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9年4月邓小平首次提出要开办“出口特区”，后于1980年3月，“出口特区”改名为“经济特区”，并在深圳加以实施。按其实质，经济特区也是世界自由港区的主要形式之一。以减免关税等优惠措施为手段，通过创造良好的投资环境，鼓励外商投资，引进先进技术和科学管理方法，以达促进特区所在国经济技术发展的目的。经济特区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灵活的经济措施和特殊的经济管理体制，并坚持以外向型经济为发展目标。

中国经济特区诞生于70年代末，80年代初，成长于90年代。经济特区的设置标志中国改革开放进一步发展。中国大陆地区共有7个经济特区。

1979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同意在广东省的深圳、珠海、汕头三市和福建省的厦门市试办出口特区。1980年5月，中共中央和国务院决定将深圳、珠海、汕头和厦门这四个出口特区改称为经济特区。1988年4月，设立海南经济特区。

1992年中国加快改革开放后经济特区模式移到国家级新区，上海浦东等国家级新区新的特区扩大改革等发展起来，成为中国新一轮改革重要标志。

2010年5月，中央新疆工作会议上中央正式批准霍尔果斯、喀什设立经济特区。

主要特点

中外经济特区都具有下列特点：

经济特区

①在国内划出一定地区,一般选择在港口附近、交通方便的地方,以

有利于货物流转，节省费用，降低成本；

②在对外经济活动中推行开放政策，并采用减免关税办法，吸引外资；

③为外商创造方便安全的投资环境(见国际投资法)，订立优惠条例和保障制度；

④产品以外销为主；

⑤集中管理，特区行政管理机构有权制定因地因时制宜的特区管理条例；

⑥区内企业享有相当的自主权。

经济特征

建设资金以外资为主。

经济结构以“三资”（外资、侨资、港澳资）企业为主。

产品以外销为主。

其经济运行机制是在国家计划指导下的市场调节为主。

特区经济以发展工业为主、实行工贸结合，并相应发展旅游、房地产、金融、饮食服务等第三产业。

经济成分

社会主义国营经济

社会主义集体经济

外商独资经济

中外合资与合作经济

个体经济

此外，还有“三来一补”（即来料加工、来样加工、来件装配和补偿贸易）企业。其中“三资”企业和“三来一补”是中国特区利用外资的主要方式。

特区发展

一、制度兼容、演进与经济绩效

正式制度的目标取向与组织中个人的利益偏好是否一致决定了正式和非正式制度是否兼容，两者的兼容与否决定了组织和经济运行的交易成本，而交易成本的大小最终决定了经济绩效的影响，主要通过激励、监督费用和强化成本三方面进行。一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的成员的偏好和利益一致时，将会大大提高组织的经济绩效。组织中的成员受到一种自我激励，这种激励通过正式制度的确立而更加明确。而当博弈的正式和非正式的规则一致时，它们将相互强化。

非正式与正式约束的一致性将导致较低的交易成本，因为监督和强化机能以一种非正式的方式取得预期的效果。二是当一个组织的正式规则与子群体中成员的偏好和利益有较大差异时，这种不一致性导致较低的绩效。因为首先，对立的规则与规范使经济行为者无所适从，缺乏激励。其次，由于组织目标与个人的利益偏好不一致，不能使个人自觉为组织的目标工作，监督成本高，从而导致正式制度的形式化、组织的冲突和摩擦。

用进化博弈论的方法研究制度演进中的兼容性问题的结论：一是进化过程不一定带来最佳的传统和制度。由于社会的历史初期条件的原因，最佳反应动力的结果难以从帕累托劣势的社会传统中摆脱出来，即社会体制进化的路径依赖性。二是与正式制度相比，非正式制度的变迁更具演进特点。且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的变迁受不同之手——“刘易斯之手”和“斯更努之手”的指引。前者是指通过理性的共同知识、主观的认识和批判，来预设和推动制度的变化；后者指人们只通过他们过去的行为观察到其获得的效用，并强化好的行为或继承坏的行为。

