明朝（1368年—1644年）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大一统王朝，共传十六帝，享国二百七十六年。公元1368年，明太祖朱元璋在南京应天府称帝，国号。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明初定都于应天府，1421年迁都至顺天府，而在应天府设立南直隶。明朝前期国力强盛，经历洪武之治、永乐盛世、仁宣之治等治世，国势达到全盛，疆域辽阔。中期经土木之变由盛转衰，后期因政治腐败和天灾外患导致国力衰退，爆发明末民变。1644年，李自成攻入北京，崇祯帝朱由检于煤山自缢。

国号

朱元璋定的国号为大明，史称明朝同时应为皇帝姓朱，又称朱明。1644年北京陷落后，南方的明朝宗室建立诸政权，沿用大明的国号，史称南明别称后明。

定国号为[大明]的原因：首先：大明国号和小明王的尊号有着明显的承袭关系，毕竟长期以来，朱元璋是受韩林儿领导的，尊韩林儿德宋政权为正统。有点类似于曹操的挟天子以令诸侯。

其次：对他出身佛教徒的纪念，他十分看重成功前的艰难岁月，也毫不忌讳佛徒出身。别人说不行，他自己说没事。自古以来以和尚而掌管天下的，仅他一人，现在我明王出世了，所以朱元璋自居为佛教明王。

朱元璋无论打天下还是坐天子，手段都极为高明，以大明为国号，也可以看出他一石三鸟的，高超统治术的集中体现。大明这一块石头，征服了武将、文臣、百姓这三只鸟。据说朱元璋定国号大明，是听从了首席谋士刘基的建议。

首先：就出自红巾军系统的武将，他们大部分都是白莲教的信徒，以大明为国号表示新王朝是继承小明王而起的意思，所有的白莲教徒都是一家人，应该团结在一起，在大明的治理下共享富贵。在红巾军系统看来，朱元璋没有忘本，对此的欣慰之情，是可以想见的。

其次：就更广大的深受宗教影响的，天下百姓来说，大明国号有两重作用。

1、向百姓宣示新王朝的建立就是光明世界的到来，从此天下“大明”，明王已经出世，应该安心享受光明生活。

2、也警告哪些有心仿效的后来者，明王已经出世，明王只此一家。和这种想法向配合，宣布白莲教非法，禁止白莲教的传播，这就是统治手段，此一时彼一时，对天下百姓来说，明王已经出世了，你们要安心生活，再有明王出来，你们不要相信了。

再次：就儒生文臣来说，可以附会出很多的密义，他们也乐意接受，朱元璋尽管是大老粗一个，但是他重视儒生，招揽儒生，相信儒生，名儒望族的合作，参与谋议本来就是朱元璋能够在元末群雄当中脱颖而出，15年而成帝业的原因之一。比方说朱元璋接受他手下儒生朱升的建议，九字方针：高筑墙，广积粮，缓成王。

朱元璋手下儒生文士当然不相信白莲教，也视明王出世为滑稽，他们可以按照自己的理解，不费力气的，不伤脑筋的附会出很多的好意思。由于渊源久远，他们乐意谈论，由于冠冕堂皇，他们津津乐道。

明这个是日月组成，在古代有祭祀日月的仪式，叫朝日夕月，春分的时候在东门外拜日，称为朝日。秋分的时候在西门外拜月，称为夕月。古代还有祭祀“大明”，也就是祭日的仪式，国号和祭典相合，可谓大吉大利。

在阴阳五行学说里，南方为夏为阳，为红色。北方为冬为阴，为黑色。印证到现实政治上，大元是建都在北方的，起自蒙古草原。大明是建都南方的起自南方的江淮之间，那么以夏制冬，以阳消阴，以红色压黑色。都可以找到说法，也就是说南方一定会压倒北方，大明必然平定大元。

简介

明朝（1368年1月23日－1644年4月25日），正式国号为“大明”，是元朝以来中国历史上第二个把“大”字加于正式国号之中的大一统王朝，明朝之号承袭自小明王韩林儿之号。朱元璋手下有一部分明教徒，以“大明”为国号以表示自己的正统地位，亦同时应和明教中的“明王出世”预言。其次，以明喻火，根据五德终始说，表示明朝取代元朝，是以火克金。

是中国历史上最后一个由汉族建立的中原王朝，历经十二世、十六位皇帝，国祚276年。明朝初期明太祖朱元璋定都于应天府（今南京市），其辖区称为京师。1421年明成祖朱棣迁都至顺天府（今北京市），北平布政司升为京师，原京师改称南京。公元1368年，时为韩宋吴王的朱元璋，在统一陈友谅、张士诚、方国珍等群雄势力后。于当年农历正月初四日，在应天府登基，国号大明。因明朝的皇帝姓朱，故又称朱明。

