改革八贤指为中华人民共和国改革开放做出过重要贡献的：邓小平，叶剑英，胡耀邦，习仲勋，谷牧，万里，任仲夷，项南等八位同志。2008年12月18日，中国改革开放三十年纪念日。30年前的今天，一场“决定当代中国命运”的会议召开，会上人们作出“关键抉择”：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今天的青年难以想象，这般人之为人的平常愿景，当年却要经过千难万险才能最终作出选择。恰恰这样的难以想象，反衬出当年中国人的生存状态是何等的荒诞不经。

简述

那时的人们，并不关心粮食和蔬菜，他们宁要社会主义的草，不要资本主义的苗；那时的人们，陶醉在与天斗、与地斗、与人斗的其乐无穷中，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阶级斗争；那时的人们，爱戴伟大领袖、英明领袖胜过一切亲人；那时的人们，坚信越穷越光荣；那时的人们，不知学历为何物，因为知识越多越反动……

精神力量如此强大，照理那时的人们脸上洋溢的都是幸福，但后来的“伤痕文学”证明，当年的幸福皆是娇嗔与虚妄。所以，深圳河上，才有无数人冒着被边防射杀的危险，奋力游向腐朽的资本主义香港，是谓“逃港潮”。

那时，也并非人人盲从，但张志新几句“文革是左倾”、“个人崇拜可笑”的真话，就让她惨遭割喉虐杀。底层如此，身居庙堂高位的清醒之人，亦难逃被打倒乃至家破人亡的厄运。因为那时，最高领袖的话句句是真理；其身后，凡是他的决策，凡是他的指示，人们也都必须维护、遵循。

果真长此以往，今日中国的现状，从当今一个邻国的现状即可想见。因此，向当年扭转乾坤、改变中国命运的改革元勋们致以再怎样崇高的敬意，都不为过。

其实，元勋们的理念原点并不高深，他们只是觉得，贫穷不是社会主义，再这样“一切以阶级斗争为纲”地斗下去，国家将要面临被开除地球“球籍”的危险；他们的亲身经验告诉他们，国家再这样无法无天下去，无论高官抑或百姓，任何人的人权都不值一提。

其实，这些是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应该明白的道理。它们，无非是常识罢了。诡异的是，常识在某些时刻，却总是被迫蒙尘睡去。狂热年代的乌托邦理念，虽然依托着扎实的教条、本本、经典，却都是在与人性为敌，与自由为敌，与历史规律为敌，最终都是在与常识为敌。把那样的本本、教条当知识，倒活脱脱一个“知识越多越反动”。

在人类的公共生活里，最为珍贵的不是大师们浩如烟海的着作，不是领袖们天花乱坠的演讲，而是普通人的常识。常识，在人类所有的识见中最为珍贵。许多时刻，人们囿于种种偏见，将认识对象意识形态化。欺骗性质的反复言说，教科书给定的认知模式，如此这般的忽悠，固化了人们的头脑，“从来如此”成为难于逾越的智障。

邓小平

市场经济带来了思想观念的更自由的交流。在整个1980年代，中国都经常处于思想的冲撞之中。改革带来了更为俗世化的生活方式，如喇叭裤、流行乐和更随便的性关系，“道德”的定义也时时在变。西方式民主的影响力在知识分子当中也在增强。1981年起的“反资产阶级自由化”运动和1983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就是对新的变化的回应。当邓开启改革之门时，时代周刊曾描述说，他使共产党中国“像一艘航空母舰在一枚硬币上转弯”。那并不是180度的“转弯”，邓希望这艘航母保持在一个他看准的航线上，既不偏左，也不偏右。

邓决心解放人民的生产力，也高度重视稳定。邓的注意力集中于避免“文革”式的错误，他说：“‘文化大革命’时搞‘大民主’，以为把群众哄起来，就是民主，就能解决问题。实际上一哄起来就打内战。我们懂得历史的经验教训。”“稳定压倒一切”是邓小平的核心思路之一。

这可能来自于对“文革”的排斥，也可能来自于他对于国家经济建设的急迫感。邓是一个真诚的爱国者，《邓小平文选》中散落着数不清的与国家命运相关的句子。因为追求现代化起步太迟，中国未蒙其利便已受其害，曾有积弱受辱的历史，因此他格外渴望中国“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他担心的是，如果“运动”不休——恰如“文革”——中国就将失去发展图强的历史机会。他对于战争和冷战有深刻的记忆，因此格外珍惜国际间和平共处的时间，曾经数次表示自己“很急”。在1988年9月12日的一次谈话中，他则明确地说“中央要有权威”。