因此，在制度演进过程中仍可能出现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的不一致。进化博弈论给出关于克服路径依赖，实现制度演进中的制度兼容的解决之道：一是通过引入较系统的突然变异，使社会脱离原有的低水平的均衡；二是通过政府政策性介入，将人们的行动转换到更高支付的战略上；三是积极促进低水平均衡的社会与具有不同习惯的高水平均衡的社会交流，提高原社会形成更佳习惯的可能性。

据此达到新制度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在较高水平上的兼容，并使两者以一种非正式制度的形成达到自我强化，通过互动强化，使两者结合得更加紧密，造成一种报酬递增的机制，从而降低交易费用，提高经济绩效。

总之，在其他条件相同的条件下，如果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一致，则无论是从激励角度还是从约束角度所需的交易成本都较低，从而导致较高的经济绩效；反之则相反。

二、WTO规则与特区制度兼容、经济绩效

加入WTO，中国面临WTO规则与中国现存制度的兼容问题。提高制度的兼容性，增强整个制度的经济绩效已成为当务之急，即使中国的经济特区也不例外。

WTO规则的变迁、演进具有“诱致性变迁”与“强制性变迁”的双重性质，是两种正式制度的制度结晶体。但对加入WTO者来说，则明显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征，尤其对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即发展中国家这种表现更加明显，而加入WTO者本国原有的制度则具有非正式制度的特性。因此，两者既存在着相容的可能性，也存在着不相容的可能性。

在WTO规则与本国原有的制度能够兼容的情况下，经济运行所需的交易成本较低，而经济绩效相应较高；当两者不一致时，或当WTO规则与本国原有制度由于各自变化的机制不尽相同，造成两者不能兼容时，则均对应着较高的交易成本和较低的经济绩效。现实表现为市场经济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规则具有强兼容性，而市场经济不发达国家的制度与WTO制度具有弱兼容性，经济绩效的差异即市场经济的发达与不发达由此引出。

中国的经济特区制度与WTO规则同样既具有兼容性较强的一面，同时更有兼容性较弱的一面。说其兼容性较强，是相对于市场经济不发达的非经济特区而言具有较强的兼容性；而说其兼容性较弱则是指相对于WTO制度的要求存在着较大的差距，即市场经济不发达而言的。经济特区较强的制度兼容性与欠发达地区较弱的制度兼容性的差距，足以使加入WTO后的经济特区在相当长时间内继续保持其制度优势、经济绩效优势和地位的优势；并构成经济特区今后的“特”之主要所在，这一点是毋庸置疑的。

相对WTO规则而言，各国的内在制度均属“非正式制度”，就制度的兼容性强弱程度来讲，发展中国家的国内制度的“非正式制度”程度更高，而其经济特区与非经济特区在“非正式制度”程度上只有参差不齐之分，而无本质上的区别，经济绩效上的差异是制度兼容性的晴雨表。

三、强化经济特区的制度兼容性，保持经济特区的高绩效

与WTO正式制度比较形成的各国的制度虽属“非正式制度”，但各国的制度又存在着正式制度与非正式制度之分。加入WTO国家的制度兼容，将面临WTO规则与本国的正式制度兼容和与本国非正式制度的兼容两方面的难题。而由于WTO制度具有“强制性变迁型”正式制度的特性，决定了加入WTO国家的正式制度和非正式制度均居于屈从地位，并应努力改变本国现存制度，以适应WTO制度，强化整个制度的兼容性，达到加入WTO提高经济绩效的目的。

此点对于发达国家、发展中国家及其经济特区概莫能外。比较而言，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相对发达，正式制度、非正式制度与WTO规则均有较强的兼容性，而非经济特区由于市场经济的欠发达在制度兼容性上则明显弱于前者。但两者的制度兼容性与WTO的制度要求均存在一定的差距，只不过是程度不同而已，需变革的制度多少不同罢了。

