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继绳，1940年11月出生于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清华大学，现为新华社高级记者、中国新闻学院教授。曾任新华社天津分社记者、经济参考报理论部主任、新闻采访中心主任、新闻调查部主任等职。他两栖于新闻和学术之间，发表过新闻作品上千篇，学术论文近百篇。

生平简介

高级记者、教授，1940年11月出生，籍贯湖北省浠水县，1966年毕业于北京清华大学，2001年在新华社工作35年服役期满，还保留一些诸如中华全国新闻工作者协会理事、中国工业经济联合会理事、中国合作经济学会理事等一些学术头衔。

个人作品

除了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以外，还发表了上百篇学术论文，其中多篇论文在社会上获奖。出版的学术着作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技术贸易学》、《社会奥秘之门》、《邓小平时代》、《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等。《技术商品与技术市场》和《技术贸易学》是国内同类题材的第一本着作。《邓小平时代》，印5万册，在社会上获得各方面好评。《中国社会各阶层分析》是建国以来国内第一本以此为题的学术着作。

社会评价

他是一名与众不同的研究型记者：35年来除发表了数以千记的新闻作品外，还发表了数百篇颇有影响的学术论文，他以记者的敏锐扑捉问题，以学者的深度剖析问题的症结；他是一个有故事的人：他的文章曾得到过毛泽东、周恩来的批示，但他也是中国新闻界挨批层次最高的记者，有两届中宣部长都曾经批评过他的文章。他，就是新华社高级记者杨继绳。我们提出采访要求，他在平静中流露几分率真：我现在主要精力用于围绕中国经济社会问题胡乱读书，胡思乱想，胡思乱写。“三胡”的目的是满足自己精神生活的需要，也为了偿还文债，换取些许Money也是一个目的。

观点摘要

无论是历史学家、经济学家还是社会学家，无论是政治要人还是寻常百姓，无论是中国人还是外国人，对中国30年发生的社会变革无不有着极大的关注。一个13亿人口的大国，在没有大的社会震动的情况下，发生了如此全面而深刻的变化，实现了如此重要的社会进步，这不能不说是一个奇迹！在这场巨大而深刻的社会变革过程中，演出了多少使人心灵震撼的历史活剧！融化了多少悲伤、壮烈、激动和喜悦！留下了多少令人深思的问题！难怪不同国籍的作家、记者、学者们，纷纷用不同的语言和不同的思维方式，着述这将在人类历史天幕上留下重要痕迹的30年。今年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60周年，改革开放是第二个30年。站在新的30年的门口，重新反思刚刚过去的30年是非常必要的。

从中国改革的历史看中国改革的目标。在20世纪这短短的100年内，人类的经济制度经历了一个螺旋式的上升。从19世纪承袭下来的自由资本主义，以其富有激励性的市场机制，空前地调动了人类的创造力，使生产力奇迹般地发展，积累了巨大的财富，刷新了整个社会面貌。但是，它也曾一次又一次地造成了资本主义社会的危机。20世纪初，人类面对早期资本主义的社会危机作出了种种思考和实践探索，其中变为大规模社会实践的有四条道路：法西斯主义是第一种实践。希特勒提倡“国家社会主义”，用政府的权力来消除不平等，在经济上对大股份公司实行国有化，否定自由企业制度和市场经济，实行高度集中的、国家垄断的统制经济，承诺维护工人阶级的利益。为了实现其“国家社会主义”理想，他采取秘密警察和集中营的恐怖手段镇压反对者；反对民主，扼杀人权。法西斯的实践给人类带来了灾难，已经被人们唾弃。

北欧的民主社会主义是第二种实践。它主要是吸收第二国际的思想遗产。“二战”以后，社会民主党在联邦德国、瑞典、挪威、芬兰等一些国家执政。它的主要特征是：放弃无产阶级的暴力革命，实行和平过渡；实行民主政治，反对专制主义；靠市场力量配置资源，国家对经济实行调控，不实行国家所有制；实行“从摇篮到坟墓”的社会福利计划。

