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周（公元前770年－公元前256年），中国历史上的朝代，西周覆灭后，诸侯拥立原先被废的太子宜臼为王，史称周平王，定都洛邑（今河南洛阳），史称东周。东周的前半期，诸侯争相称霸，称为春秋时代。公元前453年，韩赵魏三家联手灭智氏家族后，三家分晋，各诸侯相互征伐，称为战国时代。

历史

平王东迁

主词条:烽火戏诸侯、平王东迁

在周幽王死后，太子宜臼即位，是为周平王。鉴于镐京残破，又处于犬戎

威胁之下，周平王于公元前770年，在郑、秦、晋等诸侯的卫护下，迁都洛邑（今洛阳）建立了东周王朝。

平王东迁以后，西土为秦国所有。它吞并了周围的一些戎族部落或国家，成了西方强国。在今山西的晋国，山东的齐、鲁，湖北的楚国，北京与河北北部的燕国，以及稍后于长江下游崛起的吴、越等国，都在吞并了周围一些小国之后，强大起来，成了大国。于是，展开了大国争霸的激烈场面。

春秋五霸

主词条:春秋时期、春秋五霸

春秋时期，简称春秋，前770年~前476年（另一说，前770年~前403年），属于东周的一个时期，春秋时代周王的势力减弱，诸侯群雄纷争，齐桓公、晋文公、宋襄公、秦穆公、楚庄王相继称霸，史称“春秋五霸”。（一说是齐桓公、晋文公、楚庄王、吴王阖闾、越王勾践）。春秋时期之后是战国时期。

春秋时期的得名，是因孔子修订《春秋》而得名。这部书记载了从鲁隐公元年（前722年）到鲁哀公十四年（前481年）的历史。现代的学者为了方便起见，一般从周平王元年（前770年）东周立国起，到周敬王四十三年（前477年）为止，称为“春秋时期”。

据史书记载，春秋二百四十二年间，有四十三名君主被臣下或敌国杀，五十二个诸侯国被灭，有大小战事四百八十多起

，诸侯的朝聘和盟会四百五十余次。

齐桓公称霸

前685年，齐国齐桓公继位，以管仲为相，实施变法，废除井田制度，按土地的肥瘠，确定赋税，设盐、铁官和铸钱，增加财政收入，寓兵于农，将基层行政组织和军事组织合为一体，增加了兵源和作战能力，迅速成为华夏各国中最富强的国家。然后就打起了“尊王攘夷”的口号，多次大会诸侯，帮助或干涉其它国家，抗击夷狄。周惠王二十一年（前656年），齐桓公带领八个诸侯国的联军，陈兵“蛮夷”楚国边境，质询楚国为何不向周王室朝贡，迫使楚国签订召陵之盟，成为春秋五霸之首。自此，齐桓公建立了会盟霸主的制度。

宋楚之争

参见：宋楚泓之战

齐桓公死后，五公子夺位，齐国内乱不止。据说，齐桓公的五个儿子互相战争，箭矢射到了齐桓公的尸体上，都没有人顾及。南方的楚国兴起，自称为王，消灭了其北方的几个小国之后将矛头指向中原。宋襄公试图效法齐桓公，以抵抗楚国进攻为名，再次大会诸侯以成为霸主，但宋国实力与威望都不足。

宋襄公十五年（前638年），宋楚两军交战于泓水。楚军渡河时宋大司马子鱼建议宋襄公“半渡击之”，宋襄公称趁敌渡河时攻击是为不仁不义拒绝建议；楚军渡河后子鱼建议趁楚军列阵混乱之时攻击，宋襄公再次以不仁不义为由拒绝。楚军列阵完毕后发起攻击，宋军大败，宋襄公大腿中箭，次年因伤重而死。楚国称雄一时，楚庄王成为春秋第二位霸主。

晋文公践土之盟

在北方的晋国，与周室同宗。晋献公时期晋国向四面扩张，领土和国力大增。但献公宠信爱姬，废嫡立幼，导致使国政大乱。前636年，晋献公之子重耳在秦穆公派出的军队护送下继承晋国君位，是为晋文公。他改革政治，发展经济，整军经武，取信于民，安定王室，友好秦国（秦晋之好），在诸侯中威信很高。周襄王二十年（前633年），楚军包围宋国都城商丘。次年初，晋文公率兵救宋，在城濮之战大败楚军，然后会盟于践土，成为中原霸主。

