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语言学简介语言学家对语言与文化关系的思考，使语言学研究不止于语言形式，而且也通过语言来研究一个民族文化的过去和将来。语言之中蕴含着文化，而文化的丰富和发展也得益于语言。正如美国语言学家萨丕尔（Edward Sapir）所主张的：“语言的背后是有东西的。而且语言不能离开文化而存在，所谓文化就是社会遗传下来的习惯和信仰的总和，由它可以决定我们的生活组织。”（Edward Sapir ,Language）爱尔伍德（Ellwood）从文化人类学角度出发，认为语言或者是人类文化中最先发生的一部分。语言有提高人们协作程度的功效，因而语言实是“心理模式”（mental pattern）（即存在心理的活动法式）传播的媒介，也是其他各种文化的媒介。人类之所以会有文化，而其它动物不能有文化，其原因除脑力的差异以外，便是语言能力的有无，故语言对于文化的关系极为重大(Ellwood C ·A·,Cultural Evolution)。欧美的语言学家、文化人类学家们，如洪堡特（W ·F ·Humboldt）、马林诺夫斯基（B·Malinowski）等也都有过精彩论述。这些理论昭示了语言的文化属性或人文性，使当代语言学家反思语言研究游离于社会，游离于人文世界的缺陷。

授课纲要

课程介绍

本课程论述文化语言学的基本原理和研究成果，内容涉及语言与人性、语言与认知、语言与社会、语言与历史、语言与艺术、语言与思维方式诸方面的关系。重点论述中国语言的文化特征。课程将引导学生拓宽语言的文化视野，了解语言的文化功能，领悟汉语的文化精神，学会从语言现象解读社会、历史与文化。（本课程为中文系选修课）

授课方式

本课程分理论探讨和现象分析两部分。理论探讨以教材《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的阅读为主，结合课堂讲解；现象分析以课堂讲授和讨论为主。

考评依据

1.结合教材内容和授课内容，完成平时作业，作业同时提交书面稿和电子稿。

2.积极参与课堂讨论（讨论形式：课堂发言或e-mail）。

3.期末论文就一个语言与文化的理论问题，阐述见解；或调查分析一种语言文化现象，提出见解。论文同时提交书面稿和电子稿。

教材

1.申小龙《汉语与中国文化》，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2.申小龙(主编)《语言学纲要》，复旦大学出版社，2003年版。

讲授提纲

一、语言与文化的关系（一些基本理论问题）

二、语言与思维方式（语言制约认知、汉字与认知、日语文化心理、汉英思维方式比较等）

三、语境分析（解读生活中的性别歧视、权力关系、文革意识、格式化、平面化、庸俗化、后儿童时代等语境）

四、语言遮蔽与语言暴力（解读我们周围的语言遮蔽、媒体霸权、个人失语、语言暴力、“政治正确”、语言解构及语言对人性的格式化）

五、语言更新与文化更新（白话文运动、中产阶级语言、黑人英语、性别语言、校园语言、手机短信语言、网络语言）

六、语词的文化内涵（语言的文化义，语义的理据、氛围、隐喻和借贷）

七、语法与文化的结构通约（汉语语法的神和形、虚和实、体和用）

八、语音的人文理据（词音的客体音响、主体音响、衍声象义、音律形象）

阅读书目

《文化语言学论纲》（申小龙）广西教育出版社，1996

《文化语言学》（申小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3

《中国文化语言学》（申小龙）吉林教育出版社，1990

《语言文化差异的认识和超越》（高一虹）外语教育出版社，2000

《文化与交际》（胡文仲主编）外语教育出版社，1994

《语言、思维与现实——沃尔夫文集》湖南教育出版社，2001

《汉语语法学?一种文化的结构分析》（申小龙）江苏教育出版社，2001

《外语教学与文化》（胡文仲高一虹）湖南教育出版社，1997

《汉语人文精神论》（申小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0

《汉字人文精神论》（申小龙）江西教育出版社，1995

《语文的阐释》（申小龙）辽宁教育出版社，1991

《人文精神，还是科学主义？》（申小龙）学林出版社，1989

《中国文化概论》（张岱年方克立主编）北京师大出版社，1996

《当代中国语法学》（申小龙）广东教育出版社，1996

《中华文化通志?语言文字学志》（申小龙）上海人民出版社，1998

《语言的文化阐释》（申小龙）知识出版社，1992

《中国句型文化》（申小龙）东北师大出版社，1988

《中国语言的结构与文化精神——申小龙论文集》光明日报出版社，1988

《超越语言》（鲁枢元）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文化语义学》（马清华）江西人民出版社，2000

《汉字：汉语和华夏文明的内在形式》（孟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

《语言与文化的现代思考》（申小龙）河南人民出版社，2000

《社区文化与语言变异》（申小龙）吉林教育出版社，1991

《新文化古代汉语》（申小龙宋永培主编）广西人民出版社，1995

《申小龙自选集》广西师大出版社，1999

成熟

80年代后的文化语言学已不复是一种美丽而苍白的学术姿态，而是一条充满热情与信念的大道。作为一门新兴的学科，文化语言学已然经历了十余载的旅程，在学者们不倦的跋涉中，结出了新的硕果，开拓了新的天地。

