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日本首相（1941年－1944年），二战甲级战犯，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罪犯之一。东条英机是昭和天皇的手下，因独断专行、凶狠残暴，在关东军中有“剃刀将军”之称。1948年11月12日，东条英机被远东国际军事法庭以犯有发动战争、侵略别国、反人道罪等罪行判处死刑；12月23日被执行绞刑。东条英机是第二次世界大战中，与希特勒、墨索里尼齐名的三大法西斯头目之一，是日本军国主义侵略亚洲、侵略中国的首要战争罪犯之一，造成数以千万计的生灵涂炭。

人物简介

东条英机(东条英机/とうじょう ひできTōjō Hideki，1884年12月30日-1948年12月23日)，日本军国主义的代表人物，第四十任日本首相(1941年-1944年)，二战甲级战犯，侵略中国和发动太平洋战争的重要罪犯之一。 东条英机是昭和天皇最忠诚和最愚鲁的手下，长于行动，短于思考，在关东军因独断专行、凶狠残暴有“剃刀将军”之称。

家庭环境

东条英机1884年12月30日（明治17年）出生于岩手县的一个武士家庭。在其出生后不久，便举家迁往东京。其父东条英教中将是日本陆军大学第一期首席毕业生，德国梅克尔少校的得意门生。参加过甲午战争和日俄战争，着有兵法《战术麓之尘》。东条英机是家中的长子，但事实上，他是东条英教与妻子德永千岁所生的第三个儿子，前面所生的两个孩子都因为生病而夭折了，东条英机这样才成了家中长子。

东条英机的名字是祖父东条英俊取的，其中“英”字是按东条家谱排下来的，“英机”在日语读音中是特殊的前训读后音读的念法，据说这样取名，能驱灾避祸，使孩子健康成长。

少年时期

东条英机出生在一个军人世家，受家庭氛围熏陶，他很早就渴望当

一个军人，能为天皇效忠。少年时代的东条英机曾先后就读过东京四谷小学、学习院小学部、城北中学、东京陆军地方幼年学校和陆军中央幼年学校。东条英教为了培养儿子的武士道精神，专门请人教东条英机学习“神刀流剑舞”。虽然东条英机对念书不用功，但对这种剑舞却很热衷，练习得很刻苦，进步很快。

练了一些武术之后的东条英机更把学习抛到脑后，常在外边打架，有“打架王”的绰号。如果打输了，东条英机也倔强地不肯认输。他小学院时期的老校长深井鉴一郎回忆起当时的东条英机时曾说：“东条英机是个喜欢打架惹事的家伙“。要论成绩，是排不到前一二名的，可是论顽强和不服输，那确实是属第一的。”

1899年9月（明治32年），东条英机进入东京地方陆军幼年学校学习。他是该校第三期的学生，另一个侵华大战犯土肥原贤二是他的同学。进入军校，东条英机以父亲为榜样，渴望成为“效忠于天皇的合格军官”，为日本“征战建立功勋”。他身材短小、行动敏捷，打架很厉害，但学习成绩还是不好。

不过，在东条英机升入二年级时，却突然开始拼命用功学习了。这个意外的转变，据说是因为有一天，他一个人跟好几个同学打架，自然被别人群起而攻之，打得遍体鳞伤。经过这次的惨败，他想：“力气再大，只能对付一个敌人，要战胜众敌，还得靠学问。”于是，他像换了个人似的，开始奋发用功起来。

在陆幼学习三年之后，1902年9月（明治35年），19岁的东条英机进入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学习。由于当时正值八国联军侵略中国，清政府被迫签订《辛丑条约》，进一步刺激了日本军国主义对外扩张的野心。东条英机在学习期间，就感受到日本国内对侵略中国得逞的“狂喜”。

日俄战争爆发前后，日本国内更是举国动员，日本政府积极加紧扩军备战，军界则猖狂叫嚣，对俄“复仇”，准备与沙俄大战一场。培养军官的各级军事学校，为侵略战争服务，相应地实施“战时教育方针”，一面缩短了学制并加紧教育和训练，一面极力向学员灌输军国主义侵略思想。