秦穆公霸西戎

参见：秦霸西戎

晋文公死后，秦晋联盟被瓦解，秦穆公谋求向东方发展，被晋所阻。秦晋肴之战（前627年），秦全军覆没，大将孟明视被俘虏，隔年在彭衙之战再败，虽然以后也有胜利，但终没法挑战晋在中原的地位，惟有转而向西发展，吞并了一些戎狄部族，宽地千里，称霸西戎。

楚王问鼎

楚国在城濮战后，向东发展，灭了许多小国，势力南到今云南，北达黄河。楚庄王改革内政，平息暴乱，启用贤臣孙叔敖兴修水利，改革军制，国力更为强大，在攻克陆浑戎后，竟陈兵周郊，向周定王的使者询问象征国家政权的传国宝器-九鼎的大小轻重，意在灭周自立，此即“问鼎”一词的来源。周定王十年（前597年），楚与晋会战于邲（邲之战），大胜晋国。前594年，楚围宋，宋告急于晋，晋不能救，宋遂与楚言和，尊楚。这时中原各国除晋、齐、鲁之外，尽尊楚庄王为霸主。

晋楚大战与弭兵会盟

参见：晋楚争霸战争、弭兵会盟

晋楚两大国之间连续不断的战争给人民带来巨大的灾难，也引起中小国家的厌倦，加以晋楚两大国势均力敌，谁都无法吃掉对方。于是由宋国发起，于周简王七年（前579年）举行第一次“弭兵”会盟，是为华元弭兵。但是不久之后，会盟破裂。

晋楚两国再度爆发两次大规模战役（前576年的鄢陵之战、前557年的湛阪之战），虽皆以晋国获胜收场，但楚国在中原地区仍与晋国保持势均力敌的态势，很多中原小国都备受到影响，疲惫不堪。周灵王二十六年（前546年），出于地缘政治的影响，宋国再次出面斡旋，邀请晋楚和各诸侯国举行第二次“弭兵”会盟，此后战争大大减少。史称“向戌弭兵”。

吴越雄霸东南

参见：吴越争霸、越灭吴之战

当中原诸侯争霸接近尾声时，地处江浙的吴、越开始发展。吴王阖闾重用孙武、伍子胥等人。周敬王十四年（前506年），吴王以伍子胥为大将，统兵伐楚。吴军攻进楚都郢，伍子胥为父兄报仇，掘楚平王墓，鞭尸三百。周敬王二十四年（前496年）吴军挥师南进伐越。越王勾践率兵迎战，越大夫灵姑浮一戈击中阖闾，阖闾因伤逝世。周敬王二十六年（前494年），吴王夫差为父报仇，兴兵败越。

勾践求和，贿赂吴臣伯嚭并送给吴王珍宝和美女西施，自己亲自为夫差牵马。吴王拒绝了伍子胥联齐灭越的建议，接受越国求和，转兵向北进击，大败齐军，成为小霸。勾践卧薪尝胆，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在周元王三年（前473年）消灭吴国，夫差羞愤自杀。勾践北上与齐晋会盟于徐，成为最后一个霸主。

三家分晋

在晋文公回晋即位的时候，有不少随从随他回国，结果这些人渐渐在晋国成为世袭贵族，而晋国的国政亦落入这些贵族（士大夫）的手上。前455年，晋国贵族只余下智、赵、韩、魏四家。智氏出兵攻赵氏，并胁迫魏韩两氏出兵。战事持续两年后，赵氏游说魏韩两家倒戈，灭智氏，瓜分智地并把持晋国国政，史称三家分晋。到晋幽公仅余绛、曲沃两地。前403年周威烈王册立韩赵魏三家为侯国，即为资治通鉴中春秋和战国的分界点。

周分东西

主词条:东周公国、西周公国

曾庙始建于周考王十五年（公元前426年），原名“忠孝祠”。

东周时期，周考王于公元前425年（周考王15年）封其弟于河南地，建立周公国，是为周桓公。这是周王朝最后一次分封。自这次分封后，周王的土地全部分封完毕，连自己也是寄居于此周公国。

周桓公死，其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周赧王时，周惠公封其小儿子于巩以奉王，号东周惠公。东西周分立，西周都河南旧于王城，东周都巩。

