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五道杠”是湖北省武汉市设立的少先队总队长队标。武汉市在在区、市两级设立总队，并建立相应的四道杠、五道杠是武汉市的创举，武汉市方面认为“由我们首创的少先队总队委授予‘五道杠’队标，进一步完善了少先队的评价体系”。2011年5月的“五道杠少年”事件，让这个本来很正常的一个少先队队标，引发全国范围的大讨论。

来源介绍

根据《中国少年先锋队章程》，凡是6周岁到14周岁的少年儿童，愿意参加少先队，愿意遵守队章，向所在学校少先队组织提出申请，经批准，就成为队员。在学校、社区建立大队或中队，中队下设小队。

少先队干部可设置小队长、中队长、大队长三种职务，其中依次可佩带一道杠、二道杠、三道杠。大队、中队委员会委员和小队长都要佩戴队干部标志。队干部标志由白底、红杠组成，长7厘米，宽6厘米。大队委标志中间是三条红杠，中队委标志中间是两条红杠，小队长标志中间是一条红杠。标志中红杠长4厘米，宽1厘米，条与条之间相隔1厘米，与白底边缘左右各相距1厘米。

事件简介

事件概述

“五道杠”少年

据了解，今年13岁的黄艺博，是武汉市华师一寄宿学校初一的学生，目前是中国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黄艺博最受人关注的标志便是他手臂上挂的那个有“五道杠”的队牌。此外，其身上也笼罩着“全国百名优秀好少年”、“武汉市首届‘十大孝星’”诸多光环。在武汉当地媒体的报道中记者发现，黄艺博的父母在接受采访时曾表示，黄艺博“两三岁开始看《新闻联播》，7岁开始坚持每天读《人民日报》、《参考消息》，且已在全国重要报刊上发表过100多篇文章，并将其近3000元稿费和变卖废品赚来的零花钱都用在资助与看望孤寡老人”。并称“更重要的是这个孩子在政史上的许多见解，甚至已超出了我们理解的范畴。”这些言辞让读者们不得不把黄艺博与“天才”少年相联系。

黄艺博的一张半身照中，他在少先队总队审阅文件，与官方媒体发布的“党和国家领导人”的办公形象十分相似。他的一些照片中也有诸如“审阅文件”、“欣然题字”等描述领导人活动的注释。

但黄艺博的“领导风范”没有引来舆论多少喝彩，倒是很多网民认为他的成长有些畸形，是家长和社会的官本位观念在一个孩子身上的反映。在针对黄艺博现象的网民留言中，虽然有人赞扬黄艺博志向远大，但大多数人不愿接受黄艺博“少年政客”的形象，还有人直言这是家长或第三者炒作的结果。

事件说明

根据共青团武汉市委前日发布的《关于少先队武汉市总队部的有关情况说明》，武汉市于1989年成立了少先队区总队部和市总队部，至今已22年，区总队部队委佩戴四道杠，市总队部总队委佩戴五道杠。迄今共有七届总队委，而5月底，又要换届选举成立第八届总队委，第七届的总队长徐鎏杨、副总队长黄艺博等都因为已经上中学而换人。

担任市总队委的候选人条件有：“四至六年级品学兼优的少先队员；担任大队委以上职务，工作积极；能独立完成辅导员交办的相关工作任务；能起榜样、带头作用，有一定号召力”等六条，任期每届两到三年。

据记者了解，武汉市少先队总队部共有16名总队委员，其中正副总队长各一名，旗手、组织委员、学习委员、宣传委员、劳动委员、文娱委员、体育委员各两名。黄艺博是第七届总队委的副总队长，其职责是：“在总队长的领导下，协助总队长做好总队工作；负责整理保管总队的文件和资料，负责组织总队委值日及升旗手工作。”

总队长的职责则是：“召集并主持总队委员会；根据总队委员会讨论的意见负责制定总队工作计划和进行工作总结、负责传达下达及检查决议执行情况；指导各部门工作、负责组织总队活动。”总队部有自己的办公地点，设在武汉市少年宫内。

官方回应

2011年5月11日，全国少工委正式下发《关于进一步规范少先队基层组织设置和少先队标志使用的通知》，要求各级少先队队组织和队员不得使用不符合制作规定的队干部标志，如果在基本规定外有创新做法，需经省级少工委上报全国少工委研究同意后开展探索。武汉市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黄艺博因佩戴“五道杠”被广为关注，引起网络热议。

武汉市团市委少年部负责人此前接受媒体采访时曾表示，武汉市于1989年成立少先队区总队部和市总队部时，区总队部队委佩戴“四道杠”，市总队部总队委佩戴“五道杠”，并一直延续至今。

全国少工委称，下发该通知是为进一步规范少先队基层组织设置和少先队标志，以做到严肃、统一。通知再次强调了少先队干部的设置，即大队、中队委员会委员和小队长佩戴的队干部标志分别是“三道杠”、“两道杠”和“一道杠”，各级队组织和队员不得使用不符合规定的队干部标志。

通知强调，各级少工委和队组织应对《队章》和有关规定的执行情况进行监督、检查，对于不符合规定的做法应及时改正。如在基本规定外有创新做法，需经省级少工委上报全国少工委研究同意后开展探索。据了解，按照全国少工委的要求，武汉团市委少年部已通过湖北省少工委向全国少工委做出了汇报，正在等待批复。

社会影响

1、如今五道杠被许多制服控用来装饰自己。

2、五道杠也被众多八零后用来集体怀念童年做“祭品”。

“不屑弟”