明前期，经过明太祖朱元璋的洪武之治，国力迅速成长，到明成祖朱棣时期，国势到达顶峰，皇帝极力扩张领土，遣郑和七下西洋，是为永乐盛世。其后的明仁宗和明宣宗时期仍处于兴盛时期，史称仁宣之治。明英宗与明代宗时期，虽经土木堡之变，但经于谦等人抗敌，最终解除国家危机。明宪宗与明孝宗相继与民休息，政局尚可平稳。明武宗沉溺游乐，最终使明孝宗一脉绝嗣。明世宗即位后，引发大礼议之争，清除宦官和权臣势力，总揽朝纲。明世宗中后期，东南沿海任用胡宗宪、俞大猷等将领，平定倭患。明世宗驾崩后十数年，经历隆庆新政和万历中兴，国力得到恢复。

明神宗中期，完成万历三大征，平定内乱，粉碎丰臣秀吉攻占朝鲜王朝的梦想。然而因国本之争，皇帝逐渐疏于朝政，同时东林党争也带来明朝末期政治的混乱，史称万历怠政。明熹宗时，魏忠贤阉党祸乱朝纲，到明思宗即位后才废除宦官专政。然而明思宗政策失误和天灾不断，明朝最终被农民军李自成建立的大顺所灭。1644年，明思宗自缢于北京煤山，至此明朝享国祚276年。随后，满清军队击败大顺军并入主中原。后继南明与明郑政权延续数十年，直到1683年清军占领台湾方止。

明朝的领土囊括今日内地十八省之范围，初年东北抵日本海、外兴安岭、黑龙江流域诸部落有宗主权，后缩为辽河流域；初年北达戈壁沙漠一带，后改为今长城；西北至新疆哈密，后改为嘉峪关；并曾在今满洲、新疆东部、西藏等地设有羁縻机构。明成祖时期甚至短暂征服并统治安南（今越南北部），西元1415年，明朝领土面积达到约730万平方公里。

历史

开国

元朝末期，官员贪污，蒙古贵族靡烂，朝政腐败。为了消除赤字，元廷加重赋税，并且大量滥印新钞“至正宝钞”，随之产生的通货膨胀加上荒灾、黄河泛滥等天灾使得民不聊生。1351年元顺帝派贾鲁治理黄河，征调各地百姓二十万人。同年五月，白莲教韩山童与刘福通煽动饱受天灾与督工苛待的百姓叛元起事。

他自称明王，建立红巾军，据有河南与安徽等地。红巾军与各地义军陆续起事，势力扩张到华中、华南地区。隔年，红巾军的郭子兴聚众起义，攻占濠州（今安徽凤阳）。不久贫苦农民出身的安徽凤阳人朱元璋投奔郭子兴，屡立战功，得到郭子兴的器重和信任，并娶郭子兴养女为妻。之后朱元璋离开濠州，发展自己的势力。

1356年朱元璋率兵占领集庆（今江苏南京），改名为应天府，并攻下周围一些军事要地，获得了一块立足的基地。朱元璋采纳了谋士朱升“高筑墙，广积粮，缓称王”的建议，经过几年努力，其军事和经济实力迅速壮大。1360年，陈朱双方在集庆城（今南京）西北的龙湾展开恶战，陈友谅势力遭到巨大打击，逃至江州（九江）。1363年通过鄱阳湖水战，陈友谅势力基本被消灭。1367年朱元璋自称吴王，率军攻下平江（今苏州），灭张士诚，同年又消灭割据浙江沿海的方国珍。

1368年正月朱元璋于南京称帝，即明太祖，年号洪武，明朝成立。之后趁元朝内讧之际乘机北伐和西征，同年攻占元大都（今北京），元廷撤出中原，史称北元。之后于洪武四年消灭位于四川的明玉珍势力，于1381年消灭据守云南的元朝梁王。最后，于1388年深入漠北进攻北元。天下至此初定。

洪武之治与建文削藩

由于幼年对于元末吏治痛苦记忆，明太祖即位后一方面减轻农民负担，恢复社会的经济生产，改革元朝留下的糟糕吏治，惩治贪污的官吏，社会经济得到恢复和发展，史称洪武之治。明太祖确立了里甲制，配合赋役黄册户籍登记簿册和鱼鳞图册的施行，落实赋税劳役的征收及地方治安的维持。

朱元璋平定天下后，大封功臣。但是明太祖性格多疑，也对这些功臣有所猜忌，恐其居功枉法，图谋不轨。而有的功臣也越过礼法，为非作歹。明太祖借此兴大狱，几乎将功臣全部诛杀。廖永忠是最先被杀害的功臣，随后朱亮祖、李文忠先后死于非命。丞相胡惟庸深得朱元璋宠信，他日益跋扈，朝中奏章大事须先经其手，若不利于其的奏章就予以隐匿，并且大肆收取贿赂。1380年明太祖以擅权枉法之罪名杀胡惟庸，又杀御史大夫陈宁、御史中丞涂节等人。

1390年有人告发李善长与胡惟庸关系密切，李善长因此被赐死，家属七十余人被杀，总计株连者达三万余人，史称胡惟庸案。此后，明太祖又借大将军蓝玉张狂跋扈之名对其诛杀，连坐被族诛的有一万五千余人，史称蓝玉案。加上空印案与郭桓案合称明初四大案。此时除了汤和与耿炳文外功臣几乎全数被杀。明太祖通过打击功臣、特务监视等一系列方式加强皇权，使明帝专制程度凌驾中国历代各朝之上。