西周自立国以来，一直采取讨好各大强国的政策，尤其是秦国。秦国和周围列强经常向西周和东周征收赋税和兵源。同时，西周和东周常相互倾轧攻伐。周赧王在位时，周天子地位已经完全徒有虚名，其土地（周天子的王畿）也被韩、赵一分为二，以洛邑之河南王城为西周，仍都洛邑，以巩附成周为东周，分别由东、西周公治理，周天子由成周迁于王城，依附于西周公。

秦的统一

主词条:秦灭六国之战

前271年，客卿张禄（即范雎）向秦昭王献“远交近攻”之策。秦昭王接纳，于前262年

秦灭六国，秦统一。

出兵伐韩，切断上党郡与韩都城新郑的联系。韩国欲将上党郡割给秦国，但是上党军民不从，向赵国求救。赵派老将廉颇率军驻守长平，声援上党。前260年，秦大将王龁夺取上党，与廉颇军在长平对峙，双方僵持达四月之久。秦施以反间计，使赵国以只会纸上谈兵的年轻将领赵括代替廉颇。秦国同时秘密调来大将白起。长平之战以赵军惨败，四十万降卒被坑杀为结局，从此东方六国再也无力抵抗秦国的进攻。

前258年魏信陵君、赵平原君、楚春申君大破秦军于邯郸城下，信陵君也于后来率军于函谷关外大胜秦军，但这些已不足令秦国衰落。

前256年周赧王病逝，秦国攻入雒邑，西周公投降，周朝灭亡。前249年，秦相邦吕不韦又带兵灭掉了位于巩邑（今河南巩县）的东周公。

前230年，韩国首先被秦国灭亡。前228年赵国被灭，前227年，他拆散了燕国和赵国的联盟，使燕国丢了好几座城。燕国的太子丹原来留在秦国当人质，他见秦王政决心兼并列国，又夺去了燕国的土地，就偷偷地逃回燕国。他一心要替燕国报仇。但他既不操练兵马，也不打算联络诸侯共同抗秦，却把燕国的命运寄托在刺客身上。他把家产全拿出来，找寻能刺秦王政的人

前225年，魏国被灭。前223年，灭楚。前222年，灭燕、灭越。前221年，灭齐，统一中原。由于东周时期各个诸侯国战争不断，而东周的疆域也只能从各个诸侯国算起。

政治

中央制度

主词条:东周官制

东周时期的诸侯国君称公、称侯，只有楚、吴、越称王，国君之下设诸卿，二卿、三卿或六卿，其中主持政务的称正卿或上卿，楚国称令尹，亦称相，秦又曾称庶长、不更。卿出征时为三军之将佐。卿之官职，有司徒、司马、司空、司寇等，分掌民事．军事、工事、法事。春秋初期，晋、楚等国开始在新兼并的地方设县，或聚若干小邑为县，或将私家之田分置县。而在边境地区则设郡。郡县之间没有隶属关系，其长官由国君直接任命，只有少数作为采邑赏给贵族。

东周自公元前770年周平王东迁洛邑到前256年被秦所灭为止，共传25王，前后经历了515年。东周实际上分为两个时期，以周平王元年（公元前770年）到周敬王四十四年（公元前476年）为春秋时期；因孔子改编的鲁史《春秋》而得名，其特点是天下权力重心由天子下移到诸侯；周元王元年到东周灭亡（公元前256年）35年后的秦始皇元年（公元前221年）为战国时期。因西汉刘向所编《战国策》一书而得名，其特点是权力重心继续下移，由诸侯而卿大夫而士，布衣即平民阶层兴起。

春秋时期，是中国奴隶社会的瓦解时期。而战国时期，是中国君主集权制的开始。

西周时期，周王保持着“天下宗主”的威权，可禁止诸侯国之间互相攻击或兼并。平王东迁以后，周王室的地位一落千丈，“天下共主”已徒具虚名，再没有控制诸侯的力量，由此历史也开始了一个列国纷争的大动荡、大分裂时期。同时，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一些被称为蛮夷戎狄的民族在中原文化的影响或民族融合的基础上很快赶了上来。

