吴稚晖（1865—1953年），联合国“世界百年文化学术伟人”荣誉称号获得者。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右派人物，是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

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上脱离了政治活动的前台。1949年1月逃离大陆去台湾，1953年10月30日因病死于台北。1924年起任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国民政府委员等职。1927年支持蒋介石反共清党活动，1953年卒于台湾。他一生追随国民党革命却一生不入官门。上世纪50年代他位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的铜像，为台北市的地标之一。

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

人物生平

读私塾10年后教书，1889年入江阴南菁书院就读，1891年考中举人。1892年起连续三次赴北京会试均落第，其间曾在天津、上海教私塾。1897年任天津北洋大学堂汉文教习，1898年任上海南洋公学国文教习。1902年赴日本留学，因带领留学生大闹清政府驻日使馆被驱逐回国。在上海与蔡元培、章太炎等组织爱国学社，兼任教员，并在文明书局任职，经常为《苏报》撰文鼓吹反对清王朝统治。1903年《苏报》被封，逃往香港转赴英国。1905年春在伦敦会见孙中山，同年冬加入中国同盟会。与李石曾、张静江等在法国创办《新世纪》周刊，任主编，鼓吹无政府主义，反对君主立宪，倡导反清革命。1911年辛亥革命后回国，任中华民国政府教育部读音统一会议长，主持国语注音工作。

1913年6月在上海参与创办《公论》杂志。参加反袁“二次革命”，失败后去伦敦。1915年组织世界编辑社。1916年秋回国到上海任《中华新报》主笔。他是中国留法勤工俭学运动创始人之一，与蔡元培、吴玉章等发起组织华法教育会。1921年成立法国里昂中法大学，任校长，拒绝留法勤工俭学学生入校，勾结法国当局与北洋军阀政府将蔡和森、李立三等104名学生代表驱逐回国。1924年1月在广州出席国民党第一次全国代表大会，被选为中央监察委员。会后到上海任国语师范学校校长。1925年11月在北京西山主持“西山会议”第一次预备会议，参与反共活动。

会后略有收敛。1926年5月任国共两党联席会议国民党中央代表之一。后任国民党中央江苏特务委员，负责江苏上海国民革命运动的指导。1927年春反对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装起义，随后积极支持蒋介石“清党”反共、发动四一二反革命政变。蒋介石成立南京国民政府后，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6月任徐州特别会议主席，调解蒋介石、汪精卫、冯玉祥各派间矛盾，促成汪精卫在武汉发动七一五反革命政变。此后历任国民政府委员、国民党中央政治委员会委员，国民政府教育部国语统一筹备委员会主席、国语推行委员会主任委员，国民政府建设委员会常务委员、史学研究会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会常务委员、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政府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等职，他是国民党内著名的右派人物，是蒋介石的主要支持者之一。抗日战争爆发后基本上脱离了政治活动的前台。1949年1月逃离大陆去台湾。1953年10月30日因病死于台北。主要著作编入《吴稚晖先生合集》、《吴稚晖先生选集》。

家庭背景

吴稚晖其父名有成，字屺峰，母亲邹氏。有成名实并不相符，一生并无什么显著成就，既未进学，更未为宦，经商多年，但多为他人跑腿，一生穷困潦倒。但有成为人淳厚朴讷，并以善人著称于乡里。邹氏18岁便下嫁吴家，同那个年代所有妇女一样，操持家务，服侍翁姑。

吴稚晖是有成夫妇的长子。据说，他出生时，其家人曾得一谶语：“郭巨埋儿天赐银。”于是为其取名为纪灵。取其谐音，又名寄。到了晚年，吴稚晖特将书斋取名寄斋。

吴家虽在江南富庶之地，名义上也是耕读之家，但吴有成终其一生，绝无东晋陶渊明那种“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闲情别致。实际上，有成家境极为贫寒，仅有旧屋四间，薄田三亩，风调雨顺之年，尚可勉强维持温饱；遇上年景不好，就得举债度日。祖父吴治永年老体衰，便在家门口开一个小茶馆，聊以补贴生计。

吴家人丁也不兴旺，数代单传。有成夫妇头胎生下个儿子，全家自然欢喜得不得了。可是，吴家还是摆脱不了单传的命。吴稚晖三岁那年，其妹美宜出生，过了两年，又得一妹，但不久即患惊风而夭折。当时邹氏年仅25岁，因痛失幼女悲伤过度，加上饮食失调，旋即患上痢疾。邹氏患疾后，因无钱医治，拖了数日，便离开人世。

