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简称。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在1950年8月1日的八一开航，1956年5月试航拉萨成功，盲降设备试制，改建天津张贵庄机场、武汉南湖机场，兴建首都机场中，无不体现两航起义人员钻研技术和勤奋工作的优良品质。

基本内容

两航起义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一次成功的爱国主义革命斗争。

“两航”系原中国航空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国航空公司”或“中航”）与中央航空运输股份有限公司（简称“中央航空公司”或“央航”）的简称。

中国航空公司，1930年8月1日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美商中国飞运公司订约合营，总资本为国币1000万元，中方股份占55％，美方占 45％。1933年4月，飞运公司将股权转让美国泛美航空公司。1945年7月中、美双方合约期满，12月续签新约5年，中方股份增至80％，美方减为 20％。公司最高权力机构为董事会。1947年5月起，刘敬宜任第11任总经理。中航在其成立、存在的20年间，始终得到国民政府的支持和所给予它的优惠条件。在技术设施和业务经营方面都领先于其它航空公司。

中央航空公司前身为欧亚航空股份有限公司，1931年2月正式成立。由国民政府交通部与德国汉莎航空股份有限公司合办，总资本为国币300万元，分 3000股，中方认购2000股，德方1000股。1933年8月资本增加到510万元，中方持3400股，德方持1700股。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后， 1941年7月，中德两国中断外交关系，同年8月，国民政府交通部接管了“欧亚”的德方股份，并改为国营。1943年2月，国民政府交通部与航空委员会合作改组“欧亚”为中央航空公司。同年3月，中央航空公司正式成立，陈卓林为总经理。

经过抗日战争后期的“驼峰空运”和抗战结束之后的“复员运输”，到1948年，两航的运输业务已有很大发展。这一年年底，两航共拥有C－46、C－ 47、DC－3、DC－4和CV－240型飞机近百架．空地勤人员6780人．成为国民党政权的重要空中交通工具。因此，当时两航的动向对国民党军事运输乃至整个国共双方的战场形势起着至关紧要的影响。

1949年春天，国共双方的军事政治实力发生了实质性变化。三大战役结束，中国共产党七届二中全会后，毛泽东主席、朱德总司令发布《向全国进军的命令》，人民解放军渡过长江，南京、上海解放，我共产党控制了中国大部分国土。国民党政权退踞重庆、成都，蒋介石召集军事会议．集结力量，妄图依托西南，伺机反扑。曾经在帮助国民党军事运输中发挥作用的两航也陷入了困境。原以上海为基地的两航，于1948年年底起陆续迁离。中航总公司一部分迁往台南，总经理率主要部门机航组等则迁到香港。央航总公司迁往广州，发动机检修股迁往香港，1949年8月，总公司又迁到香港。此时，两航的航线急剧萎缩，运输业务比 1948年下降了60％。

两航迁到香港后，同英资航空运输企业之间业务利益的矛盾更加尖锐化了。1949年6月10日，港英民航处通知中航，须于一个月内将中航飞机大修厂与发动机修理厂迁出启德机场。7月29日和8月11日，港英当局又先后下令征用中航两处厂房，并限于8月15日移交港英当局。此时，两航尤其是中航已到了山重水复的境地。

上海解放后，上海军管会空军部接管两航留守人员和机构时，发现刘、陈总经理尚在犹豫不定，处于十字路口，粟裕司令员指出，我党必须采取正确的政策，以争取他们。为此，中共华东局便向中央军委写了《争取两航公司的工作报告》，提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建议。1949年6月，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周恩来根据国内时局的变化和两航的向背作用，作出策动两航起义的决策，并指定由李克农负责，罗青长（时任周副主席办公室副主任）具体办理。同时，电告我香港有关部门设法策动两航飞机、工厂迁返祖国。

从此，周恩来副主席经常检查进展情况，及时作出指示，指导工作。1949年7月，中央军委为尽快发动两航起义，决定派遣吕明同志偕留在大陆的央航副总经理查夷平前往香港进行策动工作。行前，周恩来副主席在中南海接见了吕明、查夷平，亲自向他们交待任务，并要他们代表党中央和他本人欢迎刘、陈总经理回来共商国家大事，参加新中国民航事业的建设。

