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鼓（Shi-ku，Stone Drum）又称陈仓石鼓，大秦帝国的东方红。被康有为誉为中华第一古物。公元627年，发现于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今陕西省宝鸡市石鼓山）。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在每个石鼓上面都镌刻 “石鼓文”（大篆），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 《猎碣》 。石鼓文记述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是中国最早的石刻诗文，乃篆书之祖。自明清以来，一字抵万金，创下中国文物史上的奇迹。韩愈著有《石鼓歌》。其真品藏于北京故宫博物院石鼓馆。而石鼓发现地宝鸡有中华石鼓园、石鼓阁。

简介

北京故宫博物院收藏了许多历朝历代引人瞩目的文物国宝，其中有十个被称之为石鼓的文物。这十个花岗岩材质的石鼓每个重约一吨，与许多灿烂夺目的瑰宝相比，它们拙朴平实，其貌不扬，但是它们确实非同一般，这是因为在每个石鼓上面都凿刻着文字。

历史渊源

公元627年是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时刻，已经登基称帝的唐太宗李世民正式改年号贞观，经过多年战乱和分治的中国，进入了以“贞观之治”开始的盛唐时期。

在陕西省宝鸡市郊的荒郊野地里，有人无意中发现了几块奇怪的石头，体形庞大，直径约一米，数了数，整整十块，材质是花岗岩。荒野中石头遍地都是，并不稀罕，奇怪的是这些石墩好像是一个模子里扣出来的，其形似鼓，圆而见方，上狭下大，中间微突。好奇者试着清除掉石头身上的泥土，惊奇地发现，石头上居然刻有文字，而且十个石墩无一例外！不过，石墩上的字虽然看起来是字，却没人看得懂！

这十个石鼓，每个上刻有的文字数字不等。每个字约二寸见方，风格独特，既不像西周金文那么随意豪放，也不像秦小篆那么规范纤细，字体开朗、圆润，工整，可以说是稀世遗文。

专家评定

金石家们翻阅了所有的书籍、档案，也没有找到类似的字体。他们认定，石鼓上的文字，属于中国文字演进史上缺失的一环，称其为“石鼓文”， 属于大篆。大篆是在甲骨文、金文之后，在小篆之前的文字。两千多年前，雄心勃勃的秦始皇实现华夏江山“大一统”，文字统一是重要举措，而统一后的文字就是小篆。这也就是说，凿刻这些文字的年代距今至少已经有两千三百多年，它们记述展示了秦始皇统一前一段为后人所不知的历史。

历经千百年，石鼓终于从荒原之中走进文明之地——孔庙。但是这样的收藏保护来得太晚，以至于在真正收藏的时候，十只石鼓竟然丢失了一只。更加令人揪心的是，石鼓走进孔庙90年之后，唐朝在地方政权的分裂中成为历史，五代十国的战乱开始了。石鼓存放的地方成为战场。战火中，已经存放在凤翔孔庙中的九只石鼓也不知所踪。

石鼓文字

石鼓文比金文规范、严正，但仍在一定程度上保留了金文的特征，它是从金文向小篆发展的一种过渡性书体。传说在石鼓文之前，周宣王太史籀曾经对金文进行改造和整理，著有大篆十五篇，故大篆又称“籀文”。石鼓文是大篆留传后世，保存比较完整且字数较多的书迹之一。

石鼓文，亦称猎碣或雍邑刻石，是中国现存最早的刻石文字。无具体年月，唐人韦应物和韩愈的《石鼓歌》都认为是周宣王时期的刻石。宋人欧阳修的《石鼓跋尾》虽设了三个疑点，但还是认为属周宣王时史籀所作。宋人郑樵《通志略》 则认为《石鼓》系先秦之物，作于惠文王之后，始皇之前。近人罗振玉《石鼓文考释》和马叙伦《石鼓文疏记》都认为是秦文公时物，与韦、韩说法出入不大，只相差十七年。据郭沫若考证，《石鼓》作于秦襄公八年，距宣王更近。所不同者，出于宣王时史籀手笔或秦臣手笔罢了。

《石鼓》于唐代初出土于天兴三畴原（今陕西省宝鸡市凤翔三畴原），以后被迁入凤翔孔庙。五代战乱，石鼓散于民间，至宋代几经周折，终又收齐，放置于凤翔学府。宋徽宗素有金石之癖，尤其喜欢《石鼓》，于大观二（公元1108年），将其迁到忭京国学，用金符字嵌起来。后因宋金战争，复迁《石鼓》于临安（今杭州），金兵进入汴京后，见到石鼓以为是“奇物”，将其运回燕京（今北京）。此后，石鼓又经历了数百年的风雨沧桑。抗日战争爆发，为防止国宝被日寇掠走，由当时故宫博物院院长马衡主持，将石鼓迁到江南，抗战胜利后又运回北京，1956年在北京故宫展出。清乾隆五十五年（1790年），清高宗为更好地保护原鼓，曾令人仿刻了十鼓，放置于辟雍（大学）。现仿鼓在北京国子监。其形状与刻字部位和原石鼓有不少差别。

