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口丞相胡惟庸谋反，大肆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与蓝玉案合称胡蓝之狱。起于明洪武十三年（1380），终于二十五年。明初的胡惟庸案、蓝玉案，史称“胡蓝之狱”。明太祖朱元璋借此两案，大开杀戒，从洪武十三年到洪武二十六年的14年间，他几乎将明初的开国功臣诛杀殆尽，受株连被杀者有45000 余人。

简介

朱元璋出身淮西贫民，曾入皇觉寺为僧，从他投入“红巾军”，到建立了大明政权，戎马征战十几年。他的成功，得益于身边一批运筹帷幄、能征善战的淮西文臣武将。朱元璋称帝后将这些开国功臣都封以高官贵爵。他们中间文臣以李善长、胡惟庸等为中心，武将以徐达、唐胜宗、蓝玉等为中心，组成了势力强大的"淮西帮"。

明初的统治集团，由两方面势力组成，一方面是原有的权贵，如淮西和浙东权贵势力，他们支持朱元璋建立了新政权；一方面是农民出身的朱元璋的将领，他们转化成统治者以后，和支持朱元璋建立明朝的旧权贵，都是新朝权贵。在巩固和发展新王朝的统治中，他们的阶级利益虽然一致了，但发生了新的矛盾，在财产权力再分配中，淮西、浙东之间，文臣、武将之间，都要发展各自的势力。除各集团之间的矛盾外，他们有时还和皇权形成冲突，这成为明初朱元璋君主专制空前加强的内在原因。面对着公侯将相的权势和有些新权贵的不法行为，特别是他的战友与旧将邵荣和谢再兴的背叛，朱元璋放心不下，猜疑他们会来抢夺皇位。

为了使公侯将相尽忠于朱明王朝，洪武五年（1372），朱元璋作了申诫公侯的《铁榜文》；洪武八年（1375），又编了《资治通训》，反复强调要他的臣僚对他效忠，勿欺、勿蔽；洪武十三年（1380），又编了《臣戒录》，“纂录历代诸侯王宗戚宦臣之属，悖逆不道者凡二百十二人”的行事，来教育他的臣僚；洪武十九年（1386），又颁布了《志戒录》，“其书采汉唐宋为臣悖逆者凡百有余事，赐群臣及教官诸生讲授，使知所鉴戒”。

以前，朱元璋不允许儒者在他的将领左右议论古今，这是因为在天下扰攘君臣名分未定之际，他怕知识分子为他的将领出谋划策，去独立发展。而当明王朝建立后，朱元璋却鼓励他的将领去接近儒臣，并在武将“操练之暇”，命儒臣去给他们讲解“上古以来忠臣烈士”、“忠君报国之义，事上死长之节”，等等。

尽管如此，朱元璋仍不放心。因为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越来越突出。如杨宪为御史中丞，朱元璋曾想用作相，胡惟庸对李善长说：“杨宪为相，我等淮人不得为大官矣。”于是李善长就乘机弹劾其“放肆为奸事”，最终使杨宪没有逃脱被杀的下场。早在洪武初年，朱元璋召见刘基，同他商量任用丞相的事。刘基认为杨宪有丞相的才能，没有丞相的器度，汪广洋的器量比杨宪更偏狭，他们都不能任相。朱元璋又问到胡惟庸，刘基连连摇头，说胡惟庸像一头小牛犊，一经重用，就会摔破车辕，撞碎犁杖，为祸不浅。后来，朱元璋还是起用胡惟庸担任左丞相。

经过

云奇告变

洪武十三年，胡惟庸报告给朱元璋说，他们家里的井里头长出石笋来了，这是出了祥瑞，请朱元璋到家里来观看。朱元璋驾出皇宫，到皇宫附近的胡惟庸家去。忽然路上有一个人，骑着马冲过来了，拦住车驾，说不出话来。卫士遂把他抓到地上打，把那人胳膊都打断了，胳膊还指着胡惟庸的家。朱元璋感到有问题，于是朱元璋登上城墙，看到胡惟庸家里刀槊林立。这个被打的人叫做“云奇”，这就是所谓的“云奇告变”。

胡惟庸案

胡惟庸，濠州定远县（今属安徽）人，李善长的亲戚。早年随朱元璋起兵，历任元帅府奏差、宁国主簿、知县、吉安通判、湖广佥事、太常少卿、太常卿等职。洪武三年，拜中书省参知政事。六年七月，凭李善长推荐，任右丞相，约至十年进左丞相，深得朱元璋信任。

胡惟庸当了丞相后，飞扬跋扈，独掌生杀大权。他竟敢拆阅呈给皇帝的奏折，径自处理，对不利自己的奏折隐匿不报；他还时常不奏报朱元璋，独断专行官员的生杀升黜大事。他还在朝廷中不断培植私人势力，并拉拢军界。功臣吉安侯陆仲亨和平渡侯费聚，都因受到朱元璋的谴责，与胡惟庸密相往还，胡惟庸又和御史大夫陈宁结为死党，于是他的门下出现了一个文臣武将齐集的小集团。朱元璋为此深感不安，皇权与相权产生了激烈的冲突。

