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周（前1046年―前771年）是由周文王之子周武王灭商后所建立，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5年。定都于镐京和丰京（今陕西西安市西南），成王五年营建东都成周洛邑（今河南省洛阳市）。历史上将东迁之前那一时期的周朝称为西周。

国号

“西周”除了朝代名，还是东周时期的国家名称，即西周侯国（前367——前256），是战国末年周王室分裂的产物。在《战国策》当中有“东周与西周争”“昌他灭西周”等记载，显然战国时代出现的“西周”并不是那个灭亡于公元前771年的西周王朝。而是西周国。公元前367年周王室内乱，京畿之内分出东周、西周二侯国。

两国以伊洛河交汇处为界，西属西周都王城，东属东周都巩，经东西周一分，天子周郝王失去了养生地，孤居成周城，经济依赖于西周。秦孝文王于公元前256年破周王城洛阳，攻灭西周国，周郝王及西周君被废为平民，迁出成周城与王城，不久寄居在西周国的周赧王卒，挂名天子不复存在，秦取象征天子权力的“九鼎”宝器置于咸阳。周不在称王，史家开始以秦纪年。

简介

周原来是商王朝的一个方国，传说是帝喾的后代。在商初的时候周的公刘在豳（今陕西彬县东北）逐渐发展起来，到周文王和周武王时势力强盛，在牧野之战后灭商，周朝建立，又叫西周。

西周的真权也成体系，辅佐周王的是三公：太师、太傅和太保，而负责具体事务的是太宰。周公即以太师兼任太宰，总揽天下政务。其下有司徒、司马和司空等卿士，分管各项事务，官员基本上都是贵族，而且是世袭制，同时赋予他们各项特权。这就是“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所表述的等级制和特权制。

西周后期社会矛盾包括统治集团内部矛盾日趋激化，对土地以及政权的争夺，加速了西周的灭亡。国人暴动动摇了西周统治的基础，前771年，周幽王被犬戎杀死，西周灭亡了。

历史

周人兴起

周人是一个后起的姬姓部族，兴起于今陕甘一带，十分重视农业。他们认后稷为他们的始祖，并把他尊为农神，西周的农官之长便以“后稷”命名。从后稷到到文王中间有若干世，《史记·周本纪》、《世本》记载有十五代，依次是后稷（名弃）、不窋、鞠、公刘、庆节、皇仆、差弗、毁隃、公非、高圉、亚圉、公叔祖类、古公亶父、季历、昌，而《汉书》记载有十八代。然而自后稷至文王千余年，只经过十几代是不可能的，后人多对此存疑。

到了不窋时代，周人迁徙到戎狄之间。公刘时为了发展农业又迁至自然环境优异的豳。到达豳地以后，周人开垦田地、营建房屋、并确立了一套举行祭祀、宴会的礼仪。“京”、“京师”就是源自公刘时代对国都的称谓。

商王武丁时期，周成为商的封国。古公亶父（后来被追尊为周太王）时，为避免西北戎狄部落的滋扰，周人再次迁都至歧阳周原。此后其部族的政治社会各方面都有了长足发展，王宫设皋门、应门，国都设宗庙、社稷即始于此时。

太王死后，少子季历继位。由于与各方诸侯保持友好关系，加之商朝国力衰微，周的力量不断壮大。商王武乙时期，周开始用武力拓土，首先花了三年时间征服鬼方。之后，季历继续进攻山西地区的戎狄，在攻打燕京戎时受挫，然而这之后攻克了余无戎。打败余无戎后，季历被商王文丁任命为牧师（一种相当于方伯的职位）。由于季历将周国的领土大大向西北扩展，受到了文丁的猜忌，终于被文丁借机杀死。

季历死后，其长子昌继位，是为周文王，他曾被商王册命为西伯。崇侯虎向纣报告了西伯对他处死九侯的不满，西伯因此被纣王囚于羑里，直到西伯的臣属向纣王进贡美女财物后他才被赦免。周文王回国后一面勤侍殷王纣，一面又借口征讨叛国四处拓土，周的势力得以大幅度扩张。

文王团结诸侯，解决了虞、芮两国的争端，先后征服了犬戎、密（密须）。之后又灭掉了山西地区的黎，并攻克盂（又作于、邗）。崇侯虎所在的崇是当时的东方强国，也在激烈的攻城战之后被周攻占。文王在克崇后迁都到丰，仁政爱民，并建立了一套以卿士为首的官制，健全了政治机构，积聚了一大批有才能的贵族，为周王朝的建立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伐纣立国

周文王的长子伯邑考先于文王而死（死因未载；《封神榜》称其被纣所杀），故文王立次子姬发为太子。文王逝前认为伐商条件已成熟，临终前嘱太子发积极准备伐商。武王即位以后，以太公望为师，周公旦为辅，召公、毕公等人为左右，继行文王的治国之策。于是趁商纣王残暴失道之机，率军东征。武王九年(1046)，大会诸侯于孟津，（今河南孟津，为古代重要渡口）。前来参加大会的诸侯和部落首领，据说有八百之多。

在大会上，周武王举行了誓师仪式，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孟津之誓”。是一次“诸侯所由用命”的重要会盟。出兵车300乘、士卒4.5万人、虎贲3000人，浩浩荡荡地向东进发。庸、蜀、羌、鬃、微、卢、彭、濮等许多小国也率兵配合。

到二月五日，武王的联军就在殷都的郊外牧野与纣王的军队摆开了决战之势。纣王也集合起了十几万人与武王相抗衡，可是，因为民心的归向，纣王的军队毫无战心，反而倒戈帮助武王。所以，没费太大的力气，武王就攻进了都城朝歌。纣王眼看大势已去，就登上自己花费巨资建造的鹿台自焚身亡。殷商王朝就此灭亡。史称武王伐纣。

周室初立

武王克商以后，基本上控制了商朝原来的统治地区，又征服了四周的许多小国。但如何牢固控制东方的大片领土，是武王面临的一个严重问题。于是，他采用“分封亲戚、以藩屏周”的政策，把他的同姓宗亲和功臣谋士分封各地，建立诸侯国。一个个诸侯国成为周人对一方土地进行统治的据点，它们对周王室也起到拱卫的作用。武王把商纣之子武庚封于商都，借以笼络商人；

封其弟管叔、蔡叔、霍叔于其周边，监督武庚；又将周公封于鲁、姜尚封于齐、召公封于燕。周武王不久病逝，其子诵继位，是为周成王。因成王年幼，由周公摄政。管叔、蔡叔对周公不满，散布流言，说周公意在谋取王位。不久，武庚与管、蔡通谋，并联合东方的徐、奄、薄姑等国发动叛乱。周公调大军东征，用了三年时间才平定了武庚与管、蔡之乱，杀了武庚和管叔，流放了蔡叔；消灭了东方的一些不服周的国家、部族。使周王朝对天下的统治得到巩固。

