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宋（1127－1279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北宋覆亡后，赵构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称帝，与北宋合称宋朝，共传五世九帝，享国一百五十二年。

国号

北宋覆亡后，赵构定都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重新建立宋朝，沿用“宋”国号，由于疆域相对于北宋而言位置靠南，史称南宋。

公元1138年，迁都临安府（今浙江杭州）。（宋史高宗卷六："庚辰，帝不御殿。以方居谅阴，难行吉礼，命秦桧摄冢宰，受书以进。是月，虚恨蛮犯嘉州忠镇砦。是岁，始定都于杭。”）

历史

靖康之耻

参见：靖康之耻、伪楚、伪齐

公元1115年完颜阿骨打建立金国。宋徽宗见辽国力衰弱，便派使者向金提出联金灭辽事宜。宋攻燕京，大败而回。金攻陷临潢府，辽亡。宋付上巨额赎款给金，以换取燕京等地。其后金兵南下，趋东京开封府。宋钦宗即位，与金人和议，金人解兵北归。次年，即靖康二年（1127年），金人南下，攻陷都城东京（今河南开封），掳走宋徽宗、宋钦宗和皇室、大臣等三千余人北去，北宋覆灭。

建炎南渡

参见：建炎南渡、岳飞北伐

靖康之难中宋徽宗、宋钦宗二帝被女真人俘虏，包括皇后、嫔妃、皇子、公主等皇室成员和宫廷女官、大臣、宫廷乐师、厨师等都被女真人俘虏北上，康王赵构得以幸免。

公元1127年，金国从东京（今河南开封）撤军，立张邦昌为大楚皇帝，史称伪楚。由于张邦昌原为宋臣，后降金，东京军民对其憎恨有加，一大部分旧宋朝臣也要求他退位。万般无奈之下，张邦昌以孟皇后之名，下诏书立赵构为帝。

北宋靖康二年（1127年）四月二十一日，赵构从济州南下，在南京应天府（今河南省商丘）营筑“中兴坛”，于五月初一正式即位，改元建炎，建立了南宋政权。

张邦昌被杀，成为宋朝唯一被杀死的文臣。宋高宗即位的第二年，金国以张邦昌被废为名，继续大举南侵。之后宋高宗一路南逃，过淮河，渡长江。南宋也进行北伐，由宗泽、岳飞、韩世忠、吴玠等抗金将领指挥，在黄河两岸曾经击溃伪齐和金国的联军。

绍兴和议

参见：绍兴和议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金国又立刘豫为帝，国号齐，史称伪齐，以加强对黄河流域地区的统治。

南宋建炎三年（1129年）秋，完颜宗弼（兀术）挥师南下，宋高宗再无路可逃，只能入海逃难，在温州沿海漂泊了四个月之久。由于南方天气潮湿河道纵横，加上南宋军民的英勇抗战，金军主帅完颜宗弼决定撤兵北上。在北撤到镇江时，被南宋将领韩世忠断掉后路，结果被逼入黄天荡。金兵屡次突围，均告失败。

后因汉奸指点，金兀术听说有老鹳河故道可以通秦淮河，于是发军开凿，一夜凿渠三十里，掘通河道，由渠出江，经秦淮河引入建康城西的长江江面，得以逃往建康。但道路依然被韩世忠的水师扼守，金军不得过江。

又有福建人王某向金兀术献策，舟中载土，上铺平板，穴船板以棹桨，待无风时出击，韩世忠军遂大败，退还镇江，金兀术得以渡江北归。这就是著名的黄天荡之战。宋军以八千人之兵力围困金兵十万，双方相持四十八日，由于当地王姓汉奸出策给金兀术，金军用火攻，烧掉宋军船只才打开缺口，狼狈北返。金军又在建康（今江苏南京）被岳飞打败，从此再不敢渡江。

在南宋“中兴四将”中，最著名的就是岳飞。他通过北伐夺取了金国扶植的伪齐政权控制的土地。但宋高宗因为种种政治原因一心议和，和岳飞的北伐意向相背，为岳飞之后被杀埋下伏笔。

宋高宗害怕军人得胜回朝专横难制，担心宋钦宗回朝继承帝位（当时高宗因某种原因不能生育而绝后），于是宋高宗任用秦桧为相。

秦桧在北宋靖康年间曾主张抗金，后被金人掠去。南宋建炎四年（1130年）十月，秦桧南返，由于他奉行投降政策，与宋高宗之意甚合。秦桧归朝仅三月就成为副宰相，八月后又成为右丞相。由于秦桧大力提倡的“南自南，北自北”，与宋高宗的想法相左，一年后就被宋高宗罢免。