吴母去世前，曾哭泣着对邻居钱老太太说：“我病将不愈，死不足惜，惟小儿年幼，无人照料，一切烦请代为照应。”话刚说完，即入弥留状态。

钱老太见状，心中也极为悲痛，乃一面以手指紧捏其唇皮，一面高呼纪灵快来。正在玩耍的吴稚晖听到呼声，跑到母亲床边。钱老太便令其将扫帚垫地，跪在天井里的一块大石头旁，祈求上天保佑，能使母亲转危为安。吴稚晖虽然年幼，少不更事，但聪明伶俐，于是很乖巧地按照钱老太的话做了。

可是，跪了一会，就听到钱老太的哭声，吴稚晖立即奔入母亲房中，只见母亲仍有一只眼睛尚未瞑合，而唇皮微微颤动似有所言。他从钱老太的哭声中，隐约感到母亲已是撒手人寰，也跟着放声大哭。

其时吴有成并不在家，而是拿着好不容易借到的一点钱，正前往无锡城中，准备为病妻购药治病。等到他傍晚购药回家，夫妻相见已幽明异路，情状甚为凄惨。

对于幼时的记忆，吴稚晖年长后说，其他均已相忘，唯有母亲去世的惨景时常历历在目。

邹氏去世后，吴有成为谋生计，乃在无锡城里开了一家陶器行，小本经营，以资糊口。可这样一来，子女家务，便无人照料。吴稚晖的外祖母住在无锡城郊的江尖，离雪堰桥镇不过二十余里，外祖母心疼外孙与外孙女，见姐弟俩无人照料，乃将其接到家中抚养。这时，吴稚晖年仅六岁。自此之后，吴稚晖便长住在外婆家．直至中举之后。

出生清贫

家贫苦读崇尚维新

吴稚晖，清同治四年二月廿八（1865年3月25日）出生在常州府阳湖县雪堰桥（今属常州市武进区）。他的曾祖父叫吴玉裕，祖父叫吴治永，父亲吴有成，世居雪堰桥。他的母亲邹氏是无锡北门人。他了生在农历二月底，古书上将农历月底月亮出现在西方称为“眺”，故取名吴眺。后来他才改名敬恒，字稚晖，晚年自称老人，笔名燃、燃料、夷。

1943年建立“私立道南初级中学”，1955年改为公办，2000年学校改名为“常州市武进区雪堰初级中学”。

吴家历代以种田为生，家境贫困。吴稚晖的祖父死时，只能买口有缝的松木板，然后用纸把缝煳起来。吴稚6岁时，年方25岁的母亲就病故，下葬时，只能在下层衬以稻草。外祖母陈太夫人可怜他，把6岁的他带到无锡抚养成人。由于吴稚晖一口无锡话，至老弥淳，许多人多认同他作无锡人。吴稚晖总是笑着说：“说我武进人可，无锡人可，总之，是中国人也。”

吴稚晖7岁进了无锡某私塾接受启蒙教育，他天资颖特，学习刻苦。外祖母家的生活亦艰苦，在吴稚晖十五六岁时，更是窘迫，往往断炊，衣衫褴褛。1882年，18岁的吴稚晖应聘担任私塾教师，外祖母将自己的外衣典当后给他买了一件布袍，使他免了衣衫破旧走上讲台的难堪。以后，他白天在私塾教书，晚上便常到无锡崇安寺春源茶社，与孙揆均等一边喝茶，一边讨论八股及时务，这种讨论对他学业的长进帮助极大。他的文章长于史论，研究《皇清经解》颇有功力，对诗赋喜读而常作，“稚晖”这一名字便是因景仰南朝诗人谢玄晖而取。1887年，吴稚晖考中秀才。1889年，他进入江阴南菁书院读书，入学第一天，他去谒见书院山长黄以周，目睹黄以周的座案上有"实事求是，莫作调人”8个大字，给他以深刻的印象，他曾自称：一生只认得真理的是非，而不肯便调和。可以说，就深受这八个字启示的彻底的精神之影响。27岁外祖母去世，吴稚晖对外祖母的感情极深，说“其恩至笃”。就在这一年，他参加乡试中了举人。次年，到北京参加会试而未中，仍回到南菁书院。有一天，江阴知县经过孔庙而未下轿，吴稚晖与同学纽永建等看到后，认为这是“非圣无法”之举，便拾起石子掷击，知县大怒，把吴稚晖押入县署，后经黄以周交涉，知县承认拘捕举人为非法，便用轿和音乐队送回书院，风波才算平息。但黄以周怕以后招惹麻烦，便请他们离开书院，后来吴稚晖转读苏州紫阳书院肄业。在这一段时间里，吴稚晖只想以苦读求功名，他自称自己在甲午前乃一“懵不知革命为何物，但慕咬文嚼字”的“陋儒”。

