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士塔》是余秋雨《文化苦旅》中的一篇散文。《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

原文欣赏

一

道士塔

莫高窟大门外，有一条河，过河有一溜空地，高高低低建着几座僧人圆寂塔。塔呈圆形，状近葫芦，外敷白色。从几座坍弛的来看，塔心竖一木桩，四周以黄泥塑成，基座垒以青砖。历来住持莫高窟的僧侣都不富裕，从这里也可找见证明。夕阳西下，朔风凛冽，这个破落的塔群更显得悲凉。

有一座塔，由于修建年代较近，保存得较为完整。塔身有碑文，移步读去，猛然一惊，它的主人，竟然就是那个王圆箓！

历史已有记载，他是敦煌石窟的罪人。

我见过他的照片，穿着土布棉衣，目光呆滞，畏畏缩缩，是那个时代到处可以遇见的一个中国平民。他原是湖北麻城的农民，逃荒到甘肃，做了道士。几经周折，不幸由他当了莫高窟的家，把持着中国古代最灿烂的文化。他从外国冒险家手里接过极少的钱财，让他们把难以计数的敦煌文物一箱箱运走。今天，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只得一次次屈辱地从外国博物馆买取敦煌文献的微缩胶卷，叹息一声，走到放大机前。

完全可以把愤怒的洪水向他倾泄。但是，他太卑微，太渺小，太愚昧，最大的倾泄也只是对牛弹琴，换得一个漠然的表情。让他这具无知的躯体全然肩起这笔文化重债，连我们也会觉得无聊。

这是一个巨大的民族悲剧。王道士只是这出悲剧中错步上前的小丑。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

二

真不知道一个堂堂佛教圣地，怎么会让一个道士来看管。中国的文官都到哪里去了，他们滔滔的奏折怎么从不提一句敦煌的事由？

其时已是20世纪初年，欧美的艺术家正在酝酿着新世纪的突破。罗丹正在他的工作室里雕塑，雷诺阿、德加、塞尚已处于创作晚期，马奈早就展出过他的《草地上的午餐》。他们中有人已向东方艺术家投来羡慕的眼光，而敦煌艺术，正在王道士手上。

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就像一个老农，看看他的宅院。他对洞窟里的壁画有点不满，暗乎乎的，看着有点眼花。亮堂一点多好呢，他找了两个帮手，拎来一桶石灰。草扎的刷子装上一个长把，在石灰桶里蘸一蘸，开始他的粉刷。第一遍石灰刷得太薄，五颜六色还隐隐显现，农民做事就讲个认真，他再细细刷上第二遍。这儿空气干燥，一会儿石灰已经干透。什么也没有了，唐代的笑容，宋代的衣冠，洞中成了一片净白。道士擦了一把汗憨厚地一笑，顺便打听了一下石灰的市价。他算来算去，觉得暂时没有必要把更多的洞窟刷白，就刷这几个吧，他达观地放下了刷把。

当几面洞壁全都刷白，中座的雕塑就显得过分惹眼。在一个干干净净的农舍里，她们婀娜的体态过于招摇，她们柔柔的浅笑有点尴尬。道士想起了自己的身份，一个道士，何不在这里搞上几个天师、灵官菩萨？他吩咐帮手去借几个铁锤，让原先几座雕塑委曲一下。事情干得不赖，才几下，婀娜的体态变成碎片，柔美的浅笑变成了泥巴。听说邻村有几个泥匠，请了来，拌点泥，开始堆塑他的天师和灵官。泥匠说从没干过这种活计，道士安慰道，不妨，有那点意思就成。于是，像顽童堆造雪人，这里是鼻子，这里是手脚，总算也能稳稳坐住。行了，再拿石灰，把他们刷白。画一双眼，还有胡子，像模像样。道士吐了一口气，谢过几个泥匠，再作下一步筹划。

今天我走进这几个洞窟，对着惨白的墙壁、惨白的怪像，脑中也是一片惨白。我几乎不会言动，眼前直晃动着那些刷把和铁锤。“住手！”我在心底痛苦地呼喊，只见王道士转过脸来，满眼迷惑不解。是啊，他在整理他的宅院，闲人何必喧哗？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但是等什么呢？我脑中依然一片惨白。

三

1900年5月26日清晨，王道士依然早起，辛辛苦苦地清除着一个洞窟中的积沙。没想到墙壁一震，裂开一条缝，里边似乎还有一个隐藏的洞穴。王道士有点奇怪，急忙把洞穴打开，呵，满满实实一洞的古物！