绍兴元年（1131年），升杭州为临安府，是为“临时安顿”之意。

绍兴二年初（1132年），金兵攻陷南京应天府（今河南商丘），南京留守凌唐佐诈降。

绍兴八年（1138年）三月，金朝将领宗磐、宗隽、挞懒将河南、陕西地归还宋朝。赵构恢复南京（今河南商丘）之名，以路允迪任南京（今河南商丘）留守。同年五月，宋高宗任命主张向金求和的秦桧为右丞相。秦桧削去抗金将领韩世忠的兵权。同年，宋高宗定临安府为行都，但仍称其为“行在”。

后来秦桧迫害与自己意见不同的官员，联姻外戚，结交内臣。宋高宗对于秦桧的行为也只是默许。后期由于秦桧权势太大，引来高宗的警觉。例如宋高宗亲下命令，使秦桧的孙儿失去状元。秦桧的权势日渐下降。

绍兴十年（1140年）三月，宋高宗封阏伯为“商丘宣明王”，是为南宋国运神。

公元1141年，南宋被迫与金国签订“绍兴和议”，以秦岭至淮河一线为界。

绍兴十年（1140年）五月，金人再度撕毁和议南侵，金军分三路大举南下，重占东京。南宋军民英勇抗战，金军在川陕、两淮的进攻皆告失败。七月，金将兀术转攻郾城，被岳飞打败，转攻颖昌，又败。岳飞趁机进兵朱仙镇，收复了黄河以南一带，与开封只有四十五里。金兀术逃出开封。北方义军也纷纷响应岳飞。以至于金人叹“撼山易，撼岳家军难”的哀叹。但此时高宗连下十二道金牌催促岳飞班师，北伐之功毁于一旦。

绍兴十一年（1141年）十一月，金国以宋高宗生母和生父的遗体为交换条件，强迫宋高宗杀岳飞。南宋与金国于书面达成《绍兴和议》，两国以淮水—大散关为界，南宋放弃黄淮地区，并割让之前被岳飞收复的唐州、邓州以及商州、秦州的大半，每年向金进贡银二十五万两，绢二十五万匹。

同年十二月末除夕夜（公元1142年1月27日），赵构和秦桧以“莫须有”的罪名杀岳飞与其子岳云、部将张宪于临安府（今杭州）。《绍兴和议》实现，宋高宗生父徽宗的灵柩和生母韦氏本人被送回南宋。宋高宗以向金国纳贡称臣为代价，换回了淮河以南半壁江山的统治权。

宋高宗在位初期，有意抗金，收复河山，重用主战派，以李纲为相、宗泽镇守东京。曾多次大败金兵，令局面稍为稳定。但后来赵构对抗金失去信心，罢免了李纲等人。

孝宗北伐

参见：隆兴北伐、隆兴和议、乾淳之治

绍兴二十五年（1155年），秦桧病重，他又策划让儿子接替相位，被宋高宗否决，不久就一命呜呼。秦桧死后，宋高宗一方面打击其余党，一方面重用投降派官员。宋高宗没有生育能力，因此他从太祖的两名后裔赵瑗和赵璩中选择继承人，最后赵瑗胜出。

绍兴三十二年（1162年），赵瑗被立为太子，并改名赵昚。绍兴三十一年（1161年），金帝海陵王完颜亮南侵，被虞允文在采石之战中击退。此时金国发生内乱，金帝海陵王被杀，金军北返。此事让高宗萌生退意。绍兴卅二年六月，五十六岁的高宗下诏退位，太子赵昚即位，是为孝宗。他自己则称太上皇，居德寿宫，高宗成为太上皇以后，纵情享乐，花费巨大。淳熙十四年（1187年）十月八日，宋高宗逝世。

在宋高宗之后，宋、金两国发展相对稳定。宋孝宗即位后，改革朝政，力图恢复，南宋相对进入到一个兴盛时期，宋孝宗平反岳飞冤案，起用主战派人士，锐意收复中原。金国也有几次南侵，但大都半途而废，孝宗也进行了北伐，但也未能收复国土。隆兴元年（1163年）四月，宋孝宗令李显忠、邵宏渊等出兵北伐。

北伐虽然一度胜利，但由于各路将领不和加上轻敌思想，北伐历时仅廿日就告失败。之后，孝宗不得已与金和谈，隆兴二年（1164年）十二月，宋、金正式签定和议，史称“隆兴和议”（又名乾道和议），张浚被罢黜，把原本向金称臣改为叔侄关系，金为叔，宋为侄，金改诏表为国书，岁贡改为岁币，减少贡献，割让秦州及商州，维持疆界。绢贡献由二十五万减至二十万，岁币减至二十万银两。但孝宗仍然念念不忘恢复中原，继续整顿军备。