1949年8月24日，吕明、查夷平到达香港后，与港澳工委和香港地下党的有关部门取得联系。9月初，吕明和查夷平、朱汉明、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组成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吕向他们传达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对策动两航起义的指示。核心小组进行了分工，吕明、查夷平负责争取两航总经理和飞行员的工作；何凤元负责争取刘敬宜、中航总公司的中层干部和中航香港办事处人员的工作；陆元斌负责争取飞行人员和中航机航组人员的工作；陈耀寰负责争取央航中层人员和两航基层及港九民航工会的工作；朱汉明负责与北京的通讯联络工作。对两航公司的上、中、基层人员同时开展策动工作。

起义工作核心小组在中航对总经理刘敬宜做争取工作的同时，开展做中层人员的工作，通过中层骨干所掌握的业务部门和系统，以行政渠道的合法形式推动执行，为面上的工作开展提供了隐蔽性。这些中层骨干，有党的工作基础，爱国、事业心强，具有专业技术特长，深受上层信赖，与基层关系密切，形成策动起义的中坚力量，配合核心小组，以下促上，争取刘敬宜总经理，促使刘敬宜终于下定决心参加起义，率众北飞。

央航的情况是自上而下和自下而上相结合，推动中层，形成合力，控制全局的。对央航的策动工作，开始主要是对上层和基层做工作。吕明、查夷平到港后当天就会见了央航总经理陈卓林，并转达了周恩来副主席欢迎陈回国参加祖国建设之意。在广州解放前后的有利形势下，陈卓林谨慎地向本公司上中层人员布置准备起义的工作。但出乎陈的意料，在上中层及飞行人员中遇到不少阻力。央航召开基层骨干会，研究依靠基层，团结中层，争取上层的策略。在陈卓林总经理的直接授意下，央航成立了迁建委员会（后更名为“非常委员会”），逐步把上、中、下三层力量凝聚一起，成为统一行动的领导组织，有力地推动了起义的思想发动和组织工作。

在起义的发动工作中，在党的领导下，核心小组通过港九民航工会的配合做工作。纠正某些单纯福利主义倾向，把工会工作纳入两航起义行动，使工会的执、监委员和积极分子成为起义工作的骨干，形成一支重要的力量。

起义领导核心小组除反复研讨行动方案，确定方法步骤和实施措施外，还深入两航人员中召开骨干会，指导技术行动部署，协调各部门的行动配合，排除各种困难，顺利完成北飞前的诸项准备工作。

两航员工在香港加紧准备北飞，北京时刻在关注。周恩来总理多次召开会议研究两航起义问题，最后一次是10月底，周总理向聂荣臻、粟裕、李克农、刘亚楼、蒋天然等传达了中共中央书记处的决定，批准两航起义飞机降落地点、起义时间；具体飞行计划、机场选用的安排；刘、陈总经理的接待工作；刘、陈总经理到北京后由新华社发布两航起义消息；以及对两航公司的政策，总公司、分公司设置，机场使用和经营方式等等。

11月5日，吕明、查夷平搬进九龙半岛酒店，成立起义指挥部。

11月8日晚9时，陈达礼主持召开中航北飞人员预备会议，传达了北飞日期、时间、航线安排等事项。

1949年11月9日，4时半，中航陆维森、华祝、央航楼阅秉、徐文良等到机场担任现场指挥送飞机，并妥善地避开局外人，使机组和随行人员顺利办完起飞前的各种手续，登上飞机。6时，12架飞机陆续从香港启德机场起飞。中国航空公司10架，中央航空公司2架。刘敬宜、陈卓林、吕明、查夷平等人乘央航潘国定驾驶的CV－240型（空中行宫）XT－610号飞机，于当日12时15分到达北京。到北京西郊机场欢迎的有空军司令刘亚楼、外交部副部长李克农、空军参谋长王秉璋、周总理办公室副主任罗青长以及任泊生等有关人员。其他11架飞机，由陈达礼领队，飞抵天津。同日，香港中国航空公司、中央航空公司 2000多名员工通电起义。

11月9日晚，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总理周恩来在北京饭店宴请刘敬宜、陈卓林一行。