王道士完全不能明白，这天早晨，他打开了一扇轰动世界的门户。一门永久性的学问，将靠着这个洞穴建立。无数才华横溢的学者，将为这个洞穴耗尽终生。中国的荣耀和耻辱，将由这个洞穴吞吐。

现在，他正衔着旱烟管，扒在洞窟里随手翻检。他当然看不懂这些东西，只是觉得事情有点蹊跷。为何正好我在这儿时墙壁裂缝了呢？或许是神对我的酬劳。趁下次到县城，捡了几个经卷给县长看看，顺便说说这桩奇事。

县长是个文官，稍稍掂出了事情的分量。不久甘肃学台叶炽昌也知道了，他是金石专家，懂得洞窟的价值，建议藩台把这些文物运到省城保管。但是东西很多，运费不低，官僚们又犹豫了。只有王道士一次次随手取一点出来的文物，在官场上送来送去。

中国是穷，但只要看看这些官僚豪华的生活排场，就知道绝不会穷到筹不出这笔运费。中国官员也不是没有学问，他们也已在窗明几净的书房里翻动出土经卷，推测着书写朝代了。但他们没有那付赤肠，下个决心，把祖国的遗产好好保护一下。他们文雅地摸着胡须，吩咐手下：“什么时候，叫那个王道士再送几件来！”已得的几件，包装一下，算是送给哪位京官的生日礼品。

就在这时，欧美的学者、汉学家、考古家、冒险家，却不远万里、风餐露宿，朝敦煌赶来。他们愿意变卖自己的全部财产，充作偷运一两件文物回去的路费。他们愿意吃苦，愿意冒着葬身沙漠的危险，甚至作好了被打、被杀的准备，朝这个刚刚打开的洞窟赶来。他们在沙漠里燃起了股股炊烟，而中国官员的客厅里，也正茶香缕缕。

没有任何关卡，没有任何手续，外国人直接走到了那个洞窟跟前。洞窟砌了一道砖、上了一把锁，钥匙挂在了王道士的裤腰带上。外国人未免有点遗憾，他们万里冲刺的最后一站，没有遇到森严的文物保护官邸，没有碰见冷漠的博物馆馆长，甚至没有遇到看守和门卫，一切的一切，竟是这个肮脏的王道士。他们只得幽默地耸耸肩。

略略交谈几句，就知道了道士的品位。原先设想好的种种方案纯属多余，道士要的只是一笔最轻松的小买卖。就像用两枚针换一只鸡，一颗纽扣换一篮青菜。要详细地复述这笔交换账，也许我的笔会不太沉稳，我只能简略地说：1905年10月，俄国人勃奥鲁切夫用一点点随身带着的俄国商品，换取了一大批文书经卷；1907年5月，匈牙利人斯坦因用一叠银元换取了24大箱经卷、5箱织绢和绘画；1908年7月，法国人伯希和又用少量银元换去了10大车、6000多卷写本和画卷；1911年10月，日本人吉川小一郎和橘瑞超用难以想象的低价换取了300多卷写本和两尊唐塑；1914年，斯坦因第二次又来，仍用一点银元换去5大箱、600多卷经卷……

道士也有过犹豫，怕这样会得罪了神。解除这种犹豫十分简单，那个斯坦因就哄他说，自己十分崇拜唐僧，这次是倒溯着唐僧的脚印，从印度到中国取经来了。好，既然是洋唐僧，那就取走吧，王道士爽快地打开了门。这里不用任何外交辞令，只需要几句现编的童话。

一箱子，又一箱子。一大车，又一大车。都装好了，扎紧了，吁——，车队出发了。

没有走向省城，因为老爷早就说过，没有运费。好吧，那就运到伦敦，运到巴黎，运到彼得堡，运到东京。

王道士频频点头，深深鞠躬，还送出一程。他恭敬地称斯坦因为“司大人讳代诺”，称伯希和为“贝大人讳希和”。他的口袋里有了一些沉甸甸的银元，这是平常化缘很难得到的。他依依惜别，感谢司大人、贝大人的“布施”。车队已经驶远，他还站在路口。沙漠上，两道深深的车辙。