不过由于虞允文等一批主战派将领的辞世，最后北伐事业不了了之。在内政上，宋孝宗积极整顿吏治，裁汰冗官，惩治贪污，加强集权，总体说来，南宋的内政有所改观。

宰相专权

参见：绍熙内禅、庆元党禁、开禧北伐、嘉定和议、史弥远专权

宋高宗死后，宋孝宗对政治日益冷淡，最后决定让位于其子赵惇，也就是光宗。光宗皇后李凤娘出身将门，为人泼辣刁蛮，经常在光宗面前搬弄是非，离间他和孝宗之间的父子关系，光宗本身患有精神疾病，性好猜忌，再加上孝宗提议光宗立魏王赵恺的儿子为皇嗣，这一系列原因造成光宗对父亲孝宗十分不孝，父子关系彻底决裂。绍熙五年（1194年）七月，宋孝宗去世。

孝宗病死后，宋光宗竟然不肯主持丧礼。临安城内混乱不堪，局势不稳。宗室赵汝愚和韩侂胄便开始秘密策划立新君。最后，太皇太后吴氏下诏，由光宗的儿子嘉王赵扩即位，是为宋宁宗。宋宁宗继位后改元庆元，并尊光宗为太上皇。六年后，光宗去世。宁宗继位初期召朱熹、黄裳等人讲学，但其本人的政治能力并不十分出色，宁宗统治期间朝政先后被韩侂胄和史弥远两名权臣操控。

宁宗初期，赵汝愚任宰相。赵汝愚本人政治操守良好。但由于皇室任职宰相本就不合礼法，加上韩侂胄煽风点火，最后他被罢去相位。但是，民间依然十分怀念他，临安城门上每天都有悼念的诗文。韩侂胄为了彻底清除赵汝愚的影响与排斥异己，假借学术之名，制造庆元党禁。将理学称为“伪学”，而朝中信仰理学的大臣又多反对韩侂胄。韩侂胄借此将信仰理学的士大夫全部赶出朝廷。

庆元六年（1200年），韩侂胄见理学已构不成威胁，便解除党禁。但是，党禁不得人心，为了笼络士人，韩侂胄又借北伐的名义蛊惑人心。开禧二年（1206年），韩侂胄贸然进行开禧北伐，结果很快就遭到了失败，北伐的失败让韩侂胄成为众矢之的，他的政敌史弥远借此与主和派和韩的反对派集结成联盟。而金人又以杀韩侂胄作为和谈条件之一。

开禧三年（1207年）十一月三日，史弥远等伪造密旨，将韩侂胄杀死。从此之后开始了史弥远专政时期。史弥远与杨皇后勾结，大权独揽。在1208年，签订《嘉定和议》。在两国改为伯侄关系，宋由贡献岁币及绢由二十万增至三十万，宋赔偿三百万军费，金放弃占领的大散关、濠州，献上韩侂胄首级。

1214年七月，宋宁宗接纳真德秀的奏议，决定从此不再向金贡纳“岁币”，而此时，金国已遭受蒙古帝国的打击，被逼由燕京迁都至汴京。为了扩大疆土以弥补被蒙古侵占的地域，金以宋不再纳岁币为名，出兵南侵，但是失败。

宋宁宗本有八子，但都夭折了。于是他立沂王的儿子赵竑为太子。赵竑对史弥远的专政非常不满。因此史弥远废赵竑太子之位，改立赵昀为皇位继承人。嘉定十七年（1224年）闰八月三日，宁宗去世。赵昀接替即位，是为理宗。但是，史弥远继续其专政，而赵昀也奉行韬光养晦的策略。绍定六年（1233年）十月，史弥远去世。理宗终于摆脱了史弥远的阴影。次年，理宗改元端平，实施一系列改革措施，史称“端平更化”。理宗将史弥远旧党尽数罢斥，朝政一度得到了改观。

南宋在孝宗、宁宗朝时比较安定。但是，宁宗以后，奸佞当道，政治腐败，国势日衰。

联蒙灭金

参见：联蒙灭金、蒙金之战

同时在北方，金国正面临蒙古的步步紧逼，面临亡国。朝中的对外政策也分成了两派，一派认为应该联蒙抗金；另一派认为应该铭记唇亡齿寒之道理以及海上之盟的教训，援助金国，让金成为宋的藩屏。

