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城市病指的是在大城市里出现的人口膨胀、交通拥挤、住房困难、环境恶化、资源紧张等“症状”。由于中国一些大城市的“城市病”日益严重，很多上班族不得不逃离“北上广（北京、上海、广州），到二三线城市寻求新发展。

主要表现

堵车

伴随着经济高速增长和城市规模扩大，“堵车”这一“大城市病”正快速由中国一线城市向二三线城市“传染”。中小城市堵车的速度一点也不亚于ＧＤＰ增长速度。南京上班时间早晨六点半就开始堵，一些重点路段200米的路开车要走20分钟。"大城市病"在这里传染得很快。

高房价

除了交通堵塞之外，已经背负着一线城市高房价的中国人还发现，一些二三线城市逐渐出现了“一线房价”。借钱也要先买套房子！这里房价涨得这么快，得早下手。

看病难

“看病难”在一些中小城市同样存在。乌鲁木齐市民王海英早晨5点起床后，便匆匆赶往新疆中医院排队挂专家号，而当地上班时间是上午10点。

应对措施

为了防止“大城市病”的重现，中国许多中小城市因地制宜探索了不少办法，“新城区”“老城区”“城市西扩”“市中心东移”等等，都是各地应对“大城市病”的努力与实践。一些城市在反思“大城市病”的同时，开始追求“幸福指数”、“健康城市”、“绿色城市”，以减少“大城市病”的深度传染。

转变城市发展方式，完善城市治理体系，提高城市治理能力，着力解决城市病等突出问题，才能不断提升城市环境质量、人民生活质量、城市竞争力。正在进行中的中国探索，将为建设和谐宜居、富有活力、各具特色的现代化城市，提高新型城镇化水平，蹚出一条中国特色城市发展道路，为人类破解共同面临的“大城市病”提供有益的中国方案。

“建立差异化的考核评价体系，不单纯以GDP增长率评定政绩”，这有利于防止一些地方官员为经济发展，盲目招商引资；“强化节能、节地、节水、人口、环境、技术、安全等准入标准”，通过法制手段引导产业发展，无疑更科学、合理，符合法治的要求。在做好“减法”的同时，“决定”也极力通过“加法”，扩大公共服务的供给，来缓解“大城市病”。

比如“决定”要求，“国有资本加大对公益性企业的投入”，这一要求显然契合国企的定位，让国企在保障民生上发挥应有的作用；“决定”，还提出“建立健全政府购买公共服务制度”，“加快推进非基本公共服务市场化、社会化”，这些举措，将能鼓励更多企业、社会组织进入公共服务领域，从而为政府“减压”。

专家观点

一些专家指出，近些年，中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人口向城市的快速集中，使城市、特别是大城市越来越不堪重负。当人们逃离大城市转向中小城市生活的时候，实际上同时也把大城市的压力转移到中小城市。一些中小城市复制或被传染了“大城市病”。对此，不少部门和专家已经表示，要警惕二三线城市患“大城市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