斯坦因他们回到国外，受到了热烈的欢迎。他们的学术报告和探险报告，时时激起如雷的掌声。他们在叙述中常常提到古怪的王道士，让外国听众感到，从这么一个蠢人手中抢救出这笔遗产，是多么重要。他们不断暗示，是他们的长途跋涉，使敦煌文献从黑暗走向光明。

他们是富有实干精神的学者，在学术上，我可以佩服他们。但是，他们的论述中遗忘了一些极基本的前提。出来辩驳为时已晚，我心头浮现出一个当代中国青年的几行诗句，那是他写给火烧圆明园的额尔金勋爵的：

我好恨

恨我没早生一个世纪

使我能与你对视着站立在

阴森幽暗的古堡

晨光微露的旷野

要么我拾起你扔下的白手套

要么你接住我甩过去的剑

要么你我各乘一匹战马

远远离开遮天的帅旗

离开如云的战阵

决胜负于城下

对于这批学者，这些诗句或许太硬。但我确实想用这种方式，拦住他们的车队。对视着，站立在沙漠里。他们会说，你们无力研究；那么好，先找一个地方，坐下来，比比学问高低。什么都成，就是不能这么悄悄地运走祖先给我们的遗赠。

我不禁又叹息了，要是车队果真被我拦下来了，然后怎么办呢？我只得送缴当时的京城，运费估且不计。但当时，洞窟文献不是确也有一批送京的吗？其情景是，没装木箱，只用席子乱捆，沿途官员伸手进去就取走一把，在哪儿歇脚又得留下几捆，结果，到京城已零零落落，不成样子。

偌大的中国，竟存不下几卷经文！比之于被官员大量糟践的情景，我有时甚至想狠心说一句：宁肯存放于伦敦博物馆里！这句话终究说得不太舒心。被我拦住的车队，究竟应该驶向哪里？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

我好恨！

四

不止是我在恨。敦煌研究院的专家们，比我恨得还狠。他们不愿意抒发感情，只是铁板着脸，一钻几十年，研究敦煌文献。文献的胶卷可以从外国买来，越是屈辱越是加紧钻研。

我去时，一次敦煌学国际学术讨论会正在莫高窟举行。几天会罢，一位日本学者用沉重的声调作了一个说明：“我想纠正一个过去的说法。这几年的成果已经表明，敦煌在中国，敦煌学也在中国！”

中国的专家没有太大的激动，他们默默地离开了会场，走过了王道士的圆寂塔前。

（选自2002年01月版《文化苦旅》）。

作者

余秋雨，1946年生，浙江余姚人，我国当代著名艺术理论家、文化史学者、散文家。大学毕业后留校任教多年，曾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写作学会会长。辞职后继续从事教学和写作。毕业于上海戏剧学院戏剧文学系。历任上海戏剧学院院长、教授，上海戏剧家协会副主席。1962年开始发表作品。在海内外出版过史论专著多部，曾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上海市十大高教精英”等荣誉称号。

近年来在教学和学术研究之余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先后获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成果奖、台湾联合报读书最佳书奖、上海市出版一等奖等。余秋雨的艺术理论著作——《戏剧理论史稿》，在出版后次年即获全国首届戏剧理论著作奖，十年后获文化部全国优秀教材一等奖；《戏剧审美心理学》荣获上海市哲学社会科学著作奖。因《行者无疆》获得2002年度台湾白金作家奖。

主要著作

主要著作有《戏剧理论史稿》(1983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艺术创造工程》（1978年，上海文艺出版社出版），《文化苦旅》（1992年，知识出版社出版），《文明的碎片》（1994年5月第1版，春风文艺出版社出版），《秋雨散文》（1994年，浙江文艺出版社出版），《山居笔记》（1998年，文汇出版社出版），《信客》一文入选初中语文课文。

荣誉

1997年被授予“国家级突出贡献专家”称号，入载多部世界名人录；所著散文集《文化苦旅》获上海市出版一等奖，上海市文学艺术优秀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金石堂最具影响力的书奖。《山居笔记》获海外华文文学最高奖──台湾联合报读书人最佳书奖第一名。其文化散文以其学者的独特视角，独到的表现方式以及深沉思考得到高度评价。

背景

莫高窟是我国最著名的佛教石窟。在甘肃省敦煌县境内东南25公里处，开凿在鸣沙山东麓的断崖上。历经一千多年的历史。是我国文化艺术的一大宝库。

发现藏经洞

光绪二十六年(1900)王道士发现藏经洞既有必然性，也有偶然性。说必然性，是因为他走进洞窟，雇用人员清理洞窟中堆积多年的淤沙，踏踏实实做了大量的具体工作，只有清除淤沙，藏经洞的洞门才能显露出来。说偶然性，是因为王道士当初清除洞窟淤沙，不是为了要发现什么，而是为了保护洞窟，发现藏经洞完全是偶然的。

