俞大维（1897年12月25日——1993年7月8日）男，浙江绍兴人，是中国近代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和弹道学专家，曾任过民国时期的兵工署署长、交通部长。先后就读于复旦大学、圣约翰大学，21岁时到哈佛大学攻读数理逻辑，拿到博士学位后又到德国大学攻读数学及德国哲学，并有幸系统地聆听了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取得第二个博士学位后俞大维便留在德国进行兵器及战略研究，后婉拒美、德等国的高薪聘用，毅然回国效力。俞大维于1933年任国民党政府兵工署署长，1946年初任交通部长，1949年赴台，1954年在台湾出任“国防部长”。1993年7月8日因病于台北辞世，享年96岁。

简介

俞大维，浙江绍兴人，1897年生。早年毕业于上海圣约翰大学，后留学美国，获哈佛大学哲学博士学位。 1925年又赴德国留学，主修哲学、语言学并兼攻兵工研究专业。 1928年俞大维从德国回国后，出任广州中山大学教授，一年后改任北平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专职研究员。 1929年4月，俞大维被任命为国民政府军政部参事。他从北平南下后，在上海与陈三立的女儿陈新午结婚，到南京后居住在南祖师庵7号，因为俞大维很欣赏这里树木掩映、旁临水潭的环境，加之平日不喜欢迎来送往的官场应酬，终日唯以读书为乐，闲暇时手不释卷。

1933年3月，俞大维被南京国民政府任命为军政部兵工署少将衔署长，接受任命后，俞大维开始筹建中国兵工研究所，并为之不遗余力地网罗人才，在俞的努力下，终于组建起了一支兵工科研队伍。不久，经过俞大维的努力，兵工署在南京市东郊60里外的狼山下建立起了秘密的弹道研究所(上世纪八十年代这里被误传为所谓神秘的戴笠楼，引来很多人参观探秘)。研究所内有射击场数据测量室、工艺室等设施，对当时从美国、日本、苏联等国进口的火炮、机枪等兵器进行全方位的研究，并进行必要的模仿制造。此后俞大维又在八卦洲的下坝因地制宜地建起了火炮射击靶场。

1937年底，军政部的兵工署随各机关西迁汉口，半年后又迁往陪都重庆。俞大维在艰难的环境里全力投入支持前方抗战的兵工研制和生产工作，无暇参加军政界上层的应酬，常奔走于内迁至重庆、成都的金陵兵工厂、汉阳兵工厂、南昌飞机修配厂等单位，指导兵工生产，激励员工士气。俞大维还几次赶往湘西深山中的辰溪海军水雷制造厂指导武器生产和研制。正是这家军工厂生产的几种水雷源源不断地送往前方，供给在战争中遭受重创的海军部队，用以在长江江面上布雷。这些水雷多次炸沉炸伤过日军舰船，给日本侵略军以沉重的打击。

1949年，俞大维和家人去了台湾，他因生性淡泊又从未掌握统兵实权而受到蒋氏父子的信任。在台北，俞大维迭任交通部长、国防部长、总统府资政等职。

1960年，蒋经国的女儿蒋孝章在美国与俞大维之子俞扬和结婚，两家联姻后关系更为密切，他们的儿子俞祖声乖巧聪明，很受蒋介石、宋美龄夫妇的宠爱。

俞大维离任后养老林泉，逐渐疏离了台湾的军政界，晚年基本在美国儿子、儿媳家度过，1993年，俞大维辞世，享年96岁。

多重身份

 俞大维既非黄埔出身，又非职业军人，甚至终生未参加国民党，却以学者的身份担任“国防部长”这一既重要又敏感的职务，一干就是十年，并且口碑甚好，这不仅在当时是绝无仅有的，即使后来也没有这样的事例。

俞大维是中国近代史上不能不提的一位极其重要的人物。他在上世纪三四十年代曾历任军政部兵工署署长、军政部次长、交通部部长、美援运用委员会委员等要职，为中国抗日战争的胜利做了大量工作。 

俞大维一生有很多值得称道的身份，其中最令人钦佩的，还要说他是一个非常博学的书生。他曾赴美入哈佛大学哲学系学习，毕业后两次到德国柏林大学深造，第一次专攻数理逻辑与哲学，第二次学习军事与弹道学。在此期间，俞大维学习认真、勤于思考，在这个学科取得了非常好的成绩。

傅斯年曾经说过:“在柏林有两位留学生，是中国最有希望的读书种子：一是陈寅恪，一是俞大维。”

