儒家文化圈是以儒家文化构建基础社会的区域的统称。又称为汉字文化圈，为文化圈的概念之一。其指的是文化相近、历史上受中国政治及中华文化影响、过去或现在使用汉字、并曾共同使用文言文（日韩越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并不使用口头语言的汉语官话作为交流媒介）、覆盖东亚及东南亚部分地区的文化区域。

综述

基本文化特征

以人伦道德构建儒家社会。

注重家庭。

注重知识。

敬天、奉祖。

主要关心现世世界，而不是鬼神来世。

儒家的核心价值观：仁、义、礼、智、信、忠、孝、廉、耻、节。

地区分布

儒家文化圈是指中国以及受中国皇帝册封的周边国家或民族。这些中国周边的国家或民族以文言文作为交流的媒体，从中国历代王朝引进国家制度、政治思想并发展出相似的文化和价值观。

在政治方面，上述的国家或民族与中国保持着相对的独立性。汉字文化圈的复盖地域与现代地域区分所指的的东亚地区有的很大的重合部分，包括了中国（汉族）、越南（京族）、朝鲜半岛（朝鲜族）、日本（和族及琉球族）等。日本的历史学者西嶋定生提出的“东亚世界论(册封体制论)”，成为了有关历史学的“文化圈”概念形成的模型之一。

汉字文化圈具体指汉字的诞生地中国以及周边的越南、朝鲜半岛、日本等地区。这些地域在古代主要是农耕民族，存在册封体制，历史上完全使用或与本国固有文字混合使用汉字，古代官方及知识分子多使用文言文（日本、越南、韩国/朝鲜称之为“汉文”）作为书面语言。

须要注意的是，汉字文化圏并不使用白话(官话)作为媒体。另外，有些游牧民族如蒙古族、藏族，虽然位于汉字文化圈地区内，但不使用汉字。

汉字文化圈内各国历史上都使用过汉字、本国语言大量借用古汉语词汇，位于东亚地区，其特征是受儒家思想影响深，国民中信仰佛教者众。

分类

全球有三大国际性文化圈，即基督教文化圈、伊斯兰教文化圈和儒家文化圈。基督教社会主要分布在欧洲、美洲、澳洲等地，伊斯兰社会主要分布在亚洲西部、南部和北非等地，儒家社会主要分布在东亚等地。在近代，近代科学技术和自由民主的现代理念从西方传入儒家文化圈，同时传入的还有共产主义等各种思潮。并形成了各种政治制度。

在纪年历法上，伊斯兰社会采用伊斯兰历法，以默罕默德出走麦地那的日子（西元622年7月16日）为纪年首日。基督教社会采用阳历的耶历，以耶稣出生开始纪年。近代以来耶历随着西方的扩张被许多地区采用，成为目前世界最通行的纪年历法，虽然不被伊斯兰文化圈接受，但却被儒家文化圈接受。

儒家社会采用阴历，以君王年号纪年。近代以来，在日本，由于保留君主制，仍然采用传统的君王年号纪年，不过改用阳历。1912年中华民国建立后，以国号纪年，同时采用传统农历和阳历（耶历），为今台湾地区沿用。在中国大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采用西元（耶历）纪年法，并定其为「国历」、「公历」，而民间仍然同时沿用阴历。基于文化的因素，在儒家社会有不少人建议采用孔历纪年，即以孔子出生日期为元年首日；孔子诞生于周灵王廿一年阴历八月廿七，依耶历为西元前551年9月28日。

在儒家社会地区，往往同时伴随佛教、道教的传播。儒家社会往往采用汉字，有人称为汉字文化圈，但韩国、越南、朝鲜等儒家社会国家已经废除汉字，并不采用汉字。

历史

夏、商、周朝

自三代文明形成后，中华文化不断向四周扩散、影响。

秦、汉朝

中国人对自己的文化，更充满信心与优越感，认为落后的地区会被中国吸引，前来朝贡。中国文化可以不断的扩大，达到“世界一家”的理想境界。

越南秦始皇设象郡，将越南北部首次纳入版图。汉初，赵佗灭安阳王，设交趾、九真等郡，将疆域延伸到今越南中部。

晋、南北朝

朝鲜高句丽、百济、新罗鼎足而立。半岛北部：东北的高句丽南下占领了乐浪、带方两郡，将疆域拓展到朝鲜半岛，同时与分裂的北方中原诸政权维持敌对关系。西元五世纪初，全盛时期的高句丽与东晋结盟，形成与中原王朝南、北两面外交关系。429年高句丽迁都平壤。