不久，中日甲午战争爆发，中国战败，迫签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康有为、梁启超等维新派领导了波及全国的维新变法运动，史称：“戊戌变法”。吴稚晖一则受到甲午战败的刺激，一则受到维新思想的影响，始觉中国要学习西方工艺造大炮机关枪才能抵抗敌人，所谓“兴学之不容缓”，乃开始冒充为维新派小卒。后来，他到天津北洋学堂教书。1897年冬放年假，他就去北京南海会馆拜访了康有为，大家谈到最重要的问题乃八股、小脚、鸦片三害，吴稚晖认为除此三害，要从自己做起，他说：“八股，我们可以自动不赴考；小脚，可以不缠；鸦片，可以相戒不染。”他还写了一个3千字的折子，在1898年阴历那天地候在彰仪门大街，拦下了朝贺回宅的瞿鸿禨，请他专呈光绪皇帝，但瞿鸿禨说：“你的折子还有可以商量的地方，我带回去细看再说”，然后轿即如飞而去。过了一天，吴稚晖知道不会有什么回音，便离京返津。

1898年6月，吴稚晖到上海南洋公学任教，这时，光绪帝颁布变法诏令，他闻讯后就在无锡崇安寺创办三等学堂响就变法，推行新教育，并与朋友约定不再读线装书，又改名敬恒以自警，即唯“敬”与“恒”方可肩天下之重任。

投身革命

如果说甲午中日战争中国战败，使吴稚晖开始觉悟“中国不能不学西方工艺，那么戊戌变法的失败和八国联军侵华，进一步刺激他去寻找救国救民的真理。1901年3月，吴稚晖离开财洋公学，东渡日本，进入东京高等师范学校读书。不久，清政府开始实施“新政”，其中重要的一项内容就是办新学堂。他便于这年12月从东京回到广东。吴稚晖在广东办学招生，直接接触到官场内幕，深觉与他个性格格不入，亟亟掩鼻摇头而去。1902年他便带了26个少年再赴日本，自己仍入高等师范。时清驻日公使为蔡钧，吴稚晖请求他保送江苏、浙江、江西自费学生9人入成城学校，那是日本陆军士官学校的预备学校，一年后即可升入士官学校，但蔡钧不答应保送。吴稚晖与孙揆均带着26个学生赴使馆与蔡均争论，吴稚晖伶牙利齿，据理力争，其余在东京的中国留学生亦广为声援，相持至一星期之久。蔡钧恼羞成怒，竟叫日本警察以“妨害治安”罪名，驱逐吴、孙二人出境。吴稚晖气愤异常，写下了绝命书，愤而投水自杀，幸被警察所救而未死。在被迫登上法国邮轮回国时，正在日本的蔡元培先生闻讯赶到船上护送他回国。吴稚晖由此次事件，认识到清政府的腐败。回到上海后，便在欢迎大会上慷慨陈辞，痛斥清廷腐败，丧权辱国，革命思想由此引发。

清末推行新政，然而文化教育界仍十分恐惧。结果，章太炎在租界被捕，邹容主动投案，吴稚晖在亲友的劝说下连忙离开上海，先坐船到香港，后转赴英国。

1903年8月，吴稚晖抵达英国，他在英国积极为当地中国留学生排忧解难，在留学生中声望很高。1905年春，孙中山赴欧洲，在伦敦拜访了吴稚晖，这是两位革命家相见之始。孙中山请他一起到老师康德黎家里吃饭，殷殷相待。会晤给吴稚晖留下深刻印象，他事后回忆：“国父是一个很诚恳、平易近情的绅士。然而祗觉是伟大，是不能形容的伟大，称为自然伟大，最为适当。世俗所谓伟大，都是有条件衬托出来的，或者是有贵人气，又或者有道学气，又或者有英雄气，或者摆出名士气，而国父品格的伟大，纯出于自然。”是年夏，孙中山到日本，各大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在东京联合成立中国同盟会，以实现三民主义为奋斗目标。是年冬，吴稚晖抱着“我不入地狱，谁入地狱”的决心在伦敦加盟。1907年，他与张静江、李石曾在巴黎组织世界社，发行《新世纪》，并组织中华印字局，广印书报，鼓吹革命。巴黎《新世纪》创刊于1907年6月26日，停刊于1910年5月21日，每周1期，共出121号，吴稚晖始终主持其间。《新世纪》成为革命党的一大喉舌，与在东京出版的《民报》东西相呼应。