中原各国也因社会经济条件不同，有的强大起来，有的衰落下去。于是，诸侯国互相兼并，大国间争夺霸主的局面出现了。诸侯林立的情况，严重束缚了经济文化的发展；各国的兼并与争霸促成了各个地区的统一。因此，东周时期的社会大动荡，为全国性的统一准备了条件。

都城

东周王城遗址北依邙山，南临洛河，平面大体呈正方形。西北角在今东干沟村北，东北角“天子驾六”车马。东周王城遗址出土。

在今洛阳火车站东约1公里，西南角在今兴隆寨村西北，东南城角被洛河冲毁。今五女冢村附近地势较高，城墙遗迹保存较好，地面上仍能看到残存的东周王城城墙。整个王城周长约15公里，与晋《元康地道记》“王城去洛城（指汉魏故城）四十里，城内南北九里七十步，东西六里十步，为地三百顷一十二亩三十六步”这一记载基本吻合。

据有关古文献记载：东周王城四面各有三个城门，共十二座城门。南有圉门，北有乾祭门，东有鼎门等。每座城门均有三个通道，城内设经、纬大道各九条。王宫建在中央大道上，王宫前面建有殿庭，后面建有商贸市场；王宫的右侧建有神坛社稷，左侧建有宗庙祖堂，城南三十里建有明堂。这是中国古代典型的“前朝后市、左祖右社”的建筑布局。但这种“理想化”的布局和考古勘察的结果并不完全一致。

勘察表明，东周王城城墙始建于春秋中期，战国至秦汉时曾多次修补。到西汉后期，整座城池开始荒废。而汉河南县城则是在东周王城旧址上兴建的。

春秋时期，尽管诸侯称霸，王室衰微，但东周王城作为天子之都的重要意义，远非列国都城所能比拟。在近三个世纪的历史时期一直处于中国政治、经济、文化、交通的中心地位。东周王城遗址的发现，为研究周代政治、经济、文化和整个城市发展史提供了珍贵的实物资料，是中国城市考古的重大收获，具有重要意义。该遗址为洛阳市著名的“五大都城遗址”之一，河南省文物保护单位。为保护这一重要城址，在该城址的中心区域修建有王城公园对游人开放。

法律

东周中后期，各国变法进一步使法律系统化。魏国李悝所编《法经》，包括盗法、贼法、囚法、捕法、杂法和具法。盗法治偷窃，贼法治杀人。囚法和捕法是对盗贼侦查和逮捕的处理程序。杂法是对盗、贼以外犯罪的惩罚规定。具法是根据情况对犯罪予以减轻或加重处罚的规定。秦国本来就有族诛之刑。

商鞅变法，设连坐之法，更制定了严厉的法律，增加肉刑、大辟，有凿顶、抽肋、镬烹之刑。其它各国也竞相制定严刑酷法。如齐有烹、杀、酝、金刀等刑，楚国有戮、肢解、烹、贯耳、鞭，笞、刖、宫、梏、砾、灭家、夷宗、三族等刑，燕有截、刳腹、系狱、劓等刑。

经济

东周时期，铁农具较多地使用和牛耕的推广，极大地提高了农业生产力。许多荒地被开垦为良田，耕作技术由粗放转向精耕细作，农业产量大增。私田增加，井田制崩溃，土地关系向私有化发展。诸侯们不得不陆续实行改革，承认土地私有，允许土地买卖，而向土地所有者征收田税，自耕农的生产积极性高涨。

春秋战国时，由于战争的需要，马的数量增多。中原地区的畜牧业则基本上变了农业的附庸，专门从事畜牧业生产的人很少。

铸造金属货币产生于春秋时期，晋国是最早铸造和使用铸币的地区之一。春秋后期，越国的谷价，每石最贵时六十钱，最贱时三十钱。

春秋时，产生了新的赋税制度。鲁宣公十五年（前594）实行初税亩，国家根据土地面积向田主征收一定的实物税。这是古代田税的开始。鲁成公元年（前590），作丘甲，按土地面积征收一定量的军赋（甲），从而使税和赋合而为一。春秋战国之际，地税的征收已很普遍。秦国于简公七年（前408）实行”初税禾“的实物地税制度。战国时，各国税制不一。秦国首先实行户口登记制，并据以征收田地租税和接人头征收”头会“（人口税）。