半岛南部：百济位于半岛西南部，临渤海湾，曾长期与高句丽为敌，与东晋、南朝较为密切。新罗位于半岛东南，临日本海，初期透过高句丽吸取中华文化，与北中国的关系较为密切。六世纪以后新罗兴起，朝鲜半岛上形势产生变化。高句丽联合百济，以压制新罗，新罗转而与中原国家较为密切。372年高句丽设太学、传入佛教、颁律令（初期以高句丽为最盛）。384年百济设太学、颁律令。

日本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根据南朝史书的记载，倭五王的倭国继百济、高句丽之后，在五世纪中与南朝建立朝贡关系的第三个。西元538年佛教由百济传入日本。同时期，中国的儒教、易学、历算、医学，亦先后由百济传入日本。

隋、唐、宋朝

朝鲜半岛首次出现统一王国—新罗。西元583年，新罗始颁布律令及允许传布佛教。政治、经济制度仿唐制。文化上，新罗创出用汉字来标音的“吏读文”。科举考试指定书籍是儒家经典。大量派遣留学生至长安的太学，如崔致远高中唐科举进士，且娴熟汉文，归国后，备受国人推崇。

日本西元七至九世纪，中国进入隋唐时代，日本逐渐进入主动、直接吸收中华文化的时期，是历史上吸收中华文化最多、最快的时期。从西元607年初次派“遣隋使”至中国，往后二百五十年间，遣使不断。透过使节来华的留学生、学问僧，唐代文化大量传入日本。

天皇名称、“日本”国号的确立、中央体制、地方制度、考试制度、土地田赋制度等，日本多以唐制为蓝本。奈良、京都受唐式文化影响深远，此两京的建筑系仿自唐代的长安城。日本人借用汉字偏旁发明“片假名”、根据汉字草书发明“平假名”。奈良时期，中国的成实、三论、法相、俱舍、华严及律宗传入日本。

至京都时期，在传入天台与真言（秘宗）后，完成了大乘佛教的东传。艺术、娱乐方面，唐朝各项艺术娱乐传入日本，如围棋、书法、音乐、舞蹈等经过消化改造，已成为日本文化的一部分。

越南唐设安南都护府。五代末越南吴朝独立。

文化圈的内涵和外延

从南北朝至宋代

在考虑作为历史学概念的汉字文化圈的外延的时候，西嶋定生的“册封体制论”假定的从南北朝时代到唐代的地域秩序成为第一参照例。

以西嶋的“东亚世界”的定义为指标，除了册封体制，还包括汉字、儒教、佛教、律令制。符合这个指标的主要朝贡国有新罗（朝鲜半岛南部）、渤海国（朝鲜半岛北部及中国东北东部）、倭国（日本）。这个以外，没有引入律令制的国家如高句丽、百济也应纳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北宋以后，高丽取代新罗，并加入了新成立的大越国（越南）。

此外，关于南诏及后续的大理国，其政治制度和文化的汉化程度，从汉籍资料较难推测出。而南诏受唐朝廷册封、大理受北宋朝廷册封，流行中国密教，移入的汉人参与政治活动，因此可将其视为同新罗、百济类似的“东亚世界”朝贡国。

另外，辽，金，西夏军事性地压迫北宋、南宋，不使用文言文（汉文），制定并使用独自的文字，从狭义的定义上来说，它们不属于汉字文化圈，这些国家的统治者自称皇帝，赐赠庙号，建立独自的年号等，在某种程度上效仿了中国王朝的国制，这些国家可以视为圈内的“灰色区域”。

明朝以后

自明朝恢复“册封体制”以后，可纳入汉字文化圈的国家（及地区）基本确立下来并延续至今，朝鲜、琉球、大越(越南)及日本都符合条件。当时的日本不仅脱离了“册封体制”，律令制也已形式化，与此相应的科举官僚制度发达的状况说明西岛定生（西嶋定生）所列的四大点已非必要条件。

第一个要列举的有特色的文化要素是文字系统。文言文（即汉文）的导入促进了用汉字来表记自身语言的发展，日本的假名、朝鲜的吏读、乡札、口诀受到汉字的影响。此外语言学者西田龙雄指出本民族文字的发明也有可能是受契丹文的启发。越南的喃字是由汉字派生出的独立文字。