初次出阵

1904年的日俄战争，对日本军国主义政府而言是“命悬一线”的关键一战。东条英机由陆军中央幼年学校升入陆军士官学校。东条英机经常和一群志同道合的同学，到士官学校后面的市谷台高谈阔论，东条英机经常跳出来向大家展示他那套并不十分专业的“神刀流剑舞”。众人的阵阵喝彩使东条英机忘乎了所以，极度的亢奋使他完全陷入对未来的狂想而不能自拔。

毕业前夕

毕业前夕，300多名身穿陆军少尉军服、腰佩长剑的第17期陆军士官生来到了日本皇宫，接受走上战场前的最后一次军国主义灌输。在振天府前，这些要为军国主义效忠的年轻军官们发誓要为天皇而死。

同学中一个名叫安井的一席话道出了东条英机的心声：“参观了振天府，世上已再没有什么可留恋的了，做天皇陛下的御盾，在满洲的土地上粉身碎骨也心甘。”在毕业分配上，先被分到陆军第3师团的东条英机被“幸运”地临时抽调到了新编第15师团。这是一支即将开赴日俄战争前线的部队。然而，东条英机盼望已久的这一“机会”却来得太迟了。

1905年4月，日俄战争已胜负分明，日军在夺取了奉天会战的胜利后，俄国已成强弩之末。从日俄战场返回日本后，东条英机重又回到陆军第3师团。

1915年，东条英机从日本陆军大学第27期毕业时，已经31岁，距离他走出陆军士官学校整整10年。

欧洲之行

毕业后，作为精英分子的一部分，东条进入了陆军省实习，接着外放任日本驻德国大使馆武官，正好碰上裕仁皇太子游历欧洲，接见驻欧洲各地日本武官，在闲院宫载仁亲王等皇族前辈名将的引见下，以永田铁山为首的青年军官向皇太子宣誓效忠，发誓铲除军内长州阀元老势力，清除政党势力对皇权的干涉。随后巴登巴登三羽乌（永田铁山，小畑敏四郎和冈村宁次）拟定了计划大纲。

作为在巴登巴登的第四个人，东条英机当时负责在门外放哨。1921年夏天，他到德国游览，这是他一生中唯一一次长时间接触非亚洲环境，年底在参观完华盛顿会议后，他匆忙的乘火车穿越美国，返回日本，他对德国的印象比对美国深，这可能是因为他懂德语而不懂英语的缘故。

沉浮之间

回国后东条又先后当过陆军大学的教官、陆军省军务局参谋等职，在军队中秘密发展横向联络。

1929年8月任步兵第1联队联队长，

1931年8月任参谋本部整备局动员课大佐课长，“九·一八”事变时，日本各政党对军部所持放任态度不满，东条英机马上对政党发表的不利于军部的言行进行了“调查”，指控这是“挑拨军民关系”。

1933年3月，东条英机被任命为陆军少将，同年11月任军事调查部部长。而当时的军务局长正是永田铁山。

作为东条英机的学长，他以其对日本社会的洞察力，曾说过的一句影响东条一生的话：“东条是将来肩负日本陆军的人物。”当时，在日本陆军，永田铁山以其聪慧被誉为军中第一大脑，而且政治能力很强，是统制派公认的老大，是众所周知的“肩负着日本陆军未来的重头人物”，能对东条这个报名三次才考上陆大的平凡人物作出如此高的评价，足以使东条英机感激终生。

然而，永田铁山却并没有成为对东条英机后来的平步青云起决定性作用的人物。对于东条英机其人，日本陆军内部对其的看法可谓毁誉参半。

以永田铁山为代表的一类人对其行动能力极为看重，但同时更有相当一部分人对其思想能力提出过质疑，其中最具代表性的人物便是被誉为日本第一军事家的石原莞尔。在石原莞尔的眼中，东条英机不仅无德无能，甚至连相貌都令他不能忍受。在背地里，石原说东条的坏话可谓司空见惯，什么东条只能保管十挺机枪，超过十挺就无能为力了。

1934年3月，东条英机在军事调查部长的位置只坐了四个月，便被调到陆军士官学校，随后又先后任职于步兵第24旅团和第12师团司令部。几经异动后，东条英机最终只落了个闲职，特别是到了第12师团司令部后，他已经到了无人关心其上不上班的地步，甚至连办公桌都未给他安排。

