农民工，主要是指户籍仍在农村，进城务工和在当地或异地从事非农产业的劳动者。他们处在产业的边缘、城乡的边缘、体制的边缘，由此所产生的一系列问题。农民工是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异地从事农业代耕。视为代耕户）。

简介

农民工是有农村户口，有承包土地，但离开户籍所在地，主要从事非农产业的人员（其中也有相当一部分在异地从事农业代耕。视为代耕户。代耕城市展中被丢荒的闲置农田。）。“农民工”是一个带有歧视性的自相矛盾的称谓，但深刻反映了他们的“边缘人”状态。他们在农村有地，但离开了；他们在城市工作，但没有城市户口，不享受社会保障；他们为城市贡献巨大，向往城市，但不被城市接纳，游离于主流社会之外。有如左河水在词《鹧鸪天·农民建筑工》中曰：“ 万道砖墙砌楚辛，几多惆怅度黄昏。文人喜作明星颂，笔到民工墨似金。城镇化，主攻军，险脏不惧惧求薪。医疗社保无承保，缘是乡籍农户身。”

国务院指出，农民工面临的问题十分突出，主要是：工资偏低，被拖欠现象严重；劳动时间长，安全条件差；缺乏社会保障，职业病和工伤事故多；培训就业、子女上学、生活居住等方面也存在诸多困难，经济、政治、文化权益得不到有效保障。这些问题引发了不少社会矛盾和纠纷。

农民工处于中国社会的底层。他们干的是城里人不愿干的最苦最累最脏最险的工作，工作时间最长，获得报酬最低。从事行业主要是：体力要求较高的房地建筑工、城市清洁和环境保护的操作工种、绿化养护的苗木工、居民家中的钟点工或保姆、厨师、服务员等工种。在城市，他们受到社会的排斥和歧视，被限制和禁止从事某些职业，根本没有享受任何基本的国民待遇和子女接受平等义务教育的权利。

根源

农民工问题的根源，在于城市政府和市民对农民进城务工的自私荒谬认识（让农民进城为自己服务，但子女教育和伤老病死都回老家）和依靠自己的垄断权力而排斥农民，长期实行二元户籍制度和一系列愚蠢的歧视政策。决目前“ 民工荒”的应对之策。解决农民工保障问题必须消除目前存在的认识上的误区，同时在建立农民工社会保障体系的过程中也不能操之过急。

解决农民工问题是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的战略任务。农业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是世界各国工业化、城镇化的普遍趋势，也是农业现代化的必然要求。我国农村劳动力数量众多，在工业化、城镇化加快发展的阶段，越来越多的富余劳动力将逐渐转移出来。如果现行法律政策没有重大调整，大量农民工在城乡之间流动就业的现象在我国将长期存在，农民工在工作和生活上面临的一系列问题也将长期存在。 近来，拖欠农民工工资问题时有发生，“美洲视线现象”成为代名词。

表现方面

农民工，一个特殊的称谓，一个不容忽视的存在。

农民进城务工现象产生于改革开放以后，一些农民离开农村到城镇“上班”拿工资，主要从事二、三产业劳动。社会上把这些人称为“农民工”。“农民工”首先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即户籍制度规定下的农民，在家承包有集体的耕地，其次才是表示一种职业，即城市中事实上的工人。

据有关“权威”方面的调查说，我国农民工数量已超过2亿人，已经成为城市社会群体中的重要组成部分。然而人多了，事也就开始多了。于是各种和农民工相关的问题就来了，听得多的莫过于被拖欠工资，生活含辛茹苦之类的，而那些皆大欢喜，高高兴兴地场面通常只有在他们受尽了委屈之后才会有的，人说艰难困苦，玉汝于成，难道农民工所期待的“玉”就非得经过艰难困苦不可？

从乡村到城市——他们在城市开始了寻梦之旅。梦总是美丽的，但现实总是残酷的，就算不残酷，也是不如想象中的那般美好的。看惯了农民工的悲惨，听惯了农民工的辛酸，而他们那无边的苦海，要到何处才算是岸？

现在的时代是一个非常特别的时代，也是一个现实的时代，就因为如此，才使得权利的是否得到保护也要看个人的经济实力和地位了。但是由于历史和现实的某些原因，农民的经济资源分配得少，社会地位明显不高，权利自然而然就得不到应有的保护了。长此以往，问题就出来了，因为贫困所以就出来打工赚钱，想打工赚钱就必须得到很好的权利保护，而想得到保护就得有很高的经济地位，又因为地位不高，应得的权利不能得到很好的保护，打工也是难上加难了，所以就注定要接着贫困下去，就像一个无解的方程！