研究现状

一、着作颇丰气象不凡

罗伯特·路威（Lobert Heinrich Lowie）在《文明与野蛮》（Are We Civilized？──Human Culture In Perspective）一书中曾定义说“凡是一个人这样从他的社会群体里面得来的东西，统叫做它的文化（culture）的一部分。”

二、论文丰富，研究专题多样化

1994年—1997年文化语言学着作纷呈，种类繁多。一些语言学期刊和高等学校学报为此提供了研究的园地。在此期间召开的文化语言学研讨会，产生了一些质量较高的论文，会后汇集出版。

问题所在

一 学科的界定

文化语言学，作为交叉性的边缘学科，其涵义与界说仍具模糊性。近年来出现的与描写语言学大异其趣的新兴学科，除了文化语言学外，还有刘焕辉倡导的“言语交际学”和“交际语言学”、曲彦斌主张的“民俗语言学”、赵丽明提出的“文字语言学”、胡文仲引进的“跨文化交际学”、王德春等引进的“语言国情学”（或“国俗语义学”）等等（高一虹《我国社会语言学研究现状及问题》载《中国语言学现状与展望》外语教学与研究出版社1996）。文化语言学与它们的关系如何？事实上，在历年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中，这些学科的问题一直是受人注目的。显然，不仅文化语言学的概念不能与这些学科概念泾渭分明，而且，彼此的研究内容与方式也都是有着千丝万缕的关联。同时，文化语言学究竟是语言学的大家族成员之一呢，还是文化语言学是“大语言学”，其它分支学科都应归为麾下，这也是迄今争论不休的问题。甚至文化语言学本身应该是怎样的，也各持己见，尚缺乏统一认识与明确界定。

（一）怎样定位

文化语言学曾以其轰动效应受人注目，创造者自有真知，支持者不乏根据，反对者亦有想法。怎样看待文化语言学，目前仍是有异见的。一方面，有人将文化语言学夸张地奉为圭皋，将以往的语言学研究全盘否定，认为只有文化语言才是唯一的出路。另一方面，也有人视其为洪水猛兽，或睹若无物，甚至排斥这门新兴学科。如今，这两种极端见解的论争，已渐趋平静，但是，疑虑仍是有的，关于文化语言学在中国语言学中的定位仍然是不明确的。

屈承熹《怎样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定位》（《语言文字应用》1994年1期）认为“词汇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可确定无疑。至于语法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则尚待商榷。”他的结论是，语法研究的文化语言学方法目前仍处于主观思考阶段，尚未进入科学论证阶段。我们认为他的批评是中肯的，不过语言与文化之间的关系，决非仅限于词汇层面，近年来的研究成果可以充分说明这一点。

（二）性质问题

学科界定上的困惑不仅是边界的模糊，更在于文化语言学本身的问题。文化语言学的真实意义所在给人的印象也是不明朗的。现在的文化语言学在理论上和方法上都还是比较粗疏的。文化语言学本身的语言观、性质、对象、方法等等各方面也还不是十分清晰的。这尤其表现在对下述一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上：文化语言学究竟研究的是语言本身的“本体论”，还是语言与文化关系的“关系论”？这是争鸣至今的大问题。

一部分学者，如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认为语言现象中有文化，文化现象中有语言，两者互为依存，文化语言学应着眼于语言和文化的两者关系上，探讨语言和文化在不同历史层面上的关系，包括：现代语言和现代文化的关系，古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现代语言和历史文化的关系，语言变化和文化的变化的关系，以及语言差异和文化差异的关系。

另一部分学者，如申小龙，认为中国的文化语言学的重要任务就是要站在语言体系本身即语言内部结构的研究上，用民族文化的思维特征观照民族语言，概括出符合本民族特点的范畴体系，用以描述本民族语言的结构特征，从而全面揭示同民族文化特征相一致的民族语言的结构规律，建立起汉语语言学新体系，即所谓的本体论。他们强调语言的本体价值。

事实上，尚有另外两种代表性的表现，其一是游移在“本体论”与“关系论”之间，两者兼论，按需持论，或者对两者都不否认，认识比较模糊，时而是关系论，时而是本体论，未能从根本上把握实质。其二是对文化与语言的关系这个前提就持异议，表示怀疑，认为文化与语言的关系并不十分明晰，文化在语言上的表现程度不一，很难从语言上去把握其中的文化内涵。

由于这个根本性问题的争论，一系列问题便接踵而至。目前这个问题尚无定论，也不能硬性统一，这与文化语言学是一门新生学科有关。只有继续以严谨求实的态度从事一些专题性的具体研究，才能逐渐形成具有高度概括力和较好解释力的范畴体系，形成系统科学的理论模式，也许到那时候问题才能迎刃而解。