俞大维的一生潜心向学，手不释卷，有趣的是在他晚年的时候决定要“收摊”不再读书，然而又心有不甘，于是他决定把以前念过的书，温习一遍，之后才不再读书。为此俞大维决定每个月温习一门学问，“邀请各类学问极有成就的老朋友，相互讨论”，他计划先温习天主教神学，请罗光主教陪他温课，接着还计划请物理学家吴大猷温课，之后还有音乐、美术、哲学、数学、美学……但作为军事和弹道学专家，他唯独不温习军事，因为他从来就不认为军事是什么高深的学问，尽管他当年在德国柏林大学求学时，军事学的成绩很好。 

神枪手

俞大维最早显露身手是在1936年秋天的时候。丹麦军火商看准中国备战急需武器的机会，来中国向兵工署推销他们的“统一式德麦生机关枪炮”。军火商在南京近郊的青龙山靶场通过向空中飘摇的气球射击来展示产品的精确度。不知什么原因，自信枪法很准的军火商连开几枪都射不中气球。正当军火商担心这次买卖不能成功的时候，兵工署署长俞大维把机关枪炮拿过来，大致打量了一下，又握在手里掂了掂，同时很自信地对士兵说:“把气球升起来！”气球和上一次一样飘向空中，只见俞大维熟练地抬手一瞄，便扣动了扳机，随着几声清脆的“砰！砰！砰！”，所有的气球应声而破。这一幕看得丹麦商人瞠目结舌。这时俞大维走过来很中肯的对军火商说：“是你的技术不行，但产品的性能的确不错！”这笔生意最终得以成交，军火商对俞大维的枪法和中国军人的品质称赞不已。 

藏书家

俞大维常说自己是“半生戎马，半生书生”。他好藏书，更好读书。他在自传体散文《超以象外，得其环中》中说： “……经学方面我是从《公羊传》开始的，接着是《谷梁传》、《左传》、 《四书》 、《礼记》；史部方面选读《史记》及《汉书》 、《通鉴》 ；子部以老、庄为主，另选读荀子文章；集部从《楚辞》开始，一直念到《昭明文选》、《古文辞类纂》、《经史百家杂钞》……”，至于军事、科技方面的书籍读得更多了。去世前俞大维立遗嘱，将藏书分为两类：军事科学书籍全部捐赠“三军”大学；文、史、哲及自然科学书籍全部捐赠台湾大学图书馆。据统计，仅捐赠台湾大学的书籍就有7000余册。

家族关系

俞正声的曾祖叫俞明震，俞明震（1860—1918），字恪士，号孤庵，晚清知名于诗界、教育界、政界。甲午战争时，曾协助唐景崧据守台湾，还曾担任厘捐总局局长，甘肃省学台、藩台等职。并曾担任过南京江南水师学堂督办，也即校长。1898年，十八岁的鲁迅进入该校，成为俞明震的学生。《鲁迅日记》中多次提到“恪士师”，就是俞明震。

俞明震娶曾国藩的孙女，曾纪泽（曾国藩次子，曾出任驻英、法公使，后又兼充驻俄公使，与沙俄谈判修改《里瓦几亚条约》，名闻一时，有爱国之声，为中国第一代外交家）之女为妻。

俞明震共有三兄弟，他居长。俞明震的三弟有个儿子叫俞大维，在台湾国民党政府当过国防部长。俞大维的儿子俞扬和后来和蒋经国的唯一女儿蒋孝章结婚，生了个儿子叫俞祖声（和俞正声同辈），现在是蒋家第四代中的重要人物。而俞大维之妹俞大彩，则是北大校长傅斯年的夫人。

俞明震有个妹妹嫁给陈三立（这个陈三立就是维新派主将陈宝箴的儿子），生下3个儿子，老大陈衡恪是画家，老三就是一代国学大师陈寅恪。

俞正声的祖父叫俞大纯，又名俞大线，是俞明震的长子。俞大纯膝下四子两女，长子俞启孝生于北京，留学美国，回国后在天津当教授；老二俞启信生于德国，专攻化学；老三即俞启威（后来改名黄敬），生于北京，人称“三少爷”；老四俞启忠，学农，从美国回国后在北京当教授；大姐俞珊，生于日本，演员。小妹俞瑾，一生从医。

俞大纯的三儿子俞启威（黄敬）就是俞正声的父亲。俞启威20世纪30年代初在青岛大学求学期间，认识大学图书管理员李云鹤。俞启威（黄敬）介绍李云鹤入党。两人后来同居，之后又分手。这个李云鹤便是后来的江青。俞启威（黄敬）后来与著名历史学家范文澜（也是绍兴人）的妹妹范瑾结婚，范瑾曾任北京市委常委兼北京市副市长、《北京日报》社社长。1949年1月，天津解放，俞启威（黄敬）被任命为天津市第一任市长兼市委书记，1952年调北京出任第一机械部部长。1958年因病去世，年仅46岁。