明太祖分封诸子为王，以加强边防，藩屏皇室。诸王之中，以北方诸王势力较强，又以秦王朱樉、晋王朱棡与燕王朱棣的势力最大。为防止朝中奸臣不轨，明太祖规定诸王可移文中央捉拿奸臣，必要时得奉天子密诏，领兵“靖难”。同时为防止诸王尾大不掉，明太祖也允许今后的皇帝在必要时可下令“削藩”。

1398年明太祖驾崩，由于太子朱标早死，由皇太孙朱允炆即位，年号建文，即明惠宗（亦称建文帝、明惠帝）。明惠宗为了巩固皇权，与亲信大臣齐泰、黄子澄等密谋削藩。周王、代王、齐王、湘王等先后或被废为庶人，或被杀。同时以边防为名调离燕王的精兵，准备削除燕王。结果燕王朱棣在姚广孝的建议下以“清君侧，靖内难”的名义起兵，最后迂回南下，占领京师，是为靖难之变。燕王即位，即明成祖，年号永乐。明惠宗在宫城大火中下落不明。

永乐盛世与仁宣之治

继洪武之治，明成祖、仁宗与宣宗相继兴起永乐盛世与仁宣之治，这是明朝的兴盛时期之一。明成祖时期武功昌盛，明成祖先是出击安南，后又亲自五入漠北攻打北元分裂后的鞑靼与瓦剌。明成祖册封瓦剌三王，使与鞑靼对立，等到瓦剌兴盛后又助鞑靼讨伐瓦剌。明成祖为了安抚东北女真各部，在归附的海西女真（位于松花江上游）与建州女真（位于松花江、牡丹江之间）设置卫所，并派亦失哈安抚位于黑龙江下游的野人女真。

1407年亦失哈在混同江庙街的对岸塔林设置奴儿干都司，扩大明朝东疆。明成祖一改明太祖闭关自守的外交策略，自1405年开始派宦官郑和下西洋，向各国交往、宣示威德以及建立朝贡体制，也有为了围堵西亚帖木儿帝国的说法。郑和下西洋前后七次，遍布东南亚与南亚地区，还于满剌加建有基地。其规模空前，最远可达东非索马里地区，扩大明朝对南洋、西洋各国的影响力。

明成祖修大型类书《永乐大典》，在三年时间内即告完成。《永乐大典》有22877卷，其中凡例、目录60卷，全书分装为11095册，引书达七八千种，字数约有三亿七千多万，且未有任何删节。1405年明成祖将北平改名北京，称行在，并设立北平国子监等衙门。1409年，明成祖巡幸北京，在北京设立六部与都察院，并在北京为逝世的徐皇后设立陵寝，已经显示迁都的迹象。

经过十几年的经营，北京初步得到了繁荣。1416年明成祖公布迁都的想法，得到认同，隔年开始大规模营造北京。1420年宣告完工，隔年迁都。因为永乐年间天下大治，并且大力开拓海外交流，所以有学者将这段时期称为永乐盛世。但是明成祖同样对异议者大肆杀戮，诸如黄子澄、齐泰等明惠宗旧臣等都被杀。其中以方孝孺的“诛十族”和景清的“瓜蔓抄”最为惨烈。

1433年明朝疆域，其势力涵盖外东北、新疆哈密与青藏地区。明成祖死后，其长子朱高炽即位，即明仁宗，年号洪熙。明仁宗年龄已经偏高，即位仅一年就已经驾崩。在其统治偏向保守固本，任用“三杨”（杨士奇、杨荣、杨溥）等贤臣辅佐朝政，停止郑和下西洋和对外战争以积蓄民力，鼓励生产，宽行省狱，力行节俭。

明仁宗死后长子朱瞻基即位，是为明宣宗，年号宣德。他基本继承了父亲的路线，实行德政治国，并且发起最后一次下西洋。明宣宗同样热爱美术，有画作传世。但是其执政期间也并非毫无弊端。由于明宣宗喜好养蟋蟀（古名“促织”），许多官吏因此竞相拍马，被称为“促织天子”。同时，明宣宗打破明太祖留下的太监不得干政的规矩，一些太监如王振等人开始干政，为明英宗时期的太监专权埋下隐患。1435年明宣宗去世，九岁的朱祁镇继位，即明英宗，年号正统。

土木之变与弘治中兴

明英宗自小宠信服侍左右的宦官王振，自此开始明朝的宦官严重专权行为。1442年限制王振权势的张太皇太后去世，当时明英宗仅十五岁，王振更加揽权。元老重臣“三杨”死后，王振专横跋扈，将明太祖留下的禁止宦官干政的敕命铁牌撤下，举朝称其为“翁父”，明英宗对他信任有加。王振擅权七年，家产计有金银六十余库。