可以说，无论什么人发现藏经洞都是一种贡献，都是一个了不起的重大发现。因为藏经洞的发现就预示着“敦煌学”的产生。王圆箓发现了藏经洞同样有功，而不能视为过错。至于有人说应该在某个时代发现合适，那纯粹是一种主观主义的一厢情愿。

贱卖国宝

1907年，斯坦因到来，他通过宗教精神的交流将王道士俘虏了。斯坦因说：“道士之敬奉玄奘，在石窟寺对面新建凉廊上的绘画有显明的证据，所画的都是一些很荒唐的传说……我用我那很有限的中国话向王道士述说我自己之崇奉玄奘，以及我如何循着他的足迹，从印度横越峻岭荒漠，以至于此的经过，他显然是为我所感动了。”

当时王道士把经卷卖给斯但因有三方面的原因：一是在长达7年的时间里，他多次求助官方予以重视，而且是逐级上报，但无人过问，致使他灰了心。二是为了完成他的宏愿，清扫洞窟，修建三层楼，架设木桥。三是唐玄奘沟通了他们的思想，斯坦因这个探险家追求事业的精神感动了他。因此他虽则思想极为矛盾，极不愿意外国人将这些文物带走，但在无奈的情况下，也只好让了步。

作者思路

作者对于这些宝物的损失深感痛心！从中深省酿成那场不堪回首的民族文化悲剧的社会根源。作者即是根据这一思路行文的。

关敦煌学

形成

庚子年(1900)农历五月二十六日，道士王圆箓在敦煌莫高窟第16窟甬道北壁发现了一个复洞(现编号为第17窟)，洞内重重叠叠堆满了从十六国到北宋时期的经卷和文书。

这批古代文献总数在五万件以上，多数为手写本，也有极少量雕版印刷品和拓本；其形态有卷子、折本(包括褶叶装、旋风装、蝴蝶装)、册叶本和单片纸叶等；其文字多为汉文，但古藏文、回鹘文、于阗文、粟特文、梵文和突厥文等其他文字的文献亦为数不少；其内容极为丰富，涉及宗教、历史、地理、语言、文学、美术、音乐、天文、历法、数学、医学等诸多学科，但以佛教典籍和寺院文书为主。敦煌文献主要是指这批古代文献。不论从数量还是从文化内涵来看，敦煌文献的出土都可以说是20世纪我国最重要的文化发现。

但是，这些后来引起世界学术界震惊的珍贵文物在当时并没有得到应有的保护，致使其中的大部分先后流散到英、法、俄、日等国。我国学术界自1909年得睹敦煌文献之时起，即开始对其进行整理和研究，经过我国学者和日、法、英等国学者的共同努力，以整理和研究敦煌文献为发端的学术研究领域逐渐扩大，并形成了一门新的学科──敦煌学。现在，敦煌学已成为一门国际显学，而利用敦煌文献研究历史问题始终是敦煌学的重要组成部分。（郝春文《敦煌文献与历史研究的回顾和展望》）

综合性边缘学科

敦煌学是一门综合性边缘学科。敦煌学的研究对象，一是敦煌石窟，窟内陈列着自十六国到元代一千年间的彩塑和壁画，为宏伟瑰丽、举世无双的艺术博物馆；二是藏经洞出土的缮本图书四五万件。就艺术而言，有绘画、建筑、雕塑、装饰图案、书法、文学等大量文物，是我国美术史、建筑史、文学史、书法史、音乐舞蹈史的珍贵史料。就历史而言，涉及政治、军事、哲学、宗教、民族、语言、科技、民俗、中西文化交流等广泛领域。所以敦煌学研究总体可划为两大部分:一是敦煌石窟研究，一是敦煌遗书研究。(朱政惠《敦煌学发展的三大态势──当代中国史学趋势研究之三》）