由此各国逐渐确立了本民族文书系统。但是、直到近代以来这些本民族文书系统才逐渐取代文言文（即汉文）运用于官方文书。宗教上本土化的佛教、道教带着地域性的浓淡及辑合（syncretism），在民间普及。儒教由于与政治思想相匹配，在圈内形成一个较为稳定的共通思维框架。包括使用筷子餐饮，品茶，使用瓦来建筑和使用毛笔来书画等类似的生活文化也作为汉字文化圈的共同特征，以中国为中心分布开来。

名称用语的选定

在“文化圈”概念的设定和命名时，冠以地名、文化因素、宗教名、书面语言名等等的情况都是存在的。对汉字文化圈而言，“东亚文化/文明圈”、“儒教文化圈”等名称都被并行使用。

然而，“东亚”是一个现代地域名称，无具体的意义和内涵，且圈内的越南地处现代意义上的东南亚地区；而在中日韩越四国“儒教”的发展方式亦存在一定差异；“汉字”作为一个平等的复盖圈内全体地域的中立且具体的文化要素，常被认为是名称的较适当用语。然而，由于现代的朝鲜半岛的汉字使用频率较低、现代的越南极少使用汉字，用“汉字”冠以该名称有时会显得中立性欠缺。

汉字文化圈一词，据说参考自德语“ChinesischerKulturkreis”。日本语言学家龟井孝（1912—1995），想找一个描述古代东亚共同使用汉字地区的述语，故从德语“Kulturkreis”译成“文化圈”。

汉字文化圈从地理角度可以称为东亚文化圈，从文化角度可称为儒家文化圈（儒教文化圈），以器物戏称为稻米文化圈、筷子文化圈，亦曾被称为“汉文化圈”。

地域

大中华地区中国大陆香港澳门台湾朝鲜半岛朝鲜韩国日本列岛日本冲绳（琉球）越南

下列地区有时也被列入汉字文化圈的范围：

华人聚居地新加坡（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马来西亚(有时也被纳入大中华地区)华人聚居地区（如：吉隆坡、怡保、新山、古晋、槟城、马六甲等西马西海岸地区）印尼华人聚居地区文莱华人聚居地区泰国华人聚居地区日侨聚居地巴西的日侨聚居区越侨聚居地欧洲、北美的越侨聚居区韩侨聚居地欧洲、北美的韩侨聚居区。

形成要素及共同文化特征

形成要素

根据日本学者西嶋定生的“东亚世界”的定义为指标，汉字文化圈的形成要素包括以下5点：

册封体制汉字儒学思想大乘佛教律令制

共同文化特征

汉字文化圈各民族在社会上，历史上政治意识华夷思想（中华思想、小中华思想）、天下思想。文字与文学历史上，正式场合主要使用正体汉字，民间亦使用本民族文字（假名、喃字）。历史上，正式场合多使用汉文（文言文），民间亦使用本民族文字与汉字混用的本民族文书系统（参看：韩汉混用文）。

生活文化都食用稻米。都懂得品茶。使用筷子进食。中国传统建筑（参看：宋朝建筑等）、日本传统建筑、朝鲜传统建筑、越南传统建筑、琉球传统建筑（参看：首里等）都有相似建筑风格。

史上汉文化圈不同国家人民交流纪实

日本江户时代的儒学者常和朝鲜的儒学者用汉字笔谈的方式来争论儒学问题；明清时代来华朝贡使节团的安南（越南）使节与朝鲜使节互赠汉诗。

即使在现代社会，利用汉字的笔谈也为东亚人民之间的交流也起了很大的作用。越战期间，一名被派遣至越南的韩国国军排长在与越南当地村长以汉字笔谈后，让这个小村落的无辜村民逃过了美军的猛烈轰炸；一些南朝鲜游客在前往中国旅行时，因水土不服而泻吐时，向中国药剂师递上写有“腹痛”和“消化不良”的字条后，即迅速获得处方。

