绿色经济(环保健康的经济形式)

低端玩家 — Sun, 27 Nov 2022 10:07:25 +0000

绿色经济是以市场为导向、以传统产业经济为基础、以经济与环境的和谐为目的而发展起来的一种新的经济形式，是产业经济为适应人类环保与健康需要而产生并表现出来的一种发展状态。

绿色经济所需要的社会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技术改造与创新，包括资源削减技术、再循环技术、无害化技术等，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资源密集型企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环保型企业。

二是节约资源的高新技术，通过产业结构的不断优化升级，实现智力资源对环境物质资源的替代和经济活动的知识化、生态化转向，培育和发展科技含量高、经济效益好、资源消耗低、环境污染小、人力资源得到充分发挥的新型工业企业，推动经济的持续增长。

基本制度

合理的环境保护制度

可持续发展特别强调制度因素对维持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作用，认为合理、高效的制度安排有利于解决环境问题，促进环境、经济、社会三维复合系统的健康运行。一般认为，环境问题的根源是制度失灵，表现为市场失灵和政府失灵。

所谓强制性的制度安排，是指采用法律、行政、经济等强制性手段来实现经济活动的绿色化的制度规则。其中，法律手段主要表现为自然资源与环境保护立法、司法、守法和法律监督等方面的内容；行政手段主要表现为国家行政机关制定实施经济发展与环境保护相协调的环境保护政策，对环境保护产业的政策性引导、规划与监督，诸如建立环境影响评价制度、环境资源利用与保护许可证制度等。

经济手段主要是指国家通过经济鼓励与经济抑制对环境利用的干预，如建立环境保护专项投入资金，对环境保护科研与教育的组织与投入，收取环境资源税费等内容。所谓非强制性制度安排，主要是指通过对社会公众的环境知识、法律知识教育，培养社会公众的环境价值观、道德观和良好的环境习惯，提高公众的环境保护意识的制度安排。

合理的环境保护制度安排，能够促使人们认识到人类是自然的一部分，既不能超越自然，也不能与自然相分离，应当保持与自然环境平等相处的关系，人们应当按照发展绿色经济的法律和道德规范标准从事生产、流通和消费活动。

环境保护激励机制

激励机制是组织者为了使组织成员的行为与其目标相容，充分发挥每个成员的潜能而执行的一种制度框架。发展绿色经济，离不开环境保护激励机制，它主要包括：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激励、企业环境制度激励、绿色消费制度激励、政府绿色引导制度激励等四个方面。

所谓环境资源产权制度激励，是指通过确立和明晰各种环境资源的产权关系，使环境资源的所有者和使用者之间借助市场机制建立最直接的绿色经济关系，增加生产者的环境保护成本，从而推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或消除环境污染的过程。广义地讲，产权就是受制度保护的利益。

它不是指人与物之间的关系，而是物的存在及关于它的使用所引起的人们之间相互认可的行为关系。产权安排确定了每个人相对于物时的行为规范，每个人都必须遵守他与其他人之间的关系，或承担不遵守这种关系的成本。

所谓企业环境制度激励，是指通过制定和实施企业发展的绿色化规则或指标体系，规范、引导和推动企业及其内部财产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绿色化安排。

绿色企业是绿色经济的主体，企业内部财产制度和管理制度的绿色化安排具体表现在以下方面：1、企业实行绿色的财产权制度，包括企业的组织形式、财产权结构、企业内部的治理结构等坚持环境保护理念；2、企业实行绿色的分配制度，包括利益分配形式和职工福利形式；3、企业实行绿色的管理制度，包括企业生产管理、组织管理、核算制度、审计制度等方面的绿色要求。

所谓绿色消费制度激励，是指通过消费者对绿色产品的认可和欢迎程度，决定着生产者的利益，对绿色产品生产者能够产生激励的作用。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绿色消费浪潮席卷世界，已经渗透到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消费结构的改变要求生产结构作相应的调整，引导生产者从事绿色生产经营活动。

所谓政府绿色引导制度激励，是指政府用相应的产业政策和法律、法规对生产者的收益比例进行调节，以弥补市场引致的绿色生产者与非绿色生产者之间、绿色生产者与社会效益之间的收益差距，使绿色产品生产者的收益率不断接近社会收益率。任何绿色产品的社会效益都会高于生产者的私人收益，而企业的生产取决于消费者对产品的需求，一旦消费者基于绿色产品的价格原因而减少绿色产品消费，则势必影响企业的生产。因此，政府有必要建立绿色引导激励机制。

消除环境外部性制度

就环境问题而言，在传统经济模式下，由于环境资源产权不明晰，缺乏资源交易规则，无法形成市场化的环境资源的产权交易，因此，生产者在利用自然环境资源从事生产和向自然环境排放废弃物时，往往不需要支付任何费用，所发生的自然环境的污染和破坏直接由社会承担。