1935年9月，陆军部人事局长后宫淳，东条英机在陆军幼年学校时代的校友力荐东条出任关东军宪兵司令官，而东条英机正是以此为跳板开始了他向日本法西斯最高权力中心的冲击。

关东军宪兵司令官，尽管并不是什么举

足轻重的角色，但对于东条英机来说无疑是很重要的。51岁的年龄，对东条英机也对自己发出了警告，他必须让陆军高层注意到他的存在，让天皇知道陆军还有一个名叫东条英机的“实干家”。后来有个评论家说道：“被踢出东京到关东军，对东条来说，就像一个人掉进阴沟而捡到一块金表一样。

”日本以武力强占我东北后，为了实现对伪满洲国的所谓一元化统治，于1932年便出台了所谓的《八八》决议，随后又于1934年将日本驻伪满洲国的机构进行重新整顿。

自此时起，关东军实际上掌控了伪满的政治、军事、外交以及经济大权，关东军司令官也就成了太上皇。东条英机所任宪兵司令官一职，按照规定同时兼任日本驻满行政事务局长的要职。东条英机到任后，首先做的第一件事就是扶植自己的党羽。在此之前，关东军宪兵队仅仅是一个编制仅200人左右的队伍。

这点微不足道的力量，当然无法满足东条英机的需要。于是他迅速从日本本土、台湾以及朝鲜等地调集了一批得力干将，并为他们在宪兵队里安排要职，在短时间内培植了对其忠心耿耿的亲信。在不到一年的时间内，关东军宪兵队便猛增到1000多人，并在东北各地下设了宪兵队、分队和派出所，编织了一张由他所控制的势力网。

与此同时，东条英机还通过实施警宪统一，既扩大了宪兵队的实力范围，又解决了多年的棘手问题。在当时的伪满洲国，实际上存在着三个系统的警察组织，即伪满民政部的警察、日本领事馆的警察和关东厅的警察。围绕着废除治外法权的问题，持反对观点的关东厅警察和持促进观点的领事馆警察之间针锋相对，互不相让。面对这一局面，东条英机不容分说，断然决定将两部分警察统一置于宪兵司令部的指挥之下。

东条英机的这一“剃刀”作风，使得关东军内部许多对他持怀疑态度的人受到强烈的震动，他也通过此举大大提高了在关东军中的“威望”。为进一步树立威信，加强对宪兵队的控制，东条英机还向全体宪兵队员发出“要忠于职守”的训示，同时还特意将自己的肖像贴在印刷的训示上。一时间，东条英机的肖像贴遍了伪满宪兵各分驻所的墙壁。

对苏挑衅

“七·七事变”爆发之前，日本国内政局不稳定。1937年（昭和12年）5月31日，由于林内阁机遇组成一个包括以均布为中心的右翼势力在内的新党，从而刺激了各位重臣，引发了原有政党的反抗，导致了林内阁的总辞职。

1938年（昭和13年）5月26日，军部电令东条英机中奖自中国东北飞回东京羽田机场。5月30日正式任命东条英机担任陆军次官。

在担任陆军部次官时期内，东条英机即喧嚣，要确定“对苏、支（中国）两国同时正面作战”。实际上在他任职关东军期间，就已充分地考虑过对苏联、中国同时进行正面作战所需的物资、精神准备问题。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时30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东条英机发表了聚成当时是极具所谓爆炸性的演说。

东条英机认为，要建立真正意义上的与德国紧密联系在一起的反苏军事同盟，就必须以实际行动对苏进行武力恫吓，迫使苏联放弃对中国抗日力量的支持。中国与蒙古人民共和国地域接触面广，苏联可通过蒙古就近职员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华北抗日斗争。为此，东条英机决定，在中国东北的西部中蒙边境制造诺蒙坎事件，发起了对苏联的更大规模的一次武装挑衅。