研究的对象

敦煌学研究的对象，概括讲包括敦煌石窟、敦煌遗书和敦煌史地(实即丝路史地)三大领域。

敦煌石窟包括以莫高窟为主体的古敦煌境内所有石窟，共计550多个，壁画约5万多平方米。时代上起十六国，下迄元明清，绵延1600多年，规模之大，举世无双。单以壁画内容而言，描绘了我国各民族、各阶层、各方面的活动。藏经洞出土的文献约有四五万件，时间上起三国两晋，下迄北宋，历经千余年；内容包括政治、经济、军事等等，英国人称之为“中国文献遗存的大宝库”。总而言之，敦煌学研究所涉，上下两千年，纵横三万里，所称“敦煌学”，实际就是“中国学”。(段文杰《敦煌学回归故里》)

敦煌遗书

据统计，目前收藏敦煌遗书最多的有中国的北京图书馆，藏有遗书1万余号，已整理编目的有9803号；英国图书馆东方写本部有11297号，其中已编目9172号；法国巴黎国立图书馆藏6千号，汉文卷子4038号已编目，藏文卷子约2千余号未编目；前苏联列宁格勒亚洲民族研究所藏11050号，已编目2954号；日本人橘瑞超收藏429号。另外，中国的旅顺博物馆189卷；甘肃省图书馆100余卷；甘肃省博物馆137件；敦煌研究院367件；敦煌县博物馆汉文78件、藏文226卷；西北师院历史系文物室22件；上海博物馆182件；天津艺术博物馆300余件；台湾中央图书馆153件；台湾国立历史博物馆20余件。

国外的一些图书馆、博物馆也藏有部分遗书，如英国印度事务部图书馆765件藏文文书；日本大合大学38卷；龙谷大学7卷；日本私人收藏者中村不折163件；其他人共有28卷；丹麦皇家图书馆东方部14卷；法国吉美博物馆还藏有绢画220幅。还有一些图书馆收藏的图书数目不详，如中国甘肃河西地区博物馆、台湾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台湾的一些私家收藏者也有数十卷，英国牛津大学金德利图书馆、英国皇家亚洲协会图书馆以及西德柏林科学院所藏的6千余件汉文文书，韩国汉城博物馆藏有的2千余件原朝鲜总督文书、日本约3千件大谷文书中都有数目不详的敦煌文书。印度德里博物馆还藏有一些藏文文书。瑞典、奥地利、原东德等国也都各有所藏。(卢秀文《敦煌遗书知多少》，《文史知识》）

余秋雨散文评价

“体验”和思辨

余秋雨在类似《道士塔》《阳关雪》《上海人》《一个王朝的背影》等散文中，所表现的诚然是一种“感性体验”，同时又包容着他的理性思辨。他的“感性体验”发自对帝王将相、才子佳人、典章经籍、山川风物、世俗人情的领略、体悟，他以双重文化人格对它们予以谛视与观照，既是深受中国文化传统影响、积淀文化传统基因的大学教授，又是受西方文化思潮碰撞、为当今改革大潮与商品大潮所拥抱的现代人。

于是他以继承文化传统、又批判文化传统的悖论，导入他的审美观照，因而生成某一种文化的与哲学的焦虑，一种浸濡历史沧桑感的困扰，以及走出困扰的使命意识，即他自己所称谓的“文化苦旅”。其实这正是余秋雨既与历史“撞击”、又与现实“撞击”，既欲走出历史、又欲走出现实的思想的“苦旅”。(吴周文《90年代:中国散文现在时》）

超越

余秋雨散文对当代散文的超越，不仅表现在思想文化境界上，还表现在强烈的主体意识方面。余秋雨的散文之所以有很强的感召力，其根本原因就在于作家把自己鲜活的文化生命融入了笔端，而这个具体的文化生命又是由深厚而沉重的现实历史积淀而成的。现实历史的重压，使作家的文化生命如“万斛泉源，不择地而出”，于是，一处处人文景观便成了历史的浓缩，再由历史显现出文化，最终由文化而透显出民族的存在状态。就这样，余秋雨的散文终于摆脱了以往40年散文的樊篱，从“小体会”“小摆设”“小哲理”等小家子气的审美规范中走出来，树立起了一座真正高大独立的主体形象。

余秋雨散文中鲜明的主体意识固然来自作家渊博的文史知识和良好的文学天赋，但如果只靠这些，也只能写出掉书袋式的怀古悼亡之作，决不会将一座“精神道场”弥漫于天地之间。因此，真正纯净的主体意识，需要对历史的洞察，对现实的忧患，对未来的执着，对人生的定力以及对整个人类文化的感悟，借用先贤的话说，就是要摆脱“小人儒”而达到“君子儒”的境界。

