支那人一词在中国近代思想中，为讨论中国民族性、国民性的重要概念，包括如梁启超及严复等对中国民族性中的劣根性求改进讨论。支那人严谨的定义上是指居住在支那大陆（China Mainland），即现今的中国大陆]的黄种人。晚清知识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民未有共识，然而“支那”一词仍相当流行，直到中华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在甲午战争至1945年二战完结，中日关系最恶劣期间，支那人一词在日本涵有日本的自我优越感及对中国人的轻蔑态度。对于“支那人”在气质上的描述，有“好面子的体面”、“阿Q”等等；鲁迅对明恩溥所着的《支那人气质》一书中相关评论重心也在于改进现代中国国民性。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日本语中的支那是指整个谋求占领的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开始使用支那一词来称呼中国。由于过去日本以“汉”、“唐”、"宋”、“明”等方式称呼中国，日本在甲午战争后开始使用，用于代替清政府及国民政府，日本于战败后停用，只为部分日本右翼等反华人士以及激进台独支持者所用。中国人认为此称呼带有严重侮辱性。

历史发展

起源

“支那”起源于印度。印度古代人称中国为chini，据说是“秦”的音译。中国从印度引进梵文佛经，高僧按照音译就把chini翻译成“支那”或“至那”。比如《大唐西域记》就有一段记载：“王曰：‘大唐国在何方?经途所宣，去斯远近?’对曰：‘当此东北数万余里，印度所谓摩诃至那国是也。“至那”即“支那”。不过在古代，国际交往没有现在这么频繁，“支那”一词也就没有什么褒贬之义。后来梵语chini传播到欧洲，很多欧洲语言纷纷用类似的读音指称中国，如拉丁语中的Sinoa，英语的China，法语的Chine。

1912年清朝灭亡而中华民国成立，日本人不能再称“清国”，却不呼正式国号而只用“支那”一词。有人认为“支那”是“秦”的谐音，或是英文China的音译，这一词汇原无恶意，然而在“中国”有正式国名时却称别号，本身就是轻侮态度。

清朝

清帝国时期，知识份子在讨论超越传统族群概念的汉人、满人等以寻求国家界定的国民性及民族性的讨论中，支那人一词为现代意义的中国人。

当时东亚知识份子的讨论中的日本与支那人种关系及理论，在中国的“日本化”学习亚洲现代性时期，是极为复杂的中日之间互动历史现象，包括支那革命论、大亚细亚主义、等等：如梁启超以黄种与白种人的异同来鼓吹亚洲黄种人合作的必要性；其于日本筹办的第份一机关刊物《清议报》先后设有支那人论说、日本及泰西人论说、支那近事、万国近事、支那哲学、政治小说等栏目。

梁启超于该报第一册中说明办报宗旨：“一、维持支那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二、增长支那人之学识，三、交通支那、日本两国之声气，聊其情谊，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1899年《清议报》中梁启超就以“在支那人未知有国家，安得有国家思想”一言开启其对日本人尾崎行雄的文章〈论支那的命运〉做译释。

1899年出版，由明恩溥着的《支那人气质》（涩江保日译版书名）一书，因谈及对中国国民性的探讨，引发了如鲁迅等对该议题的思辩及有关中国国民性的文化及制度改造。

晚清知识份子在使用支那或中国一词来称呼国家及国名的讨论中，并未取得共识，因此以“支那”一词来指涉中国的现象，仍是相当流行的作法，直到民国建立后，中国人以“支那”一词自称的现象才减少。

台湾日治时期

根据《马关条约》（日方称《下关条约》或《日清讲和条约》）第五款，日本同意台湾住民于该约生效两年内自择国籍。1897年5月8日（“住民去就决定日”）前有6456位住民选择离开台湾，留下的台湾人均成为大日本帝国国民。

行政上，台湾总督府从1895年（明治28年）起即于各种公文书（如饬令、律令、府令、1896年夏首次发行的《台湾总督府报》等）开始以“本岛住民”、“本岛人”、或“台湾人民”等词称呼原居台湾的各族群，民间亦随之普遍使用，尤以“本岛人”一词最为通行。在户政上，以“中或支”为支那人或中华民国人，有别于“福”（福建人俗称台湾人）或“广”（广东人俗称客家人）及“汉”（其他汉人）。