邓开宗明义就说：“我的中心意思是，中央要有权威。改革要成功，就必须有领导有秩序地进行。”在以近九十高龄亲自审定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中，邓也表白说，他是以“文革”为历史之镜观照其改革开放之旅的：“为什么我们能在七十年代末和八十年代提出了现行的一系列政策，就是总结了‘文化大革命’的经验和教训。”

决定性的战略布局是在1992年做出的。88岁的邓在“南方谈话”中说：“‘右’可以葬送社会主义，‘左’也可以葬送社会主义。中国要警惕‘右’，但主要是防止‘左’。”在南方的几次谈话里，邓都敦促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们杜绝犹豫和退缩。“南方谈话”被看作是邓的“政治遗言”。“我这一生只剩下一件事，就是台湾问题，恐怕看不到解决的时候了。已经做成的事情是，调整了与日本、与美国的关系，也调整了与苏联的关系，确定了收回香港，已经同英国达成协议。这是对外关系方面的参与。”邓小平说。至于对内，他则启动了人类历史上最有戏剧性和最有成效的变革之一。直至今日，中国的改革开放的列车仍然跑在邓小平当年设计的轨道上。

1997年，邓小平逝世。临终前他说，“该说的都说过了。”延安式的简朴生活仍是这位共产党元老的标志，医院员工烧掉他的衣物时，发现了内衣上的破洞，不禁潸然泪下。直至今日，这一领导者的崇高行为，仍然激发着他人的敬意与衷心佩服。邓公已逝，可是从任何角度来说，影响仍无远弗届。

叶剑英

叶开始关注着胡耀邦，中央党校恢复后，叶向华国锋举荐由胡出任中央党校副校长。胡到党校后，率先为干部平反，率先掀起有关真理标准等重大思想理论问题的讨论。叶说：“喊冤上访的人这么多，要找一个断案如神的包公啊！”因此，胡后来又被叶、邓举荐任中组部部长，负责平反冤假错案，解放了大批干部和知识分子。

胡耀邦担任党中央总书记后，叶继续支持这位思想开放、比自己小18岁的后辈。

1978年11月10日到12月15日举行的中央工作会议，时间长度是三中全会的七倍，是三中全会的预备会。这个预备会是叶剑英提议召开的。王守江：因为我们要民主嘛，要吸收大家的意见。经济到了崩溃的边缘了，大家有很多怨气，当时要把思想统一到发展经济上来。怎么开三中全会，叶帅就有不同意见，就是必须加个预备会议，全会不能开一个月吧？必须要开个预备会议，把大家的意见讲出来。统一之后开三中全会，文件通过就解决问题了。

叶选基：叶帅是想通过预备会议，让大家畅所欲言。会议过程中出现了议题的转折，提出的为天安门事件平反、平反冤假错案等等，其实叶、邓，包括华，是有思想准备的。叶剑英称赞这次会议是“党内民主的典范”。听会的中国社科院原副院长于光远曾回忆，会议畅所欲言，指名道姓批评的话，在简报中都如实地登了出来。

而在这次会议的闭幕会上，叶剑英发表了至今看来仍非常有现实意义的一篇讲话（胡德平：《重温叶剑英30年前讲话》。见本报10月2日头版、2版）。

叶精心准备这个讲话。之前由党内秀才们起草过一个讲话稿，由于没有事先征询叶帅的意见，与叶帅想讲的有很大的距离。最后，由他口述，女儿叶向真负责执笔，刘诗昆参与，经多次修改，重新拟定了一份讲稿。

叶向真：他有一个习惯，什么东西都喜欢自己动手，参加会议也是自己做记录的。他说，秘书记的、写的是秘书的理解，自己记的是自己理解的东西，这样才能理解形成自己的判断、看法。所以他都尽量自己写。

与秀才的稿件最大的不同是，新的讲话稿彻底否定了“文化大革命”，指出“四人帮”的本质是封建法西斯，强调民主和法制。这是叶帅反思“文革”的结晶。讲话分三个主题：一是领导班子问题；二是民主与法制；三是学习与解放思想。而贯穿其中的思想，是民主。叶连续说了三个“只有发扬民主”，叶还引用列宁的一句话：“胜利了的社会主义如果不实行充分的民主，它就不能保持它所取得的胜利。”