绍定五年（1232年）十二月，蒙古遣使来商议宋蒙联合夹击金国，由于当时金军主力已在“三峰山之战”被蒙古军歼灭，金国已是亡国之态，宋廷当朝大臣大多赞同联蒙灭金，只有赵范反对。理宗答应了蒙古的要求，蒙古也允诺灭金之后将河南还给宋朝。

金哀宗得知后，也派使节来宋朝陈述利害，向理宗说明“唇齿相依，唇亡齿寒”的道理，希望联合抗蒙，但即位不久的理宗在国家及民族仇恨和耻辱下，在朝臣的建议下，并没有理会金哀宗的要求，继续伐金。理宗任命史嵩之主管灭金事宜。

1232年，宋攻下金的郑州及唐州等地。金哀宗在汴京失守后逃往归德，再逃至蔡州。绍定六年（1233年），宋军攻克邓州。端平元年（1234年）五月，蔡州被攻克，金哀宗自缢，金国灭亡。宋将孟珙将金哀宗遗骨带回临安。理宗将金哀宗遗骨带到太庙，以告慰徽、钦二宗在天之灵。

南宋在蒙古族灭亡金国后，失去金国作为屏障，令南宋面临比金更强大的蒙古南下威胁。

政治

参见：宋朝政治制度

南宋时期是加强中央集权、“干强枝弱”的时期。南宋继承了北宋“强干弱枝”政策，在中央地方权力、官僚机构、司法、军权等方面加强中央集权的一系列措施，为维护国家内部统一、社会稳定和经济发展提供了良好的国内环境。从用人制度上看，南宋是所谓“皇帝与士大夫共治天下”的时代。南宋时期，取士更是不受出身门第的限制，只要不是重刑罪犯，即使是工商、杂类、僧道、农民，甚至是杀猪宰牛的屠户，都可以应试授官，南宋的科举登第者多数为平民。

南宋初年，以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为宰相，门下侍郎。中书侍郎并改为参知政事为副相，废尚书左、右丞官。从宰相官称来看，三省已并为一省。孝宗时，索性将尚书左、右仆射同中书门下平章事改为左、右丞相，参知政事未变（左、右丞相，唐玄宗时为尚书省长官，宋为中书的长官）。

在南宋皇帝无内朝，外朝党争不止政治情势下，权相在皇帝怠政期间起到了维护政权稳定和朝政运行的作用。权相政治下，中央决策机构及决策系统的运行机制都发生变化，宰相的私人宅邸成为朝廷决策的中心；文书系统方面，权相的“堂贴”或者代书“御笔”乃至权相私人信函成为最高的政令指挥；秦桧时期建立里专属权相的独立财政体系；台谏成为权相人事运作的重要工具；社会和官场对权相的认知也发生变化，出现“言相不言君”的现象；皇帝却趋向于虚位化。

但是，在科举社会和皇权思想统治下的权相政治，其界限也十分明显。权相政治缺乏统治基础，士人缺乏政治向心力；权相不可能完全控制皇帝及其周边；权相的控制力难以渗透至县级政权以下；更为重要的是，权相政治时期的财政和人事政策层层传递，损害了主要纳税地主和普通士人的利益，从而形成广大的反对势力。

权相政治深刻影响着南宋的历史，几乎所有重大事件都发生在权相政治时期。权相政治深刻改变了当时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和军事政策和社会心理。南宋初期，权相政治促进了南宋政权的建立和巩固，然而，在社会矛盾尖锐的南宋末期，权相所代表的中央权力极大损害了广大士大夫阶层的利益，加剧了他们的离心力，加速了南宋政权的灭亡。

军事

参见：宋朝军制

南宋初期，重建军事力量乃为必然之举。南宋中央在招收溃兵、盗贼及勤王之兵等基础上，开始军事重建之路，最终形成几支较强大的军事力量，于是有了岳家军、韩家军的出现。这触犯了宋王朝的大忌讳，有成为私人武装的危险。因而南宋有收回张俊、韩世忠、岳飞三大将兵权的举动。

岳飞有大功于国，却被以“莫须有”的罪名而杀害，招募的军队中央无法进行有效的指挥。故南宋中央军事主体力量的重建，主要便是将军队的领导权、指挥权收归国有，由中央指挥全部的军队。南宋中央主力军的重建与南宋的政治、对外关系、国内舆论、经济等密不可分，无论哪一方面的转变，都会影响军事重建的过程与效果。

