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道炯，男，1933年12月生，安徽歙县人，教授，高级经济师，现为全国人大财经委员会委员、国务院稽察特派员。

兼任中国陶行知基金会会长、中国投资学会名誉会长、中国投资发展促进会副会长、中国城市经济学会副会长、中韩民间经济协会副会长、中国财政学会顾问、中国市场经济学会顾问、中国宏观经济学会常务理事、中国金融学会理事、中国国有资产管理学会高级顾问、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基金会常务理事以及北京大学、中国人民大学、中南财经政法大学、东北财经大学兼职教授等。

个人经历

1933年12月出生于安徽歙县里东乡晔岔村。历任歙县财政科干部、徽州专署财政科科员、《安徽财政》编辑、副主编，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安徽省政府秘书长。

1984年12月至1994年4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中国投资银行董事长。期间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

1994年至1995年3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

1995年3月至1997年6月任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主席、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主编有《最新金融实用全书》、《建设银行投资新业务指南》、《现代企业动作与管理法律规范全书》以及《投资研究》杂志等。

1995年3月——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中国建设银行监事会主席。

履历贡献

1984年12月-1994年3月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

1992年10月兼任国务院证券委常务副主任

1994年4月-1995年3月任国家开发银行副行长

1995年3月-1997年6月任中国证监会主席

从财政厅长转到银行后，他对自己和班子曾提出：互信、尊重、自律、清醒、务实。在周道炯任职证监会的两年多里，由他亲手批示查处的违法违规事件就有90多起，平均每个月都有2、3起。他和他所领导的证监会，被骂、被围攻、被威胁炸楼，饱尝了坐火山口的滋味。就在他即将卸任的1996年3月，还发生了著名的“琼民源”造假案。

他在1995年4月上任，5月就宣布关闭国债期货市场，由此使得中国证券市场十年无金融期货品种。从周道炯开始，证监会的“监管”职能日益显着。在此期间，中国的银行利率开始下调，股市行情日益火爆，以至于他的一项工作就是出台措施给股市降温。

1996年12月的“十二道金牌”终于使股市跌下来，但次年5月就再创新高。同时，全国各地的柜台交易市场逐渐成熟，山东、辽宁、湖北、四川等地的柜台市场一度容纳了520家挂牌的股份公司，有340万股民参与交易，形成了与沪深股市同步竞争的态势。

五任主席里，在此期间赚钱的投资者最多。

新四军期

1933年，周道炯出生于安徽省歙县一个小村子-溪头镇晔岔。“我在安徽生活工作50多年，其中17年在农村。”回首自己早年间的经历，周道炯认为安徽是他人生中非常重要的一个阶段。

1946年，周道炯读初中时，因患血吸虫病辍学在家。治病期间，他一方面帮助父亲干些杂活，另一方面坚持学习。在治病这段时间，他几乎阅读了当时村里能找到的所

有书籍。

虽然学历不高，中学没毕业，但周道炯自学能力较强，很多知识全是在工作岗位上自学的。在周道炯15岁的时候，也就是在1948年解放战争胜利前夕，周道炯所在的村子成立了农会，他担任农会交通班的班长，为新四军游击队送信。这成为他走上革命道路的发端。

实干财政专家

新中国建立后，1950年5月在歙县民主政府财政科工作。周道炯由于工作表现出色，1951年9月被调到徽州专署财政科从事审计工作。1956年，又被调入安徽省财政厅工作。他先在《安徽财政》内部刊物担任编辑、副主编，并参与厅领导工作报告的起草工作。后来，周道炯历任省财政厅办公室副主任、副厅长、厅长，直至省政府秘书长。这位交通队员，逐步成长为一名十分成熟的财政干部。

从县财政科办事员到省财政厅长再到中国证监会主席，周道炯是一步一个脚印走来的。周道炯在财政的位子上干得时间最长，他把自己十多年的厅长工作经验用五句话来概括经验：要敢于讲话，要讲真话，要出于公心，脸皮要厚，肚量要大。

建行行长

在安徽省财政岗位上，周道炯整整工作了33年。1984年底，51岁的周道炯被调到北京，出任中国建设银行行长。此后的10年间，他见证了建设银行的诞生、起落和发展的所有历程。

“建设银行取得重大改变是在十一届三中全会后，”谈起建设银行，周道炯如数家珍。当时，邓小平同志提出，“建设银行应该起到杠杆作用，不光坐在那里算账、打算盘，也要广开门路，会做经济工作，会做生意”。按照这一指示精神，建设银行上下团结一致，解放思想，大胆创新，敢为人先。从作为当时中国农村改革中心的安徽省走出来的周道炯，历史性地担任起建设银行从“财政出纳”向“银行”转变的领军者角色。

“建设银行过去名为银行，但看不到钞票，与老百姓生活没有直接联系。当时，很多外国人不清楚中国建设银行是干什么的。我有一次出国访问，翻译把建行译成‘中国建筑公司’，说‘中国最大建筑公司的老板’来了。”讲起这段笑话，周道炯感慨颇多。

在周道炯带领下，建设银行开办现金和居民储蓄业务，从1986年开始，建行开始拓展国际金融业务。1986年，先在深圳、珠海、厦门开办外汇业务。这打破了建行成立以来只办理内资业务不办理外资业务的局面。

