谭甫仁（1910年4月1日-1970年12月17日），广东仁化人。1927年参加南昌起义，后历任红十二军连政委、六八七团政委、红一军团一师政治部组织科长、红十五军团七十八师政治部主任，参加长征。

抗战期间历任八路军一一五师三四四旅六八七团政治处主任、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长、一一五师教导七旅政委、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解放战争时期先后任东满军区政治部主任、东野七纵副政委。

卒于一九七零年。

建国后任十五兵团军政委、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武汉军区第二政委、工程兵政委。1955年授中将衔。1970年12月17日在住处被枪杀。

人物生平

1910年4月1日生于广东省仁化县城口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6岁入私塾，9岁起就读于仁化县立第四高小。1926年高小毕业时正置国共合作的北伐战争开始，仁化地区工农运动蓬勃兴起，遂投身家乡革命斗争，任区农民协会秘书，负责宣传工作。同年11月，入广东省农协在韶关创办的江北农军学校，毕业后返回家乡继续从事农民运动。1927年四一二政变后，随江北农军北上武汉，7月移师南昌编入国民革命军第20军贺龙部，参加了八一南昌起义。起义军南下时，他与主力部队失掉联系，在寻找部队时误入江西国民党军第27师，被编在该师第79团1营当兵。1928年1月，随军“进剿”井冈山，在新城战斗中被俘，参加工农革命军第4军（后改称红4军）。同年5月加入中国共产党。后任红4军士兵委员会干事，红12军连政治指导员、第36师108团政治委员，红1军团第1师政治部组织科科长，参加了南雄水口等战役和中央苏区历次反“围剿”。1934年奉调红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任组织科科长。长征中任陕甘支队第2纵队12大队政治处主任。到陕北后任红15军团225团政治处主任，第75、78师政治部主任，参加了东征、西征和山城堡战役。抗日战争爆发后，任八路军第115师343旅687团政治处主任，参加平型关战斗后调任第344旅政治部副主任，八路军野战政治部组织部副部长。1939年任晋冀豫军区独立游击支队政治委员。翌年随部队挺进冀鲁豫边区，任新编3旅政治委员、冀鲁豫军区副司令员。1941年赴延安入中共中央党校学习。抗战胜利后赴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吉辽（东满）军区舒兰分区政治委员、第23旅政治委员，与旅长贺庆积指挥部队积极开展剿匪作战和根据地建设，很快在舒兰地区站稳脚跟。1946年4月，任吉辽军区第3路东北纵队政治委员，会同司令员曹里怀统一指挥第23旅等部6000余人在兄弟部队配合下攻占长春，任长春卫戍部队东分区政治委员。四平保卫战后，奉命率部撤离长春，任吉林军区政治部主任。1948年4月起调任东北野战军第7纵队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参加辽沈战役。同年11月，第7纵队改称人民解放军第44军，任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随后参加了平津、湘赣、广东等战役。1950年4月升任第44军政治委员，参与指挥解放万山群岛。1952年4月起任广西军区副政治委员兼政治部主任、第三政治委员，武汉军区副政治委员、第二政治委员，人民解放军军事法院院长，工程兵政治委员，昆明军区政治委员。1970年12月17日在昆明遭反革命分子杀害。

历史评价

谭甫仁是仁化人民开展革命斗争以来资历最深、军衔最高的一位领导人。他参加“八一”南昌起义后，上井冈山一直跟随毛泽东同志干革命，先后参加过黄洋界保卫战、一至五次反“围剿”、二万五千里长征、东征和西征、平型关战役、抗日战争、解放东北战斗、辽沈战役、平津战役及解放广东、万山群岛等战役。在错综复杂和极其艰难恶劣的环境中，奋不顾身，英勇善战，屡立战功。

他早年参加革命，长期、艰苦的革命斗争培养了他许多优秀品质。在工作上，他认真负责，刻苦积极。经常是白天开会，晚上批阅文件，直至深夜，甚至通宵达旦。1967年，他任中办毛泽东思想学习班办公室主任期间，由于学习班驻地分散，他不分昼夜地奔走于各个驻地，工作非常劳累。在此期间，他做了大量的保护老同志的工作。

谭甫仁为人忠厚，胸怀宽广，刚直不阿，光明磊落。建国后，虽然国内外形势发生了重大变化，但谭甫仁不管是任职两广武汉，还是受命戍边赴昆明，仍然以其坚强的党性，扎实的工作作风，严于律己和廉洁奉公的本色而著称。l951年春，谭甫仁受命率部驻守广东惠阳。惠阳毗邻港澳，受外界影响大，在这特殊的地理环境中，为教育干部、纯洁队伍，他积极响应党中央、毛主席关于开展“三反”运动的决定，亲任部队“三反”运动领导小组组长，并敞开胸怀，勇于开展批评与自我批评，在他的领导下，他所在部队的“三反”工作开展得有声有色，卓有成效。

死因调查

内部问题

案发当天6点，军区大院被封锁了，全城进行了地毯式的大搜捕。根据六姨提供的线索以及侦破人员对现场的分析，凡身高一米七左右、圆脸、大眼睛、微胖者，均视为有作案嫌疑。问题是，虽然破案搞得声势浩大，风声鹤唳，但事过多日案件侦破仍毫无进展。听说是周恩来非常生气了，再次明确指示：破案并不难，问题在内部。此话不是原文，我也未见到准确的书面材料。作为一个精明干练、经验丰富的政治家，周恩来的如此判断当是十分精准、一针见血的。于是全军区开始查验枪支，某日，保卫部副部长王庆和突然发现保险柜中两支五九式手枪及20发子弹不翼而飞！保密室的门窗绝无撬动痕迹，保险柜暗锁完好无损！周恩来所指问题在内部，可谓千真万确了。