经济特区是指一个国家或地区通过法令划出一定范围，在对外经济贸易活动中采取较其他地区更开放、更灵活、享有更优惠政策的地区。

目的和作用主要有：（1）扩大本国的对外贸易；（2）引进更多的国外资金、技术和管理经验；（3）增加就业机会，扩大社会就业；（4）加快特定地区经济发展与经济开发的速度，形成新的产业结构和社会经济结构，对全国（地区）经济发展形成吸纳和辐射作用（5）获得更多的土地出售、出让和出租收益。

发展简史

意大利于1547年在里窝那湾创设免税自由港。

之后，有许多国家纷纷仿效，但自由港与当代经济特区还不完全相同。第一次世界大战后，各种类型的经济特区在中南美、非洲、中东、南亚等地纷纷成立，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爆发前，世界上已有26个国家设立了75个以自由贸易为主的经济特区。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新独立国家相继成立，它们也纷纷建立起以利用外资发展加工出口为主的经济特区。70年代以来，第三世界国家中有40多个国家和地区建立了经济特区80多个。

南斯拉夫、罗马尼亚也有类似设置。当代最著名的是爱尔兰香农出口加工区、巴拿马科隆自由贸易区、墨西哥边境自由贸易区等。在1980年，世界上各种特区已发展到350多个，分布在75个国家，其类型日益增多，业务范围日益扩大，而且第一代出口加工区已开始从劳动密集型工业转向资本和技术密集型工业。

中国有7大经济特区，包括：1980年建立的深圳、珠海、汕头、厦门、1988年建立的海南岛、2010年建立的喀什、霍尔果斯。

中国的深圳市的市长在邓小平同志的来到没说一句话而加倍的紧张（因为快过年了！），而一听到邓小平同志一去珠海就题词，就叫一个人过去以陪同的理由来到邓小平同志的身边，因为不好意思所以没有说出口！而邓小平同志的女儿知道后让邓小平同志给题了词。“深圳的发展和经验证明中国建立经济特区政策是正确的”的题词使深圳市长心中的石头落下来了。

中国试验

特区的名字从开始的出口加工区改成经济特区就曾有一番周折。原广东省特区办副主任、中央深圳市委副书记秦文俊回忆说，“觉得是不是可以在特区的前面冠上‘经济’两个字。当时世界也没有哪个地方叫经济特区，没有这个名词，有的只是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那么这就存在着一个怎么翻译的问题。按照中国人来说，经济这两个字，可以解释为低档的、便宜的。我记得过去解放以前，我在街上看到有经济客饭这几个字，翻译出来会不会有这些误会？

后来又请了香港的一些人专门来谈，又把这个意见向省委、向国家进出口委员会汇报了，得到了他们的同意。”其实，当时人们更多考虑的是政治上的因素。一些研究经济特区的着作都有专门的一章或一节探讨特区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又如，中国第一批合资企业的申报书上，不但有邓小平的签字，还有十二位副总理的画圈。所有这些都不是偶然的，而说明是一个十分重大的政治问题，反映了人们思想解放的程度和新旧思想的交锋。“如此谨慎，如此持重，是因为合资企业将深刻地冲击经济体制中的规章制度和思想观念。”

经济特区在改革开放之前，在中国人的心目中有一种根深蒂固的思考定式：单一公有制、高度集中管理手段、平均主义分配形式和清贫的生活水平，是纯粹的社会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即姓“社”的，而多元化的所有制（特别是私有制）、市场经济、分配上的差别（特别是比较大的差别）和富裕的生活水平，则是纯粹的资本主义的经济运行规则。

它们之间不仅是不兼容的，而且是绝对的、全方面的对立。在中国的“史无前例”时代，有一句著名的“豪言壮语”，那就是“宁长社会主义的草，也不栽资本主义的苗”。类似的话语，在铁路有“宁要社会主义的晚点，也不要资本主义的正点”，在厂矿有“宁要社会主义的低速度，也不要资本主义的高速度”。既然是绝对对立，那就应当彻底铲除资本主义，一点儿都不能留。