余秋雨的散文对俗常生活乃至社会政治层面上的东西已无所关注，而是从更高的层次上对现实历史进行着极其深切的眷顾，其中的欢愉、忧思、欣慰、苦恼都与历史、现实和未来紧密契合，与当前处境中的高尚与卑微、深刻与虚浮息息相关，由此而构成了散文的多维结构立体化的主体意识，这种主体意识以其丰富、高大和纯净的特质把当代散文推向了一个新的里程。(冷成金《论余秋雨散文的文化取向》，《中国人民大学学报》）

微观和宏观

如果说余秋雨从人生的角度给出了文化以丰富生动形象的涵限，是从微观角度出发的话，那么立于民族、国邦角度的关切，则是宏观上对文化的构架。

这种关切体现于作者把祖国山水、民族感情、华夏文化三者交融浑然为一体。他视文化为民族的魂灵，把对民族的情感又付之于山水之上。《道士塔》中作者由莫高窟的文物遗藏联想到外夷入侵、民族劫难，“一位年轻诗人写道，那天傍晚，当冒险家斯坦因装满箱子的一队牛车正要启程，他回头看了一眼西天凄艳的晚霞。那里，一个古老民族的伤口在滴血”。何止是几箱文物被运走了，作者分明看到了一个民族的精灵──文化，在列强刺刀下伤痕累累、血迹斑斑，一个高大的文化巨人在时代面前痛苦着、呻吟着。

透过余秋雨散文把祖国河山、民族情感与华夏文化融为一体的形式，我们会看到隐含着更深层次的文化意义，那就是华夏文化的精髓和内核──民族主义和爱国主义。“我甚至想向他跪下，低声求他”，“请等一等，等一等……”，“这里也难，那里也难，我只能让它停驻在沙漠里，然后大哭一场”，……我们仿佛看到作者那颗拳拳赤子之心，充满了对民族文化的珍视和对祖国的深厚情感，他那凄切的乞求和呼唤，不仅仅要保存莫高窟的文化遗产，而且更深刻地蕴藏着爱国的内涵。

……余秋雨的苦旅“文化”，不仅有着强烈的人生感、民族感，而且更富有历史感。余秋雨散文的精邃的思辩、丰富宏魄的内涵，都导源于他的渊博精湛的史家修养。他的“文化”所富有的历史感，并不是对过去僵死的白描，而是把历史作为一条奔腾不息的长河，用文化把过去和现在紧密相连。在他那里，文化如同充满着旺盛生命力的滚滚浪涛，推动着中华民族勇往直前。

作者站在人类历史的高阔视角之上来看待文化，文化成了历史的积淀，文化和历史已经成为不可分割的整体。他的“山水”是“人文山水”，“这是中国历史文化的悠悠魅力和它对我的长期熏染造成的，要摆脱也摆脱不了。每到一个地方，总有一种沉重的历史气压罩在我的全身，使我无端地感动，无端地喟叹”(《自序》）。《莫高窟》一文中的描述更具典型，“大凡至今轰传的历史胜迹，总有生生不息、吐纳百代的独特秉赋”，“莫高窟可以傲视异邦古迹的地方，就在于它是一千多年的层层累聚。看莫高窟，不是看死了一千年的标本，而是看活了一千年的生命。

一千年而始终活着，血脉畅通，呼吸匀停，这是一种何等壮阔的生命!”历史的韵味可谓浓矣!《莫高窟》一文哪里是对文物古迹的欣赏，实在是对中华几千年沧桑历史的活生生的再现。他从画像的色流中，竟将几千年文明看了个玲珑剔透。历史在他那里与文化相结合，便没有了冷漠和严峻，历史的生气驱除了“文化苦旅”的单调和干枯，呈现给我们的则是活泼与洒脱，或许这也正是“文化苦旅”津津有味的原因之一吧！（张昭君等《血凝·精灵·积淀──〈文化苦旅〉的文化观》，《社会科学探索》）

审美心境

余秋雨走出了书斋，走出了都市繁华，一个人，悄悄地，从秋风塞北到春雨江南，一任唐朝的风沙宋朝的烟尘的扑打，又黑又瘦，一路探寻着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苏生力量和文化更新的鲜活血脉，而对自然山水、风物，面对一堆堆文化的断壁残垣，余秋雨发出了苍凉的人生浩叹。这是真正的大忧患大悲怆，说是历史的泼墨一点都没夸张。你看整个“文化苦旅”，从大西北的敦煌起步，转到大西南的武侯祠、都江堰，再到东南的吴越春秋，最后的落脚点竟是南洋的垒垒丛冢。