行政上，为处理非大日本帝国国民的移民工人，台湾总督府于1895年发布《支那人上陆条例》，对赴台湾的清国人作出规范。1896年发布《清国劳动者取缔规则》，1904年再制定《支那劳动者取缔规则》。根据上述条例及规则，到台湾的中国劳工须先从其劳动承包人之处领取渡航证明书，在台湾上岸后从警察局换取上陆许可书，至返回中国时再行交还。

日本实行皇民化政策的目标在于改造台湾民族的固有特性，而台湾民族的特性则同时包括支那民族及台湾。1902年2月25日，第4任台湾总督儿玉源太郎出席众议院委员会时说：“统治台湾的目标是使新领土的人民‘浴于皇化，成为真的忠义之民’，但是这里是有近三百万支那民族之地，可以说台湾就是台湾，有独自的特色”，并作出“台湾民族要花至少五十年至百年以后才能将其固有特性化为能负征兵义务的忠良之民”的结论。

台湾经历过受压迫的殖民地经验和地缘政治，使得廖文毅等学者主张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

中华民国成立后

1912年宣统帝退位中华民国成立，在北洋政府和日本外务省的文件往来中，北洋政府要求使用“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共和国”的名称，但日本只承诺在中文文本中使用中华民国，而在日文文本中保留“支那共和国”字样。

1914年，孙文给日本首相大隈重信伯爵的密函中曾共计34次自称支那、对支政策、支那革命党­、支那国民、支那人等。

1919年五四运动之际，一些中国爱国志士上书政府，要求日本不得使用“支那”或“支那共和国”的说法，中国政府与日方交涉未果。然而著名诗人闻一多亦曾在其1925年诗歌《我是中国人》中自称“我是中国人，我是支那人”。1932年日本官方在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之下，改以“中华民国”代替支那在官方文书的称呼，但民间报刊仍称中国为“支那”。

1941年，“东亚问题调查会”编辑、日本朝日新闻社出版《最新支那要人传》、北平支那研究会编的《支那官绅录》、东京泰山房出版的《现代支那人名辞典》及日本外务省情报部编的《支那现代人名鉴》，介绍当时中国国民党、中国共产党、汪精卫政权、蒙疆联合自治政府等方面领导人、民主人士和社会知名人士。

第二次世界大战后

1946年，在日本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投降后，中国以战胜国身份派遣代表团进驻东京。应中国代表团的要求，盟国最高司令部政治顾问团对“支那”称谓进行了调查，并确认“支那”称谓含有蔑意。日本政府接受中华民国政府的要求，并于1946年6月责令日本外务省不要再使用“支那”称呼中国。

根据这一指示，日本外务省迅速于昭和21年（1946年）向全国发出《关于回避使用支那称呼之事宜》（日语：支那ノ呼称ヲ避ケルコトニ関スル件）的通告，通令全国官民，媒体、教科书、公文、公务员禁止使用“支那”，明定对中华民国统治之下的国民称呼全面改以中华民国人、中国人、民国人、华人。此后“支那”这个词完全从日本政府的公文、教科书、报刊杂志中消失。

1940及50年代，台湾民族主义者如廖文毅及王育德等主张台湾民族已发展成为和“支那人”不同的民族，反映1920年代台湾人民族运动的转化过程中台湾人民因诸多历史结构因素（包括日本以“台湾人”称台湾岛民以区隔开中国大陆的“支那人”），使得“支那人”一词成为部分台湾民族主义者用作分析台湾与中国不同的语汇。

1949年，中华民国政府迁至台湾后，部分台湾民族主义者把蒋中正、蒋经国等称为“从中国大陆败逃来台湾的支那人”，认为支那人外来政权是“能抢就抢，集中台湾人的财富到支那人的手上，彻底破坏台湾人的奉公精神。”学者王育德于1963年发表在《台湾青年》的文章〈台湾民族论〉即引述《产经新闻》大宅壮一在1960年到台湾旅行后所撰文章道：“来台湾最感惊奇的是，当地人毫无顾忌地使用‘支那’、‘支那人’的语汇，其中甚至有人使用‘清国奴’一词。…本岛人所说的‘外省人’或许同是汉民族，但现在已成为另类人种。”