近代汉字文化圈的黯淡与新生

1840年鸦片战争失败后，中国的向心力减弱，朝贡体系下的各属国对汉字的文化地位开始怀疑，第二次世界大战后，作为摆脱落后文化的象征，开始采取汉字废止政策。

17世纪由法国传教士亚历山大·德罗兹（AlexandredeRhodes）为越南语设计的国语字（越：ChữQuốcNgữ/ᦂ国语）被后来的法国殖民当局在学校中广泛推广，虽然当时并未完全普及，但在20世纪中后期，其逐渐取代了传统的儒字（汉字）和喃字，成为越南国家的官方文字。

因此，20世纪后半叶以后，理解汉字的人除了老年人和一部分的专家以外，变得很少。大韩民国有900字左右的汉字义务教育，不过，朝鲜王朝的第4代国王世宗所创造的朝鲜文字──韩文（한글）被普遍使用，报纸上的汉字使用频率也不高，一般只会用于回避歧义的词语时使用。

如中国大陆及新加坡采用简化字，日本采用新字体，马来西亚等东南亚国家也有自己的简化方案。

随着韩国、台湾、中国大陆经济的快速发展，以及欧洲共同体成立的启示，东亚共同体建立的呼声也逐渐提高，作为东亚国际文字的汉字的重要性将被重新评估。

那些过去属于汉字文化圈而在近代丢掉了汉字的国家，也逐步意识到汉字的重要性，他们发现汉字能使不同语言的民族以文字互相沟通，与表音文字相容并存，不但能保存独特民族语言，又能使不同民族借汉字表意而能互相交流沟通，使汉字复活的呼声也开始被倡导。

关于汉字文化圈内各国专有名词的翻译

汉字文化圏内用汉字表记的专有名词（地名、人名），翻译到圈内其它地域时，以往通常按照当地相应的汉字读法（通常采用音读）来读。但是这种专有名词翻译原则在近代以后产生了变化，主要原因是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字废止。

属于汉字文化圈的各国，按照传统都将彼此之间的专有名词（人名、地名等）中的汉字用各自的语言的汉字音念出来。

例如“日本（日语发音：nippon或nihon）”一词在普通话（国语）、朝鲜语、越南语中便分别念作“ri-ben”、“il-bon”和“nhat-ban”。这是因为这些国家都用各自的汉字音念“日本”两个汉字。

就日语而言，“毛泽东”念“mou-taku-tou”、“济州岛”念“sai-shu-tou”、“阮福映”念“gen-fuku-ei”。当然，这些读法只能在日本语中通用，与当地语言（华语、朝鲜语、越南语）的发音不相同。

对于中国大陆及台湾等沿用汉字的地区的固有名词，日本一般仍惯用日语汉字音读法。但是对于越南、朝鲜等已经废除汉字或者汉字使用率极低的国家的专有名词，日本则日益趋于使用从当地语言的读音音译的读法，这种读音被称为“现地音”。

日本的传媒于80年代开始对韩半岛的专有名称改用现地音读法，“济州岛”被按照从韩语的音译念作“che-ju-do”或者“che-jutou”。但是，与历史有关连的用语则往往不受此限制，如“李承晚ライン”及“光州事件”等则仍普遍使用日语汉字音读法。近代以前的人名如“李舜臣”和“金玉均”等普遍仍以日语汉字音读法分别念作“ri-shun-shin”和“kin-gyoku-kin”，但现时教科书则有时将日语和当地(朝鲜语)发音并列出来，有时干脆只标出当地发音。

由于越南废除汉字的时间比较长，所以日本对越南的固有名词多使用当地读法。日文中的朝鲜/韩国专有名词会以汉字表示，并且在汉字之上用片假名注明当地(朝鲜语)读法，但越南的固有名词则几乎完全不用汉字表示。亦不会按日语读法念作“kou-shi-mei”。另一方面，日本对于越南古代的人名、地名、历史用语、古代寺院名称、年号等则仍然使用日语汉字音读法。

原则上，日语汉字音读法一般使用汉音，但往往有例外，如台湾的“高雄”训读为“takao”，“西太后”使用浊音念“sei-tai-gou”，“金日成”、“济物浦”亦分别使用促音念作“kinnissei”和“saimoppo”，而“金正日”念作“kin-sei-nichi”或“kin-shou-nichi”均可。

至于中文，则一律把朝鲜、越南的人和事物以中文汉字音念出来，甚至是日语的训读词汇，也多采用中文汉字音读法而非音译。

现代的朝鲜语一般以当地读法去念中国、日本、越南等地的专有名词。但对于有历史关系的用语则使用朝鲜语汉字音读法，例如“丰臣秀吉”念作“pung-shin-su-gil”，而著名的地名如“东京”亦常常念作“tong-gyeong”。