从1987年建设银行开启第一个大型海外融资项目——在国家计划外为上海30万吨乙烯工程进行海外筹资之后，一大批项目陆续接上，建行逐步走向国际金融市场。

截止2008年底，建行已在海外设立7家分行和3家代表处。建设银行作为在海内外上市的现代化国际化商业银行，总资产已达7万亿元，员工超过30万。

管理风格

1985年，国家在全面推行“拨改贷”的同时，利用吸纳的存款发放基本建设贷款，建设银行由此成为国家专业银行。

1987年，建行又向“真正的银行”迈进了重要一步——发放工商企业流动资金贷款。原来，由于国家规定建行不准对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基建项目在建时，由建行拨款（后改为贷款）；项目建成投产后，建行就退出，转由其他银行贷出流动资金。当时，

建行人因此感叹“为他人做嫁衣”。1988年8月，时任国务委员、人行行长的陈慕华支持建行开办企业流动资金贷款试点。从1987年，建行开始全面从事流动资金贷款业务。到1993年，仅用7年时间，建行就向7万户工商企业发放流动资金贷款467亿元。

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以后，“要住房到建行”这句广告词可谓家喻户晓。1986年，建行率先开展房地产贷款和住房公积金业务，支持和推动住房制度改革。到1992年底，全国有30多个省市区和计划单列市、1687个县（市）委托建行办理房改金融业务。建设银行也成为了中国个人住房贷款业务的先行者与创新者。

周道炯并不满足于在当时已很有规模的住房金融业务，而是抓住时机进行混业经营探索。从20世纪80年代后期开始，建行就遵循“一业为主（银行），多种经营”的原则，先后

建立了中国投资咨询公司、国泰证券公司、建行信托投资公司、财务公司、房地产公司、会计师事务所等以及中外合资的中国国际金融公司（与美国摩根士丹利和新加坡财务公司合资）、友联国际租赁公司（与日本野村证券和三菱公司合资）以及参股香港嘉华银行和大新银行等，为国际化和集团化奠定了基础。此前，还承办组建了中国投资银行，负责办理世界银行对中国的贷款。

“只要是在政策允许的范围内，就大胆地干，要敢为人先，出了问题我来负责。”这是周道炯经常对下属说的一句话。

相关事件

周道炯是中国证监会的第二任主席。他在1995年走马上任时已经63岁，因此他任职的时间并不很长，到1997年就退下来了，是历任证监会主席中时间最短的一位。但是，就在这两年的时间里，他遭遇了许多令人难忘的重大事件，面临巨大挑战。周道炯将自己的这段经历称为“当了两年救火队长”。

上任伊始，周道炯面临的第一个难题就是国债期货“327”事件的后续处理问题。发生在1995年2月的“327”事件是万国证券违规操作所造成的恶果，当时上海证交所为了维护市场秩序，宣布最后8分钟交易无效。这是一个正确的决定，但是它不仅使万国证券陷于巨大的财务危机，也使一部分追随万国交易的期货投资者遭受惨重损失。

因此，一些期货投资者直接到证监会讨说法，刚刚上任的周道炯为此花费了大量的精力来应付这件事。鉴于国债期货交易存在的严重问题，当年5月宣布暂停国债期货交易，周道炯又需要忙于应付市场关闭后所产生的一系列衍生问题。在调查研究的基础上，最后由证监会会同监察部联手，对“327”事件的有关责任人员进行了严肃处理，触犯刑律的有关人员被移送司法机关，这场风波才算慢慢过去。

一波未平，一波又起，“327”事件刚刚处理结束，市场又发生了琼民源事件。在深交所上市的琼民源本来是一个不起眼的公司，股价长期维持在一两元左右。但琼民源公司董事会为了配合炒家，称其实现了5.7亿元的盈利，琼民源股票顿时成了市场的黑马，股价短时间内飙升至20多元。

但是，琼民源的这种利润陡增却引起了舆论的高度怀疑，证监会根据投资者要求展开了调查，最后确认公司董事会有严重造假的犯罪行为，公安部门将公司董事长抓了起来。但是，有人雇了一群工人，坐满了两辆卡车涌进证监会，工人们说他们的工资都发不出，要证监会解决。证监会的几个部门主任被他们团团围住，证监会原来安排的一次外事活动也不得不转移地方。

周道炯对他们说：“琼民源声称赚了5.7亿，怎么会发不出工资呢？你们应该去找公司的董事会解决问题。”经过反复劝说，工人们才离开了证监会。上世纪90年代中期，股价长期低迷，周道炯也承受了巨大的压力。有一次他甚至接到报告，有人声称从云南运了两车炸药到北京，要炸掉证监会。

虽然最终只是虚惊一场，但周道炯由此也体会到了投资者对初生的资本市场的不满情绪，因此他对防范市场风险十分重视。1996年，上海深圳两地为争夺金融中心话语权而恶炒本地股票，引发了“全民炒股”的乱象，一些偏远地区的农民甚至卖掉耕牛盲目入市，市场风险十分巨大。

面对市场的火爆情景，周道炯反复要求加强风险教育，并在国务院领导的支持和有关部门的配合下，采取了一系列措施遏制恶性炒作，并对一些商业银行和证券机构以及他们的负责人进行了严肃的处理，终于在这年年底将“牛头”强按了下来。

短短两年的证监会生涯，让周道炯与中国资本市场结下了不解之缘。他感慨地说：“在我任职期间，经历了很多酸甜苦辣，讽刺我的，骂我的，甚至扬言要杀我的，都有，说我是救火队长也算是名副其实。现在回过头看，又感到很兴奋，我为自己与中国资本市场结下的这个缘分而高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