步步侵华

1937年，日本蓄意挑起卢沟桥事变后，在军部中央形成了强硬派与谨慎派两大派别，

前者以陆军大臣杉山元、军事课长田中新一及参谋本部第3课课长武藤章等为代表，后者则以参谋本部第1部部长石原莞尔、陆军省军务课长柴山兼四郎等为代表。两派对时局的分析迥异。强硬派认为，中国已是不堪一击，只要日本一出兵，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其征服，正是最好的时机。

而谨慎派则坚持认为，时机尚不成熟，由于日本须全力准备对苏作战，如贸然发起对中国的大举进攻，有可能泥足深陷，这样不仅不会取得良好的作战效果，同时也有可能使对苏作战处于被动地位。

在两派的论战中，一开始是谨慎派略占上风。但是，由于当时的近卫文麿内阁在大政方针上摇摆不定，因此军部很难达成协调一致。在近卫看来，两派的说法都有道理，他既想接受陆军内部的强硬论，趁势向华北增派兵力，又不想扩大事态，希望通过和平交涉解决问题。

就近卫的本意来看，他的如意算盘是既想伺机进攻中国，又不想使事态过分扩大，更不愿因此而影响到对苏作战，最好是鱼和熊掌能够兼得。武藤章及陆军省军事课长田中新一等中坚军官正是看透了近卫的这一心理，遂反复向其灌输主战理由，声称进攻中国不仅不会使事态扩大，相反还会有利于日本巩固在满蒙的权益，从而使日本更能够全身心地投入到对苏作战当中去。

察哈尔作战计划从8月份正式执行。这次的作战计划由关东军作战参谋绫部桔树制订，东条英机亲自带领察哈尔兵团执行。由于东条英机担任指挥，所以这个兵团也被叫做“东条兵团”。该兵团是关东军本多旅团、筱原旅团、酒井旅团和堤支队分别抽出部分兵力组成的混成旅团。

8月19日，东条英机在张北设立了混成旅团司令部，便于临近指挥。东条英机采取惯用的“闪电战术”，沿平绥线依次进攻南口、居庸关、怀来和张家口等军事要地。这一地区的中国国民党军队约3万余人，而东条兵团则只有几千人。但由于中国国民党军队抵抗决心不足、守备虚弱。日军凭恃机械化武器装备疯狂进攻，中国国民党军队不得不节节退却。8月22日，张北守军国民党军刘汝明部被击溃。

29日，张家口失守。张家口的失守，使得在南口一线抗击日军的中国国民党军队汤恩伯部面临着腹背受敌的危险。于是，只得收缩防线，随着张家口和南口阻击战的失败，察南地区再无屏障，日军轻轻松松地将察哈尔全省纳入其控制之下。

1938年5月，鼓吹三个月结束中国事变的陆相杉山元被赶出中央，由板垣征四郎取而代之，东条英机也取代梅津美治郎担任陆军次官。

1938年11月初，近卫文麿首相提出了“建设东亚新秩序”的口号，这实际就是日军独霸东亚的宣言。升任陆军省次官的东条英机“废寝忘食”地为日本对外侵略出谋划策，甚至连假日都不肯休息。随着日本侵略中国的战局进入相持阶段。此时大本营的高层就结盟问题发生了分歧。

在7月份召开的五相会议上，陆相板垣力主与德国保持步调一致，缔结德意日三国同盟，而海相米内光政和外相则反对。两派斗的天昏地暗，此后不久，关东军在张鼓峰挑衅苏联，结果大败，昭和天皇大怒之下，将陆军大臣板垣征四郎骂得狗血喷头。然而，天皇真是骂错了人。事实上，更加顽固主张要“对苏支两国同时正面作战”的却是陆军次官东条英机（当时普遍认为石原莞尔和东条英机是板垣征四郎的左右手），而这一念头，东条英机早在关东军时期就已经开始酝酿了。

他心中的想法是，若想彻底解决中国问题，实现日本长期霸占中国的野心，就必须先扫清道路。而苏联正是日本的心腹之患，它使日本无法全身心地投入到中国战场，同时又会对中国提供强有力的支援。因此，两线作战是即便“明知不可为也必须为之”的选择。东条英机的野心真是昭然若揭。

1938年11月28日上午9点30分，在军人会馆召开的“陆军管理事业主恳谈会”上他大放厥词，宣称日本要“对苏、中两国同时作战，同时也准备同英、美、法开战”。此言一出，立即引起日本国内巨大震动。