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这时，天子直辖的“王畿”，在戎狄不断袭扰和诸侯不断蚕食下，大大缩小了，最后，仅剩下成周方圆一二百里，即今河南西部一隅的地盘；同时，天子控制诸侯的权力和直接拥有的军事力量，也日益丧失。天子不仅经济上有求于诸侯，政治上也往往受诸侯的摆布。但天子“共主”的名义，仍然具有号召力。因此，一些随着地方经济发展逐步强大的诸侯国，就利用王室这个旗号，“挟天子以令诸侯”，积极发展自己势力。

农业发展

春秋时期使用的牛耕和铁制农具在战国得到推广。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都有战国时期的铁犁铧冠出土。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井田制的崩溃使百姓获得了一定的人身自由，劳动的兴趣有所提高。铁制农具和牛耕的广泛应用，农田水利建设的大规模兴修，加快了农田的开发和精耕细作的传统的形成，东周时期农作物的产量大幅度增加。据文献记载，东周时期，铁制农具已多有使用。《国语·齐语》记载了管仲对齐桓公的话说：“美金以铸剑戟，试诸狗马；恶金以铸钼夷、斤、，试诸壤土。”美金指的是青铜，恶金指的是铁。

恶金所铸的钼，即锄；夷，即削草平地的锄类；斤，形似锄而小，主要为砍木平木工具；即䦆，是掘土工具。考古发掘，提供了大量确凿的实物证据。至少在河南、河北、山东、山西、陕西、甘肃、宁夏、内蒙、新疆、辽宁、吉林、黑龙江、湖北、湖南、安徽、江苏、浙江、江西、广东、广西、贵州、云南等22个省和自治区140余个地点出土过铁制农具，种类有耒、锸、锄、䦆、镰、犁等。

春秋时期，牛耕已多有使用。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河北等地战国铁犁铧冠的出土，说明犁耕在中原已经得到推广。

水利是农业的命脉。东周时期，以农田灌溉为重点的水利建设高潮逐渐兴起。水利工程有多种类型，如陂塘蓄水、灌溉分洪、渠系灌溉以及多首制引水等。

冶炼技术

东周时期，青铜器上的雕镂纹饰趋向细致工整，造型轻巧灵便，出现了错金铭文。存世的吴、越青铜剑，其冶铸淬炼之精，合金技术之巧，外镀之精良，花纹之铸造，皆世所罕见。煮盐、冶铁、漆器等部门发展起来。铁器主要为手工业工具和农具。齐国的丝织品、楚国的漆器等水平很高。一部分工匠成为个体生产和经营者，聚居于城中的”肆“里，边生产边销售。被称为匠师之祖的公输般”鲁班“，就生活于春秋末年。

随着考古发掘工作的深入开展，东周的铜矿冶遗址已发现多处，青铜器铸造遗址在列国都城附近更普遍存在。湖北大冶铜绿山铜矿冶遗址和山西侯马铸铜遗址是东周考古的重大发现，为研究东周的铜矿冶和铸造提供了极其宝贵的资料。铜绿山古矿冶遗址以其宏大的规模和极其丰富的内涵，以及通过多学科综合研究所提示的采矿、冶炼的高超水平，为中国国内外学术界所瞩目。

东周的青铜器主要指各国贵族在举行祭祀、宴飨或婚丧礼仪时所用的青铜礼器和乐器，也包括一些生活用具、车器、马饰、兵器及工具等。这一时期的青铜工艺有很大发展，礼器种类有明显变化，商代和西周盛行的酒器大量减少，蒸饪器与盛食器数量增多。东周铜器中，以各国诸侯和卿大夫的礼器数量最多，地位越高，享用数量越多。就礼器而言，有鼎、豆、壶、盘、尊等，乐器有编钟，生活用具有带勾和镜等。

从各地出土的铜器及山西侯马铸铜遗址出土的陶范考察，当时除采用浑铸法外，已广泛采用分铸技术，即将器物的耳、足、环等附件铸好之后，嵌在主体范中，然后灌注铜液，让器身和附件熔铸在一起。

也有先将主体和附件分别铸好，然后再用合金焊接。春秋中期以后，还出现失蜡法溶模铸造技术，如河南淅川下寺楚墓出土的铜禁、湖北随县曾侯乙墓出土的铜尊盘等，上下多层花纹皆纤细透空，即以这种技法铸成。但一般工具和兵器仍用合范铸造，而且一范多用。铜器花纹的制作已采用花版捺印的新技术，其它如镶嵌、鎏金、金银错、细线雕等新工艺，使东周铜器的装饰花纹富丽堂皇。

