郊区城市化是现代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城市附近的郊区开始变成城市。伴随着城市中上阶层人口移居市郊，城市中心城区以外的郊区乡村区域的城市化过程。《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城市规划术语标准》第208款给城市化下的定义是：“人类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由乡村型向城市型转化得历史过程，表现为乡村人口向城市人口转化及城市不断发展和完善的过程。”

概述

郊区城市化或称城市郊区化，简称郊区化。这是人口、就业岗位和服务业从大城市中心向郊区迁移的分散化过程。所谓的郊区指中心城市行政边界以外的邻接地域，主要是城市化地区核心以外的城市边缘。郊区化包括三种外迁：一是人口外迁，主要是因城市中心的巨大人口压力，以及这一压力对生活环境的不利影响而引发的。二是工业外迁，主要原因在于市中心以外有大面积的价格低廉的土地，以及能更好地与铁路、港口、高速公路等交通设施相互配置。三是零售业外迁，这是由于人口和工业外迁后，市中心商业面对来自郊区商业激烈竞争而被迫采取的措施。郊区化并不意味着大城市的衰落，只是城市由高密度集中向低密度扩张的转变，这一转变中，建成区在扩张，城市人口在增长。

衍生问题

美国的郊区城市化始于1920年，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后进入了迅速的郊区城市化过程，其基本进程一直延续至今.本文旨在阐述美国郊区城市化及过程中衍生的区域问题。

一　郊区城市化的基本动力与表现

郊区城市化源自中心城市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的相互强化作用。一方面，从1920年代开始，由于许多中心城市面临着基础设施老化，公共交通和教育系统不堪重负，外来人口和贫困市民大量增加，城市环境和社会治安恶化等问题，这些问题构成了中心城市对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的推力；另一方面，郊区良好的环境、低廉的土地成本和税收以及巨大的开发潜力等因素对人口增长和产业发展有着很大的拉力。在中心城市的推力和郊区的拉力的共同作用下，美国社会的中层和上层开始向中心城市周边的郊区迁移，从而开始了历经几十年的郊区城市化过程。

1.城市交通向郊区延伸是郊区城市化的重要前提

交通系统的发展对郊区城市化具有决定的意义。1956年，为促进交通系统的发展，美国国会通过了《州际高速公路法案》，以设立高速公路信托基金的方式来支持高速公路的建设。汽车、石油、橡胶、玻璃、钢铁和水泥等相关的产业也得到了发展。与此同时，有关部门在全国规划建设了超过4万英里的州际和地方高速公路，其中超过5000英里的公路都建在都市区中。联邦高速公路计划开辟了一条通向低密度、多中心的都市区的道路，使人口、产业和居住地重新分布。随着高速公路的建设，中心城市的中产阶层不再局限在市区，可以到更远的郊区买房；各类商业、制造业和房地产业也发现了郊区发展的广阔空间和潜力，人们不再把自己与有轨电车线路和铁路的区位捆在一起，纷纷向郊区迁移。自1930年代以来逐步进入到“汽车时代”。1900年，平均每9511人才拥有一部汽车，而到了1930年，每5.3人就拥有一部汽车，此后逐步提高到并且稳定在平均每2人就拥有一部汽车。美国人愿意在交通方面花钱，如1997年平均每个美国家庭的年收入为39926美元，交通费用的平均支出为6457美元，占总收入的16%。私人交通为6064美元，其中购买汽车2736美元、汽油1098美元、其他的交通支出2230美元；公共交通支出为393美元，其中飞机费用为249美元，其他公共交通费用为56美元，税收为17美元。在整体的交通环境改善后，人们更容易进入郊区，为郊区城市化创造了极为重要的前提条件；交通网络还决定了郊区城镇的空间布局的框架。

2.社会经济的发展是促进郊区城市化的重要因素

随着收入的提高和都市区交通环境的改善，居民有条件追求更好的生活环境。一般而言美国中心城市环境脏、噪声大、犯罪率高、贫困人口多、问题家庭多、房子拥挤质量差、选择房子限制多，因此，舒适的环境往往在中心城市之外。为追求舒适的生活环境，人们愿意舍弃中心城市而到较远的郊区生活。郊区城市化与美国社会文化的价值观念也有一定的关系。1950年代，人们对家庭生活比较向往，已婚妇女大多愿意作家庭主妇，形成了美国少有的高出生率时代。1957年，出生率达到3.77%，多子女家庭增多，家庭规模变大，大家庭需要大的房子，房子成为“美国梦”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由此产生了对房子的巨大需求。杰斐逊式的民主培养了人们的强烈的乡村意识。郊区生活被描绘为美国理想的生活方式，到小镇居住是人们的生活理想之一。而人们对中心城市却有着更多的负面的认识。有人将中心城市比喻成“必要的魔鬼”。

推动郊区城市化的力量还包括其他一些文化价值的理念：如美国人对新事物的爱好，期望接近自然，自由迁徙，自由竞争等。美国人口流动频繁，据1990年的人口调查，接近50%的人口表示在过去5年里搬过新家。在自由市场经济竞争中，厂商和居民都会选择对自己更为有利的环境生产和生活。这是市场经济规律作用的必然结果。