叛乱平定后，因周武王在灭商之后曾感镐京与新征服地区相距太远。他意在夏人活动中心的伊洛河地区建立新的都邑，以便统治。但他的这一想法尚未实现，突然病逝。从宝鸡出土的何尊铭文中看到，成王即位后，继承了武王遗志，决定在洛阳附近建了一座新邑，“宅兹中国”。从这里对新征服地区进行统治，可大大缩短距离。为此，成王曾派召公去洛阳附近“相宅”。不久，洛邑建成，命名为成周。成为西周时期周王室在东方的政治、军事、文化的中心。为彻底铲除殷遗民的复国梦想，成王时还将殷顽民迁至新营建好的成周。

成康之治

这之后成王在镐京开始亲政。召公奭召集各方首领，教导成王以德治国、重用老成人。周公则留下治理东都。后成王将崩，惧太子钊之不任，乃命召公、毕公率诸侯以相太子而立之。成王既崩，二公率诸侯，以太子钊见于先王庙，申告以文王、武王之所以为王业之不易，务在节俭，毋多欲，以笃信临之，作顾命。太子钊立，是为康王。康王即位，遍告诸侯，宣告以文武之业以申之，作康诰。

成王和后来即位的周康王的统治时期被后人称为成康之治，是西周的鼎盛时代。周人的分封诸侯虽早于武王时开始，但大量封国是在成康之世才出现的。据《左传·昭公二十八年》，周初分封共七十一国，其中与周王同姓的姬姓就有四十国，兄弟之国有十五国。而《荀子·儒效》则说姬姓有五十三国。

可见周初的分封是以姬姓为主体，而同时兼顾到异姓。其中季历之兄太伯、仲雍的后人封于吴（今江苏苏州），文王二弟虢仲、虢叔封于东虢（今河南荥阳）、西虢（今陕西宝鸡），文王诸子分别封于管（今河南郑州，早灭）、蔡（今河南上蔡西南）、霍（今山西霍州西南）、卫（今河南淇县）、毛、聃（今河南阜阳）、郜（今山东成武东南）、雍（今河南修武西）、曹（今山东定陶西）、滕（今山东滕州西南）、毕（今陕西咸阳西北）、原（今河南济源西北）、酆（今陕西西安市长安区西北）、郇（今山西临猗西南）；

武王诸子封于晋（始封在今山西翼城西）、应（今河南平顶山）、韩（今山西河津东北）；周公诸子封于鲁（今山东曲阜）、凡（今河南辉县西南）、蒋（今河南固始西北）、邢（今河北邢台）、茅（今山东金乡西北）、胙（今河南延津北）、祭（今河南郑州东北）；召公之子封于燕（今北京）。主要的异姓诸侯则

有：殷贵族微子启封于宋（今河南商丘附近），姒姓封于杞（今河南杞县），嬴姓封于葛（今河南宁县西北），妘姓封于陈（今河南淮阳）等等。最初的封建主要集中在中原，是建国工作的一部分，在之后并没有继续推广。这些封国以人群为主体，常常迁徙数百里乃至上千里。它们由河南向东、向南迁移，形成了周王室新的屏障。

成康时代，周王实行赈济贫困民众、授田于民、明德慎罚的政策，因而农业生产颇有起色、人民生活相对改善、四方外族来朝、政局稳定、人民和睦。史称“成康之际，天下安宁，刑错四十馀年不用”。然而康王晚期喜好征伐，据小盂鼎铭文，仅在与鬼方间的战争中就斩首四千八百多人，俘虏一万三千余人，与南方的淮夷和荆楚亦常有冲突，国民经济陷入困境，为昭王时期的衰落埋下了伏笔。

盛衰之间

周康王崩后，子昭王瑕继位。周王道略有缺失。此时，南方的楚国由一个子男之国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很有影响力的诸侯国。开始不认真遵从周王朝的号令，周昭王为维护周王朝天下共主的权威和周王朝既定的政治秩序，先后发动两次对楚国的征伐。

第一次南征是在周昭王十六年，周昭王亲率大军渡过汉水，缴获大批战利品，但是并没有彻底压服楚国。第二次南征是在周昭王十九年，这次南征却使周人遭到重大损失，特别是周昭王在北还的途中，淹死在汉水中，但后来的种种迹象表明，此次南征，周王朝还是达到压服楚国，稳定周王朝南部局势的目的。因为在其子周穆王即位后，没有对楚国进行报复性的征伐。周穆王一生对四方都发动大规模战争，唯独没有向楚国进攻，显然不是由于楚国力量过于强大使得周穆王不敢南征，而应是周王朝对南方的拓展，已由周昭王完成。

昭王崩，子周穆王满立，年五十五，在位五十五年。穆王致力于向四方发展，曾因游牧民族戎狄不向周朝进贡，两征犬戎，获其5王，并把部分戎人迁到太原（今甘肃镇原一带）。还东攻徐戎，在涂山（今安徽怀远东南）会合诸侯，巩固了周在东南的统治。并制定墨、劓、膑、宫、大辟5刑，其细则竟达3000条之多。后世流传穆王西征的故事，如晋代汲冢出土战国竹简《穆天子传》所载，虽多不真实，但反映了当时穆王意欲周游天下，以及与西北各方国部落往来的情况。

据《史记·周本纪》和《后汉书·东夷传》说：周穆王时，徐子赢姓，地方五百里，四方诸侯朝于徐者三十六国，自称徐偃王，曾率九夷淮夷诸部侵扰宗周。穆王闻徐子僭号，他便联合楚国攻徐。徐子败北遁走彭城（今江苏徐州）。楚的势力得以扩张，成为南方新兴的强国。周穆王还在与徐逼近的涂山（今安徽蚌埠东）会合过诸侯。

公元前967年，周穆王对西北之犬戎进行征伐。据《国语·周语》记载：犬戎在西周初年属于周的“荒服”。常向周王室进贡方物特产。穆王时，犬戎不及时进贡，周穆王便以此为由，亲自领兵对犬戎征伐。大臣祭公谋父劝阻不听，征伐的结果得四白狼、四白鹿。“获其五王，遂迁戎于太原。”

《左传》记载有“穆王欲肆其心，周游天下”的事。据晋太康年间汲郡(今河南汲县)古墓中发现的竹书《穆天子传》，叙周穆王驾八骏马西游，至昆仑丘与西王母宴会酬答等事。古本《竹书纪年》及司马迁《史记》中的《秦本记》、《赵世家》等篇也记载了穆王“使造父御、西巡狩，见西王母，乐而忘归。”近代人认为《穆天子传》为战国时人所作。《史记》所记其事，大概受战国时这类传说影响。

穆天子东征西讨，范围之广，前无古人后无来者。通过他的征伐，周王朝顺利扩大疆土，加强对四方蛮夷的统治力度，有力地巩固了周王朝的统治，是在文武成康四代统治者积累的强国之本基础上，得以展现的大邦周威信的强势证明。然而，常年征讨，天子不在朝堂，导致朝政松弛，自穆王之后，周王朝开始由盛而衰。