击退也先率领的瓦剌军，固卫北京的于谦。1435年蒙古西部的瓦剌逐渐强大，经常在明朝边境一带生事。1449年瓦剌首领也先率军南下伐明。王振耸使明英宗领兵五十万御驾亲征。大军离燕京后，兵士乏粮劳顿。八月初大军才至大同。王振得报前线各路溃败，惧不敢战，又令返回。回师至土木堡（今日河北省张家口怀来县），被瓦剌军追上，士兵死伤过半，随从大臣有五十余人阵亡。明英宗突围不成被俘，王振为将军樊忠所怒杀，史称土木堡之变，是明朝由盛转衰的一个转折点。

土木堡之变的消息来到北京顺天府后，朝中混乱。一些大臣要求迁都南京应天府，被兵部侍郎于谦驳斥。同年大臣拥戴明英宗弟朱祁钰即位，以求长君，即明代宗，年号景泰。于谦升任兵部尚书，整顿边防积极备战，同时决定坚守北京，随后两京、河南、山东等地勤王部队陆续赶到。同年十月，瓦剌军直逼北京城下，也先安置明英宗于德胜门外土关。于谦率领各路明军奋勇抗击，屡次大破瓦剌军，也先率军撤退。明朝取得北京保卫战的胜利，于谦力排众议，加紧巩固国防，拒绝求和，并于次年击退瓦剌多次侵犯。

也先认为绑架明英宗已无意义，于1450年释放之。然而明代宗因为皇权问题，不愿意接受明英宗，先是不愿遣使迎驾，又把明英宗困于南宫（今南池子）软禁，并废皇太子朱见深（明英宗之子，后来继位为明宪宗），立自己的儿子朱见济为太子。不久见济病死，没有儿子的明代宗也迟迟不肯再立朱见深为太子，俨然有夺正之貌，英宗、代宗兄弟无限矛盾。

1457年石亨、徐有贞等人联盟，欲拥戴明英宗复辟。趁着明代宗重病之际发动兵变。徐有贞率军攻入紫禁城，石亨等人占领东华门，立明英宗于奉天殿，改元天顺。他们贬明代宗为王，并且逮处死了于谦及大学士王文，史称夺门之变。由于两次即位之故，明英宗也成为入主中原的明清皇帝中，唯一使用两个年号的皇帝。明英宗复辟后，略有新政，废除自明太祖时残酷的殉葬制度。之后因为内部政变流放徐有贞，因为曹石之变诛杀石亨、曹吉祥等人，并且以李贤等贤臣掌政。1464年明英宗去世后，儿子朱见深即位，即明宪宗，年号成化。

中兴明朝的明孝宗。明宪宗为于谦冤昭雪，恢复代宗帝号，平反夺门一案，人多称快。但明宪宗口吃内向，因此很少廷见大臣，终日沉溺于亦妻亦母的万贵妃，宠信宦官汪直、梁芳等人，晚年好方术。以至奸佞当权，西厂横恣，朝纲败坏，民不聊生。明宪宗直接颁诏封官，是为传奉官。这使得传奉官泛滥，舞弊成风，直到明孝宗才全被裁撤。他也是皇庄的始置者。该举措事实上鼓励了豪强门阀兼并土地，危害不浅。

宦官汪直受到明宪宗的宠信，张狂跋扈，透过西厂大肆冤杀普通民众与官员。不久后由于民愤四起，西厂被罢，但汪直依然握有大权。直到1482年汪直因言官弹劾才被贬。成化一朝群小当道：女宠、外戚、佞幸、奸宦、僧道共聚一堂，朋比为奸，浊乱朝政。1487年明宪宗去世，其子朱祐樘继位，即明孝宗，年号弘治。

明孝宗自幼于贫寒出身，曾有被万贵妃加害的危险。其在位期间“更新庶政，言路大开”，使得自明英宗以来的陋习得以去除，被誉为“中兴之令主”。明孝宗先是将明宪宗时期留下的一批奸佞冗官尽数罢去，逮捕治罪。并选贤举能，将能臣委以重任。明孝宗勤于政事，每日两次视朝。明孝宗对宦官严加节制，锦衣卫与东厂也谨慎行事，用刑宽松。

明孝宗力行节俭，不大兴土木，减免税赋。他本身践行一夫一妻制，一生除了张皇后外没有任何妃嫔。明孝宗的励精图治，使得弘治时期成为明朝中期以来形势最好的时期，明史也称明孝宗“恭俭有制，勤政爱民”，被称为弘治中兴。1505年明孝宗去世，其子朱厚照即位，是为明武宗，年号正德。

内乱与南倭北虏

及至武宗一朝，宦官势力重新抬头，其归因于武宗精于游乐，怠于政事。不过其祸患本身并未危及皇权，虽有刘瑾、谷大用等八虎为非作歹，但始终未曾如唐朝末年的宦官擅权情况，并且刘瑾等人最终仍被武宗处以极刑。武宗的喜好游逸，最终导致孝宗一脉绝嗣。并且致使大明统系发生第二次小宗入为大宗的情况。

