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奂生上城》是作家高晓声创作的短篇小说，发表于《人民文学》1980年第二期上。曾获得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1981年收录于由甘肃人民出版社出版的同名小说集。/n小说通过主人公陈奂生上城卖油绳、买帽子、住招待所的经历及其微妙的心理变化，写出了背负历史重荷的农民在跨入新时期变革门槛时的精神状态。

内容简介

陈奂生是一位中年农民，因常年贫穷而负债累累，素享“漏斗户主”雅号。十一届三中全会后，农村政策放宽，他的日子好起来，囤里有米，橱里有衣，身上有了肉，脸上有了笑，还开始做起小买卖——去城里卖油绳，赚几个零用钱买顶保暖的新帽子。勤劳检朴的陈奂生决定在油绳卖完后再去买帽子。

结果，油绳卖完了，满怀喜悦的他因为没戴帽子着了凉，双腿发软，浑身无力，竟一头躺在车站候车室。曾经在他们村蹲点的县委吴书记及时发现了他，并好意安排他住进县招待所。第二天，受宠若惊的陈奂生在房间里小心翼翼，生怕弄坏了东西。但是，当结账时听说只睡一晚就要五元钱后，他大吃一惊，进而忿忿然，在房间大搞“破坏”。但是，回村后，因为坐过县委书记的车、住过一晚五元的招待所，他在村里的地位一下子提高了。

作者简介

高晓声（1928—1999）出生在江苏省武进农民家庭。从小酷爱文学，受古典名着熏陶。中学时代因经济原因曾三次中断学业。1947年高中毕业，1948年考入上海法学院经济系。1949年入苏南新闻专科学校，次年毕业。先后在苏南文联、江苏省文化局从事群众文化工作，在《新华日报》文艺副刊任编辑。1951年发表小说《收田财》，接受文学家直接指导的创作训练。1953年参加农村合作化运动，撰写锡剧剧本《走上新路》（与叶至诚合作）并获奖。1954年，以新的婚姻法为背景的小说《解约》（《文艺月报》1954年2期）引起文坛注意。

1957年与方之、陆文夫、叶至诚等江苏青年文艺工作者发起“探索者”文学社团，起草《“探索者”文学月刊启事》。同年6月发表了把宣言具体化的探索小说《不幸》，受到批判，被划成右派，遣送武进农村“劳动改造”。1962年又重新创作，“文革”期间在农村劳动。1979年平反，重归文坛。任中国作协理事、江苏作协分会副主席。1980年发表的小说《陈奂生上城》，因塑造了陈奂生这一继阿Q之后的典型农民形象而获得高度评价。

他的主要小说诗歌文学作品有小说集《79小说集》、《高晓声1980年短篇小说集》、《高晓声1981年短篇小说集》、《高晓声1982年短篇小说集》、《高晓声1983年小说集》、《高晓声1984年小说集》等，长篇小说《青天在上》、《陈奂生上城出国记》等，散文集《生活的交流》等，文艺论集《创作谈》、《生活、思考、创作》等。其中《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分获1979、1980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多篇小说诗歌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语。其创作多取材于苏南农村生活，“陈奂生系列”小说以严峻的现实主义笔触，揭示风云变幻的政治、经济变革对普通农民命运的深刻影响，剖析了农民身上的劣根性，但仍有政策主导情节的倾向。另一类小说《鱼钓》、《钱包》等则以讽喻、象征的手法体味深刻的人生哲理。晚近以散文创作为主。

1957年6月，因参与筹组“探求者”文学月刊社，被打成“反党小集团”成员，同年12月被错划成右派分子，遭公开点名批判，并被处理回原籍武进农村老家。“文革”中又受冲击和审查。直到1979年4月，彻底甄别、平反，并于11月回江苏省作家协会创作组重新从事文学创作。高晓声曾任中国作家协会委员和理事，江苏省作家协会副主席、创作组组长，是江苏最早享受国家特殊津贴的作家之

1999年7月6日晨6时30分，高晓声因患肺性脑病在无锡逝世，享年71岁。

高晓声檀长描写农村生活，善于在普通农民的日常生活中发现并揭示具有重大意义的社会问题，探索中国农民坎坷曲折的命运与心路历程的变化，文笔简练幽默，格调寓庄于谐，在新时期文苑独树一帜。陈奂生系列小说(包括《“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陈奂生战术》、《种田大户》、《陈奂生出国》等)反映农民陈奂生的人生历程。“

上城”为其生活带来转机，“包产”使他找到归宿，“出国”则标志着他走向成熟。从这个人物的“人生三部曲”中，不难看出中国农村在经济体制改革中所发生的深刻变化和广大农民艰难行进的身影。被视为是农村题材反思、改革小说的代表人物。迄今已出版小说、散文、诗歌、戏剧、创作谈等专集和选集30部。部分作品被译成多国文字，其中英、日、德、荷四种文字有专集。

作品影响

《陈奂生上城》通过主人公上城的一段奇遇，生动地刻画出处于社会变革时期的农民，虽然背负着历史因袭的重负而步履维艰，却终于迈出了走向新生活的第一步，从而形象地概括了农村现实生活发生的可喜变化，农村经济政策的调整给广大农民带来的实实在在的好处。作品中的陈奂生已经摘掉“漏斗户”主的帽子，“屯里有米，橱里衣”，抽空还可以进城卖农副产品。

随着物质生活的改善，他开始渴望过精神生活，希望提高自己在人们心目中的地位，于是总想能“碰到一件大家都不曾经过的事情”。这事终于在他上城时“碰”上了：因偶感风寒而坐了县委吴书记的汽车，住上了招待所五元钱一夜的高级房间。在心痛和“报复”之余，“忽然心里一亮”，觉得今后“总算有点自豪的东西可以讲讲了”，于是“精神陡增，顿时好像高大了许多”。

这种陈奂生式的精神满足与鲁迅笔下的阿Q似乎有着血缘关系，只能带着“含泪的微笑”来看待这一人物的这段奇遇。正如作者本人所说：“我写《陈奂生上城》，我的情绪轻快而又沉重，高兴而又慨叹。我轻快，我高兴的是，我们的情况改善了，我们缍前进了；我沉重、我慨叹的是，无论是陈奂生们或我自己，都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这篇小说，解剖了陈奂生也解剖了自己，希望借此来提高陈奂生和认识水平、觉悟程度，求得长进。”

这段肺腑之言，正是作品的题旨所在，反映了作者对陈奂生们的精神世界的严肃探索和对中国农民命运的深沉思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