每个‘五道杠少年’的背后，总有一双翻着的白眼儿”，湖北武汉“五道杠少年”黄艺博事件，又出了新看点，几张黄艺博在课堂上认真学习的图片上，他侧后一名同学，却做出撇嘴不屑的表情看着他。这段截自东方卫视播出的一段关于黄艺博的新闻的视频，迅即在微博上疯传，并被PS成各种形象进行调侃和恶搞。“五道杠少年”事件转向新一轮网络狂欢……

网友热议

很多网友也对“五道杠队长”表示不理解。网友“婉容的花”说：“五道杠？令人无语，什么时候才能不以此区分孩子的童年，从小就那么官僚。”网友“不惑的笨笨”也说：“五道杠，要是全国总队长，胳膊还不得成斑马了吗？如果是真的，这事太荒谬了，先不说别的问题吧，首先不利于孩子的正常成长，让小孩子的功利心太重，造成心理不健康，一味追逐名利，太可怕了。”网友“一壶孤寂”则说：“失敬。别人家孩子这般大只看动画，难道他父母用《新闻联播》做胎教？”

不过也有网友对此不以为然，“五岳散人”说：“别当回事儿，等这孩子背上房贷就消停了”。还有网友为黄艺博鸣不平，李小萌说：“就算他再五道杠、再小大人、再只看新闻联播、再……他不过是个孩子，不过是我们成人世界的镜子。上千的转发、上千的冷嘲热讽，会怎样传到一个孩子的耳朵里？还是把那些刻薄话送给我们自己吧。”

舆论关注

假如黄艺博只是一个邻家小孩，哪怕能三岁倒背圆周率，五岁默写《尚书》、《山海经》，估计最多算个社会花边新闻，而难以引起全国性的舆论关注。而假如他幼时看的不是被公认的“官样味”太浓的《新闻联播》、《参考消息》、《人民日报》，而只是一个喜欢读《存在与虚无》、酷爱量子物理学的IQ超高的天才，那么他或会像武汉另一少年作家蒋方舟或《生活大爆炸》里的科学怪才Sheldon一样，受到舆论喜爱追捧和艳羡，却不致陷入当下的尴尬窘困。

黄艺博和蒋方舟、Sheldon的区别之处在于，后者是崇尚个性和符合天性的自我发展与完善，而前者成长路径，则被公共舆论视为违反儿童成长天性的变味式的强化训练。即便如此，假如黄艺博只是黄艺博，舆论至多也就是惋惜，但当黄艺博和“五道杠”划等号、这样的少年却是“少先队武汉市副总队长”时，舆论的关注强度和表达方式就发生了变化。

揶揄嘲讽恶搞乃至一些惯性质疑、诛心之论，乃至有些类似于美剧中的“阴谋论”（豆瓣网就有网帖称黄艺博事件是其“政敌”——总队长故意使的绊子）都赫然出现了。

这里包含的一些不理性不节制之处，显然会演绎出网络暴力，值得我们警惕。但总体舆论趋向却表明，“五道杠”成了附加于此事的一个沉重的舆论枷锁。这种过度“早熟”式的个人发展，竟会为官方主流价值所认可和褒奖，让舆论殊难接受。

就如蒋方舟同学在微博上所言：“在武汉读高中的时候，隔壁宿舍的女同学小时候也是五道杠，市长小助理，做到少年儿童届最高官阶才顺利退休。上高中之后照样交混混男友以及到处托人帮她买TT（套套）。黄小朋友没什么好讨论好惧怕的，我相信他不久就会成为正常人。”

蒋方舟的这份幽默，应是目前舆论理应有的持平心态。当然，此事并非全无反思之处，那就是必须搞清楚舆论为何会对“五道杠”的火力全开。过度早熟的社会，畸形病态之气显而易见，“官样小大人”当然是个极端综合体。民众对此的激烈反应中凸显的暴力、暴戾的部分，必须予以警惕和批评，但某种程度上，这又比陷入虚无的麻木要好一点。

假如舆论对那种“新闻联播式”的呆滞刻板的官样主流价值的不认同，就是所谓的“发现对社会的不满”，那么如何制度性修复它，让对孩子的价值认同真正符合人性、符合孩子天性，显然比我们都对着黄艺博过度焦虑、干着急，要靠谱得多，也迫切得多。

宽容对待

在“五道杠”事件中，经过重重还原和调查，华西都市报在2011年5月5日发表了《谁炒红了“五道杠”？记者父亲一手栽培》一文。

从中可以看到，黄父黄宏章对儿子的“殷切期望”，从上报纸（包括《人民日报》）到制作黄艺博的个人成长记录，再到修改黄艺博的开博前言，可以发现黄宏章“望子成龙”的急切性表现在黄艺博人生的每个阶段。

而在看到网友大量的负面新闻后，黄宏章随即删除博客内容，开设微博，请求网友给儿子一个宽松的环境。

此后，虽然网上有关黄艺博的负面言论不断出现，但已有包括《中国青年报》和蒋方舟等主流媒体和“意见领袖”开始扭转舆论：不要伤害孩子。

网上的有关舆论此后也开始慢慢转变到批评黄氏父母的教育方式上，羞辱和谩骂逐渐较少。

黄宏章在微博里说：黄艺博是一个正在成长中的孩子，望大家能够给他以宽容。

在后面1万多条评论中，理解和宽容的心态出现了，因为在“第一生产力”面前，每个人都有过或者“被有过”类似的经历，而在这个过程中同样存在焦虑与压力。

社会现象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发布了2011年中国《社会心态蓝皮书》的研究显示，目前中国总体社会信任处在很低的水平。而相较于中央政府而言，民众对地方政府的信任度较低。

民众互相之间的不信任导致阶层间的相互排斥，结果就是有意无意中提高了相互攻击的强度，对抗和羞辱则代替了互相了解。也就导致蓝皮书中所说的普遍焦虑和心态失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