货币特征

春秋时期，随着商业的发展，金属铸币在贸易活动中日益显示出其优越性，逐步取代西周时期广泛使用的贝币和各种实用货币，并开始形成几个具有明显特征的货币体系和货币流通区域。这就是黄河中游周、晋的“布币区”，东方齐国海滨地区的“刀货区”，以及南方楚国的“蚁鼻钱”区。

战国时期，社会经济呈现空前繁荣的景象，商品生产的需求加大，货币的流通量激增。春秋时期的货币流通区域，至战国时期，范围进一步扩大，突破了国家的界限，刀币和布币在许多国家并行。战国中期以后，在北方以魏、秦为中心，出现一种新的货币体系——圜钱。战国末年，齐、燕、秦出现圆形方孔钱，并最终统一了中国的货币。此外，战国时期黄金的使用开始盛行，在南方的楚国，黄金铸币金版多有发现。

周、晋（三晋）货币。由农具钱演变而来的原始布，到春秋以后，逐渐脱离原来作为农具的遗痕，从实物货币的范畴分化出来，成为真正的金属铸币。因为其首部仍保留着农具铲有銎可以纳柄的遗迹，所以称空首布。它是由农具铲向战国平首布发展的过渡。

春秋早期，周、晋、卫出现由原始布发展而来的特大型平肩弧足布和耸肩尖足布，通长达13－16.5厘米。此外还有斜肩弧足、平首方足等形态，各有大、中、小型。战国时期，周与三晋地区流行3种货币：平首布、刀化和圜钱。韩、赵、魏三国铸行的货币，以布钱为主，刀化、圜钱在不同时间和不同地区也曾使用过。周的辖地主要实行圜钱。

齐国货币。齐国是海岱之间的东方大国，拥有山泽渔盐之利，商业十分发达，一直保持自己独立的刀币体系，到其晚期才出现圜钱。刀化从春秋时期即流行于齐国，种类很多，厚大精美。从面文、形质看，越早形体越大，制作越精。

而至后期，铜质渐粗糙，形体变小。铭文自春秋以来一直沿用“节墨之法化”、“节墨法化”、“安阳之法化”、“齐之法化”、“齐建邦法化”、“齐法化”几种。其中前4种刀身外轮高于柄部，后两种的刀身与柄部外轮齐高。大约到战国中期威、宣之时（公元前378－前324年），齐国国势达到鼎盛时期，齐国境内的刀币皆统一于“齐法化”的形式。

燕国货币。战国时期，燕国是北方大国，刀、布并行，燕明刀是其主要货币，晚期也铸行过圜钱。

楚国货币。从春秋以来，南方的楚国就一直保持着它特有的铜铸贝“蚁鼻钱”体系。进入战国，蚁鼻钱的流通区域更加扩大，同时爰金盛行，随着与各国贸易往来的增加，还出现布币。

秦国货币。秦在商鞅变法以前，国力薄弱，铸钱的可能性较小，且至今仍未发现史料记载与实物证据。若有铸币流通也可能是自其它国家流入的货币。秦孝公时商鞅去魏入秦，进行变法改革，秦国逐渐强大起来，铸币才有可能。战国圜钱始于魏，而秦是魏的近邻。魏流通的圜钱形式必因商鞅入秦而产生巨大影响。

因而在商鞅变法后铸行一两圜钱是可能的。《史记·始皇本纪》载“惠文王生十九年而立，立二年初行钱”一事，则是指正式实行方孔圆形的“半两”钱。秦国货币大致有一两圜钱、半圜钱、两甾钱、十二铢钱、半两钱等。

量器衡器

春秋时期，由于生产力的发展，出现了大批私田，井田制逐渐被破坏。各诸侯国为了增加收入，相继进行改革，逐渐废除井田制下的力役地租，承认私田的合法性，改为征收田赋。在这种情况下，度量衡的需求日增，其制度也渐趋完备。战国时期，封建生产关系在各诸侯国先后确立。