因之南宋初期种种军事缺陷，使得接连发生四件对南宋历史至关重要的事件，分别为：明受政变、淮西兵变、第一次“绍兴和议”与收兵权。南宋中央对这四次危机的处理，愈来愈成熟，并由完全被动逐渐转化成完全主动，显示中央已具备能力控制境内的诸大军。在对待议和问题上，中央文官层的大部分皆持反对态度，与武将无异。不过，他们更担心武将势力的强大，会形成尾大不掉之势，威胁到政局稳定，故秦桧集团才得以与金签订和议。

南宋置御营司，自收三大将兵权后，诸军皆冠以“御前”二字，其将领为都统制、统制、副统制和统领。

除陆军沿袭北宋外，为防卫海岸线与长江沿岸的城镇，南宋朝廷还建立了一支强大的水师。高宗建炎四年（1130）年水师编有11支舰队，3000名水兵。孝宗淳熙元年（1174年），增加到15支舰队，21000名水兵。而到理宗嘉熙元年（1237年），更达到22支舰队，52000名水兵。

从军事斗争上看，南宋是造就了许多爱国志士、民族英雄。南宋王朝长期处于金国、蒙元等外族入侵的严重威胁之下，为此南宋军民进行了一百多年艰苦卓绝的抵抗斗争，涌现了无数气壮山河、可歌可泣的民族英雄，如宗泽、韩世忠、岳飞、谢枋得、陆秀夫、文天祥等。仅《宋史·忠义列传》就收录有爱国志士277人，其中大部分是南宋人。

经济

南宋与印度洋北岸的阿拉伯帝国构成了当时世界贸易圈的两大轴心，鉴于此，美籍学者马润潮把宋代视为“世界伟大海洋贸易史上的第一个时期”。

南宋时候，水田增加，产量进一步提高。太湖流域的苏州、湖州等地，稻米产量很大，当时流传着“苏湖熟，天下足”的谚语。棉花的种植扩展到长江流域和淮河流域，绵纺织业成为产棉区的主要农村副业，有了一套擀、弹、纺、织的棉纺织工具。南宋所造的船，上面已装有指南针，并且具有较强的抗风力。海外贸易的主要港口有泉州、广州和明州，对外贸易东达日本、朝鲜，西至非洲一些国家。

南宋对中国后世历史发展之影响。中外学者普遍认为，两宋文化直至20世纪初都是中国的典型文化。其中许多东西在以后的一千年中是中国最典型的东西，至少在唐代后期开始萌芽，而在宋代开始繁荣。南宋开启了中国社会的平民化进程，并出现了欧洲近代前夜的一些特征，如大城市兴起、市民阶层形成、商业经济繁荣等现象，美国、日本学者普遍把宋代中国称为“近代初期”。南宋时期，全国经济重心完成了由黄河流域向长江流域的历史性转移，这是中国传统社会发展中具有路标性意义的重大转折。

农业

南宋农业概括而言，因人口南移、国土促狭而导致的粮食压力及因军费开支而造成的财政危机，使农业承受更为沉重的负担，因而只能向生产的深度和广度进军。水利田和梯田的开发，沿边屯营田的开垦，扩大了农田面积。较之北宋熙丰时期掀起农田水利建设高潮而言，南宋的水利更具持久、经常修复的特点，而且探索出一条大中型水利官修为主，小型水利维修民办公助的经营模式，地方乡绅与富户扮演了小型水利兴修和管理主角的模式。南宋时期，土地买卖更为盛行，“千年田换八百主”成为颇为恰切的概括。

在成批官田的出售中，在中国历史上首开招标竞买（实封投状）的拍卖方式。但官僚依赖权势，大地主、富商以雄厚的实力巧取豪夺，仍然导致土地兼并和高度集中。自耕农拥有土地户均数较北宋下降，下户、无产税户及雇农等贫困户比重上升，租佃经济成为农村最主要的经营方式。

赋役负担不断加重，二税之外有各种苛敛杂税和附加，使农民负担极重。另一方面，由于稻麦二熟制为主的连作制及精耕细作耕作模式的推广，有效提高粮食单产和总产，为商品性农业的发展，园艺及经济作物的扩种开辟了广阔的前景，使南宋农业经济出现农林牧副渔全面发展的景象。其农业生产力发展水平之高，居当时世界领先地位。

南宋农业中最显著的特点之一，是租佃制发展到前所未有的历史阶段。地主招募客户耕种土地，客户只向地主交纳地租，不承担其他义务。在大部分地区，客户契约期满后可以退佃起移，人身依附关系大为减弱。客户直接编入宋朝户籍，承担国家某些赋役，不再是地主的“私属”，因而获得一定的人身自由。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南宋农民可以比较自由地迁徙，转向城市从事手工业或商业的活动。