众所周知，无论是在我们的媒体报道中还是在党和政府的关怀之下，我们的农民工始终只是农民工，是我们话语里的“他”，是需要城里人帮助的“他”，而不是权利的受者――“我”。造成这一现象的原因，不仅仅在于农民工无法在公共领域表达自己所想表达的，也因为没有良知之士或媒体为他们做代言，就算有的话也起不了多大的作用。良知之士的见解能使几个人信服？媒体之语又有几分力道？或是出于良心，或是出于社会稳定的功利性，而真正想帮又能帮的又有几个？

只听说因为拖欠工资而致农民工示威游行或绑住欠他们工资的人的，而没有听说哪个“城市工”因此而做出如此“不可思议”“没有法律意识”的事的。这都是因为什么？归根到底，因为农民工就是农民工，而城市工永远是城市工，两个不同等次的人，话说劳动是美德，无上下贵贱之分，但到了这里，我们不难看出上下与贵贱就出来了。城市工遭“冤”时有“包青天”――仲裁委员会，工人委员会什么的协调机构，可当农民工比窦娥还冤时，能找的有谁？能帮的又有谁？求天不应，求地不灵，这就是当代的农民工，只有在某些人再也看不过去时，那些“无法无天”的行为才有些收敛。而现在，路还是漫漫，农民工的权利问题仍然严重！

在过去的时候有三座大山压在全中国人民的肩头，但到了现在，那旧的大山没有了，却又有新的三座大山开始压在了我们的农民工身上：改善住房条件成了农民工最迫切愿望；打工赚的钱很大一部分用于支付过高的生活成本；教育开支成为大多数农民工家庭最大的一笔支出。前两座大山暂且不作分析，在这里仅仅对“教育”这座大山作个简单的叙述：

在农村我们讲“再穷不能穷教育，再苦不能苦孩子”，但在有些农村，穷的还是教育，苦的还是孩子，难道这种悲剧还要在城市里重演？都不希望重演，但农民工的孩子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在城市还是有的。在城市，城市工子女有人人所属地学校入读，而农民工呢？想活下来就得出来打工，为安心打工就得带上孩子，带上孩子就得让他们上学，想上学就得面临上学难上学贵的问题。试想一下，如果有那么多的钱有那么大的能耐，农民工还会是农民工吗？还会受尽背井离乡之苦来到城市吗？这又是一个无解的方程！

两个无解的方程压在了农民工的心头，何时才能出头？

农民为什么出来务工？种田不好，做农民不好，想做一个想象中的工人，可到了城市他们才发现，做一个工人也是那么的难。

总而言之，可以简单地说来，农民工的民工身份是定了的，仅仅限于“民工”这一层，再严重一点，就是连“公民”都算不上，因为应有的权利都的不到有力的很好的保护。我们讲一个人在社会中之所以可以称为“公民”，是因为他最基本的权利可以得到保护。而农民工呢？不！因为农民在法理意义上的“公民”地位仅仅是个虚名。借用鲁迅前辈的一句话，“长此以往，国将不国”，在这个地方，我们大可不必说地那么重，说“长此以往，‘工’将不‘公’”就好了。

说来说去，就归结到了农民工自身的问题了，说来说去，就找到了问题的根源了。我们讲“经济要发展，教育要先行”，可依照现在看来，拥有中国半数以上人口的农民的教育问题都没有搞好，经济从何发展？时时刻刻都在提“三农”问题，讲加大对农村基础设施建设的投入，可最基本的农村教育问题都没有搞好，“三农”问题完善解决的那天会是在何时？

改革进入了攻坚阶段之后，会出现很多难以想象难以克服的困难，我想那都是暂时的。在这个时候，就是要抓重点，下猛药，不能让这个问题一直都是个问题了。农民工问题由来已久了，不能一直拖着。人说农业是国民经济的基础，而农民正是农业活动的主体，农民不被重视，农民工越来越多，农业发展成为空谈；农民工不被重视，城市经济发展也将成为空谈。

历史的车轮早已经跨入了21世纪，是时候让那些“低头看地”的人们来“抬头看天”了！农民工问题是一个复杂而长期的社会问题，但是我们已经不能再等待了，不止是农民工本身不能再等下去了，就算我们为孩子们考虑一下！

历史发展

1）新中国成立之初，农民有充分的自由迁居城市的权利;

2）50年代后期到70年代后期，严格限制城市企业从农村招工，并通过户籍制度限制农民工在城市的发展，由于统购统销制度与人民公社制度的实行，农村内部自由变更职业的权利也被剥夺;

3）80年代，“农民工”进入以“离土不离乡，进厂不进城”为主导模式的就地转移时期;

4）90年代，逐步转向承认、接受、鼓励流动（异地转移）的时期;

5）2000年以后，进一步进入“以人为本”、平等就业、共享服务的时代。

解决途径

农民进城就业和农民变为市民，将伴随我国工业化、城镇化与解决“三农”问题的全过程。解决农民工问题既是一个紧迫的现实课题，又是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基本思路应当是立足当前、着眼长远，明确目标、统筹安排，分阶段逐步推进。