当代

现今除石原慎太郎等小部份右翼人士外，日本民间除了一些既有名词（如食物名称），一般已不再使用“支那”和“支那人”两词。

然而在台湾，随着网络兴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在国际外交、运动比赛上对台湾身份上的打压，有些台湾民族主义者或对中国（大陆）反感的台湾人也开始用“支那人”来称呼中国大陆人，或称在台湾的中国大陆人为“滞台支”（简称“台支”），并成为网络上普遍使用的用语。例如2009年就曾发生笔名“范兰钦”的郭冠英辱台事件，当时主张台湾独立的学者李筱峰即在报纸上批评范兰钦为“支那狂犬”。2011年一名嘉义市政府公务员在一次中国游客阿里山的车祸后也在其Plurk上称中国大陆人为支那人。

在香港，随着中港矛盾升级，部份香港人亦开始以“支那人”称呼中国大陆人。在2012年9月15日，一批北区居民因不满大陆水货客活动对该地区生活带来严重的困扰，发起“光复上水站”行动，并指骂水货客为“支那人”以表达不满。

现时在台港两地对中共或中国大陆反感的人士中，用“支那”作为地理名词的概念已经非常普遍，以厘清被中国国族主义混淆的观念。

在国际以及学术（地理学、地质学界）领域，称中南半岛为印度支那（Indochine）半岛（印支半岛），此一名词是音译自法文，表示位于印度与中国之间并受两国文化影响的区域。而中南半岛仅为台湾官方与中共官方所使用。

是否蔑称的争议

目前，部分极端狭隘的人认为“支那”是一个蔑称。但是，大部分人认为将“支那”视为蔑称是一种误解。他们认为正如英语中 China 不是蔑称一样，支那只是对中国这一个地域不带“中央帝国”（Central Empire）色彩的客观称呼，或只是一个轻蔑性不高的称呼（实际上冒犯性比以倭寇称呼日本人低许多）。

然而问题在于，部分人认为一个称呼在听者耳里为蔑称，即赋予了其相应的感情色彩，那就是蔑称。譬如：非裔美国人（即美国黑人）中，很多在种族上属尼格罗人种，但部分人认为称呼黑人是“尼格罗（en:Negro）”是蔑称。再如英语中 en:Chinaman （中国佬）从字面上是“中国人”的意思，但中国人认为有贬低的意思。或者日本自称的 やまと 的汉字写法可以是“大和”，也可作“倭”，但现代中文中称呼日本人为“倭”或“倭人”往往有轻蔑的意思。

自从日本学者福泽谕吉提出“脱亚入欧”的主张和日本在中日甲午战争的胜利。，日本许多学者歧视中国特别是清国的落后。而改用“支那”称呼中国。嘲笑中国为“东亚病夫”。因此，“支那”由它本义和褒义变为歧义词。在19世纪末至20世纪30年代，成为蔑称中国的贬义词。

下面是<恰同学少年>里有关”支那”一词解说

五月七日，民国奇耻。何以报仇，在我学子。有一个词，我相信大家都听说过——支那。这是日本对中国的称呼，在日本人嘴里，中国就是支那，我们所有的中国人都是支那人。那么支那到底是什么意思呢？起初我也不清楚，只知道这是自隋朝起，从天竺语“摩诃至那”中派生的一个对中国的称呼，词义并无褒贬。可就在五年前，我在日本留学的时候，日本学校给我准备的学籍表上填写的就是支那人孔昭绶。

每次遇到日本人的时候，他们都会说，看，支那人来了。他们当时说话的表情，我想我这一辈子都不会忘记！那是一种看到了怪物、看到了异类、看到了某种不洁净的东西、看到了一头猪混到了人群里，才会表现出的轻蔑和鄙夷！于是，我就去查字典，我不相信日本人的字典，我查的是荷兰人出的1901年的《荷兰大百科通用词典》。我查到了：“支那，中国的贬义称呼，常用于日本语，亦指愚蠢的、精神有问题的中国人。