厉宣治乱

经过昭穆时代，周朝实力削弱。这一时期，犬戎的势力逐渐强大，阻碍了周朝与西北各国的往来。穆时王西征犬戎，“获其五王”，并将一批犬戎部落迁到太原，打通了周与西北各国的道路。以后，犬戎仍屡次侵犯周境。周懿王时，出现戎狄交侵，暴虐中国的局面，周人深为所苦。

到周厉王时期，国内矛盾日趋尖锐。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连年战乱，给人民带来深重的疾苦。与此同时，厉王任用荣夷公为卿士，将社会财富和资源垄断起来。为压制国人的不满，厉王命卫巫监视，有谤王者即加杀戮。结果人人自危，终于酿成国人暴动。前841年，国人大规模暴动，厉王被迫出奔到彘。朝中由召(穆)公、周(定)公两大臣行政，号为共和行政（一说由诸侯共伯和摄行政事）。

共和十四年（前828年），厉王死，太子静即位，是为周宣王，在位共46年。宣王继位后，汲取教训，改变政策。脩政，法文、武、成、康之遗风，诸侯复朝周。为解除戎狄的威胁，还发动了对戎狄的防御战争，取得了胜利。在对荆楚、淮夷的战事中，也取得了一些胜利，因而号称“中兴”。

但是社会中各种矛盾依然存在，整个社会仍处于动荡之。历史的发展总是不平衡的。商周时期中原已进入青铜时代的繁盛时期，周边的一些地区仍相对落后一些。因此，为财富及利益所驱动，周人与其它国族的战争几乎一直不断。江汉流域是蛮族的根据地。宣王晚年，周王朝重新出现了衰象。宣王干涉鲁国的君位继承，用武力强立鲁孝公，引起诸侯不睦。三十六年，征伐条戎、奔戎，惨遭败绩。三十九年，与西戎别支姜氏之戎战于千亩，惨败。

走向灭亡

前781年，宣王崩，子周幽王宫湦立，任用好利的虢石父执政，朝政腐败激起国人怨恨；三年（

前779年），伐六济之戎失败；同时天灾频仍，周朝统治内外交困。幽王，宠爱褒姒，幽王废掉正后申侯之女及太子宜臼，改立嬖宠美人褒姒为后，其子伯服（一作伯盘）为太子。宜臼及母逃奔申国。前771年，申侯联合缯国和西方的犬戎进攻幽王。杀幽王于骊山之下，犬戎乘机掠走大量财宝。西周就此灭亡。诸侯拥故太子宜臼继位，是为平王，翌年迁都洛邑，从此，历史进入东周时期。

时虢公翰又另立王子余臣于携，史称周携王。周室形成二王并立。余臣在平王十一年，既晋文侯二十一年（前760年）被晋文侯所杀，周室复归一统。

基本介绍

西周从公元前1046年周武王灭商朝起至公元前771年周幽王被申侯和犬戎所杀为止，共经历11代12王，大约历经276年。

公元前770年，申侯和其它一些诸侯立周平王为国王，平王将京都从宗周迁至洛邑，历史上称东迁以后的周王朝为东周。

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中国历史进入了周王朝时代，周朝是中国远古社会的鼎盛时期。

从周朝开始，进行境内各个民族与部落不断融合的过程，在这期间，华夏族的逐步形成，成为现代汉民族的前身，其它还有夷、蛮、越、戎狄、肃慎、东胡等诸多少数民族。

朝代概况

政治

中央制度

周王是奴隶社会国家的最高代表。在周王左右的重要辅佐人物，有太师、太傅、太保，合称为“三公”或“师保”。如周文王、武王时的重要谋臣太公望，就被尊称为“师尚父”。成王时，周公为师，召公为保，共同辅政。一直到康王时，召公还担任太保。师保统辖诸侯百官以奉侍周王，在政治上享有崇高的地位。

与师保地位相当，而直接辅佐周王管理政事的官职，是太宰。成王时，周公以太师而兼为太宰，“相王室，以尹天下”。太宰拥有总揽政务的大权，是政府中的首脑。

太宰以下，有众多的卿士，其中比较重要的政务官，仍然是司徒、司马、司寇、司空等诸有司。司徒除管土地的垦辟、井田的划分和有关奴隶耕作等事外，还要管理诸侯封疆的划定和军旅事宜。司马负责征收军赋、管理战车以及驾车马匹等军政事宜。司寇掌握刑法。司空负责管理百工以及兴建土木、水利等工程。他们还有很多的僚属，分管各项具体事务，由中下级贵族担任，构成相当庞大的统治机构。

周代的神职官吏在政权机构中大为削弱。一切有关丧葬、祭祀、占卜以及文化教育等事，在《周礼》中都属于掌礼机构管理，司巫在这一机构中地位是较低的。史官的地位，则有了很大的提高。

太史不仅掌管天文历法的观测制订，文献典籍的收藏整理和教育贵族子弟等有关文教方面的工作，而且熟悉国家的政令典则，常在周王左右以备咨询。内史为周王起草诏令，出纳王命，成为王室近臣。另外，还有小史、外史等官职。

周王朝的大小官职，有很多是世代相承的，这样就形成了“世卿世禄”的局面。同时，还出现了不少以官职为氏号的家族。

周礼制度

周礼是表示等级制度的典章制度和礼仪规定。它的名目繁多，有吉礼、嘉礼、凶礼、宾礼、军礼等。他是维护等级制度、防止“僭越”行为的工具。如周礼规定了贵族饮宴列鼎的数量和鼎内的肉食种类：王九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鲜鱼、鲜肉干）、诸侯七鼎（牛、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猪肉）、卿大夫五鼎（羊、乳猪、干鱼、干肉、牲肚）、士三鼎（乳猪、干鱼、干肉）。乐舞数量也有差异。礼乐制度自周公制定后，任何人都不能修改。周王有权惩罚违礼的贵族。

宗法制度

西周的国家实行分封制。即古书中所说的“封建”，而分封制的基础则是宗法。

宗法是中国古代社会血缘关系的基本原则，其主要内容是嫡长继承制。宗法制度是在父权家长制的基础上不断扩大和发展起来的，由它构成了等级阶梯，形成为中国封建社会基本的社会政治制度。商代已有嫡长继承的雏型，到了西周时期，这一制度得到充分的发展，达到完备的程度。

严格意义的宗法，只在卿、大夫、士的范围内施行。这些阶层各家族的始祖，一般是国君的别子。国君的嫡长子立为太子，继承君位，其他各子即为别子。因为别子也是国君之子，故又称公子。别子不能与继承国君的太子同祖，必须分出去自立家族，成为这个家族中嫡长继承系统的始祖，不再改变，称为大宗。别子的长子以外各子，长孙以外各孙……，都是庶子，对大宗而言，称为小宗。其间血缘关系超过五代，就不再宗原来的小宗。由大小宗构成的整个家族中，大宗居于族长地位，称为宗子。始立这个家族的别子一般有卿、大夫爵位，爵位即由宗子承袭。