二 流派之别

语言学界对中国文化语言学流派不同的理解与分类，不仅见于创议初期，而且如今依然如故。举例如下：

（一）两派说。戴昭铭在《文化语言学导论》中的分析具有代表性。他认为众多的文化语言学研究者按其理论主张和研究特色而言大体上有两派：关系论派和本体派。前一派的人数较多，较有代表性的是游汝杰，陈建民，邢福义等，后一派的代表是申小龙。两派在语言观，学科性质和方法论等一系列问题上各有不同见解。关系论派认为文化语言学的对象就是语言和文化的关系。邢福义等人把这种关系概括为“语言是文化的符号，文化是语言的管轨”。形成了“从语言看文化，从文化看语言”的研究模式。游如杰认为文化语言学的目标是：1在中国文化背景中研究语言和方言；2把多种人文学科引进语言学；3把语言学引进别的人文学科。本体论派认为语言“具有世界观和本体论的性质”，语言的人文性是语言的根本属性，文化语言学研究对象是语言的文化功能。为此，论者提出了作为描写主义和科学主义对立面的以揭示汉语的人文内涵为主旨的人文主义方法论，在这一方法论原则下开列出的具体研究方法有：文化镜象法，文化参照法，常态分析法，多元解析法，心理分析法，异文化范畴借鉴法，“从抽象上升到具体”的方法和传统阐释法。

（二）三派说。邵敬敏在《文化语言学中国潮》的前言中认为，中国文化语言学在其发展过程中，迅速形成了由不同理论指导的三种流派：以游汝杰为代表的“双向交叉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的双向研究，以及历时与共时的交叉研究；以陈建民为代表的“社会交际文化语言学”，即强调从社会变异与交际功能入手，挖掘语言与言语的文化内涵；以申小龙为代表的“全面认同文化语言学”，即强调语言与文化在本质属性，特点上高度一致全面认同，并认为语言是一个民族看待世界的样式，是对该民族具有根本意义的价值系统的意义系统。

出于对学说不同角度的理解，产生了对流派的不同分类。同时，对于文化语言学中的“分”的状态，语言学界的态度也是不尽相同。有人听之任之，漠然置之。有人站在超然的立场对各派进行评论，寄寓期望，如戴昭铭认为“关系论和本质论派的分歧将继续存在，但最终可能合流。合流的途径是互相取长补短。”意图对两派进行整合。也有人则主张不必问流求派，而应该多拿些实际成果出来。在今后的道路上，这些分歧将继续存在，最终何去何从，人们将拭目以待。

三 继承与创新

任何学术不是从零开始的，成功的学科必定既有继承和又有创新，文化语言学也应如此，但目前文化语言学研究的不足却也在于此。文化语言学力图用恢宏的民族文化观照语言学，放弃了在语言学上的全盘西化，这便是继承的开始。另一方面，文化语言学本身在理论建设、材料选取、方法实践上的丰富多彩，正是对创新追求的结果。

然而，在继承与创新两方面我们仍然感到不足。这主要表现在对传统文化和传统语言学的继承过于具体化、典型化，对自身理论的创新不够系统化、缜密化。许多学者，对文化语言学的兴趣过多集中于某个典范的传统文化角度上，如称谓、地名；某些特殊词汇上和某些传统典籍上，虽然写来内容扎实，论证有据，但对文化语言学的整体理论结构并无明显建树，往往只是囿于具体的材料整理和考证上。有些作者对于传统文化的理解也过于狭窄，对于中华民族整体的系统的文化特点、文化心理缺少把握。这个不足若不加改进，则将造成研究上的琐碎。也有的学者，孜孜以求与现代语言学大相异趣的文化语言学理论，却失于操之过急，实证不够。创新并非空中楼阁式的追求，须有扎实的根基和循序渐进的风范。在继承和创新方面，文化语言学的道路该怎么走，是发人深省，引人深思的。

四 解释性带来的问题

对于中国文化语言学的应运而生，申小龙认为，这是中国语言学由描写型向人文型的历史性转折；游汝杰、戴昭铭等人一再强调说，科学分类的重要原则之一，即是把科学划分为描写性科学与解释性科学两大类，解释性科学提供关于客体及其状况的各方面因果关系的解答。文化语言学是解释性的学科，而非描写性的学科。文化语言学所要解释的便是语言和文化之间的因果关联，或是某些文化现象有语言上的成因，或是某些语言现象是某种文化现象的结果，或者某些语言现象和文化现象互为因果。我们知道这种语言和文化的关系一般是很复杂的，抑或很隐敝的，而解释不免带有很强的主观性和直觉性。所以学者们在解释时往往难免简单化臆断化的毛病。文化语言学的解释性，为学者提供了思想驰骋的天地，但并不意味着对描写性的扬弃。而有些学者正是过分强调了对描写性的转型，完全忽视了描写性的重要，导致了对复杂情况的空泛推理，而缺乏扎实的对语言事实综合全面的考察。今后的文化语言学研究仍不能放弃描写语言学这个基础，并应带动语言描写的深入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