某种意义上而言，租佃经济是南宋农业及农村经济发展最重要的动力。租佃经济的主体是农民，其中既有占有生产资料的自耕农、半自耕农，也有主要靠租种土地生活的贫下户及完全没有土地的佃农。正是他们的创造性劳动，创造了南宋王朝的物质财富。其法律意义上的政治地位和生活状况较之前朝及后代有明显的改善，因而在生产劳动中有较高的热情和积极性，其所创造的高度发达的农业生产力，在当时世界处于独领风骚的领先地位。

作为租佃经济的另一面，是南宋王朝的统治基础——地主（田主）占有80%以上的生产资料——土地资源，主要靠剥削佃农的剩余价值发家致富，同时也向国家交纳巨额税赋，与农民共同创造及铸就了南宋较高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

南宋与北宋而言，在土地制度方面，“不立田制”，不抑兼并，以更强的力度持续推进。土地所有权与经营权的分离更为广泛，土地买卖极为盛行，有关法律日益严密；土地所有权的转移更加频繁，租佃经济与土地买卖成为南宋农业的本质特点。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继续加大。

农业生产，南宋出现了古代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由于南宋政府采取兴修水利、鼓励垦荒的措施，加上北方人口的大量南移和广大农民的辛勤劳动，南宋时期，农作物单位面积产量比唐代提高了两三倍，总体发展水平大大超过了唐代。南宋时期农业的发展使江浙地区在元初成了中国农业最为发达的地区，出现了中国南粮北调的新格局。

制造业

南宋的纺织业、造船业、制瓷业、造纸业、印刷业和火器制造业都有较大的发展。

南宋的手工业生产达到了中国古代手工业发展的新高峰。南宋时期，纺织业规模和技术都大大超过了同时代的金国，南方自此成为了中国丝织业最发达的地区；瓷器制造业中心从北方移至江南地区；造船业得到空前发展。

冶炼法

南宋发明了“冶银吹灰法”和“铜合金铁”冶炼法；开始使用焦煤炼铁（欧洲人在18世纪时才发明），是中国冶金史上具有重大意义的里程碑。

丝绸

随着棉花种植的推广，到南宋末年，江南一带较为普遍地纺织棉布了。根据南宋诗人艾可叔的《木棉诗》可以看出，当时已经有了房车、弹弓、织机等工具。南宋的纺织业达到了较高的水平。

南宋蚕桑丝绸生产，已形成了一整套从栽桑到成衣的过程，为明清的丝绸生产技术奠定了基础。

造船业

南宋地处江南，交通运输多用船只，因而造船业较为发达，泉州、广州等地都是当时的造船中心，能制造大型远航海船。

制瓷行业

许多官窑随着一起迁到南方，如著名的修内司官窑设于临安凤凰山下。景德镇已经发展为全国著名的制瓷业中心，产品销售各地，所烧瓷器极其精美，有“饶玉”之称。

商业

自秦以来的历朝一直奉行“重农抑商”政策。到了宋代，商人社会地位得到了提高。南宋开创了古代中国商品经济发展的新时代。商业与农业同被视为创造社会财富的源泉。“士、农、工、商，皆百姓之本业”成为社会共识。

南宋继续“农商并重”的国策，出现临安、成都等全国性的著名商业大都市和形成四通八达的商业网络，冲破了长期以来“市”、“坊”分离的封闭式坊市制度，出现了住宅与店肆混合的“市坊合一”商业格局。南宋商品交易规模庞大，商税加专卖收益超过农业税的收入，改变了宋以前历代王朝农业税赋占主要地位的局面。

在南宋官营手工业作坊中，雇佣制度代替了强制性指派和差人应役招募制度，工匠受到的人身束缚大为松弛。这种新的经济关系，不仅推动手工业经济的发展，又促发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萌芽。

纸币

南宋时期，纸币大量流通，逐渐代替铜钱成为主要交换手段。南宋的纸币分为“交子”和“会子”。交子主要在四川地区使用，会子则分为“东南会子”、“两淮会子”和“湖北会子”三种。不过，南宋后期因为大量发行纸币，造成货币贬值，物价飞涨。