叶向真：这篇讲话应该怎么写，写什么？父亲说：要想往前看，就先要往后看。

叶剑英在讲话中，强调了民主、集体领导的重要性，他认为，“四人帮”能进入中共核心，在于党内民主遭受破坏。

“任何个人要完全做到有知人之明，完全做到知人善任、任人唯贤也是不可能的，因为任何个人都有他的局限性，这只有依靠党、依靠党和国家的健全的民主集中制才有可能。”

王守江：为什么要集体领导？因为我们党，说实话，原来都是主席说了算，别人不能有不同意见。集体领导就不能哪一个人说了算。所以中央决定了以后就要实行民主，集体领导，这一点是不能改变的。

新时期法治的奠基人

叶剑英长期指挥军队，也曾主政一方，不过，1978年2月，叶剑英当选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作为“文革”后第一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他有了新的历史使命：让这个国家走上法制轨道，让社会恢复规则与秩序。

1980年，他直接主持中国宪法的最大一次修改，这是一个艰难的工作。

建国后先有1954年宪法，但在1975年被改得面目全非，比如强调“继续革命”、“全面专政”，而且打乱党政关系，各级革委会成为各级人大的常设机构，地方革委会还可以任命法院院长，检察机关职权则由公安机关取而代之。经过两年多的讨论和修改，且经历全民讨论，1982年，新宪法通过。叶剑英称，“82宪法”是“建国以来最好的一部宪法”。

从“文革”的废墟中走出，叶委员长领导的立法机构任务繁重——自1949年已近30年，中国的法律几乎仍是一片空白。“人大常委会如果不能尽快担负起制定法律、完善社会主义法制的责任，那人大常委会就是有名无实，有职无权，尸位素餐，那我这个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就没有当好，我就愧对全党和全国人民。”叶剑英说。

在他担任人大委员长的4年多时间里，人大通过了14个法律，其中包括人大、政府、法院、检察院组织法，还有刑法、刑诉法等基本法律。此外，人大常委会还制定了一系列法律、条例和决议。

叶强调，法律只有经过法律程序才能修改，而不能被任何领导人个人意志所左右。

叶不仅关注立法，还提出司法独立性问题。“检察机关和法院，在自己的工作中一定要忠实于法律和制度，忠实于事实真相，一定要保持应有的独立性，这样才能完成自己的神圣职责。我们一定要有一批大无畏的不惜以身殉职的检察官和法官，这样才能维护社会主义法制的威严。”

胡耀邦

1981年6月的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上，胡耀邦当选为中央委员会主席，叶剑英、邓小平、陈云等为副主席。他在会后跟中央委员们谈话时说，“我有责任向全会说明，有两条没有变：一是老革命家的作用没有变；二是我的水平也没有变。今天的胡耀邦，还是昨天的那个胡耀邦。”

1980年，初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的胡耀邦面临着即将到来的权力顶峰，他被邓小平和叶剑英提议，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主席，以接替时任主席华国锋。

经过十几次的拒绝后，胡最终接受了这一职务，但有一个条件：“这个主席，只能当到十二大召开，作为一种过渡。如果要继续干下去，要改主席制为总书记制，以确保党的集体领导和团结统一。”

从“文革”中走过来的胡，希望中国今后能避免类似的灾难。“集体领导”，是他所支持的，另外还有“废除领导职务终身制”。在女儿满妹的回忆中，胡曾经打算“成为党内首先自觉退下来的一个”。

回顾胡耀邦在改革开放前后的作为，更多的时候，是使这个党以及这个国家能够“正常”起来。他主持“平反冤假错案”和“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希望能改变中国不正常的“运动整人”的政治逻辑并破除“思想迷信”和“个人崇拜”，这为改革开放扫清了道路。而他此后对改革的种种观点，更多的是尊重常识，从人出发，回归正常。

解放思想，解放人：到中组部上任，有人放了鞭炮

1977年3月，胡耀邦出任中央党校常务副校长，这并不是一个特别引人注意的职务，不过要胡复出的叶剑英说，“在那里是可以搞出点名堂来的。”