广义说来，宗法也适用于周王室。周王的嫡长子立为太子。其他王子多分封为王畿内外的诸侯，其间血缘关系原则颇与卿、大夫、士的宗法相似。周初分封同姓，就体现了这样的原则。康王之后，周朝疆域大体固定，分封的机会减少，太子以外各子多留在朝中为卿、大夫，但分封并未绝迹。直到周宣王二十二年（前806），宣王还把其弟友分封在郑（今陕西华县东）。

小宗围绕大宗，卿、大夫拱卫国君，诸侯藩屏周王。再加上与异姓间的婚姻联系，构成庞大的血缘关系网。西周统治者希望用这种关系维护他们的地位和特权。

依据宗法制度的组织形式，周王既是普天之下最高的统治者，又是全体姬姓宗族的“大宗”，即最大的族长。他既代表社稷，又主持宗庙的祭祀。

天子的宗庙，祭祀自始祖以来的历代祖先，是全国规模最大、地位最高的祭祀祖先场所，称为“太庙”。历代祖先，以始祖为中心，按昭穆排列，都有一定的地位，只有天子才有这种祭祀列祖列宗的特权。

历代的周天子应由嫡长子继承，世代保持天下“大宗”的地位。其他诸子有的受封为诸侯，有的在畿内分得采邑，在王室担任官尹，称为别子。他们分别在自己的封地内建立宗庙和相应的政权机构，分成若干新的别宗，各有自己的“氏”号，受封的别子成为这些别宗的始祖，其爵位和封地亦由嫡长子继承。这些别宗的宗子，对周天子而言，他们是“小宗”。而在自己的宗族内，则为族长，就是“大宗”。

在诸侯国内，国君又分封自己的兄弟以采邑，建立卿大夫之家。这些卿大夫在自己的封邑内立有家庙，统率自己的家族，对国君而言，他们又是诸侯国内的“小宗”。

卿大夫以下，还可分出他们的家属，建立各自的父权家长制家庭。这种家庭各有一定的田地，家长就是士。所有的士都要尊奉所属家族的卿大夫为宗子。

士以下，就是各级宗子的比较疏远的宗族成员，他们就成了一般的平民。

这种层层的相属宗法关系，使族权和政权合一。于是，“天子建国，诸侯立家，卿置侧室，大夫有贰宗，士有隶子弟，庶人工商各有分亲，皆有等衰”。(《左传》桓公二年)等级制度，就是依据这种宗法关系来确立的。这样就形成了封建制国家的体制。

由于封建国家体制与贵族的宗法关系密切联系在一起，所以各级贵族必须十分重视这种宗法关系，尊奉他们共同的祖先，树立牢固的“尊祖”观念。而直接继承祖宗的事业，代表全族最大利益的，就是周王室这个全国最大的“大宗”和周王这个地位最高的“宗子”。

各级“小宗”都必须结合在周王的周围，对周王无限的崇敬。等而下之，其他各级宗族成员，都要以各级“宗子”为核心，表示“尊祖”和“敬宗”。因此，“尊祖”和“敬宗”，就成了维护宗法制度的基本信条。

以周王为首的姬姓贵族，在整个封建制贵族阶级中占居首要的地位。但是这并不排斥异姓贵族。一方面，宗法制度的原则，通行于所有的百姓贵族；同时，在姬姓贵族与异姓贵族之间，还要通过婚姻关系，结成亲戚之国，用以加强联系。这种通婚关系，是对宗法关系的补充。

依据宗法制度的嫡庶、长幼、亲疏等项关系，确定贵族的贵贱、大小、上下各种等级区别。这些等级区别，形成为宗法制度的各种名分。按照名分，也确立了伦理规范和礼法制度。

官制

据记载西周职官最详细的《周礼》，周王朝设有各统辖若干官员的六卿，其中冢宰，掌邦治，其诸官分司王的宫寝、饮食、皮裘、府藏以及贡赋等事；司徒，掌邦教，其诸官分司土地人民、乡遂、山林川泽等事；宗伯，掌邦礼，其诸官分司宗庙祭祀、冢墓、礼乐、卜祝巫史、车旗等事；司马，掌邦政，其诸官分司军旅、田役、车马、封疆道路等事；司寇，掌邦禁，其诸官分司刑罚狱讼、盟誓、约剂、盗贼、宾客等事。司空，因《周礼》原文残缺，详情不明。

学者多认为《周礼》所记过于详密，西周不可能有这样整齐划一的官制。但与已发现金文对比，《周礼》很多地方相同或相似。据统计，《周礼》现存官名三百五十六官，和金文相同或类似的有九十六官。可见《周礼》有相当成分还是反映西周官制的实际的。

《尚书·顾命》记周成王临终时召见“大保奭、芮伯、彤伯、毕公、卫侯、毛公、师氏、虎臣、百尹、御事”，大保奭即召公以下六人就是六卿。康王时金文小盂鼎有“三左三右”，也指在王左右的六卿。六卿的设立，是王朝官制的中心，诸侯国的官制与王朝相似，但规模较小，官名多同于王朝。

井田制度

井田制度是奴隶社会国家的经济基础，体现了中国封建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部分。它与宗法制度紧密相连，在西周时期，得到进一步的发展。

周天子在名义上是全国土地和人民的最高主宰者，所谓“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他以天下宗主身份，将土地和依附在土地上的人民分封给新旧诸侯，诸侯国的国君在封地范围内又有最高的权力。

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限制，古代封建制国家的垦田是有限度的，主要集中在一些都邑的周围。特别是王都和诸侯国都的近郊，比较好的熟田大都集中在这里。这些良田，都是经过精心的疆理，按正南北和正东西的方向，有纵横交错的大小道路和灌溉沟渠，整治成十分方正的大小相连的方块田，这就是标准的井田。

井田的疆理，一般是以每一方块为一百亩（约合今三十一亩多），作为一个耕作的单位，称为一田。纵横相连的九田合为一井，面积约为一平方里。十井称为一成，百井称为一同。也有以一田为一夫，十夫为一井，再以百夫、千夫作为计算大田的单位的。

西周实行井田制。每个男性主要劳动力授田百亩（相当于现在31亩多），每隔3年耕作者之间更换一次分配的田地。当时普遍采用熟荒耕作制，使得农业生产有了很大进步。

也有学者有不同看法，如黄现璠说道：“井田制之有无，古今争辩众矣，然其所论多不从大处着想，博而寡。余今否认井田之说的最大理由，即周天子无土地授民是也。周为奴隶社会，封建者何?即天子以土地，封授诸侯，建立国家者也。诸侯有封地，卿大夫有采邑，封地之使用权，非天子所有。

即畿内之地，亦分赐卿大夫，亦非天子所有。全国土地、一再分割，所存无几，而谓天子以土授民，行井田制，宁有是理乎?有论者曰天子虽无土地授民，然周已大一统：“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滨，莫非王臣。”盖可颁布法规，通令诸侯施行，不必亲以地授民而后可。是又不然，周之中央集权，是相对而非绝对，可能而非必然。天下宗周，固诸侯所承认。然周只能宗之，非真能命之，诸侯亦只能宗周，非真受命于周，所谓“朝诸侯而有天下”是也。诸侯与天子之关系，唯有一朝，不朝即无关系，天子亦即无天下，非如后世有君臣之义。诸侯内政，天子向不过问。