南宋的纸币是在交子的基础上进一步发展起来的，主要是图案更加精美，防伪措施更加完善，反映了南宋在商品经济上的繁荣。

贸易

宋金两国在淮河设置称作“榷场”的贸易市场。除了榷场，民间的私下交易也较多。

宋朝从960年赵匡胤立都东京开始，历经三百多年。中国在宋朝尤其是南宋时期，由于耕种土地减少与丝绸之路的阻断，西夏在南宋立国时取得了河湟地区（今青海东部），陆上贸易停止，被迫转向以商业经济尤其是远洋贸易为主的商业经济模式，所有贸易几乎是经由海上丝绸之路。由于岁币支出庞大，南宋王朝内部税收繁重。经济几乎一面倒在与西方的贸易之上，促成海上贸易之繁华。商人在这一时期得到了最大的解放，并最终取得了商业经济的大繁荣，开始出现早期的资本主义生产关系。

当时南宋的经济总量已占世界的60%。南宋的时候，最大的城市临安府和成都府人口已过百万，而此时欧洲还在中世纪黑暗的统治下过着悲惨的生活。宋朝的四大发明，使航海技术跨入了海洋时代，远洋的商船有6层桅杆，4层甲板，12张大帆，可以装载1000多人，航行于世界各地，令世界各国的人民惊叹不已。

从海外贸易看，南宋开辟了古代中国东西方交流的新纪元。对外贸易港口近20个，还兴起一大批港口城镇，形成了南宋万余里海岸线上全面开放的新格局，这种盛况不仅唐代未见，就是明清亦未能再现。与南宋有外贸关系的国家和地区增至60个以上，范围从南洋、西洋直至波斯湾、地中海和东非海岸。进口商品以原材料与初级制品为主，而出口商品则以手工业制成品为主，表明其外向型经济在发展程度上高于其外贸伙伴。

文化

南宋是古代中国学术思想和文学艺术的巅峰时期，最明显的一个标志是新儒学——理学思想的诞生。作为程朱理学集大成者的朱熹，是继孔孟以来最杰出的儒家学者。南宋时期维持了近百年学派间互争雄长和欣欣向荣的景象，形成了继春秋战国之后中国历史上第二次“百家争鸣”的盛况。

日本学者将宋代称为“东方的文艺复兴时代”。著名华裔学者刘子健认为：“此后中国近八百年来的文化，是以南宋文化为模式，以江浙一带为重点，形成了更加富有中国气派、中国风格的文化。”王国维指出：“宋代学术，方面最多，进步亦最著”；“天水一朝人智之活动与文化之多方面，前之汉唐、后之元明皆所不逮也。”

南宋与东亚各国的学术思想和民族文化相融合，对在现代东亚社会的政治、经济、思想文化、社会生活、家庭关系等方面仍然发挥着重要影响。

教育

南宋是古代中国文化教育的兴盛时期。宋代统治者将“崇经办学”作为立国之本。南宋官学私学皆盛，彻底打破了长期以来士族地主垄断教育的局面，南宋的中央官学、地方官学、书院和私塾村校都获得了蓬勃的发展。

思想

南宋奠定了理学在封建正统思想中的主导地位。南宋时期，理学被钦定为封建正统思想和官方哲学，影响了元、明、清三代的思想和学术领域。

理学

南宋文化在北方影响最大的是南宋的特色文化——理学。

宋理宗时代，朱熹道学（又称理学）得以兴盛。大约在南宋开禧年间前后，也就是在金国迁都汴京前后，理学著作陆续传入北方，像尹焞《论语解》、胡安国《春秋传》、张九成《论语解》、林之奇《尚书全解》、夏僎《柯山书解》、朱熹《四书章句集注》、张栻《癸巳论语解》、吕祖谦《左氏博议》、刘子翚《圣传论》、叶适《水心别集》等一大批南宋理学名著，都传至北国，引起赵秉文、麻九畴、杨云翼、李纯甫、王若虚等北方一流文人的广泛关注，产生了很大影响。赵秉文、麻九畴甚至“自称为道学门……”。

南宋理学著作直接促进了北方理学的兴起和发展。一方面，北方文人编纂、翻刻南宋理学家著作，如有位叫傅起的文人将张九成《论语解》《孟子传》《中庸说》《大学说》等书经删节后汇集成《道学发源》一书，以广流传，赵秉文、王若虚分别为之作《道学发源引》《道学发源后序》，予以宣传。

赵秉文自己还亲自动手，着有删集《论语》《孟子》解各十卷。另一方面，一些北方学者开始撰写理学类著作，表现出自己的思考。像麻九畴隐居遂平西山，潜心研究《易》学和《春秋》，享誉一时，赵秉文撰有《易丛说》《中庸说》《扬子发微》《太玄笺赞》等多种著述，阐发他对道的理解，可惜这些著作都已失传。

