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治中兴”是指清朝中叶后，同治帝在位期间(1862-1874年)的一个中兴阶段。适逢1860年清政府与英法媾和，及太平天国被消灭(1864年)，政治上出现了一个和谐时期，下开洋务运动。也有人把清代咸丰至同治时期定为咸同中兴，作为一个中兴的阶段，但现时普遍都认为中兴时期主要在同治统治年间。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措施

1.自然修补内部的政治秩序。基于利益及传统的儒家思想，部分儒生与农民在官僚带领下，组织湘淮团练，对抗太平天国。

2.对内乱后的经济调整。降低农村赋税，鼓励耕作及发放粮种。

3.大兴科举，增加考试取录名额以笼络人才，防止类似太平天国的出现。

4.办洋务，主要在外交方面，极力与西方列强维系友好合作的关系。

影响

中兴的主持大臣主要是奕䜣、曾国藩、左宗棠、李鸿章和胡林翼。他们在镇压反抗人民和平定社会动乱方面发挥了很大效果，同时亦成为了之后洋务运动的重要官员。

钱穆《国史大纲》有提："曾氏同治元年五月七日日记，详论洋务，谓：“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作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云云。"

洋务运动直接导致了“同治中兴”局面的出现，“中兴”的政局使当时的北京内城、外城都产生了畸形的繁荣。从19世纪60年代到90年代中期，洋务运动历时30多年，使中国在走向近代化的道路上跨出了重要的一步，但洋务派轰轰烈烈的“自强”运动并没有改变清朝被帝国主义列强欺凌的命运，光绪二十年（1894年），甲午战争爆发，洋务运动宣告失败。

评论

一种观点认为，所谓的“同治中兴”是某些历史学家歪曲历史、刻意美化清朝的做法。众所周知，自鸦片战争以后，无能的清朝政府就在帝国主义国家的侵略战争中屡战屡败，割地赔款、丧权辱国。各族人民也不堪清朝统治者的残酷剥削，纷纷揭竿而起反抗，爆发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太平天国起义。同治年间的实际掌权者是慈禧，这个慈禧老妖婆的统治时期居然也是什么“中兴”，那岂不是说窃国大盗袁世凯统治时期是“洪宪之治”？

在同治年间，清朝统治者和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矛盾缓和是有原因的。就帝国主义国家来说，他们看到中国爆发了为民族独立而战的太平天国起义，发觉到一个强势的汉人政权必然会损害它们的殖民利益，因此扶植清朝政府来压迫中国人民才是明智之策。就清朝统治阶层来说，在第二次鸦片战争中，英法联军攻陷北京，咸丰一伙仓皇逃窜，满清统治者认识到帝国主义国家不好对付，还是服从合作比较好，反正非己所有、弃如敝屣。

于是新老殖民者就勾结起来共同压迫中国人民，慈禧还提出了那个名言“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两个殖民者的最初合作就是一起镇压了太平天国起义，在随后的中法战争中，清军虽然战胜，却仍然签订了不平等条约，这就是慈禧的统治政策。所以“同治中兴”是中国殖民地化加深的一个时期，而不是什么所谓的“中兴”。

另一种观点认为，“同治中兴”是促进中国近代历史进步的一个阶段，主要体现洋务运动上，当时大兴洋务，先提出“自强”以后标榜“求富”创办了一系列近代企业，包括福州船政局、江南制造总局、开平煤矿等等，这客观上刺激了资本主义的发展，洋务运动过后的“实业救国”思潮不能说与这段时期没有关系。同时洋务运动种的近代企业虽然管理不属于规范的资本主义经营方式但是也从某些方面刺激了中国无产阶级的出现。

斯塔夫里阿诺斯教授认为当时的外国人（外国殖民者）对中国兴起的这股潮流感到吃惊、害怕和敬佩，甚至有人认为“中国的大小官员全部行动起来了”。

但同治中兴并没有造成什么好的后果，封建制度的腐朽，统治者的愚昧最终毁掉了这场“自强”的迷梦。

改革分析

其一，变革力量对比：日本明治政府锐意进取，发誓变法图强。且仁人志士极多，变革观念深入普通百姓心中。举国上下，团结一心，节衣缩食，随着内阁的成立并正常运作、宪法的颁布实施，使明治政府在国家前进步调上一致向前，一致对外。国家凝聚力空前。大清朝主政之太后目光短浅，猜疑心甚重。不能完全的授予办事人员以实际权力。

当国之亲王集团因循苟且，日渐不思进取。且魄力渐消，对涉及到国家大政前途的决议不能切实的拿出妥当的对策来，随着政府内部人员更迭，人亡政息，未能立一大计。而普通士民百姓更是不知化外还有别国，一点没有危机感。盲目排外，又造成对外部世界的隔膜。同治皇帝载淳则少不更事，亦无天纵圣明之资。且弱冠早夭。未能发挥作用。

其二，阶级内部对比：明治维新之精英阶级勇猛精进，思想开放，善于学习。同治中兴之朝廷重臣则无国际视野，思想固步，党同伐异，安闲堕落。且顽固党、清流派、监察御史等等一干朽腐书生放言高论，指斥时政，局外论事，不仅成事不足，且败事颇有余。

其三、国家制度对比：日本国小人少，天皇权柄极重，办事较少阻碍，且内阁各部院大臣皆英明通达，步调一齐，指挥如意。大清定制封建，且又重祖宗成法，臣下谬言革新，动辄获谤。自雍正以来，君权日隆，相权日衰。朝廷内部又颇多派别倾轧，上上下下，步调既不一致，则变革也不一心。是以辗转30余年，诚不知当国者，所能办何事！

其四，观念力量对比：日本殖产兴业之基本路线是政府扶持民间资本，鼓励私有资本自由竞争，其初始官营企业迅速私有化，具有国际竞争力的私人企业集团迅速壮大。在耻于言商的风气中，大清洋务运动则始终没有走出“官督商办、政权垄断、官商勾结、中饱私囊”的死胡同，民间私人资本始终没有成为国家经济增长的主体，私人资本之竞争力完全无从谈起。是以民生日以凋，国力日以艰。

其六，主导思想的号召力：日本很快放弃“尊王攘夷”之治国哲学，转向“全面开化”，奉行“和魂洋才”之理念，全国上下奋起学习西方先进科技。“以海外开明之治为范，唯一途，乃弃己之短，取彼之长，破陋习，变古格”（大久保利通语）。

中国则顽固死守天朝大国之虚荣，极力排斥西方先进思维和制度。“中国文武制度事事远出西人之上，独火器不及”（李鸿章语）。长期陷入“中学为体，西学为用”争论之泥潭而不能自拔，连“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亦未真正见到成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