事实上，亦无权过问。例如君位传授，鲁多行兄终弟及制，齐晋及其他国，则行父子相传，各随其便，皆不同周之传嫡制，又如到任呈报，齐太公五月，鲁伯禽三年亦皆听之。周无一定法规，诸侯亦不一定用周制，而谓井田之制，周能通令，行诸天下，又宁有是理乎?施行井田制，大前提必须是天子有充分土地，以及中央权力健全集中，而周于此两点未之能行，则井田制之实施，不知从何说起。”

法律制度

西周在《禹刑》和《汤刑》的基础上，制定了《九刑》。《九刑》的主要内容，就是在于严厉惩治那些所谓“盗”、“贼”的行为，维护封建制度的基本法则和主贵族的根本利益。据《尚书·吕刑》所记，周代的刑罚，有墨（脸上刺字涂青）、劓（割鼻）、刖（断足）、宫（男去势，女禁锢）、大辟（斩首）五刑。此外，还有鞭刑和流放。判处五刑的律条，共有三千条。法网严密，远远超过了前代。

贵族犯法，往往可以获得特赦，即使按律判刑，又可以“赎刑”。如墨刑罚一百锾(一锾为六两铜），劓刑罚二百锾等等，即可免刑。所谓：“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

周王朝有严格刑罚，“礼不下庶人，刑不上大夫”。周礼以父系社会体制之下形成的宗法制为基础，用以调解和调节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和关系。刑罚是用来控制、镇压平民，有死刑、墨刑、流刑、鞭刑、赎刑等刑罚和一套诉讼审判制度，极为残忍。

军队制度

周王室保持了庞大的军旅。这种军旅，用于宿卫宗周的有六师，称为“西六师”；在成周镇慑东方诸侯的有八师，称为“成周八师”。共十四师，达十四万人以上。分封的诸侯国，都有一定的武装力量。大国一般不超过三军，小国也有一军。

诸侯国的军队，周王都能调遣，实际上也属于整个周王朝武装力量的一部分。

西周的军队，名义上是由周王直接指挥和调遣，重大的征伐，周王常亲自率兵出征。如果周王不亲自出征，则指派重要的卿士统率中军，作为全军的指挥者。

军队的组成，以战车为单位，一辆战车谓之一乘。各级军官，由地位与之相应的贵族担任。最基层的甲士，则由最低级的贵族和平民充任。奴隶则在军队中服杂役。

军队是西周国家政权的又一根重要支柱，它肩负对内镇压异己、守卫疆土，对外征伐和扩张的职能。西周军队的最大编制单位与商代一样仍然称师，西周金文和《诗经》等文献中屡有提及。《周礼。地官。司徒》云：“五人为伍，五伍为两，五两为卒，五卒为旅，五旅为师”。按此，在师之下尚有旅、卒、两、伍等编制单位。与此相应的军事将领按《尚书。牧誓》所说有师氏、亚、旅、千夫长、百夫长等。

郭沫若先生在《周官质疑》一文中说：“师氏见于彝铭者乃武职，在王之近侧，是则师氏之名取诸师戍也”。西周军队的统帅是周王，他经常率领军队亲自出征，《诗·大雅。棫朴》：“周王于迈，六师及之”的诗句以及屡见于史书的昭王南征的事迹即其例子。西周军队的各种主要军官亦往往由周王任命。伯懋父敦铭文记载：“东夷大反，王命伯懋父以西六师、殷八师征东夷”，是周王任命伯懋父为西六师和殷八师的统帅。师克盨铭云：“则唯乃先祖考有爵于周邦，干害王身作爪牙……今女更乃祖考奡可左右虎臣”，是周王任命禁卫部队统帅的例子。

经济科技

农业发展

首先表现在出现了一些比较锐利的农具，当时一些有关农事的诗篇，都是说用比较锋利的耜在“南亩”中开展耕作。这些专用农具都是比较锋利的，当是金属制造的。从考古发掘的情况来看，铁制农器的使用始于西周是可能的。

西周时期，盛行耦耕，即二人为一组，合力而耕。这样，既较省力，动作又快，当是耕作方法的一个进步。

金属农具的应用和耦耕的推广，使开垦荒地的规模越来越大了。“千耦其耘”的诗句，反映了成千上万的人大规模耦耕的景象。

当时人们不仅能进行深耕、熟耘，而且也能使用绿肥和制造堆肥。“荼寥朽止，黍稷茂止”，就是把田间耨锄的荼寥和杂草沤作绿肥，使黍稷等作物生长得更为茂盛。用火化、土化等方法制成的堆肥，也是常用的肥料。此外，对防治虫害也非常注意。

由于耕作技术的进步，西周时期的农作物，如稻、粱、粟、麦、菽、稷以及桑、麻、瓜、果之属，品种和产量都有了增加。《诗经》里保存着一些喜庆丰收的诗句。

耕作井田的农夫，仍然笼统地称为“庶人”或者“庶民”。民，也作氓。奠（甸）是管理耕作的人，氓和庶人都是耕作人。这些耕作的人都以夫计，周王在分封诸侯和赏赐臣下时，是把这种耕作的人成批地作为物品赐予的。

属于那些卿大夫之家的采邑，规模比王室或公室的“国中”当然要小得多。为他们所有的“庶民”，其家室往往都集中在这些“公子”的邑里。这些“庶民”，长年在田间劳作，到秋收完毕，才能与妻儿一同过冬。在过冬时，他们还要为“公子”田猎，剥制兽皮，酿造春酒，收藏冰块以及从事其他各种劳役。他们的妻女同样是“公子”的仆人，要为“公子”进行采桑、养蚕、织帛、缝制衣裳等劳作。

一般贵族，除了按等级各有封地之外，其中有在王室或公室担任比较重要的官职的，还要在“国中”的田地里“分田制禄”，即按职位分得一定量的田地作为俸禄。卿大夫之家都要向公室缴纳贡税，而贡税的征收，大致是收获量的十分之一。

在井田制下，卿大夫以下贵族所分得的田地，不经王室或公室的特许，是不得随意买卖转让，即“田里不鬻”，因而称为“公田”。

西周时期也有不少的自耕农民。他们多数是各级贵族的疏远宗族成员，大都在所属宗子的居邑附近，拥有一小块耕地，过着比较独立的经济生活。但是他们也要向宗子缴纳一定的贡物和服一定的劳役，对宗子也存在一定的依附性。他们也被称为“庶人”，或者“小人”。还有一些逃亡的耕作奴隶，逐渐脱离了贵族的羁绊，取得了自由民的身份。

商业发展

在“工商食官”的制度下，商业由贵族国家垄断，在较大的都邑中都出现了市场，有管理市场的“质人”。交易的商品，除了比较珍贵的“宝货”和兵器、牛马、丝帛等各种物资外，还有奴隶。奴隶的价格，据铭文所记，五名奴隶才值“匹马束丝”。