于是，在20世纪70年代初这种理论达到顶峰的时候，便出现了“割资本主义尾巴”、“批资本主义法权”和“赶社会主义大集”等奇观，其基本的理论依据就是毛泽东关于无产阶级专政的一系列讲话。1974年10月20日，在会见丹麦首相保罗.哈特林时，毛泽东讲，“总而言之，中国属于社会主义国家。解放前跟资本主义差不多。现在还实行八级工资制，按劳分配，货币交换，这些跟旧社会没有多少差别。所不同的是所有制变了。”同年12月26日，在听取了关于四届人大筹备工作的汇报后，毛泽东又对周恩来、王洪文等人说，“我同丹麦首相谈过社会主义制度。

现在实行的是商品制度，工资制度也不平等，有八级工资制，这只能在无产阶级专政下加以限制。所以林彪一类如上台，搞资本主义制度很容易。因此，要多看点马列的书。列宁说，‘小生产是经常地、每日每时地、自发地和大批地产生着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工人阶级一部分，党员一部分，也有这种情况。无产阶级中，机关工作人员中，都有发生资产阶级生活作风的。”

经济特区把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绝对地对立，对试图在两者之间找到交汇点的冠以“修正主义”帽子大加鞭挞，是改革开放之初中国的最大的思想负担，是最大的包袱，也是最大的障碍。今天回过头去看，当初创办特区的那些想法以及特区所具有的那些特征，用传统的姓“资”姓“社”的标准来衡量，毫无例外地都属于姓“资”的范围。正因如此，才出现了围绕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问题出现

的许多争论。最初争论的焦点实际上涉及到中国与资本主义国家的关系问题，即特区会不会变成旧中国的租借地？这是特区开始创办时相当一部分人的担忧。“由于特区是在中国长期闭关自守的格局尚未根本打破的情况下并且是作为打破这一格局的特殊举措而突然创办的，因此，当时许多人还不理解引进外资究竟意味着什么，他们从特区想到了旧中国的‘租界’，担心特区会不会变成租界，是不是殖民地？

1979年上半年，正当蛇口机器轰鸣、劈山填海之际，有位抗战时期曾经在这里打过游击的老战士泪流满面，痛心疾首地说：‘革命先烈流血牺牲得来的土地，给你们一下子卖掉了。’这种心态不只是老同志有，相当一部分干部群众不同程度地也怀有类似的疑虑。”办特区、打开大门让外国资本家前来投资办厂，而且还要给他们许多优惠条件，对于绝大多数还不敢越传统的“社会主义”雷池一步的人来说，这不是重新“租界化”和“殖民地化”，又是什么呢？

甚至在1982年的时候，有人还在报上撰文告诫人们说，“外国侵略通过历次《租界章程》大肆掠夺中国领土和主权的惨痛事实，暴露了中国封建制度及其官僚主义在同国际资本打交道过程中的极端腐朽和无比昏庸。对于已经站起来的中国人民来说，它则是不可忘记的一页。”对此，有的学者指出，这似乎提醒人们不要忘记历史，不要使特区沦为租界，实质上是不赞成甚至反对中国试办经济特区思潮的折射。

与此相适应，争论还涉及到了计划经济体制与市场体制的关系问题。外资进入特区之后，基本上实行市场经济运作方式，许多方面都在不同程度上打破了过去传统的计划经济运作的模式。所以，从这个角度同样也产生了特区到底姓“资”还是姓“社”的疑问。对外开放之初，就整体而言，中国实行的还是计划经济体制，在此基础之上进行了有限调整，还谈不上对经济体制的根本改革。这也加重了人们对特区会姓“资”的担忧。

为了消除这种疑问，先是改革开放的先驱者们将特区严格划定在经济方面。除了上面提到的秦文俊讲的那段话外，邓小平1987年4月对南联盟中央主席团委员科罗舍茨回忆说，“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