明武宗的荒游逸乐导致正德年间战事频生，先后发生鞑靼达延汗（明史称鞑靼小王子）进犯、宁夏安化王朱寘鐇谋反、山东刘六刘七民变、江西宁王朱宸濠谋反等重大事件。1520年明武宗假借出征江西宁王为由而南下游玩，以大将军朱寿为名前往南京，亲自俘虏已被王守仁击败的宁王。班师回京途中，于南直隶清江浦（江苏淮安）泛舟取乐时落水染病，1521年于豹房驾崩。

武宗驾崩后，孝宗之侄，兴献王之子朱厚熜入嗣大统，是为明世宗。登基前后因时任内阁首辅杨廷和、礼部尚书毛澄等权臣引宋濮安事强令世宗皇帝尊亲生父母为皇叔父母，引起世宗的反感，是为大礼议之争。最终世宗在张璁等不服权臣此举的朝官支持下得以尊父母为皇帝与皇后、立太庙在明武宗之上、修皇帝实录。这次政治风波使反对者被罢官或被入狱，受杖者一百八十余人，杖死者十七人。

1534年后明世宗即不视朝，但仍悉知帝国事务，事无巨细仍出于世宗决断。世宗皇帝信奉道教，信用方士，在宫中日夜祈祷。先是将道士邵元节入京，封为真人及礼部尚书。邵死后又大宠方士陶仲文。1542年十月，干清宫发生杨金英、邢翠莲等宫女十余人与宁嫔王氏趁明世宗熟睡之际企图将其勒死，但未成功，此即壬寅宫变。此事后直至世宗驾崩前一晚，世宗迁离大内移居西内。

明世宗宠信权臣严嵩，他借此排斥异己，结党营私。其子严世蕃协助其父作恶。朝臣虽然不断有人弹劾严嵩结党营私，但均以失败告终。世宗晚期，严嵩年事已高，朝臣徐阶开始取代严嵩之位。1562年徐阶策动言官弹劾首辅大臣严嵩。严嵩辞去官职回乡。1565年严世蕃以通倭罪被判斩刑、严嵩被削为民，两年后病死。

嘉靖一朝，国家外患不断。北方鞑靼趁明朝衰弱而占据河套，1550年鞑靼首领俺答进犯大同，宣大总兵仇鸾重金收买俺答，让其转向其他目标。结果俺答转而直攻北京，在北京城郊大肆抢掠之后西去，明朝军队在追击过程中战败，此为庚戌之变。由于世宗时期明朝宣布海禁，由日本浪人与中国海盗组成的倭寇与沿海居民合作走私，先并且后袭扰山东、浙江、福建与广东等地区。朱纨、张经等将领受明廷干扰而未能平定倭寇。

而后兵部尚书胡宗宪署理浙江巡抚兼浙直总督全力剿倭，招抚浙江势力最强的汪直（后被明廷杀害）。戚继光与俞大猷平定浙闽粤等地的倭寇，为后来隆庆开关建立好背景。另外葡萄牙人在1557年开始移民澳门，但及至明亡，葡萄牙人及澳门始终为广东布政司香山县管辖。1566年世宗肃皇帝驾崩，皇太子朱载垕即位，即明穆宗，年号隆庆，翌年为隆庆元年。

改革中兴

明穆宗即位后，先后任用高拱、徐阶与张居正等名臣。1567年位处执政之首的世宗旧臣徐阶策动朝官弹劾高拱，迫高拱辞官回乡。高拱亦不甘示弱，一年后策动朝官弹劾徐阶。徐阶也被迫正式退休。朝廷的实际政务渐渐落到了张居正的手上。隆庆末年，高拱回朝出任内阁首辅。隆庆朝名臣名将荟萃，陆上与鞑靼首领俺答达成和议，史称俺答封贡；海上开放民间贸易，史称隆庆开关；因为这两项措施与其他改革措施，明朝开始进入中兴时期，史称隆庆新政。1572年明穆宗因中风突然驾崩，年仅九岁的皇太子朱翊钧继位，即明神宗，年号万历。

由于明神宗年幼，于是由太后摄政。重臣高拱由于与太后信任的宦官冯保对抗而被罢官；相反的，张居正得到冯保的鼎力支持。张居正辅政十年，推行改革，在内政方面，提出“尊主权，课吏职，行赏罚，一号令”，推行考成法，裁撤政府机构中的冗官冗员，整顿邮传和铨政。经济上，清丈全国土地，抑制豪强地主，改革赋役制度，推行一条鞭法，减轻农民负担。1393年明太祖时期，全国耕种田地有三百六十六万零七千七顷，到1502年明孝宗时期也只上升到四百廿二万八千零五十八顷。经过张居正的治理后于1581年达到七百零一万三千九百七十六顷。

军事上，加强武备整顿，平定西南骚乱，以名将戚继光守卫北京的重镇蓟州、以辽东李成梁安抚东北女真、以宣大王崇古、方逢时安抚鞑靼，其他重臣如四川的刘显、两广的殷正茂、凌云翼、浙江的张佳胤，张居正也十分信任他们。张居正还启用潘季驯治理黄河，变水患为水利。同时张居正严惩贪官污吏，裁汰冗员。张居正整顿朝正，改革体制，史称万历中兴。