俞启威和范瑾育有二子：长子俞强声，次子俞正声。俞强声毕业于北京国际关系学院，毕业后分配到北京市公安局，1983年设立中国国家安全部时他被选调进入。

俞正声之妻张志凯，为前国防科工委副主任张震寰之女。

叶剑英元帅的夫人曾宪植，是曾国藩的曾孙女。曾宪植得管俞正声的曾祖父俞明震叫姑父，与俞正声的祖父俞大纯是姑表兄妹。

与华罗庚友情

 在我国抗日战争的史籍中，兵工署长俞大维这个名字并不是很引人注目，但他领导中国科技人员研制并改进国产山炮、迫击炮等兵器，发展战时军工生产，为抗日战争做出了贡献。俞大维在担任兵工署长期间，因为他本人就是技术型将领，所以比较善待人才。他与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很早就有过交往，在抗战时期，俞大维还邀请著名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出手相助，用数学计算的方式解决了迫击炮等几种武器在改进研究工作中遇到的难题。

为了搞好兵工署的科研工作，俞大维曾致函北平清华大学力邀数学家华罗庚先生到南京兵工署工作，但被华罗庚婉言拒绝了。曾经当过店员的华罗庚是凭着自己的努力自学成才的“数学天才”，他一向不满意国民党政府的独裁统治，在清华大学里也只是参加抗日救亡等游行示威，别的政治活动概不参加，亦不愿意加入国民党。对此俞大维表示理解，但两人一直保持着通信联系。

1935年夏，华罗庚先生在放暑假期间从北平乘津浦快车返回金坛家乡探亲。车抵浦口站，华罗庚先生发现一辆挂着兵工署军牌的黑色小汽车已经在站台外等候。原来俞大维已经安排他的副官专程前来接华罗庚，此举令华罗庚心里非常感动。于是随着副官上车，与其它车辆一起开上“中山号”渡轮，前往江南的下关码头……

抗战中期，华罗庚在昆明的西南联大执教，尽管生活清苦，但他仍坚持钻研数学，成就卓然。当时民国政府为了加强思想统治，组织南迁重庆的各大学讲师、教授到重庆郊外的浮屠关参加中央干训团的暑期集训，由大特务康泽、杭立武两人为暑期集训的负责人。他们仿照军队的要求，让学者们天天上操跑步、听训话。当时华罗庚也被抽到了集训班，他本不良于行，每天的出操跑步令他苦不堪言，想请假又不被批准，确实令他苦恼。这时俞大维闻讯伸以援手，他出面向集训班打了招呼，派车将华罗庚接到兵工署，多方关照，礼遇甚优。一日俞大维告之，他正改进三种国产迫击炮、两种山炮的测距系统，使之更适应军队的山地作战，并提高射击的准确度，以便能更有力地杀伤日伪军。俞大维请华罗庚帮助用数学的方式，计算出若干精确的数据。这一回华罗庚不再拒绝，出于抗日御敌之大义，华罗庚立即投入研究工作，一连20多天足不出户，圆满地完成了俞大维交下来的任务。

1985年华罗庚不幸猝死于日本东京大学讲坛上。当时在美国颐养天年的俞大维闻讯甚悲，在家中含泪燃香遥祭这位杰出的数学家。

人物评价

俞大维自幼便受到良好的家庭教育，儒家传统思想终生支配着他。加之他的母亲曾广珊是曾国藩的长房长孙女，自幼受到严格的家教。曾氏家族甚至旁系亲属都是按《文正公家书》的精髓教育后代。由于父亲去世较早，母亲的教育就更显得突出。母亲淹贯文史，博闻强记，不论是经、史、子、集还是诗词、小说都能深得其味，这些都浸润着幼年的俞大维，特别是曾国藩的一句“不近人情的事不做”更是成了俞大维为人处世、待人接物的重要准则。俞大维学习刻苦、严于律己、清正廉洁都是缘于这个原则；身先士卒、宽厚待人、忠于职守更是发扬了这个原则。

与国民党政府的其他军政要员相比，俞大维最可贵的是清廉。对美国现代史有研究的作家芭芭拉·塔克曼女士在他的《史迪威》传中对国民党政府诸多要员颇有微词，但却多次以各种例子来称颂俞大维廉洁公正，知识广博。二战时期美国驻重庆记者西沃道克·怀特曾在其著作《霹雳中国》中多次批评国民党政府官员腐败，却也极力推崇俞大维。 

俞大维身居要职，数次调动工作，他绝不带一个“自己人”走马上任，也从不安置一个私人。他在接受“国防部长” 职务前曾提出两个条件，否则绝不就任。一是不管人事与财务；二是用人无类，节省公币。他本人不送礼，也不收礼，用人唯才，不论派系。由于他本人不是职业军人，也不是国民党员，所以能公平、客观地处理各种问题，赢得了很好的口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