吴稚晖在主持《新世纪》其间，以雄健犀利的笔锋论述了许多重大问题。他屡屡著论培击清室，认为清贼不除，卟使四百兆人浮沉于进步之地位。欲争起直追，能左右于优等之民族，同趋于公善，非破弃一切障碍不可。破弃一切障碍则以毁灭皇统为根本之图，万以毁灭满洲皇统为根本之根本，故他说：“排满革命，非种族上之问题，乃革命条件上之事类也。”他又屡屡著论痛斥满清之所谓，立宪“决不能真”。因为真立宪就意味着清政府自割头，丧失统治权。而由于清政府只会搞假立宪，革命也就必不能免。他又针对国人的麻木，作文鞭笞，甚而至于将昏睡的中国人讥讽为“猪生狗养”，话虽尖酸，却能惊醒国人的灵魂，促国人毅然奋起。他又大谈科学教育，学习西方工艺，认为要使中国真正走向富强，要造就一代新人，非注重教育不可。

吴稚晖在巴黎主编《新世纪》周刊时，正值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盛行之时。当时处于资本主义发展比较稳定的时期，出身俄国的克鲁泡特金创立了互助论，宣称自己是一个共产主义的无政府主义者。他认为互助是生物界以及人在社会发展的普遍规律，人类通过互助即可进入“各尽所能，各取所需”的共产主义社会。吴稚晖在积极参加孙中山领导的反清斗争中接受了克鲁泡特金的互助论，宣传无政府主义，鼓吹实现一个理想的大同世界：它没有强权、军队、法律，消灭阶级、去国界、毁政府，众生平等，人我无界，无争无优，怡然四海如春。在这个社会里，物质文明十分发达，凡劳动都归机器，每人每日只要工作2小时，便已各尽其能，人们享用的东西，应有尽有，使人各取所需，全世界共用一种语言80%的经费用于教授人民生活科学知识，20%的经费教授人们的无政府思想。这个社会不再有统治者与被统治者的区别，只有道德而没有法律，人人正直无私，诚实守信。从吴稚晖的描述中不难看出，其大同思想与儒家的大同思想相联系，受克鲁泡特金的思想影响，但又具有自己的特点。

吴稚晖还进一步论证了无政府主义思想体系的理论基础为“人性本善”。他认为“世界本善，人性亦本善”。只是接触到环境的影响才使“本善”的人性发生了变化。世界的发展是善恶交替发展、斗争的结果。那么，如何才能使人性接触万事万物时能不受环境影响而达到善呢？他认为这有待于“理智”的“审查”，即通过理智的作用使恶制于善，使善善相续。吴稚晖一再宣称，“人类向于进化，本由良德”，人类社会的发展是人性之良心、良德不断推动发扬的结果，无政府主义社会制度的建立不过是人性本善之善的实现。

吴稚晖又揭示了三民主义是实现无政府主义社会的必由之路。他认为，进入大同社会，重要的一条就是要做到“天下为公”，使天下的人必须人人为公，不可为私，做到这一点，办法有三条，即孙中山的民族、民权、民生三民主义，其中重心是民生主义。实行民生主义，可以使地尽其力，物尽其用，人尽其才。生产力高度发展，人们用无需为了物质财富去你争我夺，自然可以做到人人为公，社会进入无政府的大同时代。而生产力的高度发展，人们思想境界的提高，都离不开科学和教育，所以吴稚晖充分肯定了科学、教育在社会发展中意义，强调科学与教育是产现无政府主义的手段。

需要指出，吴稚晖的在流亡欧洲时开始接受无政府主义而逐渐服膺之的；在创办《新世纪》时，他对无政府主义的宣传是与反帝、反清、反封建主义和宣传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相结合的；辛亥革命后，把无政府主义看作社会发展必然阶段，认为共和制是现实的奋斗目标。这一切都在历史中起了进步的作用，表现了一个要求国家富强、人类幸福的思想家的胸襟。而在北伐战争以后，他鼓吹无政府主义主要是为了与共产主义思潮相对抗，反对阶级斗争，而实质上，他已经把无政府主义束之高阁，并逐步摆脱其影响，背离了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成为国民党蒋介石统治的竭诚拥护者。