此时的中国正笼罩在一片混沌之中，“四人帮”被打倒了，不过政策并未为之一变。华国锋提出“两个凡是”，以维护毛泽东的权威。这年初夏，胡对朋友说，诸如“一句顶一万句”这样的话，禁锢了民族的创造力。混沌中才有缝隙，这个缝隙被胡抓住了。

此后的过程在日后被反复追忆：1978年5月10日，中共中央党校的《理论动态》率先发表了《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一文。第二天，《光明日报》发表此文。胡是有准备的，《光明日报》的总编辑是此时已为中组部部长的胡调任过去的杨西光。胡为了避开因审稿带来的阻碍，还让《光明日报》以“特约评论员”的名义发表此文。

反应比胡耀邦预料的更要激烈，有人说这是公然提倡去怀疑毛的指示，是“砍旗”。有人给胡带话说，“理论问题要慎重”，胡当场反驳说，“理论问题要勇敢。”思想解放者等到了期待已久的讨论，另一些人则被彻底激怒，争论最终演变成了“真理标准大讨论”。地方上纷纷表态，不过是站在胡的一边。

叶和邓也表态支持，精神“枷锁”打开了，最重要的是，它破除了“思想迷信”：如果“文革”是错的，那么改弦易张就是必然。胡并未停歇，他正忙于打破另一个“枷锁”，平反过去的冤假错案。

人们还记得在那个乍暖还寒的1975年，在中科院纪念长征40周年大会上，其时正主持中科院工作的胡耀邦说：“我们再干一件大事，进行新的长征，把中国建设成四个现代化的强国。”

胡和大家相约25年后再次聚会，“假如我能挣扎着活到那一天，我没有别的什么请求，就有一条，我来坐在一个角落里，只要给我那么一两支烟，就可以了。我想那个时候，坐在台上的是为我们伟大祖国的四化贡献了力量的人，我向他们表示祝贺……”

习仲勋

当时，历次政治运动使得广东面临和全国一样的现实，大量冤假错案和历史遗留问题亟待解决。习仲勋以及随后到广东上任的杨尚昆被寄予厚望：因为习、杨本身就曾是受害者，同时据广东省原副省长杨立所着《古大存沉冤录》记载，“叶剑英表示，派出他们这两位资格老、吨位重的曾任中央重要职务的干部到广东，就是因为广东问题复杂，他两个可以压得住阵。”

平反期间习仲勋立下极大的决心。有一次，古大存（“反地方主义”受害者，曾任广东省委书记）的夫人曾史文问习仲勋：“有人说你为‘地方主义’翻案，你知不知道？”习仲勋回答：“知道，有两种可能，一种可能是我被挤出广东；另一种可能是把为地方主义等平反活动搞成。”

习仲勋按照中央的指示和实事求是的原则，主要依靠省纪委进行复查，对这些冤假错案大刀阔斧地逐一加以解决。其中，华侨、归侨和侨眷侨属因为有“海外关系”，在“文化大革命”等多次政治运动中受到迫害。1979年3月，广东省委常委扩大会议为他们平反昭雪。历史的吊诡在于，此后在广东的改革开放中，正是这些有“海外关系”者引来巨额外资，起到重要而积极的作用。

作为政治家，习仲勋自有其博大胸怀。卢荻说，在真理标准问题大讨论时，曾担任《人民日报》总编辑的吴冷西认为该报转载《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惟一标准》是在“砍旗”，这和很早就表态支持该文的习仲勋意见相左。但事后，“向中央要人，让吴1980年赴粤担任分管宣传和意识形态工作省委书记的，正是习仲勋。”卢荻说，习仲勋对事不对人，即使吴犯过错误，但不影响习仲勋惜才。

主政广东期间，习仲勋还曾进行农业经济体制改革，把工作重点转移到建设上来，并推广“清远经验”，初步开展了价格、企业等经济管理体制的改革。

中央工作会议期间，当习仲勋、杨尚昆和刘田夫向邓小平等中央领导汇报提出给广东以更大的自主权，允许广东参照外国和亚洲“四小龙”的成功经验，大办出口特区时，想不到与会一位中央书记处书记当场大泼冷水。他说，广东如果这样搞，那得在边界上拉起7000公里长的铁丝网，把广东与毗邻几个省隔离开来。

