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夏文字是记录西夏党项族语言的文字。属表意体系，汉藏语系的羌语支。西夏人的语言已失传，跟现代的羌语和木雅语关系最密切。西夏景宗李元昊正式称帝前的大庆元年，命大臣野利仁荣创制。三年始成，共五千余字，形体方整，笔画繁冗，结构仿汉字，又有其特点。曾在西夏王朝所统辖的今宁夏、甘肃、陕西北部、内蒙古南部等广阔地理带中，盛行了约两个世纪。元明两朝，仍在一些地区流传了大约三个世纪。西夏文专家李范文认为，全部西夏文字共计5917字，而实际上有意义的字共5857字。

简介

“ABCD，甲乙丙丁”，这句在央视春节晚会中由宁夏送出的灯谜您或许并不陌生，而它的谜底“西夏文字”也随着开放的宁夏正逐渐从神秘的后台走向世人的面前。

“西夏文字”究竟什么样？它是怎么创造出来的？和汉字又有什么关系？带着这些疑问让我们一起来揭开它神秘的面纱：

公元1038年，在中国古代“丝绸之路”上，党项民族英雄李元昊建立了一个以党项族为主体，包括汉、吐蕃、回鹘等多民族在内的封建王国，自称“大白高国”，因其地处祖国西部，历史上称其为“西夏”，首都为兴庆府，即今天的银川市。李元昊建国后，实行了一系列强化民族意识的措施，在他的倡导下，由大臣野利仁荣主持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西夏文字，共六千多字。

西夏文字的创制借鉴了汉字的形制，在构成上可分为单纯字和合体字两大类。其笔画多在十画左右，撇、捺等斜笔较多，结构均匀，格局周正，有比较完整的构成体系和规律，具有鲜明的个性特点。

西夏文字创制后被作为“国字”推行，因此在西夏国的应用范围十分广泛，如官署文书、法律条令、审案记录、买卖文契、文学著作、历史书籍、字典辞书、碑刻、印章、符牌、钱币、以及译自汉、藏问的佛经等。西夏文字是西夏文化的精华所在，它的使用在整个西夏时期从未间断过。西夏灭亡后，仍由其后人在一定范围内延续使用至明朝中期，成为我们探寻西夏后裔踪迹的有力佐证。

右图为西夏第五代皇帝仁宗、仁孝寿陵西夏文残碑，西夏王陵7号陵西碑亭遗址出土，均为阴刻西夏文，又楷、篆两种字体。碑文楷书，结构饱满、匀称，书写工整，每字边长约3厘米，字体鎏金，有的笔画内金箔犹存，碑额篆体，每字纵约7厘米，横约6厘米。此块残碑有五块残碑粘接而成，共11行44字，是拼合后可读文字最多的一块。

起源

党项在内徙以前仍处在原始游牧部落时期，过着“不知稼穑，土无五谷”、“畜嫠牛、马、驴、羊以食”的游牧生活，他们“逐水草而居，但候草木以计时岁”。社会形态尚处于原始社会父系氏族公社末期，生产力水平低下，无法令赋税，也没有文字。内徙后，由于长期受到各民族特别是汉族文明的影响，社会经济与文化都有了长足的发展。西夏社会形态的变更与生产力水平的提高，是文化发展的先驱。

党项族历经数百年的辗转迁徙，不断吸取融入了其他民族的生产力技术与先进文化，从而加速本民族的封建化进程。特别是西夏建国前夕，由于政治与经济上需要有一个独立的局面，文化也相应地需要从汉族文明的母体脱离出来。在生产发展以及与其他民族文化的撞击中党项文化有了新的质变，而文字的创制则是这种质变的显著表现。在西夏建国前夕，元昊为了进一步突出民族文化的秀才特质，于是创制了记录党项语言的文字——西夏文。

创造方法

西夏文字创制于元昊建国前的公元1036年左右，由大臣野利仁荣演绎而成。文字的创制是民族文化发展到成熟阶段的重要标志，它给本民族的人民在思想交流和文化传承上带来莫大的便利，也使后人研究这种文化与党项民族语言成为可能。西夏文的创制参照了汉字创制的"六书"理论，采用合成法进行造字，即先创造了一些文字元素，即我们常说的字根或母字，然后再用合成法繁衍出更多的西夏字。

在西夏文中，除有很少的一部分是直接采用文字元素创字外，绝大部分是合成造字。包括会意、音意、对称、互换、反切、长音等六种合成法。如：

会意合成法：西夏文“水”字中的一部分+“土”字合成（泥）

音意合成法：读音为“令”的西夏文的一部分+西夏文“绢”字的一部分，合成西夏文“”

互换合成法：（指）——（趾）（逃）——（服）

对称合成法：（双）（唇）（中）（分）

反切合成法：读音为“妻”的西夏字的一部分+读音为“因”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汉族“秦”姓的西夏字。

长音合成法：读音为“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含意为“长”的西夏字的一部分，合成阿长音。

西夏文字创制后，元昊即下令推行国中，诏令国民悉用蕃书。以法令的形式确立了西夏文的地位，并于建国初期设立"蕃字院"，选拔西夏贵族子弟加以教之，以期传播。因此西夏文字很快就在西夏国中通行。西夏灭亡后，西夏文字一直到明代中期尚有少数党项后裔还在使用。此后便被历史所淹没，变成了一种死亡的文字。清嘉庆九年（1804年），《重修凉州护国寺感通塔碑》被发现后，学者根据该碑上的汉字与西夏文对照及记年，才重新确认了这种文字即是衰亡已久的西夏文。

文献资料

西夏文字就目前发现的文献资料证实，大约有5900多个。内蒙古额济纳旗黑水城出土的西夏辞书《文海》与《音同》收字最全。这两部辞书是由西夏时期的党项族人编著的，为进一步研究西夏语言、文字提供了丰富的实物资料，同时出土的还有一部由党项族人骨勒茂才编著的辞书《蕃汉合时掌中珠》，它是用汉文与西夏文对音、对意的方式编成的，并收录了许多党项语词汇，因而成为后人解开西夏语言、文字的钥匙。近百年来，中外专家学者经过艰苦不懈的努力钻研，结合这些珍贵的文献资料，已基本掌握了西夏文字的结构与部分语音，使西夏学的研究有了明显的突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