1577年张居正父亲去世，按常理他需要丁忧（解职回乡守孝三年），但张居正以为改革事业未竟，不愿丁忧。他的政敌借此大做文章，此即为夺情之争。最后在明神宗和两太后的力挺下张居正被夺情起复（免于在家守孝），使得其改革并未被中断。但是，这成为他的政敌之借口。同时，张居正利用自己的职权让自己的儿子顺利通过科举进入翰林院。张居正死后立刻被反对改革的政敌清算。张府一些来不及退出的人被囚禁于内，饿死十余口。生前官爵也被剥夺。

行政区划

1376年（洪武九年）改行省为承宣布政使司，但习惯上仍称“省”。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改为都指挥使司。1428年弃安南后，明朝在全国设置两京十三使司，包括京师（北直隶）、陕西、山西、山东、河南（以上为北五省）、南京（南直隶）、浙江、江西、湖广、四川（以上为中五省）、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以上为南五省）。共设置16都司、5行都司、2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

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

此外，在政教合一的青海、西藏地区设置有乌思藏都司、朵甘都司（实际控制为当地宗教首领八大法王分辖各政教中心的寺院，还有各诸侯家属封地），另有置于今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哈密、曲先等卫，以上均属羁縻性质，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明朝最后有140府，193州，1138县，493卫，359所。

区划

明朝大致上继承元朝行政区划，其一级地方行政区分置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提刑按察使司（按察司）与都指挥使司（都司）的都布按三司制度，分别掌管行政、司法与军事等三种治权，防止地方权力集中。布政司通称省，底下依序有道、府与县。道是明朝特别设置介于省和府、县之间的行政单位，分为分守道和分巡道两种。府原为元朝的路，以税粮多寡为划分标准。粮廿万石以上为上府。

廿万以下十万以上为中府，十万以下为下府。军事区划有卫、所两制。明代宗、明英宗时设有中央派出管理行政的巡抚与管理军事的总督，地位在布政司与都司之上。为限制巡抚与总督的权力，又设有都御史制衡之。明朝最后有140府，193州，1138县，493卫，359所。

承宣布政使司

承宣布政使司（布政司）主管地方行政，地位等同元朝的行中书省。明太祖原沿袭行中书省的称呼，1376年时改为布政使司，通称行省。明初设有十三个布政司与京师（非城市，地位等同布政司，辖现今江苏与安徽两省）。

1380年胡惟庸案后撤废中书省，京师及布政司直属于六部之下。明成祖时期，于1407年到1428年间设置交阯布政司。于1413年设贵州布政司。为迁都北京，1403年将北平布政司升格为行在，1421年迁都北京后称为京师（北直隶），原京师改称南京（南直隶），形成“两京十三省”的行政区划。两京为明朝首都北京与南京的正式称呼顺天府与应天府，其与其周边州府分别合称北直隶与南直隶，不设布政司，十三布政司为陕西、山西、山东、河南、浙江、江西、湖广、四川、广东、福建、广西、贵州、云南。

明朝行政区划设置大体符合山川形便之处，但仍有一些不合理之处。如南直隶地跨淮北、淮南、江南三个地区。而嘉兴、湖州、杭州三个太湖流域的府却被划入浙江省，与同为太湖流域的苏州府分离。而河南省也占据局部的黄河以北土地。贵州省呈现中间窄两边宽的蝴蝶状。

都指挥使司

都指挥使司（都司）主管地方军事，明太祖采用卫所制，于1370年于各省设置一都卫，1375年才设置都司管理。都司原隶属大都督府，于胡惟庸案后析大都督府为五，分统诸军司卫所。

明朝一共设置十六个都司、五个行都司与两个留守司。其中十三个是与布政使司同名的的都司，其它三个是万全都司、大宁都司和辽东都司。五行都司是陕西（治甘州卫，今张掖）、四川（治建昌卫，今西昌）、湖广（治郧阳卫，今湖北郧县）、福建（治建宁府，今建瓯市）、山西（治大同府）。两留守司是洪武年间设置的中都留守司（今凤阳）和嘉靖年间置于承天府（今湖北钟祥）的兴都留守司。

属羁縻性质的都司中，最有名的有统辖黑龙江、松花江流域和库页岛的奴儿干都司，在政教合一的青藏地区设置有乌斯藏、朵甘二都司（请参详明朝治藏历史），另有置于今甘肃、青海交界地区的哈密、曲先等卫。这些具羁縻性质的行政区划与内地的都司、行都司性质不同。

巡抚与总督

巡抚主理民政，原本是明宣宗时期派六部、都察院大臣以此为名义督抚地方行政，到明代宗时正式形成一级行政区。总督于明英宗时设置，分短期与长期两种，管辖数个布政司的军务。而巡抚与布政司的辖属关系不一，有的巡抚辖有有一个到两个布政司，如正统年间的山西河南巡抚。