体型特征

石鼓共十只，高二尺，直径一尺多，形象鼓而上细下粗顶微圆（实为碣状），因铭文中多言渔猎之事，故又称它为 《猎碣》 。以籀文分刻十首为一组的四言诗。目前其字已多有磨灭，其第九鼓已无一存字。其书传为史籀手笔，体态堂皇大度、圆活奔放，气质雄浑，刚柔相济，古茂遒朴而有逸气。横平竖直，严谨而工整，善用中锋，笔划粗细基本一致，有的结体对称平正，有的字则参差错落，近于小篆而又没有小篆的拘谨。在章法布局上，虽字字独立，但又注意到了上下左右之间的偃仰向背关系、其笔力之强劲在石刻中极为突出，在古文字书法中，是堪称别具奇彩和独具风神的。

康有为称其“如金钿委地，芝草团云，不烦整我，自有奇采。”其书体为大篆向小篆过渡时期的文字，学《石鼓文》可上追大篆，下学小篆，百无一失。后世学篆者皆奉为正宗，无不临习。杨沂孙、吴大澄、吴昌硕、王福庵等皆得力于此。

石鼓文的拓本，唐代就有，但没有流传下来。宋安国所藏石鼓宋拓本，被民国秦文锦售给日本东京河井荃庐氏。此外，社会上所流传的早期拓本有北宋的《先锋》、《中权》、《后劲》三种，其中天一阁藏北宋拓存四百二十二字本为最。然原拓己失，现只能见到郭沫若30年代在日本收集的此三种拓本的照片。安国所藏的宋拓本《先锋》本，旧商务印书馆、文物出版社有影印本，收在郭沫若所著《石鼓文研究》一书中。上海艺苑真赏社、日本鳹 堂有《中权》本影印本。中华书局、日本二玄社出版的《书迹名品丛刊》中，有《后劲 本影印本。上海书画出版社《书法》1984年第三期，也刊有石鼓文的宋拓影印本。

故事传说

石鼓文历来为众多书家、学者所重视。但鼓上的字经过千余年的雨淋日晒以及战火什么的,鼓上的字漫漶,残损严重,很难辨认。石鼓文的创作年代，到现在也没有一个统一的观点。

唐朝人发现了石鼓文后，书法家虞世南、欧阳询、褚遂良等纷纷前往临摹作拓。诗人张籍就拿了套拓片找到了国子学博士韩愈，要韩愈写首诗来说说这石鼓文。韩愈挺幽默，在诗中说：而今李白、杜甫都不在了，我这点能耐还能把石鼓怎么着啊！呵呵。但谦虚归谦虚，该写还是写。韩愈诗中认为，石鼓是周宣王时的产物，是周宜壬一次狩猎后的刻石纪劢行为。韩愈说石鼓文“鸾翔凤翥众仙下，珊瑚碧树交枝柯，金绳铁索锁纽状，古鼎跃水龙腾梭”。这一方面表明韩愈对石鼓文的推崇,一方面说明石鼓文挺难懂。韩愈好古也惜古，他向国子监祭酒建议，如此国宝应该把它移至太学保存起来。遗憾的是，他的建议不知为啥遭到了人家的拒绝。

时间一晃，好多年就过去了。直到有一天，有人要把石鼓运到凤翔县孔庙保存，才发现石鼓已经丢了一面。后来，九面石鼓因避战乱，不知道被什么人迁出了孔庙。这一迁不要紧，九面石鼓干脆不翼而飞了！踪影全无了！

说话间就到了宋朝北宋初年，当时的凤翔知县叫司马池，司马池真行，也不知道在哪，他居然找到了这九面石鼓！司马池把石鼓就安置在了凤翔县府学的门楼下。

宋仁宗皇祏四年（公元1052年），—位叫向传师的人，以作原石鼓拓片为线索，千里追寻，竟然在秦岭的一个小村子的农民家中，找到了丢失的“作原”一鼓！当时这石鼓已经用作“舂米臼”了，还比别的鼓短了一截子。可甭管怎么样，十面石鼓总算又凑齐了。不过，这时的十面石鼓已不如以前了。又是多少年的风吹雨淋，剥泐的字就更多了。

唐拓石鼓文到了宋代一本也找不着了。宋人接着再拓，这回让大文豪东坡看见了。他也来了首 《石鼓歌》：“旧闻石鼓今见之，文字郁律蛟蛇走。经观初以指画肚，欲赞嗟如箝在口。韩公好古生已迟，我今况又百年后，强寻偏傍推点画，时得一二遗八九……。苏轼也认为石鼓是周宣王时的错碣。但同时，他也认为石鼓文很难认。