洪武十三年（1380），朱元璋以擅权枉法的罪状杀了胡惟庸，屠灭三族，连坐其党羽，诛戮了一万五千多人。以后又几兴大狱，使“胡惟庸狱”不断牵连扩大，到洪武二十三年（1390），功臣太师李善长等人也以与胡惟庸“交通谋反”被赐死，自缢，家属七十余人全部被杀。著名儒臣、文学家宋濂只因受孙子连累，全家被贬到四川，他也病死于途中。此案延续了10年之久，前后被杀的几十家王公贵族，共30000多人。朱元璋兴犹未已，亲自罗列被杀诸臣的罪状，作《奸党录》，布告天下。

蓝玉案

蓝玉案发生在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是明太祖朱元璋借口凉国公蓝玉谋反，株连杀戮功臣宿将的重大政治案件。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君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

洪武二十六年（1393年），朱元璋以谋反的罪名诛杀了大将军蓝玉，而蓝玉是洪武时期的主要将领之一。洪武二十一年（1388年），他率15万大军出塞追击蒙古军队，直到捕鱼儿海（即今贝尔湖），俘获男女七万七千人，大胜而归。此后，他又多次北征蒙古，立下赫赫战功，被晋封为凉国公，位居大将军之职。蓝玉统兵多年，在军中颇有威望；麾下骁将十余员，个个勇猛善战。以一介武夫起家的朱元璋，原本就最忌武人拥兵；而蓝玉却自恃功高势大，骄横不法。在军中，他擅自黜陟将校，进止自专，甚至不听君命。

某次北征还师，夜扣喜峰关，关吏没有及时接纳，蓝玉就纵兵毁关强行进入，这一举动显然引起了朱元璋的猜忌。在地方上，蓝玉霸占东昌民田，私蓄奴婢，纵奴作恶乡里。此事后为御史举劾，但蓝玉竟怒逐御史。他还让家人私买云南盐1万余引（每引200斤或400斤），进行走私。又因奏请多未采纳，一直对朱元璋心怀不满。这些做法，终于让朱元璋动了杀心。洪武二十六年二月，锦衣卫指挥蒋瓛告发蓝玉谋反，朱元璋就将他处斩，并族诛了三族。平时与蓝玉有关系莫逆的许多将校，也都被定位"逆党"，遭到了抄家灭族的下场。当时因这个案件而被诛杀者多达1.5万人，军中的骁勇将领差不多都被杀戳殆尽。

朱元璋借蓝玉案彻底铲除了将权对皇权的潜在威胁，将军权牢牢地控制在自己手中。随后，他分大都督为左、右、前、后、中五军都督府，与兵部相互制约，以分其权。五军都督府只管军籍和军政，不能直接指挥军队。只有到战时才有皇帝临时任命总兵官，战后总兵官须立即归还将印，所统军队则归驻其原来卫所。从此，诸将奉命惟谨，军权皆出于朝廷，不敢有所专擅。

该案与胡惟庸案合称为胡蓝之狱。

其他案狱

而在“胡蓝之狱”后，明太祖意尚未足，过了年余，颍国公傅友德，奏请给怀远田千亩，非但不准，反将他赐死。定远侯王弼，居家叹道：“皇上春秋日高，喜怒不测，我辈恐无噍类了。”为这一语，又奉诏赐死。宋国公冯胜，在府第外筑稻场，埋甔地下，架板为廊，加以碌碡，取有鞺鞳声，走马为乐。有怨家入告明太祖，讦胜家居不法，稻场下密藏兵器，意图谋变云云。明太祖遂召胜入，赐酒食慰谕道：“卿可安心！悠悠众口，朕何至无端轻信？”言下，甚是欢颜。胜以为无虞，尽量宴饮，谁知饮毕还第，即于是夜暴病，害得七孔流血，数刻即亡。

总计明朝开国功臣，武将只有徐达、常遇春、李文忠、汤和、邓愈、沐英六人，保全身名，死皆封王。但徐、常、李、邓四公，都死在胡蓝党狱以前，沐英留镇云南，在外无事，得以考终。汤和聪明，见太祖疑忌功臣，便告老还乡，绝口不谈国事，所以享年七十。

评价

胡惟庸案和蓝玉案，和重典治国、对贪官污吏的杀戮和惩治是两个概念，两个问题。前者是为了集权，后者是为了澄清吏治，整治官僚队伍。但是两种类型的案子，都使用了非常残暴的手段，这反映了朱元璋治国的一个特点。朱元璋对于这些个功臣，这些开国元勋的杀戮，要远远严酷于当年的汉高祖。

朱元璋实行重典治国，他一严惩贪官污吏，第二实行集权，它的结果可以归纳为几条：第一，他建立了纲纪，整顿了官僚队伍，实现了政令通达，建设了一个有效率的政府。第二，他改变了元朝以来的混乱秩序，使老百姓得到了休息，使明初的经济得到了恢复和比较大的发展。第三，他留下了一套专制制度，这个制度帮助朱家皇朝维持了277年的统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