以苏联为代表的社会主义是第四种实践。二战以后，苏联式的社会主义制度在十几个国家掌握了政权。由于高度集中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能够动员全社会的财富，因而使一些落后国家迅速实现了初步的工业化。在1929年前后的资本主义经济危机时期，一些西方知识分子也崇尚这种社会主义。但是，从60年代以后，这种社会主义制度，越来越显现出它的不足。它不能有效地吸纳20世纪新技术革命的成果；没有力量进行有效的资源配置，经济发展缓慢；无休止的内部政治斗争耗尽了精力；在辉煌表象中掩盖着深刻的危机。由于经济垄断、政治垄断、思想垄断，内部危机日益深重，苏联解体，东欧剧变。

邓小平同志有过一系列的明确论断。1986年，他同雅鲁泽尔斯基谈话时就指出，“我们两国原来的政治体制都是从苏联模式来的”。邓小平：《根据本国情况进行政治体制改革》，1986年9月29日，载《建设中国有特色的社会主义（增订本）》，第144－145页，人民出版社，1987年3月第二版。通过人类在20世纪100年的实践，中国的改革目标很明确：从苏联那一套模式中走出来，进入人类的主流体制，即民主政治，市场经济。这一点应当是没有争议的。

中国的改革是成功的。改革以前的上世纪70年代末期，中国的农村一贫如洗。不仅农民家中一无所有，连村子周围的树木都砍光烧尽。有一个令人震惊的数字：1978年，全国有2/3的农民生活水平不如50年代，有1/3农民的生活水平不如30年代。处于工农差距有利一方的工人怎么样呢？以天津为例：1975年，工厂的生产第一线70％以上是二级工，月薪为41鳚5元，再没有其他收入。职工家里没有任何财产，成了名副其实的“无产阶级”。1950年，天津人均住房面积3鳚8平方米，1972年，下降到3平方米。50年代初为工人修建的工棚式临时住宅，一直住到80年代后期。除了贫穷以外，还有不自由。

最有意义的是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变。在行政力量配置资源的1958年，为了使钢铁的年产量达到1070万吨，倾全国之力，闹得得不偿失。配置资源的方式转向了主要由市场力量配置以后，钢产量不声不响地从1978年的3178万吨，增长到2007年的48966万吨。从2000年开始至今，中国的钢产量一直居世界第一位。这些活生生的数字显示了增强社会活力的巨大意义。

还有很多需要解决的问题中国虽然初步建立了市场经济体制，但很不完善；中国的政治虽然比过去有进步，但离民主政治还有相当长的距离。由于行政权力过度扩张、政治过度干预经济，甚至有的权力进入了市场，中国当前的市场经济可以说是“权力市场经济”。

经过30年的改革开放，改革前的社会不公正问题有的解决了（以政治身份来确定其社会地位），有的没有解决（如城乡身份问题）。改革以后又出现了新的社会不公正。进入80年代后期，社会公正问题就开始显露，到90年代中期以后，社会公正问题更显突出。改革期间的社会不公正的根本表现是，对改革的代价承担和对改革的收益分享错位。改革中获益最大的是各级掌权者及其亲属和朋友，改革收益较小的是工人和农民。而对改革的成本和风险的付出，后者比前者大得多。社会不公正具体表现为以下几个方面：贫富差距过大；官员腐败严重；国企、医疗、教育、住房改革某些方面失当，甚至损害了底层群众的利益。改革中，一方面不断强化和扩大党政机关的利益，另一方面却在有些领域推卸国家财政应当承担的责任。改革中形成的既得利益群体形成了强势，他们利用这种强势左右改革的政策和措施，使他们在改革中得到更多的利益。没有改革的政府部门，按照自己的要求，订立自己的改革目标，实施自己的改革措施，把改革向有利于自己利益的方向推进。“改革目标部门化，部门利益政策化。”这样，社会不公正问题会更加严重，社会矛盾会更加尖锐。

当今，中国人不得不面对两个现实：权力没有被制衡的上层建筑；资本没有被驾驭的经济基础。人们经常谈论我们面临两个矛盾：官民矛盾和劳资矛盾。官民矛盾是权力没有制衡的结果，劳资矛盾是资本没有驾驭的结果。