中央对这个问题明确表态是在1981年7月，中共中央、国务院批转的《广东、福建两省和经济特区工作会议记要》明确地提出，“这些疑问是没有根据的。中国特区是经济特区，不是政治特区。特区内全面行使中国国家主权，这和由不平等条约产生的租界、殖民地在性质上根本不同。世界上许多国家的经验证明，特区是扩大出口贸易、利用外资、引进技术、发展经济的比较成功的好形式。对中国来说，特区是学习与外国资本竞争、学习按经济规律办事、学习现代化经济管理的学校，是为两省甚至中国训练和造就人才的基地。”

尽管如此，关于特区究竟姓“资”还是姓“社”的争论还是持续了很长时间。对此，有的学者是这样总结的，“最初的担心集中在特区会不会成为‘租界’和‘殖民地’这样的问题上。特区的实践很快证明，特区与‘租界’毫无共同之处，特区仍然是中国共产党领导，实行与内地一样的社会主义制度。但是这一切并没有扫除人们的担心，主要原因在于，特区接连不断地推出了一系列改革开放的重大举措，而这些举措恰恰是长期被资本主义社会所用而为所严厉批判过的东西。因此，关于特区姓社姓资的议论就从来没停止过，直到小平同志1992年视察南方时的讲话系统回答了这些议论之后，议论才逐渐平息。”

基本经验

经济特区

中国建设和发展经济特区的基本经验主要有：

①完善投资环境，包括完善投资的物质环境和人际环境。前者为基础设施结构中以通电、通水、通路、通讯、通煤气、通排污、通排洪和平整土地为主体的“七通一平”等；后者包括政治条件（政治、社会、政策等的稳定和法制的健全）、管理水平（政府的效率等）、经营条件（货币和物价、外汇管制、金融、信息服务和自主权等状况）、人口素质和市场、政策优惠（税费等）等；②外引内联有机结合，发挥特区的“四个窗口”（技术、知识、管理和对外政策）和两个扇面辐射（对内和对外）的“枢纽”作用；③努力探求建立一种灵活而有效地适应国际市场规律的特区经济体制模式。

为此，需在计划管理体制、企业管理体制、基本建设管理体制、流通体制、价格体制、劳动人事制度和工资制度以及财政金融体制等方面进行一系列改革。

中国经济特区立法及其特征

根据《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广东省人大常委会陆续制定、施行了关于特区入境出境人员管理暂行规定、特区企业劳动工资管理暂行规定、特区企业登记管理暂行规定、深圳经济特区土地管理暂行规定、蛇口工业区海关边防管理试行办法等单行法规，法制日趋完备。

根据规定，特区经营范围十分广泛，一切在国际经济合作和技术交流中具有积极意义的工业、农业、畜牧业、养殖业、旅游业、住宅和建筑业、高级技术研究制造业，以及客商与特区共同感兴趣的其他的行业，都可以投资兴办或与特区合资兴办。经营方式一般有：①合资经营。为股权式合营，由客商依照《广东省经济特区条例》、《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及其实施细则，向特区提出申请，经审核、批准后，与特区举办合营企业。

企业为有限责任公司,设有董事会,人员组成、投资比例等依中国法律及合同规定。在中国，合营企业还可采用客商、特区、内地三结合的联合经营方式。②合作企业。指由客商投资，由中方合作者提供土地（场地）、资源和劳力共同兴办事业、企业，双方权利、义务由双方以合同形式予以确定，合作期满后设备全部归特区所有。

③独资经营。指外资独资经营的企业。它通过与特区政府签订协议，取得企业用地，并商定使用期限、费用等事项，由客商独自经营。这种企业具有较大的独立性和自由权，但由其独自承担一切风险及经济责任。此外还有补偿贸易、来料对外加工装配等方式。