3.政策因素的影响促进了郊区城市化

这些政策的本来意图不是为了郊区的城市化，而执行的结果却成为郊区城市化的催化剂。主要包括房屋政策、国防生产的政策、高速公路建设的政策等。由联邦房屋管理局(FHA)和退伍军人管理局(VA)提出的房屋政策，使中产阶级和老兵更容易购买到住房。如第二次世界大战后的抵押贷款保险政策、抵押贷款利息支付的联邦税收抵扣政策、减少定金和延长贷款偿付期限的政策等，既保证了信贷者贷款的安全，又为中高收入者购买住房(特别是新的住房)提供了十分优惠的条件。这些政策之所以会促进郊区化，是因为贷款保险项目本身使购买者更容易购买新的住房，且该项目特别倾向于资助购买单家独院的房子。这种房子主要在郊区，因此购买的新房主要在郊区，由此推动了郊区城市化的进程。受房屋政策的影响，拥有住房的美国人从1940年的43.6%增加到2000年的65.5%，大多数人的“美国梦”实现了。罗斯福新政以来的新经济政策的公共房屋计划，却使穷人和少数民族后裔更加集中在中心城市中。这也成为中高收入者往外搬迁的一个因素。另外，国防政策也是促进郊区城市化的重要因素之一，美国战时生产委员会(WPB)把大量的战时生产项目布局在郊区和“阳光地带”，也是推动郊区城市化的一个因素。

4.人口的外迁是郊区城市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郊区城市化使得人口分布发生了重大转变。在社会经济发展因素和各种政策的推动下，1920年代美国就开始了中心城市人口的外迁过程，直到1950年代以来才成为大规模的现象。1950年美国郊区人口为402.3万人，2000年达到1401.5万人；相应的郊区人口的比重，由1950年的26.7%增加到2000年的49。8%。从中心城市、郊区和非都市区人口变化的过程来看，人口的增量主要分布在郊区。从1950年到2000年，人口增加了1300.9万人，其中约有77%住在郊区。

郊区城市化的结果是，一些老城市人口流失严重。据统计，自1950年以来，底特律市减少了将近50%的人口。从1980到1990年间，许多城市的人口规模变小了，如匹茨堡市(Pittsburgh)减少了12.8%，圣路易斯市(SLLouis)减少了12.4%，克里夫兰市(Cleveland)减少了11.9%，新奥尔良市(New Orleans)减少了10.9%，布法兰市(Buffalo)减少了8.3%，芝加哥市(Chicago)减少了7.4%，亚特兰大市(AtLanta)减少了7.3%。

5.制造业和零售业的郊区布局和就业机会的郊区化

部分产业的郊区布局是郊区逐步成为独立的城镇的关键。郊区从最初的“卧城”过渡到相对独立的社区，进一步发展成为完全独立的区域单位——城镇。在这个过程中，产业的迁移起到了关键性的稳定作用。郊区相对于中心城市，在区位上具有容易取得工厂扩展和相关的附属配套设施的空间(如装卸空间，仓库空间，工人、供应商和客户停车场所等)，劳动力素质相对高，还有建设上的限制较少等优势。生产技术的改变也是制造业往郊外迁移的一个重要因素。由于生产的专业化，生产技术投入的产出增加，工厂有足够的利润来支付迁移成本。这为生产企业在郊区建立新的专业化工厂提供了经济保障；加上通讯和生产管理条件的改变，增加了制造业的郊区迁移的可能性，有时甚至出现明显的非城市的区位指向。在郊区，比较集中的产业主要包括：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以及一些与制造业相配套的产业。随着产业迁移，就业机会在郊区出现。对许多人来说，容易取得就业机会是他们进行区位选择的决定性因素。当然，很难判断是人口迁移导致产业与就业机会的迁移，还是产业与就业机会的迁移造成人口的迁移，但相互影响的结论是肯定的。

二　美国郊区城市化所带来的区域问题

郊区城市化对区域经济、社会和文化产生的深刻的影响是一把“双刃剑”。一方面，郊区城市化缓解了老的中心城市过分拥挤、环境恶化、基础设施落后和发展空间不足的压力，另一方面，又衍生了新的经济社会问题。

1.导致了城市的过分蔓延

郊区城市化是一种土地利用上更为粗放的过程。由于城市里私人的住房主要是单家独院的房子，层数不多还有较大的空间，公寓式的住房并不多见。大多数中心城市的容积率并不是很高，因此对土地的利用粗放，容易造成城市土地利用上的蔓延。虽然美国人自己对城市的蔓延有不同的认识，有的甚至认为不存在蔓延的问题。但是，郊区城市化所带来的土地利用的粗放化是不争的事实。