统筹城乡就业，促进农村劳动力持续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目前，我国有3.4亿劳动力主要从事农业生产，农村劳动力向非农产业和城镇转移仍将持续相当长时间。农村劳动力就业不充分、不稳定，仍是农民收入增长的重要制约因素。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城乡就业的难点主要在农村。必须统筹城乡就业，把加快农村富余劳动力转移作为重要任务。

一是继续重视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和服务业。在工业内部，既要发展高新技术产业，不断提高我国的技术水平和国际竞争力；也要发展劳动密集型产业，努力增加就业机会。同时，大力发展服务业，充分发挥其吸纳就业多的优势。

二是促进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协调发展，提高城镇吸纳农村转移劳动力的能力。随着产业链的延伸和配套产业的发展，大城市对劳动力的需求不断扩大，仍是吸纳农村人口的主要载体。而随着大城市产业结构的调整和升级，中小城市和小城镇劳动密集型加工业和服务业的发展可望加快，从而为农民向中小城市和小城镇转移创造条件。

三是在继续鼓励中西部农村富余劳动力向东部沿海地区流动的同时，推动东部沿海地区产业结构升级，鼓励沿海地区符合环保要求的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转移，扶持中西部地区乡镇企业、中小企业和县域经济发展，为农民就地就近转移创造条件。

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以创业促进就业。从中西部农村进城就业的一些农民工，在异地经受市场经济和现代工业的洗礼，积累了一定资金和人力资本。他们返乡创业，成为推动欠发达地区经济发展的新生力量。特别是随着劳动密集型产业向中西部地区转移的加快，农民工返乡创业前景广阔。因此，应在继续抓好农村劳动力外出务工的组织和培训工作的同时，积极鼓励、扶助农民工返乡创业，形成促进农民工输出与回流创业的良性互动。

对农民工返乡创业，应实行尊重创业、因势利导、积极支持、完善服务的方针。尊重创业，就是尊重农民工自主创业的权利，保护其合法权益；因势利导，就是引导农民工服从国家产业政策要求，选准创业门路；积极支持，就是把扶持农民工返乡创业列入各级政府工作的重要日程，凡是外出务工经商后返回家乡创办各类企业的，只要符合法律和国家产业政策，并吸纳一定数量的当地劳动力就业，就予以鼓励支持；完善服务，就是强化服务理念，解决农民工返乡创业普遍遇到的突出问题，改善创业环境。

坚持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加快形成城乡统一的劳动力市场。按照劳动者自主择业、企业自主用工的要求，取消针对农民工进城就业的各种准入限制，将城乡劳动力纳入统一的就业管理服务体系，加快建立和完善城乡劳动者平等就业制度，促进城乡统一、平等竞争、规范有序的劳动力市场的形成。为更好地保护农民工的合法权益，应加强劳动力市场制度建设，推进工资集体协商，合理提高最低工资标准，健全劳资纠纷协调机制，为劳资双方搭建平等谈判的平台，引导和促进和谐劳动关系的形成。

坚持公平对待农民工，加快推动基本公共服务均等化。把长期在城市就业、生活和居住的农民工及其家庭对住房、教育、医疗、安全、娱乐等的需求，纳入城市整体规划建设统筹考虑，保证他们享受流入地的基本公共服务。一是健全普惠的公共服务制度。流入地要消除对流动人口的歧视性政策，将流动人口纳入当地经济社会发展规划。二是农民工所需公共服务经费，应以政府财政投入为主，采取各级财政分级负担的方式。

同时，督促企业和利益相关方承担相应的社会责任，形成良性的财政投入和成本分摊机制。三是公共服务要向困难群体倾斜。公共服务政策应充分体现对农民工困难群体的优先和优惠，为他们提供基本保障和发展机会，解决他们的实际困难。

坚持推进体制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农民工渴望长期留在城镇工作和生活，尤其是越来越多的农民工子女在流入地出生成长，实现本地化的诉求十分强烈。但长期以来形成的城乡分割的二元社会管理制度，城市昂贵的居住、生活成本，以及仍然存在的较高的迁移落户门槛等，使农民工实现本地化的难度很大。

农民工不能在城市定居，就要奔波于城乡之间，付出往返流动的成本；还要在家乡保留承包土地和宅基地，影响农村土地规模经营的发展，造成在家乡投资建房而又常年闲置的资源浪费；不利于形成稳定的、不断积累经验和技术的产业大军，影响产业升级和企业人力资本积累、技术改进等。因此，应顺应工业化、城镇化发展的要求，坚持推进体制改革，促进农民工市民化。特别要加大户籍制度改革力度，推进劳动就业、义务教育、计划生育、医疗卫生、社会保障等与户口性质相关的行政管理、社会管理等制度的配套改革，逐步形成农民工与城市居民身份统一、权利一致、地位平等的制度体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