在商业交换中，主要的货币仍是以朋为计算单位的贝。铜也被用作交换手段。铜本身是一种重要的商品，同时担负着货币的职能，后来就发展为铸造铜币。

民间的贸易活动，也在城邑内外展开，但一般数量较小，大都以物易物，相互交换一些日用必需品。“氓之蚩蚩，抱布贸丝”的诗句，反映了一般自由民以家庭手工业产品相交换的情景。

青铜农具使用比商代更为广泛，排水与引水技术掌握较好，农作物中桑麻瓜果都有栽培种植。手工业部门多，分工比商代更细，有“百工”之称，商业有了更进一步的发展，在“国”与“都”中，出现了更大的市场。

西周时期，商业发达，有专门从事贸易活动的商人。海贝、海蚌和占卜用的龟甲等，往往都是从远方贡献和交换来的。海贝当时也作为货币，以朋为单位计算。舟船和马车是重要的交通工具。

贝是夏、商、周三代的主要实物货币，以朋为计量单位，十枚贝壳为一朋。在当时帝王赏赐给臣子的物品中，最普遍的就是贝。贝字屡见于卜辞，在殷代，贝字与财字同义。贝用作货币，在中国文字结构上也留下了明显的痕迹。一些与财富、价值、交换有关的文字，如财、贵、赏、赐都与贝字有关。

手工技术

手工业技术的提高由于社会经济的发展和公私需要的浩繁，周王朝很重视手工业生产。周王室和诸侯公室都拥有各种手工业作坊，有众多的具有专门技艺的工匠，号称为“百工”。这些作坊和工匠，都由官府管理，所谓“工商食官”。

西周时期，一些主要的手工业生产部门都有比较显着的进步。

青铜器铸造仍然是手工业生产的重要部门。西周初年铸造的青铜器，其形制、纹饰和品种和商末大致相似。康王以后，才逐渐推陈出新，表现出一些新的风格和特色。

西周青铜器铸造的地域分布，比商代要广泛得多。周王室和诸侯公室，乃至一般贵族，都拥有规模大小不等的铜器铸造作坊，乃至影响到比较边远的少数民族地区。因此，这个时期的青铜器，既有共同的风格，又在一定程度上显示出某些地方性的特色。

青铜技术

西周青铜器的数量远远超过商代。历代出土的西周青铜礼器、用具、兵器、工具、饰物，数以千计，近年更有成批的出土。 如1976年3月在陕西临潼出土一批青铜器，达60件，其中的利簋的铭文载录了武王伐纣的事，是迄今发现最早的西周青铜器。同年12月又在扶风发现一个青铜器窖藏，内有微史家族的青铜器103件。

西周青铜器的类型比商代有了显着变化。有些商代常见的器物，如酒器中的方彝、卣、觚、爵等，逐渐减少或绝灭，新器物又不断出现，如乐器中的钟，兵器中的戟、剑等。器物纹饰从繁缛趋于简易，逐渐减少了过去所带有的神秘色彩，器壁也从厚重而趋于轻巧。

西周时期车辆的制造，形制更为精巧，种类也有增多。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目。制造一辆车，要有多种熟练工匠的密切协作，构成了综合性的手工业。

玉器的应用，在贵族中更为普遍了。不仅用作华丽的装饰，而且成为典礼中的礼器，如圭、璧等的制作都很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还有比较发达的煤玉雕刻。

陶器技术

陶瓷器的制作，西周时期有突出的发展。在陕西岐山、长安，河南浚县、洛阳和江苏丹徒等地的西周遗址和墓葬中，都发现了原始瓷器，有簋、豆、罐等。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在安徽屯溪西周墓出土的原始瓷器，有碗、盂、豆、尊、盘等，数量和种类都超过前代。这些原始瓷器，基本上达到了成熟的程度，是中国瓷器史上的一个重大发展。

西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也有少量夹砂红陶和泥质红陶。泥质黑陶和白陶，到西周后期已经不见了。西周陶器的器形，作炊器主要有鬲、甑，作饮器的主要有爵、觚等。但已经很少，作食器用的重要有豆和簋，作盛器用的主要有勰、罐瓮、盆、盂等等。在造型上，西周陶器以袋状足、圈足、平底为主要特征。纹饰仍以纹理较粗的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划线纹、篦纹、弦纹、刻划三角纹等。这时附加堆纹已很少使用。西周时期烧造陶器的窑炉主要还是馒头窑，龙窑的使用还是相当少。

造车技术

西周时期车辆的制造，形制更为精巧，种类也有增多。车的部件和马的佩饰有几十种名目。制造一辆车，要有多种熟练工匠的密切协作，构成了综合性的手工业。

玉器艺术

玉器的应用，在贵族中更为普遍了。不仅用作华丽的装饰，而且成为典礼中的礼器，如圭、璧等的制作都很精美，具有很高的工艺水平。当时，还有比较发达的煤玉雕刻。

文化思想

周人在周原建国时，同时也形成了具有很大包容特征性的文化体系周文化，他们和商人的关系是并存的，可是他的势力不如商人大，国家不如商人大，人口不如商人多，但是他的文化有接受商人的影响，也有保存自己固有独特的色彩，同时还接受了草原的影响以及西边羌人的影响，它本身就是很有包容性的混合体。

他以这种混合体的特点，在打败商人以后，由于人少，要治理这么大的国家是很困难的，所以就建立了许多驻防的点，每个驻防的点到后来都变成了一个国家；从考古学上看最显着的一个驻防点就是在今天北京附近的燕国所在地，从这里我们看得清清楚楚，里面有商人文化的地盘，有周人文化的地盘，也有土著民族文化的地盘，三者共存；由此可见周人又采取了所谓包容性极强的政策，对于旧日的敌人商人，采取尊敬、合作的态度，对于土著也采取合作、共存的态度，这种精神是很了不起的。

礼乐

西周礼制继承商代而有所变革。周初，力求扭转商末流行的奢靡风气，曾反复告诫禁止酗酒。从成王时的《尚书·酒诰》，到康王时的大盂鼎铭文，都讲到必须遵奉周文王的告诫，不得纵酒。反映到青铜制造的礼器上，商朝常见的许多酒器，西周时逐渐归于消失。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吉礼指对先祖与各种神祗的祭祀；凶礼指丧葬，还包括对天灾人祸的哀吊；军礼指战争，以及田猎、筑城等动员大量人力的活动；宾礼指诸侯对王朝的朝见、诸侯间的聘问和会盟等；嘉礼指婚、冠、飨燕、庆贺、宾射等。所有礼制都和法律一样，体现出贵贱等级的区分。

乐在西周很受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例如师嫠簋“命汝司乃祖考旧官小辅（镈）眔鼓钟”，即相当《周礼》的镈师和钟师。

周代有的乐舞起源很早，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曾在武王凯旋告于周庙时表演。这一乐舞的歌辞还保存在《诗》中，即《周颂》的《武》、《酌》、《桓》、《赉》等篇。