南宋理学之所以能在北方盛行一时，是因为它适应了金源统治的需要。南宋理学家有关《论语》《孟子》等儒家经典的阐释，现实政治性相对较弱，与金源统治者尊崇、提倡儒家经典的思想基本一致，如金世宗令人翻译五经，要让女真人“知仁义道德所在”，金熙宗本人“颇读《论语》《孟子》《尚书》《春秋左氏传》”。在这种背景下，南宋理学自然能畅通无阻。

值得注意的是，北方学者不是简单地追随或者附和、发挥南宋理学家的言论，更多的是展开对南宋理学家的思考。在南宋，批评理学家的仅有郑厚等个别人，其《艺圃折衷》排斥孟子，离经叛道，被朱熹等人斥为“邪说”。在北方，李纯甫推扬郑厚之论，以郑厚的传人自居，自称“自庄周后，惟王绩、元结、郑厚与吾”。他信奉佛教，为了批判理学，特意针对南宋人的《诸儒鸣道集》撰写《鸣道集说》一书，“就伊川、横渠、晦翁诸人所得者而商略之，毫发不相贷，且恨不同时与相诘难也”，因而常有一些偏激之论。

除李纯甫之外，对宋儒展开诘难的还有王若虚。他的《五经辨惑》、《论语辨惑》、《孟子辨惑》主要是针对宋儒而发，特别是针对南宋理学家而发。张九成、朱熹、胡安国、吕祖谦、叶适等人都是他的辨驳对象。不过，他比郑厚、李纯甫要正统一些，他的诘难也更加中肯准确。

如对待郑厚，他像多数宋人一样，批评郑厚偏颇失当：“郑厚小子，敢为议论，而无忌惮。汤武、伊周至于孟子皆在所非，或至诋骂。至汉祖萧曹平勃之徒，则尊为圣贤而亟称之，复以欧公讥病唐太宗为薄，佞夫之口，其足凭乎？”与宋儒不同的是，他能摆脱宋人那些不切实际的高论或牵强附会之说，从人之常情出发，重新审视宋儒的观点，表现出更加务实的倾向，取得了突出的成绩。

《论语·乡党篇》记载的主要是孔子饮食起居的日常生活，张九成《论语解》等著作却从中发掘微言大义，夸大其辞，认为《乡党》能与《春秋》相表里，说什么“不学《乡党》，无以知《春秋》之用；不学《春秋》，无以知《乡党》之神”。王若虚严辞批评其穿凿迂曲、夸诞不实。他对宋儒的批评，正如《四库提要》所说，“足破宋人之拘挛”。

科技

南宋的科技成就在很多方面居于世界领先地位。英国学者李约瑟说：“每当人们在中国的文献中查找一种具体的科技史料时，往往会发现它的焦点在宋代。

指南针

指南针在宋代的航海交通上已经普遍使用，13世纪，指南针传入阿拉伯和欧洲各国。指南针对世界经济文化的交流和发展起到了巨大作用。同时，它也为欧洲航海家发现美洲和实现环球航行提供了必要条件。

火药

晚唐火药开始应用于军事，北宋政府在东京设立专门机构，制造火药和火器。南宋时期发明了管形火器“突火枪”。管形火器的出现，开创了人类作战史的新阶段。火药和火器在13世纪中期传入阿拉伯，后来传欧洲。

印刷造纸

南宋时期由于文化事业的发展，印刷业和造纸业都很兴盛。当时官府、民间都从事书籍印刷。临安、福建和四川是印刷业的中心。临安国子监所出版的图书，称“监本”，印刷技术颇高。四川和福建亦有不少书坊。造纸方面，在纸的品种和质量都有显著的进步，成都、临安、徽州、池州、平江、建阳等地都是纸的重要产地。

农业理论

农业技术理论上的重大突破，如中国现存最早的农学著作《农书》和柑橘专著《橘录》，世界历史上最早的菌类专著《菌谱》、植物学辞典《全芳备祖》和有关梅花的专著《梅谱》。

数学

南宋在数学领域的巨大贡献。杰出数学家秦九韶撰写的《数学九章》提出的“正负开方术”，比西方早500多年。另一位杰出数学家杨辉，编撰有《详解九章算法》、《杨辉算法》等十余种数学著作，收录了不少中国现已失传的数学著作中的算题和算法。

医学

南宋在医药领域亦有突出成就，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比西方早350余年，它不仅奠定了中国古代法医学的基础，而且被奉为中国古代“官司检验”的“金科玉律”，并对世界法医学产生了广泛影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