致力教育

致力国音统一倡导勤工俭学

1911年10月，武昌起义爆发，南方各省纷纷响应，清朝统治崩溃已成定局。孙中山由美国至英国，准备返回国内。吴稚晖在伦敦为孙中山处理各种函电，共商建国大业，定青天白日旗为国旗，于伦敦唐人街首先悬挂。孙中山临回国时，关照稚晖也要及早回国。这样，吴稚晖在孙中山抵达上海3天后即12月28日也到了上海。民国肇建，各派势力竞相争权夺利，就连同盟会内部也是争得不可开交。孙中山非常重吴稚晖，邀请他出任教育总长一职，但吴稚晖恰恰与一般人相反，坚决推辞。此后直到孙中山逝世的10多年时间里，他所致力的就是提倡教育、科学。吴稚晖走遍中国南北，到过英、德、法、日，深知汉语同文不同音，各地方言常令外地人无法听懂，而其文则因无注意，让人骓以学习。

吴稚晖认为，“无音可读”是汉字的一大缺点，如若能为汉字“娶一注音老婆”，并把所注国音并入汉文内，在全国推广，不仅可弥补汉字的缺陷，且可便利平民，成为他们真正的“救苦救难观世音菩萨”。早在1895年，他便草创了“豆芽字母”，与卢戆章的“第一快音新字”同开中国拼音字母之先河。在巴黎时期，他又对中国语言文字的改革进行过研究。1913年1月，他担任国语读音统一会会长，并在该年2月召开的全国读音统一会议中，用3个月时间，主持制定注意字母。1917年在此基础上取6000余字编定《国音字典》，1918年出版。自1919年起，他主持国语统一筹备会（后改为国语推行委会），提出在国推行注音符号的任务、方案、办法；修订标准音，审定《国音常用字汇》等多种国语书籍，颁为国家本；在各国立师范学校增设国语专修科，并出任上海国语师范学校校长，亲自在国语师资班兼课，以训练推行国语的人才；编制《汉语拼音表》《注音符号》一类的通谷教材，力图国语推行的通俗化、简易化、普及化。吴稚晖以后仍继续关注这一工作。他以自己毕生精力推行国音统一工作，奠定了民国时期推“语同音”的基础。

吴稚晖十分关心教育。民国建立后，他就中国传统教育的缺点，以及今后的教育目的、方针、作用和学校教育、社会教育等问题，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他还发起俭学会，设立北京留法预备学校，倡导组织青少年赴法勤工俭学，将其新教育思想付诸实践。1915年他与李石曾等发起勤工俭学运动；1917年初在《中华新报》辟“客座谈话”专栏，介绍留学欧洲应具备的知识和外国风俗见闻；1919年初与李石曾等发起组织留法勤工俭学会；1920-1922年间筹建了中法里昂大学并出任校长；1925年又创办了海外补学校，为国民党要人子弟出国留学作准备。

吴稚晖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在中国现代史上有重要的意义，前者有利于提高全国平民的识字能力和文化水平，后者培养了科学技术和政法人才，中国现代史上许多重要人物都接受了他的教育和影响。

吴稚晖抱着革命不是为做官，但仍十分关心国事。他的名言是：官是一定不做的，国事是一定不可不问的。所以，他以民国元勋致力国音统一和倡导勤工俭学，他以普通公民积极参与政治。

1913年春，袁世凯派人在上海火车站刺杀国民党重要领导人宋教仁，吴稚晖愤然离开北京，回到上海与蔡元培创办《公论报》，抨击袁世凯的专制统治，竭力鼓吹讨袁运动。后来，袁世凯镇压了孙中山领导的讨袁运动，孙中山流亡日本，吴稚晖出走英国。吴稚晖十分关心国事，当1915年1月法国报纸披露袁世凯与日本谈判签订“二十一条”内容后，吴稚晖与蔡元培等函件来往，揭露袁世凯权辱国。有趣的是，袁世凯自以为地位巩固，革命党人已是穷途末路，只要稍加笼的一个有影响人物，他便授勋位于吴稚晖，不料，吴稚晖毫不领情，立即写信回绝，其中有言：“切盼公等宝贵精神，专注于国难勿更以揶揄为消闲，侮辱书生。公民吴敬恒敬上。”这一封信诙谐而讽刺，传诵一时。

1922年，孙中山组织第二次护法运动中发生了陈炯明叛变，孙中山被迫逃到永丰舰，返回上海。吴稚晖得知这一消息，便从法国回国奔走于京、沪、粤间，劝陈炯明悔过讨贼，虽因陈炯明不听劝告而未成，但吴稚晖的一片爱国热忱和深入虎穴的勇气是令人钦佩的。

1926年，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在北代誓师大会上，年过花甲的国民党元老吴稚晖将孙中山的遗像和党旗国旗授给时任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致辞词激励全体将士。