虽然有反对意见，但这个构想得到许多其他中央领导人的支持。邓小平对此非常赞同，并追溯陕甘宁的传统，提出“特区”的概念。

当谈到配套资金时，邓小平说出了那句后来广为人知的话：“中央没有钱，可以给些政策，你们自己去搞，杀出一条血路来。”1979年7月15日，中共中央、国务院批准广东和福建两个省委的报告，决定对广东、福建两省实行“特殊政策、灵活措施”。

谷牧

1979年5月，谷牧亲赴广东、福建两省。二十多日的调研结束后，他勾勒出了特区政策的轮廓：经济计划以省为主；赋予这两省较多的机动权；财政上划分收支，新增收益较多地留给地方；在深圳、珠海、汕头、厦门各划出一定区域办出口特区，优惠税率，吸引外资，发展出口商品的生产。

时至今日，这些最初政策虽已几经调整，但其内核却从未改变。

随后，谷牧出任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主任，着手制定《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外合资经营企业法》，这是中国第一部利用外资的法律，吸收外商资金从此有了法律保障。

坚持：现实比信心走得更远“你们上了特区这条船，就不怕船翻了？”自1981年第四季度广东、福建走私贩私愈演愈烈以来，改革派开始受到类似“忠告”。一位中央领导从深圳回来后说：除了五星红旗还在外，别的什么都没有了。。

情绪的弥散拧成了一股势力。1982年，中央将两省的负责人召集来，专门讨论这一问题。在这次座谈会上，一位领导要将《旧中国租界的由来》作为附件一并下发。在这篇文章中，特区被与清末上海的租界相提并论。

谷牧明确表示反对：“这样做徒自造成思想混乱。”但文件还是下发。“街头巷尾那些是是非非的议论随它去，我还是要坚持把这桩事向前推进。”人心不稳时，他曾对下属说：不论出什么问题，板子不会打到你们身上，只算我一个人的账。“父亲的性格里有一种内在的强势。他认为对的，一定坚持。”刘会远说。两年后，谷牧在指导开发海南岛的工作时，这种性格又一次凸显。

当年3月，在沿海部分城市座谈会上，有海南省官员对谷牧的发言不满。休会时，他们问谷牧：“为什么不讲海南20年赶台湾？”

自“大跃进”后，谷牧一直对狂热保持着警惕。“这是桩很大、很复杂的事情，要经过认真分析主客观条件，详细论证，才能组织实施。”谷牧说，“要求急了，不可行。”“父亲曾深受周总理的影响，专业干部必须坚守原则是周总理的政治遗产之一。”刘会远说。“看似寻常最奇崛，成如容易却艰辛。”谷牧在给汕头题词时曾引用北宋改革派王安石的诗句。其中冷暖，怕只有饮水者自知。

1988年，谷牧年事已高，即将离开国务院领导岗位。当年3月，在沿海地区对外开放工作会议上，谷牧说，外向型经济在沿海地区将会变成活生生的现实，“我有这个信心”。

万里

铁道部、教育部、科学院等这几个新华社记者“蹲点”的部委，正是邓小平重用的“改革派”所在的部委，这些改革派，最出名的是“四大金刚”。

万伯翱：“四大金刚”排第一的是科学院的胡耀邦，然后是教育部的周荣鑫、七机部张爱萍和铁道部的万里，当时老百姓说，邓小平的“四大金刚”可真能干，“四人帮”批判邓小平时也说“四大金刚”。本来是贬义词，但到了老百姓那里，这就成了一种褒扬了。

1979年初安徽召开省委工作会议，研究如何使已见成效的改革得到巩固，继续发展。就在这个会上，凤阳县委书记、严格为小岗保密的陈庭元，才第一次向省委坦白交待小岗村包干到户的秘密，把一份书面材料交给了万里。

吴象：当时我就在座，他站在那里，也不说话，看小岗村的材料。几天后刚散会就亲自踏着残雪到小岗去看。小岗人兴高采烈把花生往万里棉军大衣口袋里塞，万里不要，一位老太太笑着说：“往年想给也没有！”小岗人要求让他们试上三年，万里回答：“我批准你们试五年！”小岗人说：“有人打官司要告我们。”万里回答：“这个官司我包打了！”

在万里的强力推进下，小岗村的大包干经验一夜之间在安徽全境遍地推广，民谣有云“要吃米，找万里”。后来，这个曾经不值一提的小村庄成了中国改革的一个符号。

1980年代初，万里就提出，发展社会主义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是中国改革的两大主题，要围绕这两个改革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和各项工作。