大观年间，宋徽宗赵佶下诏，将这十面石鼓运到了汴京，就是现在的开封，先存孔庙，命金匠在石鼓的刻文上浇涛黄金，后又将石鼓移入皇宫收藏。

赵佶是个艺术天才，但不会当皇帝。后来发生了“靖康之难”，赵佶被金兵抓走了。石鼓也随其他珍贵文物山道被金兵押送中部，就是今天的北京。这中间石鼓严重受损。到了中部后，金人不以这破石头为宝，刮下鼓上黄金，便将石鼓扔在丁大兴县的孔庙，从此不管也不问。

再往后说,蒙古人来了,金元大战暂且不表。石鼓在战乱中又不知道哪去了。直到元大德年间,国子学教授虞集才在北京南郊的淤泥草丛中发现了被遗弃的十面石鼓。他将石鼓移到国子学大成门内的石坛上,置铁栅栏进行保护。

韩愈见石鼓之时，十面石鼓上共有465字，但有一半的字辨认不出来。而到虞集时，鼓上只有386字了。

明朝石鼓依然在孔庙。

清朝乾隆皇帝有一回去国子监讲学，顺便参拜孔庙，偶然间看到了这十面石鼓。乾隆懂历史、有修养，他知道这是国宝啊！但见石鼓历经风吹雨打，残破不堪的样子，好不心痛！便赶紧叫人把石鼓用围栏围起来，并命人另选新石，比照原鼓大小，又重新做了十面一样的石鼓，如此进行双重保护。

乾隆做的十面石鼓，陈列在北京孔庙大成门内两侧。石鼓旁竖立着两通石碑。东一碑，碑额刻篆书“御制”两字。开头是“集石鼓所有文成十章制鼓重刻序”，结尾写着“乾隆五十有五年，岁次庚戌正月上元丙申日御制并书”。碑文说：“近因阅石鼓文，惜其岁久漫漶，所存不及半……旧鼓旧文为千古重器，不可轻动，置其木栅，蔽其风雨，以永万世。而为石刻十章，并列国学，以公天下惠后儒则乃宣王之文也……”西一碑，碑身四面部是清朝书法家张照所书的韩愈《石鼓歌》。

出土收藏

唐627年，石鼓于陕西宝鸡岐山北坡的荒郊发现，此地曾是秦朝旧地。它们是花岗岩质地，每个直径约1米，重约一吨。十座石鼓外形相似，上狭下宽，形似鼓，因此得名石鼓。唐朝人按它得出土地点，命名为“陈仓石碣”或“岐阳石鼓”。

石鼓被发现后一直置于荒郊，许多人去观看并临摹作拓。806年，韩愈为保护石鼓，上书朝廷请求把石鼓搬到太学府，但是没有被采纳，直到914年，郑余庆任国子祭酒（负责主管国家学术教育、文化事业）才采纳了他的建议，将石鼓移到了凤翔孔庙，让它们不再遭受风雨得侵蚀。然而，石鼓乍原已于814年不知去向，只有九只保存在凤翔孔庙。

五代十国的战乱期间，凤翔成为战场，石鼓下落不明。宋朝建立后，文人文化繁荣，宋仁宗下旨寻找石鼓，后来一位名叫司马职的官吏找到了9只石鼓，独缺唐朝石遗失的乍原石鼓，他便依照流传下来得拓片造了一个假的补全。由于石鼓的拓片流传很广，他得作假很容易就被识破了。

北宋皇祐四年（1052年），金石收藏家向传师从太氏拓片见到乍原的拓片，证明此人曾收藏过乍原石鼓。但向传师赶到关中太氏的老家时，太氏全家已于一年前死于瘟疫，房屋财产全部为避瘟疫传播而烧光。向传师在关中继续查访，居然在他居住的屠户家中发现了石鼓，此时乍原石鼓已经是屠户的磨刀石，被切去了上半部分，鼓身上的字也只剩下四个。大观年间，向传师将乍原交给朝廷，运至汴梁。上可以辨认得文字只剩下432个。宋徽宗还下令用黄金填注石鼓文，以防磨损。1125年，金兵进军中原，靖康之变后，石鼓被金人运至燕京，剔去石鼓上的黄金，弃之荒野。

1300年，元朝国子教授虞集在一片淤泥中发现石鼓，后迁往国子监达成门内保存，平安经历了元明清三代。

1936年，石鼓随第四批故宫文物南迁至上海，安置在天主堂街仁济医院库房的底层。三年后故宫博物院南京分院成立，石鼓迁往南京。一年后，石鼓随故宫文物再次起运。南迁途中，在天津和湖南酉阳两次翻车，幸好包装严密，石鼓完好无损。装箱包装前，为保护石皮不脱落，用浸湿的高丽纸敷在石鼓面上，由于高丽纸纤维长，韧性好，湿的时候摁进字口，干后固定在字口。装箱的时候包有两层棉被，四周用稻草塞紧。这都让石鼓在南迁中得到良好的保护。抗日战争胜利后石鼓迁回南京，1950年运回北京，存放在故宫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