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期，汪精卫投降日本。吴稚晖最痛恨卖国求荣的汉奸，立即进行口诛笔伐，称汪精卫为“汪精怪”；陈璧君为“陈屁裙”；褚民谊为“鼠狒黑”，使人一提到这些名字，就对这“臭了自己，臭了国家，还臭祖宗，更臭子孙，真是畜类”的汉奸深恶痛绝。抗战胜利后，他以81岁高龄当门而坐，欢庆胜利，其欢乐之情，无异于一般青少年。

由于吴稚晖坚持认为中国不能实行阶级斗争，坚持认为马克思主义不能实验于中国，故从北伐战争后积极反共，思想没有能随着时代潮流的变化而继续前进。1949年，他为国民党统治的行将垮台忧心忡忡，体力大衰，时病时好。2月24日他被蒋介石的专机接到台湾。1953年10月30日吴稚晖病逝于台北，终年88岁。

吴稚晖一生十分简朴，敝衣败絮，安之若素，外出总是以步当车，经常罢车。他视金如身外之物，通通用来接济别人。他身边唯一珍贵的东西，就是他2万多册的藏书，还有从21岁开始日积月累而成的二三十箱文稿、信件、剪报。其中重要著作有《客座谈话》《上下古今谈》《荒古原人史》《二百兆平民大问题》《注音符号作用之辨证》《稚晖文存》等，在台湾出版的有《吴稚晖先生选集》（上、下册）、《吴敬恒选集》（共13册，分为哲学、文化教育、国音文字学、科学、政论、书信、序跋游记杂文、上下古今谈，各为1册或2册）。

人物轶事

“三不”

1943年，国民政府主席林森病逝于陪都重庆，蒋介石力邀吴稚晖为新主席，但被其推辞，按其原话，吴稚晖的推辞理由是这么“三不”：

1、我平常的衣服穿得很随便简单，做元首要穿燕尾服、打领带打领结，我觉得不自在；2、我脸长得很丑，不像一个大人物；3、我这个人爱笑，看到什么会不自主地笑起来，不要哪天外国使节来递国书，会不由得笑起来，不雅。从此以后，吴稚晖也基于此三点，不任任何官职。

1946年制宪国民大会任制宪代表主席的吴敬恒

1946年，国民政府宣布结束训政，推行所谓“宪政”。在南京确立了《中华民国宪法》，随后蒋介石当选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统。吴稚晖担任制宪代表主席，将《中华民国宪法》递交给蒋介石。这个历史时候所拍摄下的照片，至今仍然是台湾历史教科书里的重要图片。因此，很多台湾人对他的印象是“制宪领袖”。

1949年，蒋介石派专机“美龄号”将吴稚晖从广州接到了台北。

1953年，吴稚晖病重住院。根据好友李石曾在吴敬恒住院期间探望时写下的日记记录：“稚老在医院晤面，屡次表示欲到美国看子淑微就医情况，俟较愈再往，而卒未能成行，稚老憾事……”日记中还记录说，如果能成行美国，也不会有海葬金门的壮举。

是年10月30日深夜，吴稚晖逝于台北，享年89岁。蒋介石题词“痛失师表”，12月1日，蒋经国遵从其遗愿，将骨灰洒向金门南海。翌年，连基座高达4米以上的铜像于台北市敦化北路跟南京东路交叉口圆环竖立，成为当时台北市的地标之一。上世纪90年代，该铜像因政治风波与整顿交通等因素被拆除，铜像今放于士林至善公园。

另在金门县金城镇水头附近，还有一座吴稚晖公园，于海葬当年建成。与水头码头比邻而座，由于公园地势较高，水头码头景致尽收眼底。除此之外，还可瞭望金门太湖、小金门、大陆及金烈水道等。园内有一于右任题字的稚晖亭，亭中央是蒋介石亲书的碑文“吴稚晖先生水葬纪念亭”。公园尽头则是敬恒先生半身铜像。

吴稚晖一生著述颇丰，编有《吴稚晖先生全集》，共18册。

“吴疯子”

有一次，满族官僚、江苏学政溥良坐着大轿经过孔庙，在下马碑前没有下轿，恰好被吴稚晖碰见，他气愤地拾起砖石向轿中乱掷，弄得溥良衣帽歪斜，十分狼狈，差役将吴稚晖捉住了。他大声宣称：“南菁书院学生吴稚晖是也！”溥良将他送交无锡县教谕查究。藩台、臬台、将军、学政，是巡抚的几位主要助手。教谕对此案很难处理，就将吴稚晖转送南菁书院。当时南菁山长是著名经学家黄玄同，这位老夫子对吴稚晖的尊孔精神颇为欣赏，从轻发落，只给予羁押3天、游街示众的处罚。溥良也怕事情闹开去会有“非圣蔑贤”的坏名声，只好说了几句严加管教之类的话，便不再深究了。不过此事之后，无锡人背地里称他“吴疯子”。