责任者不需要也不会将其对环境的污染和破坏所发生的损失纳入其内部成本核算之中，这就必然导致生产经营者环境成本外部化的后果的发生。而在绿色经济模式下，环境资源的保护是生产经营者从事生产经营活动的前提条件，生产经营者基于环境资源产权制度和保护制度的安排。

一方面要有偿利用环境资源，并根据市场规则确定环境资源的交易费用；另一方面又负有保护环境的法律和经济上的义务，在排放废弃物时，不仅应当符合强制性的规定标准，还要支付相应的费用。这会使生产经营者的环境成本确定化、内部化；而环境成本的增加，势必促使生产经营者在生产经营过程中更多地关注环境资源的合理利用，减少环境问题的发生，从而降低其生产经营成本，提高经济效益。

强化政府环境保护职责

政府对环境保护的主导性主要表现为政府对环境保护工作的促导、强制和参与。促导主要是通过运用经济杠杆和调整经济参数来影响人们的行为，表现为税收、信贷、财政补贴等手段，如通过征收排污费(或税)、资源费(或税)促进企业减少污染物的排放和合理开发利用自然资源；通过低息贷款或优惠贷款，帮助企业修建防治污染设施.

通过优惠政策鼓励企业回收利用废弃物、采用清洁生产工艺、生产环保产品；通过加税或停止贷款等方式促使企业减少及至停止生产污染环境的产品和使用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等。

强制是指政府运用行政权力，直接对人们的行为进行限制和管理，表现为：对建设项目的环境影响评价报告和防治污染的方案进行审批；审核和颁发环保许可证；下达限期治理和停业、关闭的决定；下达限期淘汰严重污染环境的工艺、设备名录；禁止和查处环境违法行为等。参

与是指政府在必要的时候直接以经济主体的身份参加经济活动，调节经济发展，表现为：政府投资进行环境建设，如建设污水处理厂、垃圾处理场、进行城市美化和绿化、组织城市环境综合整治；政府投资开发环保产品和环保产业等。通过政府权力性和非权力性手段的干预，促使人们在进行各种社会、经济活动中要考虑对环境的影响。

政府对环境保护职责包括：建立完善公众参与机制，完善政府各种环境管理手段，增强其规范性与透明度；增加环境保护的社会投入，有效地提供环境公共物品，诸如清新的空气、清洁的水源、宁静的环境等；协调各地区、各部门的环境保护活动的发展，消除环境保护发展的不均衡状况；加强环境保护国际合作，履行国际环境义务。

制度化的社会技术创新

绿色经济是在生产经营过程中解决环境问题，实现经济可持续增长的制度创新，它与技术创新具有密不可分的关系。根据西方经济学家的观点，经济增长总是先由某个部门进行技术创新开始的，技术创新使该部门降低成本，扩大市场，增加利润，扩大了对其他部门产品的需求，从而带动了地区经济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

提高研发的投入与国内生产总值的百分比，是提高经济高质量增长的重要前提和保障。绿色经济所需要的社会技术创新，主要表现在如下两个方面：一是对传统经济技术改造与创新，包括资源削减技术、再循环技术、无害化技术等，减少自然资源的利用和废弃物的排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从资源密集型企业转变为技术密集型、环保型企业.

我国促进措施

应对全球金融危机，我们要把发展绿色经济作为我国推动可持续发展、促进经济转型的有效途径，让绿色经济成为“稳增长”与“调结构”的引擎。为此，需要采取以下六条措施，积极探索发展绿色经济的有效模式。

（一）要利用利益引导机制，培育绿色新兴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聚，延长产业链，提升价值链，提高产品附加值。要完善资源环境价格形成机制，发挥价格机制的引导作用，通过投资审批、土地供应、融资支持、财政补贴和税费优惠等政策工具，改变绿色生产的成本收益结构，积极引导企业培育和发展绿色新兴产业。

要加强绿色产业集聚区建设，依托现有高新区、经济开发区，营造良好的软环境，推广资源节约和环境友好的两型产业，推动绿色产业集群化。要根据产品工艺和生产工序的内在联系，在多个企业或产业间进行工业生态的链接，增强相关企业或产业之间的关联度，延伸产业链条，提高产品的附加值，形成多产业横向扩展和资源深加工纵向延伸相结合的绿色产业链。

（二）要加强绿色技术研发，培育发展绿色产业的人才，建立支持绿色产业的产学研合作体系和绿色人才培养激励机制。要加强政府、企业、高校、科研院所和社会中介组织之间的分工协作，广泛建立并优化产学研合作体系。政府要加大对绿色技术的公共研发投入，构建利益补偿机制和风险分担机制，可设立专项基金用于支持绿色经济企业的自主技术创新，推进引进、吸收和集成技术创新。

企业同科研院所、高等院校要联合建立研发机构、产业技术联盟等技术创新组织，形成支持自主创新的企业、高校、科研院所的合作生态，共同面向绿色技术进行科技创新活动；行业学会协会等社会组织也要发挥其中介优势，提供绿色技术交流平台和绿色技术引进渠道，促进绿色技术成果的扩散和商业转化。要完善绿色技术和产品的质量认证标准，淘汰对生态环境危害较大的企业，保留具备绿色生产能力、符合绿色生产标准的先进企业。