为了便于商品交换和征收赋税，度量衡的应用更为广泛，制度也趋统一。齐国的陈氏在夺取政权后，把容量单位制由四进位改为五进位，并制发了标准量器。现存的子禾子铜釜，器上有铭文，记载了明确的计量制度和管理措施，是有关度量衡制度研究的珍贵文献。公元前356年，秦国商鞅变法，在“开阡陌封疆”，彻底废除井田制的同时，进行度量衡方面的改革，扩大了亩积制，行“平斗桶、权衡、丈、尺”之法，并在公元前344年颁发了标准量器——商鞅铜方升。商鞅颁行的度量衡制为后来秦始皇统一中国度量衡打下了基础。

陕西出土的高奴禾石铜权，据始刻铭文可知，为战国时期的秦国所制，但是在秦统一后继续沿用，并于秦始皇二十六年和秦二世纪元年又两次加刻诏书予以验定，反映出自战国时的秦国至秦朝统一，其衡制长期保持稳定。这也是各诸侯国之间为便于彼此的贸易交往而采取的重要措施。迄今为止，东周的尺度尚属少见，量器和衡器的发现则较多。

交通发展

东周时期，大国争霸，战乱频繁。各诸侯国为其政治、军事和经济的需要，在商、西周交通干线的基础上，不遗余力地将道路扩展到更为遥远险绝的地方，因而在客观上促进了交通的发展。东周的丝绸西传路线甚至横贯欧亚大陆。当时马车的使用已很普遍。春秋、战国的墓葬出土众多的车马遗迹和遗物。北方少数民族地区的车马饰尤具地方特色。东周的水路交通十分发达。为争夺水路交通的控制权而引发的战争非常激烈。此外，东周的地图以及符、节等交通凭证也有出土，使对东周的交通状况得以全面了解。

文化

春秋战国是中国文化大发展的时期，实现了中国思想文化史上由卜巫的宗教迷信文化向以人为中心的理性人文文化的历史转型。在春秋这个转型期，尽管夏商周以来的传统观念仍在人们心中起着巨大的作用，普遍地发生着影响。周天子及其诸侯政治权威的动摇与衰落，学在官府局面的被打破，随之而出现的学术下移、典籍文化走向民间等社会方方面面的变化，又引起了人们思想观念的某种改变，这些变化正是春秋时期思想文化转型得以实现的历史条件。

宗教

春秋时期并没有一种广泛流行的宗教，因为道教是从汉代才开始出现的，佛教也是在东汉时期传入中国的。不过，春秋时期也可能有一些不太知名的原始宗教。

五行

形成于春秋战国时的阴阳五行之说，将整个世界包括天文都纳入五行体系。”天“不仅以天象，而且还以各种物象来显示”天命“，因此，人们要以各种符应去体察”天命“，改变了以往用民心去体察天命的方法。这些符应显示于”五德转移“。显示于”五行之运“。天象的观察不旦是用于国家政治，特别是异常天象。因为事关”天命“。更是备受重视。

礼乐

周礼非常繁缛，据《周礼》有吉、凶、军、宾、嘉五礼，乐在西周很重视，有专门职官管理，金文中也记有乐官。周代乐舞如《大武》为周武王克商所作。周代的已有比较完善教育制度，如“礼”“乐”“射”“御”“书”“数”六艺就是周代贵族的文化教育内容，中国最早的经典如《周易》、《尚书》、《诗经》、《周礼》、《乐经》（已佚）、《春秋》都产生这个时期，以及春秋时期的诸子学说等。

百家争鸣

主词条:百家争鸣、诸子百家

春秋战国是中国历史上很重要的一个时期，是由封建领土制向封建地主制过渡的时期，在此期间新旧阶级、阶级之间的斗争复杂而又激烈。代表各派政治力量的学者或思想家，都从本阶级或本集团利益出发，对宇宙、社会以及万事万物作出解释，或提出主张。他们著书立说，广收门徒，高谈阔论，互相辩难。

这样，在思想领域里就出现了一个十分活跃的、后世十分少见的“百家争鸣”的局面。所谓“诸子百家”，并非实指百家，主要有儒家、墨家、道家和法家，其次有阴阳家、杂家、名家、纵横家、兵家等等。后人把这九家称为“九流”。“三教九流”的说法就是从这里来的。各家各派的文化思想，奠定了整个封建时代文化的基础，在中国古代文化史上占有重要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