2.引发了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矛盾

在郊区城市化过程中，不但郊区的增长较中心城市快，而且中心城市处于衰退过程中。中心城市的衰退与郊区的快速增长形成鲜明的对比，两者呈反向发展。郊区的发展吸引了中心城市的资源，使中心城市的发展缺乏新的补充资源。中心城市和郊区的矛盾还表现在：第一，中心城市给郊区居民提供了公共服务，而郊区居民却没有义务向中心城市纳税；中心城市的公共服务包括了教育、交通、行政管理、基础设施的建设等，受益的还包括郊区人口；郊区人口却没有向中心城市缴纳税收，这就增加了中心城市额外的财政负担。第二，中心城市税基流失到郊区。在中心城市，纳税能力强的中高收入阶层多数迁到郊区，留下的都是城市的低收入阶层的人口，他们不仅纳税能力有限，有一部分人还需要政府的救济。制造业的大量迁移也是中心城市税基损失的重要原因。第三，中心城市在地域上被郊区包围着，发展空间狭窄。许多中心城市还存在规模不经济的问题，宏观经济条件变化在许多情况下对中心城市的影响都是不利的，如在经济萧条时期，中心城市的工厂可能会因为运行成本高和工厂的老化而使经济活动比郊区减少得更多；在经济恢复时期，工厂生产和就业增长同样会趋向于成本较低的郊区。

3.中心城市产业结构单一化

中心城市与郊区在产业上存在着一定的相互消长的关系，郊区投资的增加往往意味着中心城市投资的减少。中心城市与郊区的产业分工关系基本遵循了区域分工的比较优势原则。郊区在制造业、房地产业、批发、零售业等产业方面的优势使中心城市逐步放弃了这些产业；而随着郊区城市功能的完善以及大规模的工业为了寻找廉价的土地和劳动力搬迁到郊区，各种产业发展得越来越齐全，郊区最终脱离了中心城市。相应的中心城市的工业就业率和消费服务的就业率就下降了。中心城市逐步从工业生产的中心转变为特殊的商业、专业部门和社会服务的中心，尤其转变为向政府和专业部门服务的中心，产业结构的单一化比较明显。许多中心城市已经成为以公司和政府办公设施的综合体为核心，辅之以银行、贸易中心、宾馆、餐馆、百货商店和相关的商业及私人服务的后工业化城市。

4.社会阶层的区域分离

郊区化过程中，迁往郊区的只是中上阶层的人们，留下来的是穷人。他们集中居住在内城的街区里，造成社会阶层的区域分离。这种社会阶层分离和经济地位的差距在不断强化，其主要原因是中心城市和郊区的就业机会的空间不均等。主要表现在：一方面，中心城市以服务业为主，其中很大部分是高级的服务业，需要较高的劳动技能，而中心城市中人口的文化素质和专业技能水平相对较低，有些人甚至是文盲，这就使这部分人很难在中心城市找到工作；另一方面，那些对劳动力素质要求不高的产业(主要是制造业)又主要在郊区，许多买不起私家车而依赖公共交通的城市穷人难以进入郊区工作。例如在底特律市(Detroit)，大约40%的中心城市人口没有汽车，而大部分的工作都在郊区，这就给中心城市人口的就业带来很大的困难。就业机会的空间不均等造成了族群的社会分离。影响是广泛而深刻的，导致了中心城市与郊区在教育、文化、阶层矛盾、社会保障、城市基础设施、社会负担、环境保护和城市管理等方面形成了明显的区域差异。中心城市在教育、就业、社会治安、环境卫生和社会保障等方面的困难与问题非常突出。虽然一些中心城市现在出现了中产阶层，缓解了矛盾，但根本的问题没有得到解决。

三农问题

自1982年到1986年的五个一号文件，拆除了阻碍农村生产力发展的公社体制和高度计划、垄断的经济制度，连续

地把农民从人民公社的体制中解放出来（离社不离土──分田单干），从土地上解放出来（离土不离乡──乡村非农经营），从乡村社会解放出来（离土又离乡──进城发展）。这样的过程在解放农民生产力的同时，向农民开放发展空间和改善发展环境。农民在这一过程中，释放出巨大的生产力，解放了粮食短缺的难题，解决了城市发展资源不足的难题，同时，缓和了农村人多地少的矛盾，适当地提高了农民收入，改善了农业耕作的天时条件与人和环境，在一定程度上化解了架在统治者头上的“三农”之痛。

在斐然成绩的背后，凸现了新的令人头痛的问题，自1991年以来，农村居民人均收入增长缓慢，人均收入由800元到2000元，增长1.5倍，为成绩喜庆时，发现了问题同样存在：城镇居民人均收入由1600元到8000元，增长近4倍，由此可见城市差距并未缩小，而是在迅速扩大，这种迹象有悖于“共同富裕”的初衷。更有甚者，在城市居民收入逐年大增时，农民可支配收入自96年以来，出现了“蜗牛”式的爬行增长，个别地区甚至还出现了零增长和负增长状况。岌岌！

现代中国社会的基本矛盾是城乡居民之间的二元经济社会结构矛盾，城乡差距已成为中国发展面临的一大挑战，也是进一步发展生产力和促进社会进步的最大的体制性障碍。中国存在着城市人口比例过低的尖刻问题，为经济的发展埋下安全隐犯。这时，提高城市化水平不得不回到一个重要热点上。农民工“市民化”、城市与农业产业互动是当代政府必须解决的重要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