有的是一个布政司上面有数个巡抚，如北直隶有顺天巡抚（驻遵化）、保定巡抚（驻真定，今河北正定）、宣府巡抚（驻宣府镇，今河北宣化，一度兼领山西大同府）三巡抚；南直隶有两巡抚：应天巡抚（驻苏州府，今江苏苏州）、凤阳巡抚（驻淮安府，今江苏淮安楚州）。有的巡抚管辖布政司与布政司之间的交界处，如南赣韶汀巡抚就跨越江西、广东、福建三个布政司。

军事

明代早期军队的来源，有诸将原有之兵，即所谓从征，有元兵及群雄兵归附的，有获罪而谪发的，而最主要的来源则是籍选，亦即垛集军，是由户籍中抽丁而来。除此之外尚有简拔、投充及收集等方式。此外，明朝中期以后又有强使民为军的方式，不过都属于少数，整体而言，卫所制仍然是最主要的军制。卫所制为在全国各地军事要地设立卫所驻军，卫有军队五千六百人，其下依序有千户所、百户所、总旗及小旗等单位，各卫所都隶属于五军都督府，亦隶属于兵部，有事从征调发，无事则还归卫所。

军队来源为世袭的军户，由每户派一人为正丁至卫所当兵，军人在卫所中轮流戊守以及屯田，屯田所得以供给军队及将官等所需。其目标在养兵而不耗国家财力，但明宣宗以后渐无法维持，军人生活水平及社会地位日渐低下，逃兵也逐渐增加，军备因此逐渐废驰。

在嘉靖年间，应付倭寇之乱时，将领戚继光在浙江地区采用招募民兵加以训练的方式，来取代不堪的卫所兵。正因为明朝正规军卫所军的不堪用，故这些民兵，在明朝后期逐渐担负起维持明朝有效统治的作战部队，而其中最为有名的就是戚继光的召募以浙江人为主戚家军，李如松的私人部队辽东铁骑，及袁崇焕所召募以辽东人为主的关宁铁骑。

经济

16、17世纪间，明代曾是世界上手工业与经济最繁荣的国家之一。明代初期推行的海禁政策，使得商业受到一定的压制，但明穆宗隆庆元年（1567年）废除海禁后，海外贸易重新活跃起来，全盛时远洋船舶吨位高达18000吨，占当时世界总量的18%。

农业

明朝初期，由于多年的战争加上通货膨胀，且前朝元惠宗为治水加重徭役，经济近乎在崩溃的边缘。明太祖洪武年间实行休养生息的政策与移民垦荒，也实行屯田政策，军屯面积占全国耕地的近十分之一。

此外，商屯也相当盛行，政府以买卖食盐的专卖证（称之为盐引）作为交换，利诱商人将粮食运往边疆，以确保边防的粮食需求，然而此方式并非以以物易物方式，而是要求盐商先交钱再等晒盐季再给盐，却又为税收不足而将新产出的盐另行外卖，延后交盐给正规盐商的时间，致使盐商交了钱却要三五年甚至十年后才拿得到盐，却又因身份管制而无法抛弃盐商身份另行谋生，因此而家破人亡，私盐亦大为流行。

明太祖也曾派遣国子监下乡督导水利建设，并以减免税赋奖励耕作。这些措施使得过去很多饱受战乱损毁的地区恢复生气，使明朝的经济得到快速的恢复。

明代经济仍以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为主。明朝农业无论是产量还是生产工具，都高于前一朝代，番薯、南瓜、蚕豆、土豆、玉米、棉花等美洲高产作物在16世纪中叶时由国外陆续传入，尤其是棉花，已在全国普遍栽种。此外，较容易栽种的蕃薯和玉米，可以种植于土壤相对较贫瘠的地区，对于粮食需求日增的明清两代尤其重要。

万历年间，耕地总面积超过七百万顷，为明神宗万历年间开始的人口稳步增长提供坚实的基础。而在南宋时流行的俗谚“苏常熟，天下足”，由于长江下游地区城市居民的快速增加，及长江中游地区的快速开发，中晚明时，已经转变为“湖广熟，天下足”，意即当时主要的米粮生产区已经转移到湖广地区，也就是现在的湖北省和湖南省一带。晚明以后，湖广的米开始被长途运送至江浙、闽广等地区贩售，使当地农民开始改种经济作物。商业性农业的发展及随之出现的长途交通，都有利于工商业的发展。

手工业

手工业方面，明代仍然延续元代的匠籍制，也就是规定全国技术好的手工业工人必须于官营手工业部门服务的制度。明代定以前的匠户为匠籍，并规定这些入匠籍的手工、工人子孙世代承袭，不得脱籍改行，但不同点在于明代时，他们不需永远在王朝服役，而只要依规定每隔几年轮班到京城服役一次即可，称之为轮班匠。

但由于到京城的路途遥远，轮班匠仍然常常发生逃役的状况，于是在成化二十一年（1485年），朝廷便下令轮班匠可缴交银两折抵役期，称为“匠班银”。嘉靖四十一年，朝廷进一步改革匠役制度，每名轮班匠每年纳“匠班银”四钱五分，从而废除轮班制。但仍有部分工人留在官营手工业单位服务，匠籍制并未完全废除。