骗得举人

吴稚晖自幼学习大篆，是当代无敌的篆体家，清朝科举他中举人，后来他对朋友说，这个举人是我骗来的，因为我写的文章不长，但是全部是用大篆写的，所以科举考官看不懂字，但觉得字写的很好，就把我录取了。

虚名元老

吴稚晖一生官衔多得数不清：1924年当选国民党中央监察委员，1927年被任命为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中央国防最高会议常务委员、国民党中央评议员、总统府资政，等等。其实，这些官职绝大多数是挂个名的虚衔。他曾对族侄吴余庆说：“开大会，把我这个所谓‘元老’请上主席台，照相让我站在前排，很像无锡惠山泥人‘大阿福’，放在橱窗里摆摆样子。”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主任该是个重要的实缺，但吴稚晖并未到职。他终其一生只领一份中央监察委员的薪水，也从不去办事。监察院有紧急公文，于右任叫秘书长狄膺亲自送去，他连摘要都不看，胡乱签署，闹了乱子他一笑置之。

关于生日

1925年，吴稚晖60岁，上海的无锡帮为他庆贺花甲寿诞。大厅上红烛高烧、寿幛高挂，桌上有寿桃、寿面和各种寿礼。上海滩的头面人物济济一堂，独不见老寿星出场。直等到不耐烦的时候，才收到一封发自杭州的信：

“诸位先生执事：奉赐帖感悚莫名。弟因先母早逝，故先外祖母不忍提及弟等出生之日，从未有所谓‘诞’，糊里糊涂，醉生梦死地白活在狗身上，不知到今几何年。有人登报说替我庆花甲，我才知道已登了花甲，这叫做谣言处处有，中国特别多。哈哈！我虽相信我或者已登了花甲，却不敢在月份牌上拣一个茶会日子就算生日。我最反对庆寿做生日，所以没有庆寿有我去拜祝的，这是一个硬凭据，我虽登了花甲，够得上弄个华诞出来玩玩，却不敢非之人者又来有之己。敬璧原帖，并叩谢诸先生，本日弟已赴杭州，亦不能陪座，歉甚。”

敬恒谨启吴稚晖给同乡好友们开了个不大不小的玩笑，一纸怪话弄得人哭笑不得，十分尴尬。60华诞的素席只好变做无锡旅沪同乡会的聚餐了。

1945年，吴稚晖80岁了，卫聚贤教授主办的《说文杂志》出了一期“吴稚晖八十大庆专集”。吴稚晖极不赞成，当即申明说：“我吴稚晖是偷来的人生，出生前，祖母曾托梦给外婆，说从阴间奈何池里用秤钩钩出来这个孩子，趁阎王爷打瞌睡时逃出了鬼门关，以左臂上有秤钩钩伤的伤疤为记。此子出生后，千万不能做生日，因为是阎王的逃犯。被阎王得知是要捉拿归案的。”吴稚晖臂上确有寸把长一块黑疤，这故事听来还真像有根有据似的。

这件事，被蒋介石知道了。到农历2月28日那天，以蒋、宋夫妇的名义，给吴稚晖送去一盘大蛋糕。这当然是不能扔出门去的，恰好来了一群亲友，他亲自动手把寿糕切成小块，请大家分享。有人建议每人吃碗寿面，吴稚晖说什么也不答应。亲友故旧为他筹集的“八十大庆”基金黄金10两，吴稚晖坚决不受，后来全部赠给他家乡的一所中学做了新校舍建造经费。

卖字度日

抗战时期，吴稚晖在重庆生活困难。吴稚晖便在重庆《中央日报》上登了则广告，表明开始鬻字（卖字）。直到抗战胜利，回到上海时，还是生意兴隆，被人戏称为“书画托拉斯”。他卖字得润笔金五六万之巨，生活水平大有提高。可是到1948年通货膨胀，法币贬值，兑换成金圆券，不久金融券又雪崩几成废纸。而其间吴稚晖这书呆子信了蒋经国，把真金白银都兑换成了金圆券。结果赴台后，吴稚晖7年辛苦卖字所得，只换得台币147元。吴老只好继续卖字，以维持一批随他去台亲戚的吃粥日子。据影像资料《流转岁月——民国人物在台湾吴稚晖》介绍，外界对吴的篆书评价极高，他自己却并不十分认同。就像自嘲自己的文章是“狗屁文章”一样，认为当年考举人用篆书写诗骗骗主考先生而获名，写字收人钱真有点不好意思。