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

昆明军区于是急调十一军副军长赵泽莽来昆主持破案工作。原保卫部大多数人员一时都成了嫌疑对象，被弄到城外军区外训队“学习班”接受调查。原负责组织侦破此案的军区保卫部长景儒林自知重责难逃，在学习班开班翌日早上，趁大家去食堂用餐，一人用尼龙网兜悬挂床头栏杆，自缢身亡。

赵泽莽原系五十四军军官。1968年秋五十四军由重庆调防来滇，次年又离滇北调，留下一部分骨干组建十一军，赵便是留守者之一。五十四军系四野嫡系。在林彪政治地位如日中天的年代，由五十四军的人来主持破案，当是顺理成章的事。自杀身亡的原保卫部长景儒林是老昆明军区的人。老昆明军区是二野班底。我在“谭办”供职时常常听到这样一句话：昆明军区不整顿好，林副主席睡不着觉。“将昆明军区建成林副主席放心的军区”，是首长们大会小会都爱挂在嘴上的口头禅。

童言无欺

赵泽莽上台后迅速把侦破重点收缩到军区内部。目击者被重新提上来。目击者当时就知道一个：六姨。六姨已经提不出任何有价值的线索了，于是第二个目击者：马苏红，就是前面说到的、为凶手指路那位十三岁的少年，这时候浮出水面了。

马的父亲也是政治部干事，在组织机关干部回忆、提供侦破线索时，他突然想起了案发当天早上曾经有人敲门让他儿子去为他引路找人，于是向组织作了报告。侦破人员很快找来少年对详细情况进行了查询。问他：你知不知道那人姓甚名谁？马说，他只知道那人的儿子叫王冬昆而不知其父亲为谁。70年代那会儿，干部宿舍设施条件都很简陋，从无家庭卫生间一说，大人娃娃要洗澡都是去司令部大院的公用澡堂。马苏红和王冬昆常在澡堂相遇，年龄相近，总喜欢一起玩耍嬉戏。侦破人员迅速查阅了户口簿———军区人员都登记公共户口的———很快查到了王冬昆小孩的父亲，叫王自正。

发现这个名字，大家就有些纳闷了：他不是正在被审查的保卫科副科长吗？他不正关押在西坝俘管所吗？身被羁押，怎么能够顺利实施如此惊天大案？……马苏红那年十三岁，记忆力正好，他确信那人就是王姓小孩的父亲，而且他确信他可以指认出来。

童言无欺。凶手这一下被罩入法网了。

接着就带小马去了俘管所。破案人员让他站上当院小楼的二楼阳台，然后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到院子当心打扫庭院。马苏红没有犹豫，很快就把王自正认了出来。侦破人员问：确实吗？他说，确实。接着马上通知所有被审人员在操场上集合排队，让马苏红从队首走向队尾，对所有人员再过一遍———马又一次准确无误把凶手辨认了出来。几十年后，马已身任云南省建设厅城市建设处处长，他对我说起当时情景还记忆犹新。“那一刹那王自正的眼神我至今记得清楚：恐慌，惊讶，非常绝望！好像汗水都吓出来了。”他说。

这算不算一个非常蠢笨的做法呢？凶手确实被指认出来了，显然又已打了草，惊了蛇，后来抓捕凶手时出现重大失误，就毫不足怪了。

王自正自杀

应该说，抓捕王自正是并非草率的。把王圈定为重点嫌疑对象之后，还做过相应而必要的证据收集工作。比如，某天一早，我就看见许多士兵赤脚涉进西坝河，排成数路横队，在冰凉的水中作梳蓖似的摸索寻找那支保卫部遗失的“五九式”手枪。在西坝河冰凉的河底没有捞出什么结果，而在“学习班”墙外的垃圾堆中，确实找到“五九式”手枪一支———可以认定王行凶后返回途中把枪扔进了厕所，被掏粪农民和粪便一起掏出———再加上其他一些证据，认定王自正为凶手，应该没有问题了。

抓捕是在晚上10点半左右进行的。陈汉中和另外一名保卫干事来到隔离室，通知躺在床上的王自正，说：起来，到饭堂去一下。有点事。

王下床，俯身佯作穿鞋状，突然从床下又掏出一支五九式手枪，对准来人便射———垃圾堆里发现的手枪确实是王扔的。但是，保卫部明明知道丢失的手枪是两支，那么，凶手手上肯定就还有一支了，破案人员为何将如此重大的线索疏忽了？———凶手共有20粒子弹，12月17日凌晨用去四粒，肯定还剩下多粒。杀手迅速地对来人一人一枪，弹无虚发，一重伤一轻伤，趁二人扑倒在地，他往门外直奔而去。———只是他已无路可逃。枪声把守候南屋的战士全都惊醒，他们纷纷提枪对冷面杀手射击。

王自知逃脱无望，于是将枪口迅速对准太阳穴，抠动枪机，把最后一粒子弹留给了自己。

事后检证：凶手自杀所用手枪，正是保卫部被盗的两支手枪中的另一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