宗教

周人的宗教观念，与商代有较大的不同。商代那种尚鬼的神秘色彩，到西周已经淡薄。周代的祭祀对象分为天神、地祗、人鬼三类。天神有昊天上帝、日月星辰、司中、司命、风师、雨师；地祗有社稷、五祀、五岳、山林川泽、四方百物：人鬼则指祖先而言。

人殉现象在西周不象商代那样普遍。由于没有发现相当于殷墟西北冈、武官村规模的大墓，当时人殉数量尚难判定。用人作为祭祀的牺牲，在西周时期亦史无明文记载。

宗教思想的变化也表现在青铜礼器的纹饰上。商代流行的带神秘意味的花纹，只在周初延续了一个时期。到西周中期，大多数礼器的纹饰都图案化了，除装饰作用外，很少再有宗教或神话的意义。

祝宗卜史

周初封周公长子伯禽于鲁，曾分以祝、宗、卜、史宗教事务的官员。当时这种人的地位较高，如太史可称为公。后来他们的重要性逐渐降低，以至在社会中不再有显赫的身分。

祝管理祷祝，宗管理祭祀，卜职司卜筮，史职司文书记事。由于他们的专业需要特殊训练，常在家族中世袭。例如陕西扶风庄白一号窖藏青铜器铭文所见史墙一家，从商末到西周中期代代都任史职，说明其职业的封闭性。

殷商时期使用甲骨的卜法继续流行。已发现的周人甲骨最早有周文王时代的，其形制与殷墟出土的商代甲骨相近，足见商周卜法间有一定的联系。西周甲骨也有上刻卜辞的，曾在山西洪洞坊堆、陕西长安丰镐遗址、北京昌平白浮等地发现，而以陕西周原所出最多。

这一时期使用蓍草的筮法与卜法并用。筮书就是《周易》。当时常先筮后卜，特别在占问国家大事时更要如此。在周人心目中，卜法比筮法更为重要，所问的事越重要，越要采用卜法。这叫做“筮轻龟重”或“筮短龟长”。

学校

西周已有较发展的教育制度。在国人乡里中设立的学校，称为庠（一说称序），教授知识技艺。贵族子弟的教育更为完备，专设有小学、大学。贵族子弟满八岁入小学，到十五岁成童时入大学。《周礼》有师氏、保氏两官，从他们的职掌看，教育的内容包括德行、技艺和仪容等方面。技艺兼及文武，有礼、乐、射（射箭）、御（驾车）、书（文字）、数（算术），称为六艺。

典籍

西周时期文献流传至今的为数不多，《尚书》中出于西周的，有《牧誓》、《洪范》、《金縢》、《大诰》、《康诰》、《酒诰》、《梓材》、《召诰》、《洛诰》、《多士》、《无逸》、《君奭》、《多方》、《立政》、《顾命》、《康王之诰》、《吕刑》、《费誓》等篇，内容的时代自武王到穆王，而以成王时占大多数。这十几篇书记述了周初史事和政治情况，有重要历史价值。

《逸周书》也有一些篇属于西周。例如《克殷》、《世俘》、《商誓》、《度邑》、《作雒》、《祭公》、《芮良夫》等篇，都是关于西周的重要史料。

有重大文学价值的《诗经》，包括有很多西周时期的作品。有的是采自民间的民歌，如《豳风·七月》之类；有的则用于朝廷庙堂，收入雅、颂。一些篇有准确作者，例如《大雅·烝民》为周宣王时尹吉甫作。这些诗歌或反映当时社会状况，或描写历史事迹，或对朝政进行颂扬及讽刺。

《周易》本为占筮用书，其经文主要成于西周时期。封辞、爻辞中有些内容与周人历史有关，如康侯用锡马蕃庶等。由于占筮必须由卦象推类，逐渐被赋以抽象的意义。有的封、爻辞，如《泰·九三》“无平不陂，无往不复”，即使从字面上也可看出其哲学意味。

天道观

从西周文献和金文看，周人的天道观较之商代有相当大的发展。西周统治者强调天命和德的观念，认为文王有德，故受天之大命，武王有德，故能克商。德的内涵包括敬天、孝祖、保民，既有宗教意义，也有伦理性质。《尚书》所载周公的许多言辞，都反复阐述天命与德的联系，告诫王和贵族官吏要效法先王，不要失德，否则天命即将失坠，商朝的复亡是为鉴戒。穆王时大臣祭公谋父继承了他的先祖周公的见解。据《逸周书·祭公》，他曾以同样的天命与德的观点劝诫穆王及其他朝臣，类似思想在某些金文中也有所表现。

这种天道观到西周晚年遭到动摇。由于当时社会动乱，灾祸频仍，人们对天和祖先的神圣产生了怀疑。这个时代创作的一些诗篇，充满了对“浩浩昊天”怨恨不满的情绪，一时形成思潮，为怀疑以至否定神权的进步思想提供了基础。有朴素唯物主义性质的阴阳五行说开始形成体系。周幽王时臣伯阳父以阴阳之气解释地震，史伯也曾提出五行杂和作为比喻，就表明了这样的趋势。

华夏称呼

周人是同姓不婚的民族，它以通婚的方式和其他的族群联合在一起，同时以包容的方式来共存，不仅在燕国的地点如此，即使在长江边靠近下游的当涂县所出现的遗址也有同样的现象。这种包容性极强的情况使得周人可以继承在新石器时代就已经有的传统，那个传统就是从一个交流混合体里面构成的共同体系，它在周人身上得到延续。

那么，周人为什么要用“华夏”称呼自己呢？可能在古代“华”和“夏”两个字是同一发音，读急了变成一个字，慢读了就变成两个字，说实话，梧溪人到现在对这两个字还是分不清，如果要他们念的话，这两个字的发音是完全一样的。“华夏”变成周人用来称呼整个的族群，不过他并不叫它“周”，因为他承认有别处不是周，这种精神很了不起，使得中华民族可以成型。

在周人几百年的统治里，虽然它分出去的远征军或驻防军的基地一个个变成国家，一个个逐渐地发挥了地方的特性，可是那些特性只是小异，基本上还是大同的，大的同点就是远到新石器时代已经逐渐成型的共同体系；所以我们说中国文化的统一性比政治的统一性先出现，而且维持的时间相当长，等到周人强大的文化包容性与政治包

容性出现以后，才造成了一个真正统一的政治秩序；这个政治秩序与刚才我们所讲的文化体系相辅相成，替中国构成了一个永远庞大而充实的核心体，这个核心体到了历史时代以后继续不断的有人口的移植与人口的收容，不断在吸收，也不断在扩大，内涵极丰富，而且扩张性也很强，因此变成一个非常结实的文化大民族，它不会被打散，在世界上是个少见的例子。

周人以蕞尔小邦，崛起渭上，不仅代替文化较高的大邑商，成为古代中国的主流，而且开八百年基业，为中国历史上重要的一个时代。在新石器时代的中国，若干平行发展的文化，各在一个地区滋生发达，相互影响，彼此交流，遂使处保地方文化的面貌逐渐接近。但是今日号为中国的东亚大陆，在新石器时代并未出现任何一个主文化，其势力范围可以笼罩全局。商王国的文化圈可能远超过其政治权力所及的范围，但是商人与各方国之间，大多有战争及贸易的交往，商以大邑商自居，大约只有商王畿之内的人以此认同。在王畿之外，未必有一个广泛的共同意识。