”这就是支那的解释！耻辱啊，耻辱！！我泱泱大国，巍巍中华，竟成了诸般列强眼中的蛮荒未化之地！耻辱啊！我四万万同胞，竟成了任其宰割的鱼肉！人，不可不知耻！耻，有个人之耻，国家之耻。德守不坚，学识愚昧，身体衰弱，遭人白眼，乃个人之耻。纲纪扫地，主权外移，疆土日蹙，奴颜卑膝，乃国家之耻！我四万万同胞，如果人人为人所耻，则国家必为人所耻！一个国家被人耻笑，那么个人也将成为别人耻笑的把柄！支那之耻，无有个人与国家之分，此乃我中华全体之奇！耻！大！辱！今日之日本，处心积虑，虎视眈眈，视我中华为其囊中之物，大有灭我而朝食之想，已远非一日。

今次，二十一条的强加于我，是欲将我中华灭国亡种的野心赤裸裸地表现。而袁世凯政府呢？曲意承欢，卑躬屈膝，卖国求荣，他直欲将我大好河山拱手让于日寇，此等卖国行径，如我国人仍浑浑噩噩，仍然任其为之，中华灭亡，迫在眉睫！！夷敌虎视，国之将亡，多少国人痛心疾首，多少国人惶惶不安？是啊，大难来临了，国家要亡了，这样的灾难甚么时候才是尽头？老天爷为什么不开开眼劈死这些贪婪的强盗？这些抱怨，这些呼号，我们听过无数回，也说过无数回，可抱怨有什么用呢！我们恨这些强盗恨得牙痒痒的，可是恨，救不了中国。

大家都知道，南满铁路、东蒙铁路，都归于日本人之手，山东权益也归于日本人之手；要旅顺，要大连，整个长江流域，所有的矿产要归日本来开采；一国之政治军事财经各项都要请日本人担任顾问，所有武器要跟日本去买，

就连我中国的警察都要跟日本来合办！这还能算是一个主权国家吗？这究竟是为什么，为什么局势会这样？国家为什么会落到了如此地步？有人说，是因为国势积弱，无力维护自己的利益；有人说，是因为袁世凯政府太腐败，在列强面前只知一味退让；还有人说，是因为国人太冷漠，仁人志士的呼号像一道道警钟却难以唤醒他们麻木的心灵！我们坐在这里，痛斥列强，痛斥一切让中国落后挨打受欺负的人和事的时候，你的心中有没有想过：我们每一个中国人，应该为国家的落后承担些什么样的责任？应该为这个民族的强大和兴盛担负起什么样的义务？天下兴亡，匹夫有责。

这个“匹夫”不是指除你之外的别人，而是首先应该包括你自己！我们都希望国家强大，但是我要在这里告诫大家一句：不能光有恨。我们要学会将仇恨埋在心底，把悲愤化为动力，我们要拿出十倍的精神，百倍的努力，卧薪尝胆，发愤图强，振兴中华，做的比任何人更好，更出色！这才是每一个中国人应尽的职责！国家之广设学校，所为何事？我们青年置身于学校，又所为何来？正因为一国之希望，在于青年；一国之未来，要有青年来担当。当此国难之际，我青年学子，责有悠归，更肩负着为国家储备实力的重任…（这时候校门外传来兵马声，抓捕孔校长的士兵已经包围了整个学校。

一声枪响，全场大乱）不要乱！同学们，同学们！大家不要乱，不要乱！大家不要乱，听我把话说完!没有什么了不起的，不就是要抓我孔昭绶吗？我今日走上这个讲台，外面的情况就早已在意料之中。死算什么！感国家之多难，誓九死以不移，虽刀锯鼎镬，又有何辞！人固有一死，死得其所，则不亦快哉！（说完就准备往外走，同学和老师都苦苦哀求，不肯让校长去送死）同学们，一师的老师们，一师的未来，就拜托诸君了！昭绶此去，如沐春风矣！告辞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