之人。

塔碑

佛教起源于印度，在西汉时传入中国，与中国的道教并驾齐驱，至东汉时始得盛行，魏晋南北朝时更广泛流布开来。当时由于诸侯割据，战乱频繁，再加上天灾人祸，生命苦短，人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寄托和解脱，乃信奉释道，或塑造佛像，或新建寺塔，为了弘扬佛法，必施之于文字，于是刻经、写经、造像题记、建塔刻铭、幢柱刻经等开始盛行起来，宗教与书法紧密地联系在一起。

当时人镌刻经文时，必延请文人学士及善书者撰文书丹，近百年来在敦煌密室中发现的大量写经以及摩崖石刻、塔铭、庙碑、幢柱、石窟、造像等实物为我们研究前人书法提供了十分珍贵的资料。纸无千年之寿，必铭石以流传后世，至隋代时，虽有麻纸可以书写，但重要的记事必勒之于石。

此碑楷法已相当成熟，结字方正宽博，匀称妥帖，笔意虽无唐人楷法的起讫分明，却亦写得圆融浑厚，显得平正而不板滞，饶具变化之美。其中个别字还夹杂着一些篆意和隶意，但总体上来讲，此碑已十分接近唐人楷法，可谓承六朝之余绪，开唐楷之先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