以上问题不是改革产生的，而是改革不到位产生的；不是市场化的结果，而是市场规则受到没有改革的权力体系破坏的结果。这些问题只有进一步深化改革才能解决。

目标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从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到今年已经60年了，这60年可以划分两个30年。前30年建立了高度集权的政治体制和经济体制。在这种体制下，一度经济发展较快，依靠自己的力量，初步建立了独立的工业体系，但这种体制限制了各方面的积极性和创造性，经济缺乏活力，与国际差距日益拉大，还出现了三年大饥荒、“文化大革命”等一系列的重大失误。后30年对前30年的制度进行改革，形成了“威权政治加不完善的市场经济”的社会体制。在这种社会体制下，经济高速发展，国力大大增强，但出现了社会不公正的问题，从而引发比较尖锐的社会矛盾。又一个30年来了，它的目标是什么呢？当然，初步建立的市场经济体制需要进一步完善，在政治上，正如胡锦涛总书记多次强调的，加快民主进程。也就是说，今后改革的目标是“民主政治加完善的市场经济”。

下一步改革面临的任务是建立制衡权力和驾驭资本的社会体制。在驾驭资本和制衡权力两个方面，制衡权力当然是主要的一面。制衡权力是指监督公权、限制公权的活动范围，阻止公权进入市场交换领域。制衡权力就需要建立民主政治制度。

资本是一种强大的社会能量，它推动技术进步、推动社会发展。资本投到哪里，哪里就改变面貌。但是，资本是贪婪的。这种贪婪性用经济学的语言可表达为“追求利益最大化”。在利益面前，资本是没有人性的。近200年来，批判资本罪恶的着作汗牛充栋，其中马克思的最为深刻。我们今天在利用资本、享受资本之惠的时候，却忘了资本的另一面。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中国生产要素资本化和劳动力雇佣化同时并进。在市场经济条件下，资本总是占主导地位。从高级工程师到普通产业工人，都可能是资本雇用的劳动者。一些自诩为“知本家”的工程师们，在经济寒流中也被“资本家”解雇而失去饭碗。普通劳动者的利益更是经常受到损害。为了追求利益最大化，资本总是千方百计地侵占和损害企业外部的利益，三废横流、大气污染、环境破坏，正是资本肆虐的结果。资本收买权力，收买舆论，用资本原则代替了政治原则和道德原则。各种保持社会平衡和稳定的公共规则被铜臭锈蚀，“潜规则”广泛取代了“显规则”。资本原则进入社会生活的方方面面，冰冷的金钱关系取代了人情的温暖。

马克思主张消灭资本，目前资本是不可能也不应当消灭的。孙中山提出“节制资本”，“节制”有点过分，会限制资本的积极方面，还是驾驭资本比较合适。驾驭资本，就是建立一套制度体系，既使资本能比较充分地发挥它的积极作用，又能限制其贪婪性对社会的危害。现代民主制度就是驾驭资本比较有效的制度。这是劳动和资本经过千百次博弈产生的制度，是社会实践在千百次试验中产生的制度。从限制资本对劳动的奴役这个角度来看，必须提出加速民主化的问题。

无论是制衡权力，还是驾驭资本，都需要民主政治制度。从这里引发出必须加速政治体制改革的结论。不错，政治改革是有风险的。然而，如果不自觉主动改革，最终还得被迫变革。对国家和民族来说，自觉改革比被迫变革的代价要小得多、安全得多。所以，政治改革要采取积极的态度。但是，政治制度的转变不能过于激进，不能过于急切。激进和急切的做法可能使社会失控。一旦激进的民主主义和无政府主义者的过激行动使政权失去控制社会的能力，社会就出现无序，此时专制者就会应运而生。因为专制是结束社会混乱、建立新的秩序最有效的手段。那些不堪忍受无政府状态的老百姓，就像欢迎救世主一样欢迎专制者。这样就可能出现暴民和暴政的恶性循环。政治改革需要政治智慧，要善于选择时机、利用时机。政治改革最好是在法制的轨道上有序地前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