殷商时代可以看作一个主轴的政治力量，逐步扩张充实其笼罩的范围，却还未能开创一个超越政治力量的共同文化。因此殷商的神，始终不脱宗族神、部落神的性格。周人以小邦蔚为大国，其立国过程必须多求助力，因此在先周时代，周人崎岖晋南陕右的山地，采撷了农耕文化及北面草原文化的长处，终于与姜姓部族结为奥援。此后翦商经过，也是稳扎稳打的一步步逼向殷都。天下归仁，也未尝不是多所招抚的另一种说法。

及至克商以后，历武王周公及成康之世的经营，周人的基本策略，不外乎抚辑殷人，以为我用，再以姬姜与殷商的联合力量，监督其他部族集团，并以婚姻关系加强其联系，同时进用当地俊民，承认原有信仰。新创之周实际上是一个诸部族的大联盟。周人在这个超越部族范围的政治力量上，还须建立一个超越部族性质的至高天神的权威，甚至周王室自己的王权也须在道德性的天命之前俯首。

于是周人的世界，是一个“天下”，不是一个“大邑”；周人的政治权力，抟铸了一个周文化的共同体。周人克商，又承认商人曾克夏。这一串历史性的递嬗，代表了天命的交接，代表了一个文化秩序的延续。这是周人“华夏”世界的本质。中国人从此不再是若干文化体系竞争的场合。

中国的历史，从此成为华夏世界求延续，华夏世界求扩张的长篇史诗。中国三千年来历史的主旨是以华夏世界为文化主流。四周的四裔必须逐渐进入这个主流，因为这个主流也同时代表了天下，开化的天下。西周中期以后，周人对西北采守势，当系由于以草原文化为主的西北，本来不是农耕的华夏文化所能进入。周人对东南采攻势，则因为当地农耕文化的地盘，原与华夏农耕的本质只有程度的高低，没有根本性的互斥。

分封在外的诸侯，一方面是华夏的代表，一方面也与各地方原有的文化接触与交流。西周三百多年来，华夏意识渗入中原各地，自西徂东，无往而没有分封网的触角伸入各地，当地文化层次，一方面吸收取新成分，一方面反哺华夏文化，经过三千多年的融合，西周代表的华夏世界终于铸成一个文化体系，其活力及韧度，均非政治力量可以比拟。这一面过程中，政府不复仅以人治为本而趋于组织化与制度化。

封建的分封制度不再只是点状的殖民与驻防，而趋于由邦国与田邑层级式的组织。甚至世官世禄的贵簇社会，也因若干新兴力量的出现，而较为开放。华夏世界的韧力，经厉王幽王两度丧乱的考验，王室的威权削弱了，但是华夏世界凝聚性之强，足以维护其世界于不坠。平王东迁，王纲不振，这一个政治体系竟可由强大的诸侯接过去，依旧维持了对外竞争的团结。齐晋先后领导华夏世界抵抗戎狄，攘御荆楚，只能归之于华夏世界内部因共同意识而产生的文化凝聚力。

另一方面，西周文化不断扩散，其文化的同化力也极为强大。任何文化体系本身若不具有普遍性和开放的“天下”观念，这个体系就难以接纳别的文化成分，也难以让别的文化体系分享其输出的文化成分。华夏文化在西周形成时，先就有超越部族的天命观念以及随着道德性天命而衍笺理性主义。为此，华夏文化不致有强烈的排他性。西周一代，周人文化的扩散，正由其不具排他性。春秋时期，南方的楚文化与中原华夏文化相激相荡而终逐渐融合，为华夏文化增添了更丰富的内涵，对南方文化的吸纳而统摄为更广大的华夏文化，这一成就，也当归功于华夏世界有广大的包容性及开放性。

华夏文化体系，兼具坚韧的内部抟聚力，及广大的包容能力，遂使中国三千年来不断成长不断扩大，却又经常保持历史性共同意识。世界上若干伟大文化体系中有些有内聚力强的特质，如犹太文化系统；也有的包容力特强，如伊斯兰教与基督教的两大系统。中华民族的华夏文化却兼具两个特点，而且都异常强劲。

西周，是孔子心目中的典型，“郁郁乎文哉，吾从周”。孔子是中国文化的代言人，也正因为他体认了华夏文化的性格。儒家学说是华夏文化的阐释，儒家理想人格是择善固执，是以仁恕待人，这种性格，可称为外圆（包容）内方（执善），也正是华夏性格的化身。儒家文化的基本性格成为中国文化的基本性格，而其成形期，正是在西周形成华夏文化本体的时候。

历代君王

著名天子

文王(姬昌)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1046年(在位51年)

文王姓姬名昌，父名季历。在位51年姬昌即位后曾一度被商王所泅，后被释放。他礼贤下士，有姜子牙等名臣辅佐，为以后灭商打下基础。据传文王死时97岁。

商纣时为西伯，故亦称“伯昌”。任用“太颠”、“散宜生”等能人，施行裕民政策，国力日盛，却为纣所忌，囚之于羑里，囚禁期间，写下周易一书。后献“有莘氏之女”、“骊戎之文马”等宝物及疏通朝臣始得获释。他曾解决虞、芮两国的争端，出兵进攻犬戎、密须、黎国、邗，又击灭崇国，修建都城丰邑，并扩充势力到长江、汉水、汝水等流域，作灭商准备，传说其晚年已取得“三分天下有其二”的局面。正妃太姒为其生十子：依次为伯邑考、武王发、管叔鲜、周公旦、蔡叔度、曹叔振铎、成叔武、霍叔处、康叔封、冉季载

武王(姬发)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1043年(在位3年)

武王姬发，父姬昌。即位后大举伐商，并于牧野，大败商军，纣王自焚，商亡。根据最新的断代工程确定武王伐纣是在公元前1046年.武王建都于镐京。史称西周。之后在商王畿设三监治理，并继续派兵征讨商朝各地残余势力。同时，分封了一批同姓宗室或异姓功臣.克商二年后，武王病重死。武王死时54岁。

穆王(姬满)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922年(在位44年)

穆王姬满，昭王子。穆王时作《吕刑》，是流传下来的我国最早的法典。穆王是西周在位时间最长的周王。

厉王(姬胡)

出生：公元前873年–去世：元前827年(在位21年)

厉王姬胡，夷王的儿子。厉王是一位暴君，对外战争屡败，国势日危。厉王横征暴敛，虐待百姓，还不让国人谈论国家政事。公元前841年，终于发生国人暴动。他竟被国人放逐。（厉王奔彘）

幽王(姬宫涅)

出生：不详–去世：元前771年(在位10年)

幽王姬宫涅，宣王的儿子。贪淫无道，为博宠姬褒姒一笑，竟“烽火戏诸侯”，从而亡国被杀。这就是“一笑倾国”的由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