晚年生活

在重庆时，吴稚晖著有《斗室铭》一篇，也是滑稽文字：

山不在高，有草则青，水不厌浊，有矾即清。斯是斗室，无庸德馨。谈笑有鸿儒，往来多白丁。可以弹对牛之琴，可以背癞痢之经。耸臀草际白，粪臭夜来腾（他喜到野外大便）。无丝竹之悦耳，有汽车之闹声。南堆交通（部）煤，东倾扫荡（报）盆。国父云：阿斗之一，实亦大中华之大国民。

1947年，吴稚晖去参加国民大会，家里人说无论如何要做一件新棉袍，他弟弟吴菊初是裁缝，说这件事由他来办。当时他弟弟也70多岁了，已有10多年没理本业，结果缝得七扭八牵，不成个样子。吴稚晖就穿了这件怪棉袍去南京出席国民大会，还当了主席团主席。

1948年，他虽然已经83岁高龄，仍然在教课。有一天晚上他正讲课，突然晕倒了。恢复过来后，他女儿劝他再不要教书卖字了，说你偌大年纪还要这样劳苦，连做你的女儿也要给人笑话。吴稚晖说：“有什么可笑话的？做做吃吃，死了你把我的骨头磨成粉，掺在茅厕里做肥料，你就是孝女！”

有人送吴稚晖一部人力车，吴稚晖收下后，叫蒋经国把扶手锯掉。蒋经国不敢，吴稚晖说：叫你锯你就锯。后来这辆没有扶手了的人力车成了吴稚晖家中的沙发。

蒋介石下野后的1949年6月24日，吴稚晖日记写道：奉化父子来访。这天之后，蒋介石在台北草山设置了“总裁办公室”。

吴稚晖一生不愿见医生，后来实在病重了，中央强迫他治疗，吴稚晖生气地表示：“可以去见阎王了。”

重要经历

出卖陈延年

1927年6月，陈独秀之子，中共江苏省委书记陈延年因叛徒出卖在上海恒丰里104号的中共秘密会所被捕，因当时陈年身穿短衣，裤腿上扎着草绳，所以称是受雇到这里做工的，名叫陈友生，没有暴露自己的身份。敌人待陈延年像对待普通的共产党员一样，押往龙华监狱。

陈延年怀着一线希望，给五马路东亚图书馆汪孟邹写信，请他想办法营救。陈延年在信中写道：“我某日在某处被捕，现拘押在市警察局拘留所。我是工人，不会有多大嫌疑，现在我的衣裤都破烂了，请先生给我买一套衣裤送来。”信尾署名“陈友生”。与此同时，赵世炎、王若飞等也在想方设法营救陈延年，甚至和敌办案人员谈妥，交800元放人。

盛夏的一天，刚刚租下上海极司斐尔路（万航渡路）49号一幢楼房的胡适，听到一阵急促的敲门声，开门一看，是满头大汗的汪孟邹：“延年被捕了，你快想法子救救他。”说着汪孟邹将一张皱巴巴的纸递给他。胡适一看，果然是陈延年亲笔写的求援信。“陈友生”，就是陈姓朋友所生，分明是指陈独秀这个老朋友生的孩子啊！

尽管凶多吉少，胡适还是答应帮忙。胡适想起蒋介石的红人吴稚晖是陈延年的老熟人，数年前曾帮助陈延年、陈乔年赴法留学，决定将信转给吴稚晖，请他帮忙。

吴稚晖见信，暗暗欢喜起来。1921年秋天，蔡和森、陈毅、李立三等104名留学生为争夺里昂中法大学与吴稚晖等闹矛盾，被押送回国。此后，陈延年逐渐脱离吴稚晖的无政府主义影响，转向共产主义。对此，吴稚晖恨在心头，想不到，陈延年今天栽到自己的手里来了。

吴稚晖思忖再三，立即给上海国民党警备司令杨虎写信“祝贺”：“今日闻尊处捕获陈独秀之子延年….不觉称快。”延年“发生额下，厥壮极陋….恃智肆恶，过于其父百倍”。这杨虎不是别人，正是随蒋介石一路制造赣州事件、九江惨案、安庆“三二二”事件的特务处长。杨虎见信，大喜过望，他没有想到陈独秀的儿子、上海共产党的头号负责人陈延年已被抓获。

1927年7月4日，陈延年壮烈牺牲于上海龙华监狱后，时年29岁，蒋介石下令不准收尸。陈延年至死也不知道，吴稚晖在狱外出卖自己的细节。次日，上海《申报》刊出《铲除共党巨憝》，披露了吴稚晖给杨虎的信件。（摘自《陈独秀父子仨》朱洪着，东方出版社，2005年5月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