一个标志性事件是，1986年7月31日，万里发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讲话。国务院副总理田纪云后来撰文说：这篇讲话不啻于一声惊雷，振聋发聩，在党内外引起了广泛的强烈反响。

万里指出，决策的民主化、科学化在我国没有受到应有的重视，这既有传统价值观方面的障碍，同时也从一个重要的侧面反映了我国政治体制方面存在的问题。我国政治体制上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因此，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挥社会主义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万伯翱：《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针对的是极左的东西在我们国家不时地冒出来。我曾听父亲在中南海家里说，“我非常高兴，改了五遍了，这篇文章我现在满意了。”当时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高潮时，老爷子也提出农村不能搞。

任仲夷

广东五年，是任仲夷事业达到顶峰的五年，更是他政治生命乃至人身安危“风雨飘摇”的五年。凭借“排污不排外”的睿智、“扶持不压制”的开明、“明哲不保身”的担当，任仲夷击退了诋毁广东改革的黑潮，使广东成为改革开放政策成功的铁证。他心秉真理的烛照，顶住种种强势干扰，穿越了改革开放最初的幽暗岁月。1979年，广东省的经济总量在全国排名23位，远低于国内平均水平，当五年后任仲夷离任时，广东省的经济总量跃居全国第一。1980到1985年广东发生的一切，已经将“任仲夷”三字深嵌中国改革开放史。

有人说，广东有今天，多亏了任仲夷。任仲夷说，不，广东有今天，多亏了邓小平。胡耀邦等人也功不可没。他还说，这是历史，历史是谁也抹杀不了的。

在历史和真理面前，任仲夷是个忠诚的信徒。

出生于“五四”运动前夜的任仲夷，因参加“一二·九”学生运动而走上革命道路。他说自己参加革命，就是为民主、自由和民族的复兴。政治的舞台风云际会，对他来说，理想主义始终是风浪吹打不去的情怀。

2000年的一天，他和几个老干部在一起吃饭，突然停下筷子，盯着大家，问：“你们说说，年轻的时候，我们追随共产党究竟是为什么？”见大家面面相觑，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还不是为了建立一个民主、自由、富强的国家吗？”十年“文革”的磨难，使他对革命的初衷愈加坚定。无论处于何种位置，他总能摆脱既得利益羁绊，耳辨“左”风、眼明“右”路。

他坚持政治体制改革不能滞后于经济改革；认同人类社会进步，必经民主、科学、法治之道；力促舆论开放，言论自由，反对种种无端干预。

对好友于光远的短文“讲道理”，任仲夷点评道：世上总会有蛮不讲理和用歪理、假理欺人、骗人、压人、害人的人。对这种人，实难以理喻之，只好置之不理。必要时，联合志同道合者，坚决与之战斗，真理终将无坚不摧，战胜一切邪恶。他爱真理，常常为志同道合者挺身而出：1979年，他大胆平反张志新案，上世纪80年代初期保护清华学生周为民，晚年鼎力支持开明报刊。他说，中国最大的资源是人力资源，但只有解放思想，启蒙而不是愚民，才能让亿万人民的聪明才智竞相迸发，人口包袱才能变为国力优势。

任仲夷本人就是启蒙者。他抗言直论，批评臧否，纯然表达内心之所感。他的文章和发言，总是流露出他的本性:亦庄亦谐，生动有力，真笃诚恳。慧解“和谐社会”便是绝妙一例：“和”左边为“禾”，右边是“口”，即人人有饭吃：要大力发展经济；“谐”左边为“言”，右边为“皆”，即人人有言论自由。

晚年时分，他仍体察时局、放谈国是，为了政治民主化，不惜冒巨大的风险，大有赴汤蹈火之无畏。

《政治体制改革更需要勇气》这篇任仲夷留给中国的政治遗言，在纪念改革开放30年的今天读来，如空谷足音，弥足珍贵。他常说，自己不悲观，也不乐观，而是达观。好多事情他是看不到了，但他仍然相信那一天终究会到来。