中国经济特区与外国自由贸易区、出口加工区有本质的不同，它是在中国政府管理下，作为社会主义经济的补充的一种形式。经济特区是中华人民共和国的领土，特区的法律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法律的一个组成部分，特区内的企业和个人须尊重中国主权，遵守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法规和有关规定。

在维护中国主权和国家利益的前提下，中国法律保障客商的合法利益，并贯彻平等互利的原则，提供一定的优惠条件。如特区企业所得税税率为15%，比内地合营企业低一半；对投资额达500万美元以上的企业，或技术性较高、资金周转期较长的企业，给予特别优惠待遇。客商所得利润在特区内进行再投资为期5年以上者,可申请减免用于再投资部分的所得税。客商在纳税后所得合法利润，特区内的外籍职工、华侨职工、港澳职工在缴纳个人所得税后的工资及其他正当收入，均可按特区外汇管理办法汇出。特区企业生产所必须的机器设备、零配件、原材料、运输工具和其他生产资料，可免征进口税，等等。

实际意义

建立经济特区的重大意义在于：

1.可以利用外资引进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增强产品竞争力；

2.可以利用外商销售渠道，适应国际市场需要和惯例，从而扩大出口，增加外汇收入；

3.有利于引进先进技术，了解世界经济信息；

4.有利于学习现代经营管理经验，培训管理人才；

5.可以扩大我们走向世界的通道，开辟世界了解我国改革开放政策的窗口。

特区主题

经济特区必须坚持社会主义方向。1986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开始的时候广东提出搞特区，我同意了他们的意见，我说名字叫经济特区，搞政治特区就不好了。”1989年，他指出：“八十年代初建立经济特区时，我与广东同志谈，要两手抓，一手要抓改革开放，一手要抓严厉打击经济犯罪，包括抓思想政治工作。就是两点论。

”1992年，他又指出：“要坚持两手抓，一手抓改革开放，一手抓打击各种犯罪活动。这两只手都要硬”；“广东二十年赶上亚洲‘四小龙’，不仅经济要上去，社会秩序、社会风气也要搞好，两个文明建设都要超过他们，这才是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他还告诫说：“在整个改革开放的过程中，必须始终注意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在邓小平同志看来，经济特区主要是在经济方面不同于其他地区，在区内实行特殊的经济政策、经济管理体制和灵活的经济措施。在政治上，经济特区同其他地区一样，都是在中国共产党领导之下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和改革开放，不存在特有的社会性质。

经济特区姓“社”不姓“资”。1985年，邓小平同志说：有人说中国的开放政策会导致资本主义。“我们的回答是，我们的开放政策不会导致资本主义。实行对外开放政策，会有一部分资本主义的东西进入。

但是，社会主义的力量更大，而且会取得更大的发展。”1992年，他指出：“改革开放迈不开步子，不敢闯，说来说去就是怕资本主义的东西多了，走了资本主义道路。要害是姓‘资’还是姓‘社’的问题”。“对办特区，从一开始就有不同意见，担心是不是搞资本主义。深圳的建设成就，明确回答了那些有这样那样担心的人。特区姓‘社’不姓‘资’。”他认为，改革开放是否成功，“判断的标准，应该主要看是否有利于发展社会主义社会的生产力，是否有利于增强社会主义国家的综合国力，是否有利于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

经济特区是体制改革的试验场。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是个试验，经济特区还是一个试验，“我们的整个开放政策也是一个试验，从世界的角度来讲，也是一个大试验。”1992年，他要求经济特区“改革开放胆子要大一些，敢于试验，不能像小脚女人一样。看准了的，就大胆地试，大胆地闯。”在邓小平同志眼里，社会主义的根本任务就是解放和发展生产力，办经济特区就是要为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杀出一条血路来”。这不仅在社会主义发展史上是一大创举，而且在世界经济性特区发展史上也是一个新的贡献。