起初，你还会拥有一份自豪，一丝安慰，因为我们毕竟拥有过一个大唐盛世以及大唐盛世所创造下的辉煌的敦煌文明，尽管后世不肖子孙是如何地把她糟踏了。接着你便感到了寒冷，因为文人的孤魂野鬼出现了，慢慢地你会沉默，你会忧伤，你会呜咽，最后面对一群黑头发、黄皮肤的华裔却不再操华语的异乡故人，你能不悲鸣?中国的文化啊，难道你真的就断送于此吗?难道你真的最终也像古埃及、古希腊一样文明沉沦了吗?不，不会的！

《道士塔》《莫高窟》应是劫后的苏醒。《阳关雪》则早已跳出了“西出阳关无故人”的圈子。《上海人》是在祭奠古上海文明的同时对今上海文明又作了充分的肯定，并提出了“小市民”“大市民”的概念。

余秋雨是那种乐意把笔浸润在历史沧桑之中，眼睛却时时关注着今天，也眺望着明天的文人，经历着山一程、水一程的坎坷，领纳着风一更雪一更的寒冷，这里面怎能没有沧桑?一座破旧斑驳的牌坊，一堵朱红剥落的庙宇的断壁残垣，一条海岸边被风霜侵蚀的废船，那是岁月的层层结痂的痕迹，那是岁月无声却残酷的铁蹄，人类所无法承受的无奈。在这里，沧桑成了一种人文景观，该需要多么高品位的审美心境啊！(田崇雪《大中华的散文气派──余秋雨散文从〈文化苦旅〉到〈山居笔记〉印象》)

文化感叹

《道士塔》中，当我们随着作者愤懑冲激，也意欲随作者横立沙漠中，喝阻那些西方的文化强盗浩劫敦煌文物典籍的车队时，忽然又被作者“拦下了车队，又怎么办”的提问所震慑，情感的痛苦转瞬间转为思想的痛苦。

《道士塔》写到了上一个世纪之交的一个早晨“王道士每天起得很早，喜欢到洞窟里转转……开始他的粉刷”。我们甚至完全可以在这里读出黑色幽默，因为王道士粉刷的是千年流传的敦煌壁画!──这种生动又时时转换感情内涵的描述，充满在全部的余氏散文中，且经常是写得更精彩。

(偌大的中国句)如此忧愤之语，道出了作者对中国文化的深爱以及对文化命运的无奈，充满了历史的沧桑感。《道士塔》正好印证了鲁迅的一段话:“中国公共的东西，实在不容易保存。如果当局者是外行，他便将东西糟完，倘是内行，他便将东西偷完。而其实也并不单是对于书籍或古董。”(《而已集·谈所谓“大内档案”》)

“故事+诗性语言+文化感叹”显然是一条有效的流水生产线。

(以上各段文字均摘录自萧朴编《感觉余秋雨》）

评价

让绝大数中国人知道敦煌藏经洞的就是余秋雨的这篇带着幽怨的散文，作者通过对敦煌文献的散失，表达了对中国文化的沉重回顾，作者通过对王道士的渲染，给出了一个愚昧无知的王道士的形象。这个曾经给了绝大多数中国人以内心极大痛苦的愚昧的中国人，其实却有着另外的具有血肉的模样和人格，和余秋雨本人描述的相差很大。

这也是余秋雨在此篇文章中的一个硬伤，把众多的历史积怨，以文人特有的方式，发泄到一个脆弱的个体身上，这是具有理性思考的绝大多数人所不能接受的，王道士曾经数次为了保护这些文物做出了别人难以想象的努力，包括涉险送这些古籍到地方政府，最后冒死写奏章给慈禧太后，这些都是余秋雨没有向此文的读者所袒露的，也就是这样一个冒死保护古籍，却连连失败的人。

凭借着自我坚定的宗教信仰，为了清理当时的洞窟，出卖了珍贵的敦煌文献，余秋雨并没有仔细的描述那段坎坷的历史，却以文人的特殊喜好，置王道士以死地——这也有“余”的优势，因为王道士不会和他争论，即便从道士塔里面走出来，也争辩不过这样一个所谓的为了文学痛苦并思考着的，以有知做盾牌的文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