11月12日，毛泽东主席电贺刘敬宜、陈卓林和两航员工，赞扬其“毅然脱离国民党反动残馀，投入人民祖国怀抱，这是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希望他们团结一致，为建设人民航空事业，并为保卫留在香港的祖国财产而奋斗。同日，周总理致函两航员工，宣布两公司受中央人民政府管辖，任命刘敬宜、陈卓林分别任两公司总经理。新华社、《人民日报》发表了《欢迎两航空公司起义》的社论，“对于将在两公司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人民航空事业，表示无限的信心。”周总理、李克农副外长特电嘉勉参与策动两航起义的何凤元、陆元斌、陈耀寰、朱汉明等同志。11月15日，周总理在北京饭店会见并宴请两航起义北飞全体人员，他说：“我们欢迎两公司的起义，因为这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他号召“两公司的全体人员努力克服前进途中的困难，坚持自力更生，而不要对帝国主义者存任何幻想”。

两航公司在起义北飞成功后，立即通电国内外各办事处、航站，电令保护好财产，号召尚待解放地区和海外员工策应来归。中航澳门电讯课、工厂、材料库员工积极响应，庄重签名加入起义行列。央航曼谷办事处员工致函，绝对拥护起义。中航、央航昆明办事处员工，在中共地下党领导下，秘密响应起义，进行护产斗争，迎接解放。台湾、海口的部分两航员工闻讯后，冲破国民党的阻挠，赶赴香港报到参加起义行列。中航曼谷、仰光、海防、加尔各答、旧金山等办事处和航站员工，纷纷响应起义，相继策应归附人民祖国。

起义后，中央人民政府民航局即着手两航留港、澳人员复员事宜。从1950年1月16日起，央航复员广州，中航复员天津、上海。到1950年底，累计香港两航公司复员广州、上海、天津的员工共1725人，直系亲属2474人，总计4199人。

两航起义后，国民党政府对起义疯狂反扑，在港英当局纵容下，百般利诱、分化破坏起义，进而蒋美勾结，后又蒋美英合谋，进行各种威胁破坏和劫夺活动，在形势险恶的情况下，我党领导广大起义员工配合我国政府展开了捍卫起义成果的护产斗争。留港员工在军委民航局、民航广州办事处的直接领导下，以及同中共港澳工委和有关部门通力合作、艰苦努力，排除各种阻碍，完成了护产抢运任务，截至1952年底，共运回器材约15000箱（件）、汽油3600桶和其他物资设备等。

两航起义是在中国共产党直接领导下的爱国壮举，是震惊中外的一件大事。

两航起义对国民党在政治上、军事上是一个重大打击，切断了国民党政权的西南空中运输线，为人民解放军解放大西南创造了条件，加速了解放全国大陆的进程。

两航起义的成功，轰动了港九各阶层，震撼了蒋帮，引起国际注视。两航爱国员工首先高举义旗，直接影响了港九的资源委员会、招商局和中国银行等27个国民党在港机构相继起义，起了示范和带头作用，加速了蒋帮的分崩离析。在政治上、经济上给予国民党政权以有力打击。

两航起义北飞的12架飞机和后来由两航机务人员修复的国民党遗留在大陆的16架（C－46型14架、C－47型2架）飞机构成了新中国民航初期的机群主体。内运的器材设备，成为新中国民航初期维修飞机所需的主要航空器材来源，并组建了太原飞机修理厂、天津电讯修理厂，尔后成为发展我国航空工业和电讯研制工业的技术物质基础。

两航起义归来的大批技术业务人员，成为新中国民航事业建设中一支主要技术业务骨干力量，在1950年8月1日的八一开航，1956年5月试航拉萨成功，盲降设备试制，改建天津张贵庄机场、武汉南湖机场，兴建首都机场中，无不体现两航起义人员钻研技术和勤奋工作的优良品质。在发展运输生产、保证飞行安全、改善基础设施、加快人才培养、发展科学技术和增进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他们做出了不可磨灭的贡献。遍布全国各个岗位的起义员工，在国防、航空、航天、电子、机械工业、科研、文教等部门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和祖国统一大业都做出了积极的奉献。充分体现了周恩来总理当年关于“争取人是最主要的”指示的重大和深远意义。

两航起义是一次爱国行动。毛泽东主席称之为“一个有重大意义的爱国举动”。周恩来总理称它是“具有无限前途的中国人民民航事业的起点”。两航起义是中国民航史上的一个转折点，我党领导两航起义的伟大壮举，是广大两航员工在波澜壮阔的革命大潮中，遵循党所指引的方向，发扬爱国主义精神，投向人民祖国怀抱的正义行动，它将永载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史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