经济特区是对外开放的窗口和基地。1984年，邓小平同志说：“特区是个窗口，是技术的窗口，管理的窗口，知识的窗口，也是对外政策的窗口。从特区可以引进技术，获得知识，学到管理，管理也是知识。特区成为开放的基地，不仅在经济方面、培养人才方面使我们得到好处，而且会扩大我国的对外影响。”这是他对经济特区在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中的地位和作用的精辟概括，深刻揭示了创办经济特区的目的和意义。

经济特区建设不是收而是放。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建立经济特区，实行开放政策，有个指导思想要明确，就是不是收，而是放。”1985年，他指出：“外国有的评论家说，中国的现行政策是不可逆转的。我认为这个看法是正确的。”1989年，他又说：“我过去说过要再造几个‘香港’，就是说我们要开放，不能收，要比过去更开放，不开放就发展不起来”。“总之，改革开放要更大胆一些。”

特区经济要从内向转到外向。1987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深圳搞了七八年了，取得了很大的成绩。“他们自己总结经验，由内向型转为外向型”，“也不过两三年的时间，就改变了面貌”。“那里的工业产品百分之五十以上出口，外汇收支可以平衡。”深圳经济特区之所以能够连续10多年外贸进出口居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与邓小平同志当年的具体指导是分不开的。

经济特区有多种形式。1984年，邓小平同志指出：“厦门特区不叫自由港，但可以实行自由港的某些政策，这在国际上是有先例的”。“除现在的特区之外，可以考虑再开放几个港口城市，如大连、青岛。这些地方不叫特区，但可以实行特区的某些政策。”他不仅首倡建立了深圳（深圳市）、珠海、汕头、厦门、海南等综合性经济特区，而且推动建立了沿海开放城市、保税区、经济技术开发区、高新技术园区等其他形式的经济特区。

经济特区的发展要借鉴外国的文明成果。1978年，邓小平同志指出：“任何一个民族、一个国家，都需要学习别的民族、别的国家的长处，学习人家的先进科学技术。”“我们要把世界一切先进技术、先进成果作为我们发展的起点。”1983年，他指出：“我们要向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学习先进的科学、技术、经营管理方法以及其他一切对我们有益的知识和文化，闭关自守、故步自封是愚蠢的。”1992年，他再次指出：“社会主义要赢得与资本主义相比较的优势，就必须大胆吸收和借鉴人类社会创造的一切文明成果，吸收和借鉴当今世界各国包括资本主义发达国家的一切反映现代社会化生产规律的先进经营方式、管理方法。”

经济特区要发挥带动和示范作用，实现共同富裕。1985年，邓小平同志指出：“我们的政策是让一部分人、一部分地区先富起来，以带动和帮助落后的地区，先进地区帮助落后地区是一个义务。

”1988年，他又指出：“沿海地区要加快对外开放，使这个拥有两亿人口的广大地带较快地先发展起来，从而带动内地更好地发展，这是一个事关大局的问题。”他还反复强调，经济特区还有一个重要功能，就是在发展自己的同时，也要带动落后地区的发展。1992年，他再次指出：“走社会主义道路，就是要逐步实现共同富裕。共同富裕的构想是这样提出的：一部分地区有条件先发展起来，一部分地区发展慢点，先发展起来的地区带动后发展的地区，最终达到共同富裕。”

国家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新特区）

为了区别于1980年代的经济特区，“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常被称为“新特区”。

2014年6月10日，国家发展改革委副秘书长范恒山在国新办新闻发布会上表示，到现在为止国务院已经先后批准了12个国家综合配套改革的试验区，这些试验区从主题上分可以分为：开发开放的，比如上海浦东新区、天津滨海新区、深圳市的、厦门市的、义乌市的，还有统筹城乡的，包括重庆、成都，还有‘两型’社会建设的，包括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还有新型工业化道路探索的，包括沈阳经济区，还有农业现代化的，包括黑龙江省的两大平原，还有资源型经济转型的，包括山西省。

2014年9月19日，中国政府网公布了“国务院批复支持汕头经济特区建设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有关政策”，正式同意设立中国汕头华侨经济文化合作试验区。