绿色技术的学习和扩散必须建立在一定的知识积累和人才储备基础上。所以，要完善绿色创新人才的培养激励机制，建设绿色技术研发队伍。通过发现、评价、选拔、管理和激励等制度创新来培养一大批“顶天立地”的绿色经济技术领军人才和创新型企业家，借经济危机契机引进国内所稀缺的海外高端人才。

（三）要完善金融投融资渠道，发展绿色金融，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基金等股权投资来发展绿色经济，通过绿色信贷政策引导社会资金流向绿色产业。绿色新兴产业对既有石化技术体系可能产生的颠复性冲击和高投入长周期的特征使得对其的投融资面临很多风险和不确定因素，在一定程度上限制了其银行信贷的获取。

股权投资具有市场筛选、产业培育、风险分散、资金放大、要素集成、促进合作等制度功能，是高新技术产业化的催化剂。支持绿色经济必须发展以“天使投资—风险投资—股权投资”为核心的投融资链，尽可能扩大其退出通道，吸引天使投资、风险投资和股权投资聚集对绿色经济领域的投资，扶持创新型绿色中小企业。

除利用直接融资工具外，还要鼓励国家政策性金融机构对绿色产业进行重点扶持，针对可再生能源项目定向发放无息、低息贷款。要实施积极的绿色信贷政策，对商业银行实施信贷窗口指导。通过加强对节能减排、新能源研发企业的信贷支持，严格控制对高耗能、高污染和产能过剩行业的贷款和对污染企业实施惩罚性高利率等措施，引导金融机构将资金投入到绿色经济领域。

（四）要通过政府采购和绿色产品补贴等措施，刺激绿色消费，推动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良性互动。倡导绿色消费方式，有利于带动绿色产业发展，促进产业结构升级优化。我国绿色消费市场潜力巨大。有研究表明，80%以上的欧美国家消费者把环保购物放在首位，愿意为环境清洁支付较高的价格，而与国外相比，中国的绿色消费人群要少10到20个百分点，绿色消费理念的形成将促进中国绿色消费市场的开发。

倡导绿色消费要利用经济手段引导绿色消费，通过价格机制，加大对以节能环保为导向的绿色消费的补贴力度和信贷支持，刺激绿色生产和绿色消费。要加大政府采购对绿色产品的首购、订购力度，为新兴绿色产业产品打开市场，促进新兴绿色产业研发和产业化。要在消费者中加强绿色理念宣传，促进公民逐步树立绿色消费观，在全社会营造生态、适度、节俭的绿色消费氛围。要推进绿色建筑、绿色家庭和绿色交通建设，形成绿色消费与绿色生产的良性互动机制。

（五）要探索建立绿色政绩考核机制，加快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把环境绩效纳入地方政绩考核的硬指标。目前，北京、浙江等省市已明确要求将绿色GDP纳入其经济统计体系，并致力于将此作为地方党政官员政绩考核的一部分。但受限于自然环境固有的非排他性和非竞争性特点，污染责任难以明晰，多数地区只是在GDP指挥棒上涂抹了一层“浅绿色”。为此，要通过明晰资源环境产权、确定资源环境价格来完善资源环境成本核算体系，实现绿色经济考核有据可依。

要理顺绿色经济的监督管理体制，明确监督管理部门和其他相关部门的职责，从机制上做到权责一致、分工合理。根源上，要弱化着眼于地方经济总量的政绩考核机制，而把万元GDP能耗、水耗、主要污染物和二氧化碳的排放强度等环境绩效指标作为考核官员的硬约束性指标来督促地方发展模式的转型。对于生态环境重要但脆弱的地区要建立资源有偿使用和生态补偿机制综合试验区，增强全社会的可持续发展能力。

（六）要加快修订和制定绿色经济相关法律法规，提高环境执法力度，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强化法律的执行。发展绿色经济是一项复杂的系统工程，要着力加强多层次梯度立法和完善法律配套措施，为绿色经济发展提供体制机制保障。要加快修订《环境保护法》、推动《绿色经济促进法》和《能源法》等相关法律的制定。

鼓励各地在国家立法的框架内，结合本地特色和实际，制定适合地方需要、可操作性强的地方性法规、条例、规章和政策标准。

要统筹考虑循环经济、低碳经济、清洁生产以及节能减排等与绿色经济相关的范畴，综合处理好《资源利用法》、《能源法》、《污染防治法》、《自然资源保护法》等法律之间的关系，保证相关法律之间的衔接与协调，逐步构建系统、高效的绿色经济法律体系。法律的生命在于执行，特别要强化环境执法的重要地位。环境执法是实现绿色经济法律体系贯彻落实的保证。要健全执法机构、培育执法队伍、完善配套监督激励机制，提升执法效率，做到有法必依，执法必严，违法必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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