就越南语来说，其一般以当地的读法（即现地音）去念日本、朝鲜/韩国等地的专有名词。但对于中国的专有名词，则多以越南语汉字音来读。对于涉及历史的专有名词，越南语仍多以现地音去念日本、朝鲜/韩国等地的历史专有名词，而用汉越音读中国的历史的专有名词。

中文方面

中文世界对于朝鲜和越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仍然完全采用汉字。但是由于近代以降朝鲜半岛和越南的汉字废止，由于表面上无法分辨使用的是哪个汉字，从而使某些朝鲜、越南的源自汉字的专有名词的翻译产生了偏差，同样在使用假名的日本人姓名的翻译上，也出现了同样的情况。

日本女演员“宫沢りえ”、现代汉语通常翻译成“宫泽理惠”。其实她的本名是“宫泽梨绘（宫沢梨絵）”。这是因为翻译者判断其名字“りえ”的发音用日本语通常表记为“理恵”，所以就用下去了。在对朝鲜半岛和越南人名、地名的翻译上也出现有同样的情况，例如韩国女演员宋慧教（송혜교）在华人社会却常被译为“宋慧乔”，本名反而很少人知道，另外有不少韩国演员姓名都有好几个不同的中文翻译，却未必是正确的。

对于用固有词表示的专有词汇，中国方面虽尽可能使用汉字表记（若存在），但有时采用音译。例如韩国首都，旧名为汉城（한성,Han-Seong），为汉字词，现代汉语直接使用其原汉字“汉城”表示其名称。1946年8月15日韩国发布城市宪章，并将其首都改称为“서울（发音为：Seo-Ul）”，“서울”为朝鲜语（韩语）固有词，无对应的汉字，2005年以后，中国大陆、台湾、香港等华语地区逐渐采用音译的“首尔”来表示该城市名称（原汉城市议会宣布城市中文名称更改，韩国政府追认通过，并希望世界共同更改）。

同样位于汉字文化圈的日本和越南，也曾使用相应的汉字词表示其旧称，如日语的“汉城”、越南语的“HánThành”（“汉城”的汉越音）。汉城改名后，日本首先改用音译表示其固有词的名称“서울”，叫做“ソウル”（souru），越南语后来也采用音译，由于越南20世纪40年代开始采用拉丁字母的拼音文字（国语字），其音译则直接使用韩文罗马字“Seoul”。

日语方面

由于日本仍使用汉字，日本对于中国的地名多采用直译（汉音），即以汉音读中国的汉字写法。但有若干城市使用特殊的读法，如北京、香港、台北等。对于人名，也主要使用汉音，但有时音译现代读法。参见日语中的现代汉语借词（5.其他种类－5.专有名词）。对于越南和韩国的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译，即直接引用其相应罗马字的写法。

朝鲜/韩国语方面

韩国对于中国的人名、地名部分采用现地音来音译(如:北京–>베이징Beijing)，部分采用汉字音直译、即把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汉字用朝鲜语的音读方法读写出来(如:北京–>북경)。韩国对于日本和越南的人名、地名大部分采用现地音来音译(如:河内HàNội–>하노이)。

朝鲜对于中国、越南的人名、地名的翻译，较之韩国来说，使用汉字音直译的情况多一些。这亦影响到中国大陆的官方机构及韩国商人在中国的生活。举例说：“吉林”按这两个汉字的韩语发音是“길림”(Gillim)，无论是吉林当地的朝鲜语出版物还是在当地生活的韩国商人，都一律采用“길림”这种写法。可是，在韩国当地的报章，却一律把“吉林”按其普通话发音写成为“지린”(Jilin)。这使双方在沟通方面出现不少问题。

越南语方面

越南对于中国的人名、地名多采用汉越音翻译。即把中国的人名、地名的汉字用越南语的音读（汉越音）方法读写出来。对于日本和韩国的人名、地名多采用音译，即直接引用其相应罗马字的写法。

日本前内阁总理大臣安倍晋三的名字用越南语写作“AbeShinzō”，这是用现代日本语的读音来转写的表记方法。“安倍晋三”这四个汉字用越南语的汉越音读为“AnBộiTấnTam”，但是这种表记方法一般不使用。朝鲜语亦有同样的翻译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