项南

修机场，中央无法给钱，项南就从科威特的一个发展基金那里借到2200万美元。为了显示经济特区的海外视野，项南给厦门机场取名为“厦门国际机场”。

此后，福建从美国银行借钱装备远洋船队，从约旦借钱买燃气轮机，还在日本发行了两批私募债券——在当时看来，这简直是惊世骇俗。

解决通讯问题，项南则冒了一个险。他引进了日本富士通公司的程控电话交换机，此时该机型还处于试用阶段，因而价格也低。事后证明项的冒险和日本的技术一样颇为成功，福建通讯设施一时超过了香港和新加坡。

项南努力创造和维护着一个又一个“第一”：他在争议声中，坚决支持福建和日本日立公司合资建设“福日”电视机厂，这是中国第一家中外合资的家电企业。他同样坚定地支持中国烟草业第一家合资公司，厦门华美卷烟有限公司。在项的努力下，厦门还成立了自己的航空公司，这是新中国第一家地方航空公司。

因为痛感外界对福建了解太少，1981年10月，项南提议福建安排了一次“港澳记者团”访闽之行，开风气之先。所邀报纸中，左、中、右皆有，这无疑是有政治风险的。项说，福建要吸引外资，“还需要新闻界的朋友多多帮忙”。多年之后，这句话成为中国官员的常用语。

1983年，有关特区的传言再度出现，有人认为改革开放将旧中国和许多西方资本主义社会不好的东西也引了进来，对改革者大加伐挞，将特区比作“旧中国的租界”。

环境有些惨淡，项南和任仲夷，这两位改革派地方大员，这期间时常保持热线联系，互通观点。在指责之声甚嚣尘上之时，项南针锋相对：“旧中国的租界，是主权在他人，特区是主权在我，怎么能和旧租界相提并论？”

有关政策要“收”的说法延续到了1984年，这是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的第五个年头。刚开始的城市经济体制改革步履维艰，难点在于企业缺乏活力，毫无自主权可言。

当年2月7日，邓小平在厦门视察时对项南说：“我们的开放政策，不是收的问题，而是开放得还不够。”这句话给了项明确的支持。

一向超前的项南随后建议：厦门特区可以变成“自由港”，“货物自由进出；人员自由往来；货币自由兑换”。小平思考片刻说：“前两条还可以，后一条不容易。”

这年的3月，福建的一些厂长经理们给项南写了一封信，信在当天下午送给项。第二天，这封项南亲自拟好标题的呼吁信发表在《福建日报》的头版头条，题目是《请给我们“松绑”》。

之前项南就曾公开表示，“我们从开放到现在，因为放权出了乱子的事情，在福建还找不到一个；可是由于不放权，影响改革开放进展的事情可以找出不少。”这些话，在一些人听来，并不顺耳。

福建给企业“放权”的影响迅速波及全国，《人民日报》全文转载《请给我们“松绑”》一文。当年5月，项南在出席六届全国人大二次会议时说，应该让“包”字进城。

总述

常识的珍贵之处，就在于穿透迷雾，说出“皇帝什么也没穿”。邓小平表达改革开放的语言极其平实，却总是蕴意深邃。把“人民赞成不赞成”、“人民高兴不高兴”作为政策的出发点和归宿，无疑就在奉常识为圭臬。

所有与常识为敌的决策，都将付出灾难性的代价。我们不该忘记，2008年还是“大跃进”五十周年。1958年的那场浩大运动，领袖一声唤，人们大干快上，赶英超美，亩产粮食十万斤的“卫星”频频上天，到头来却是资源耗尽，饿殍遍地，数千万人饿死的悲剧酿成人类历史上最大的饥荒。

改革开放的起步，得益于常识的回归；改革开放的历程，正是一步步找回常识的历程。尽管“白猫黑猫，抓住老鼠就是好猫”的常识说出多年，但计划多一点还是市场多一点，仍然争了十余年才有定论。改革每进一步，都要突破教条、本本的夹击，都要杀出既得利益者的重围。发现常识的“血路”布满荆棘，不由不让早已知道常识的人扼腕长叹。

回望来时的“血路”，幸运的是，三十年我们未曾虚度，“中国奇迹”正是常识的胜利。但改革未有尽期，我们仍需重新回归常识，重新从常识出发。教条仍然遍布经济、政治、民生、文化诸多领域，改革推进，端赖抛却更多的本本迷信，汇聚更多的民众常识。而汇聚常识的渠道，就在建立一个人人有话说的议决机制。这是公共生活里最大的常识。

做一个幸福的人，每个人心中都怀有这样的常识，愿国家佑护她，愿改革者珍视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