此外，国务院还设立5个“金融试验区”（区别于“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浙江省温州市、广东省珠江三角洲、福建省泉州市、云南省广西壮族自治区和山东省青岛市。

北部湾

首个经济特区

改革开放以来，国家在20世纪80年代成立了深圳等经济特区之后，又先后批准了上海浦东、天津滨海新区、成渝等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2008年，国务院提出把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建设成为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这是全国第一个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

简介

国家批准实施的《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对北部湾经济区的功能定位是：立足北部湾、服务“三南”（西南、华南和中南）、沟通东中西、面向东南亚，充分发挥北部湾连接多区域的重要通道、交流桥梁和合作平台作用，以开放合作促开发建设，努力建成中国－东盟开放合作的物流基地、商贸基地、加工制造基地和信息交流中心，成为带动、支撑西部大开发的战略高地和开放度高、辐射力强、经济繁荣、社会和谐、生态良好的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成为继长三角、珠三角、渤海湾之后，第四个沿海增长极点。

国家发改委地区经济司副司长陈宣庆称，广西是唯一一个与东盟海陆接壤的省份，其前沿地带就在北部湾地区，《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发展规划(2006-2020)》2008年1月获批，北部湾经济区发展上升为国家战略，此次《意见》进而将国家战略扩展到广西全省，体现了中央的地缘战略意图。

2009年，广西作为一个欠发达省份，却有多项发展指标居全国前列：GDP增长13.9%，增速居全国第5位；财政收入增长14.7%，居全国第6位；完成全社会固定资产投资5706.7亿元，超过“十五”时期5年总和，比上年增长50.8%，增速为16年来新高；完成技改投资1552.55亿元，为近30年来新高。

在中国对外贸易全面萎缩的情况下，以东盟为主要贸易对象的广西，2009年出口增速在全国排第1位，进出口增速排第2位，尤其是机电产品出口同比增长40.4%，增幅居全国首位，与同期全国13.4%下降幅度形成鲜明对比，展现了中国—东盟自由贸易区启动环境下广西的地缘价值。

“整个广西，以北部湾为政策启动点。”陈宣庆申明，我国迄今批准实施的所有新区、经济区和试验区中，北部湾是唯一一个被明确赋予“重要国际区域经济合作区”功能的，实际上就是强调东盟概念。

广西北部湾经济区包括南宁、钦州、北海、防城港四个城市和玉林、崇左局部地区，约占全区1/5土地和1/4人口，创造了1/3经济总量。尤其是2009年，经济区四市实际利用内资970亿元，占广西到位资金总量的32%，增速高于广西平均水平21个百分点；实际利用外资8亿美元，占广西的46%。

从2008年5月到2009年2月，不到一年的时间里，国家先后批准设立广西钦州保税港区、广西凭祥综合保税区、南宁保税物流中心，并允许北海出口加工区拓展保税物流功能。与此同时，防城港保税物流中心(B型)也正积极申报。一个经济区在如此短的时间内，规划如此齐全的保税物流体系，可谓全国少见。

浙江义乌

2011年3月10日，从相关单位获悉，期待了整整两年时间后，“全国第十个经济‘新特区’”的殊荣终于花落义乌。3月4日，国务院正式批复《义乌市国际贸易综合改革试点总体方案》（以下简称“试点方案”）的批文中，两次提到“先行先试”几个字。据中国小商品城网了解，在未来几年中，义乌会出现与其相适应的海关、检验检疫、税务、外汇管理、工商等监管政策，健全客商便利化出入境管理机制等。

另九个“新特区”：

上海浦东新区（2005.6）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天津滨海新区（2006.5）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重庆市成都市（2007.6）全国统筹城乡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武汉城市圈长株潭城市群（2007.12）全国资源节约型和环境友好型社会建设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深圳市（2009.5）综合配套改革试点。

沈阳经济区（2010.4）国家新型工业化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

山西省（2010.12）国家资源型经济转型综合配套改革试验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