自明初年起，以江南地区为代表的手工业高度发展，松江潞安府全盛时有织机1.3万张，促进市场经济化和城市化，南京、临清等城市“周围逾三十里，而一城之中，无论南北财货，即绅士商民近百万口”。南京一地有众多的陶瓷厂，每年可生产100万件瓷器。景德镇成为世界瓷都。制瓷使用旋坯车，不但提高生产效率，还使旋出的瓷坯更为精细和规格化。施釉方式以吹釉法代替刷釉法，使施釉更加均匀光泽。并且发展出彩色瓷器。冶铁技术也有明显的提高，由灌钢冶炼法发展到苏钢冶炼法，是一种效率较高的炼钢方法。

商业

明初期奉行“重本抑末”政策。朱元璋曾言：“若有不务耕种，专事末作者，是为游民，则逮捕之。”甚至还规定禁止商贾之家穿绸纱。隆庆三年（1569年），大学士高拱上疏《议处商人钱法以苏京邑民困疏》，反映商人的愁苦和商业的窘困，并奏请隆庆皇帝采取措施，革除宿弊。之后张居正提出农商荣枯相因，进一步肯定商业的作用。

明代中后期商人地位有所提高，部分士大夫认为经商有成，在价值上也等同于读书有得，“亦贾亦儒”“弃儒就贾”的现象也开始出现。此外，商业用的书也开始出现。商人为实用目的而编写此类书籍，内容介绍贸易路径沿途的交通、习俗及商品行情等。此类书籍现存最早者为《一统路程图记》。此外，由于商业的发达，各地纷纷开始大量生产具有当地特色的商品，运销他处，使得区域分工日益明显。

随着明太祖洪武年间发行的“大明宝钞”纸币的流通失败，整个货币体系转向为以银本位为主。16世纪中叶之后日本和拉丁美洲的白银大量流入也进一步促进中晚明经济的发展，当时明国占有世界白银需求量三成左右。明代经济的另一个特色是城镇经济的繁荣，运河沿线由于往来商船不断，周边城市如济宁、淮安、扬州等都非常发达。

东南地区由于商品经济繁荣，成为全国的经济集散地。由于商品经济的繁荣，明代形成按籍贯区分的商人集团，称为“商帮”，如徽州商帮、晋陕商帮、广东商帮、福建商帮、苏州洞庭商帮、江西商帮等。这些商帮以“会馆”为联系场所，互相支持，越做越大。

明嘉靖、万历间，各地出卖丝绸、酒肉、蔬果、烟草、农作物、瓷器等商品不计其数，大量外销赚取外汇所得；外国的不少东西在中国城市都有卖，如欧洲的西洋钟、美洲的烟草。当时商业大都会以江南的商业城市最多，有南京、仪征、扬州、瓜洲、苏州、松江、杭州与嘉兴等，华中其他商业城市尚有南昌、淮安、芜湖与景德镇等，西南内陆有成都，华北有北京、济宁与临清等，而华南则有福州与广州等。

社会

明代早期，社会风气比较节俭。后期伴随着商品经济的发达以及政府控制力的下降，社会风气转向浮华与奢糜，不论士大夫或百姓，在饮食、居住、穿着、娱乐各方面都更为讲究，与过去儒家崇尚简朴的风气有很大的差别。商人的地位也明显提高。

明朝的另一项重要社会风气就是藏书之风。无论官方与民间皆好藏书。私家藏书尤为发达。天一阁是中国目前现存的最早的私家藏书楼。其创建者是范钦。在范钦去世时，天一阁藏书的总数达到七万卷。天一阁对藏书严加保管，水火不入。也严禁外借。明代重要的藏书楼还有汲古阁、绛云楼等。而私人刻书也逐渐发达，出现的彩印的套印等新工艺，印制的书籍量更是达到一个新的高峰，也使得书籍的读者群更为扩大，各种通俗小说的出现也为平民百姓提供另一种娱乐。装帧方法也得到改进，出现对后世影响深远的线装书。

在衣食住行上，明代的茶文化与酒文化也十分发达，民间盛行饮酒之风，酒令进入成熟的阶段。各种新式茶色纷纷出现，紫砂壶也开始流行。酒楼茶馆成为城市居民的重要休闲场所。明代的手工业突飞猛进，家俱的样式也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明代家俱质地坚硬，风格典雅，流传至今者不在少数。而私家园林在明朝也非常发达，成为园林的典范。明代园林艺术的最杰出代表着作是计成的《园冶》一书，这是第一部全面总结私家园林的专着。而百姓的娱乐风尚也日益发达，“旅游”一词首次出现。明代也成为中国历史上社会生活最丰富的朝代。

在女性生活上，贞节旌表的制度在明朝成为固定持续的制度，使得女性守贞守节从原本的典范理想成为一般性的风气甚至规范。而缠足也在明朝逐渐成为社会上较普遍的习俗。此外，晚明社会风气的开放，使当时成为中国历史上才女文化最发达的时代之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