不仅对日本经济界产生了强烈冲击，致使东京的股票市场狂泻，同时也令战争狂人云集的军部感到无法接受，纷纷指责其过于“轻率”。陆相板垣征四郎声称东条英机目的只是想鼓励日本军需生产，这只是一种宣传的手段而已。压力之下，这个上任刚刚半年的陆军次官只好灰溜溜地下了台，改任航空总监去了。

但东条英机的野心并未因此而有半点收敛。1939年5月，诺门坎战役爆发，又见东条英机上蹿下跳。在此次战役中，苏联红军和日军都动用了大批现代化武器装备，特别是飞机、坦克和装甲车。然而，战役的结果却让东条英机颜面全无：在苏联红军的强大攻势下，日军再次遭到重创，参战的主力部队第23师团几乎全军复没，关东军出动的兵力，死伤近1/3，重武器损失高达87%。就此，关东军妄图北进的野心只得放弃。但东条英机却并不吃亏，他将此役中陆军航空兵的战绩无限夸大，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

1939年8月，希特勒为了专心征服欧洲大陆而与斯大林秘密签订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苏德的“友好”加之苏联红军的威力，日本不得不暂时放弃了“北进”的野心。

1940年7月17日，经历了平沼骐一郎、阿部信行、米内光政几任走马灯似的内阁更迭之后，近卫文麿再次出山组阁。在近卫的这次组阁中，强硬派军国主义分子东条英机被起用为陆相。

开战先锋

1940年7月19日，近卫召集陆相东条、外相松冈洋右等，确立了新内阁执政方针，包括：强化日、德、意三国轴心；日、苏缔结互不侵犯条约；要将“东亚新秩序”扩展到英、法、葡、荷在东南亚的殖民地，即准备“南进”；尽全力排除美国的实力干涉。

27日，大本营与政府联席会议通过了军部的《适应世界形势演变处理时局纲要》，该纲要规定，“关于对南方的施策，应利用形势的转变，抓住良机努力推进之”；“如果内外形势的发展特别有利，也可以使用武力”。

29日，日本迫使法国维希政府驻印度支那殖民当局签订了《日法共同防卫印度支那协定》。

日本入侵法属印度支那南部，展开“南进”第一步，这极大地损害了英、美等国在东南亚的既得利益，美国开始向日本施压，冻结日方在美资产和要求日本放弃对中国和太平洋领土的野心。

而日本暂时不想与美国起正面冲突，并且由于深陷中国战场，不敢贸然起事，因而选择了与美国进行谈判。但实际上，“谈判”只是像东条这样狂热鼓吹“南进”扩大侵略的好战分子们拖延时局、进行备战的幌子而已。谈判桌上的日方根本没有“诚意”，他们要求美国承认“满洲国”，同意日本可以从东南亚获取资源。双方各不相让，矛盾分歧越来越大。

8月1日，外相松冈洋右公开宣称“我们当前外交政策的直接宗旨是，根据皇道的崇高精神，建设以日、“满”、华集团为链环之一的‘大东亚共荣圈’”。此时日本的侵略野心已不局限于中国，而是要建立一个更大范围的所谓的“大东亚共荣圈”了。

1940年9月27日，德、意、日法西斯三国同盟条约在柏林签订。

为了配合不断升级的侵略战争，日本政府极力在国内煽动战争狂热。首相近卫文组织起“大政翼赞运动”，而陆相东条英机则大肆鼓吹武士道

精神。

1941年初，东条英机以陆相身份签发了《战阵训》，鼓吹全军和全体“皇国臣民”应向天皇效忠，每个人都要有“献身奉公”的精神，以实现“大东亚新秩序”。

1941年6月22日，德国偷袭苏联，苏德战争全面爆发。与美谈判不成的日本决定发动太平洋战争。

7月2日，东条英机参加御前会议，在其鼓动之下，最终商讨确定了《适应形势变化的帝国国策纲要》，准备为“南进”不惜与英美开战。因为东条英机认为“在中国驻军对陆军是生死攸关的问题”，绝对“不能妥协”；“如果完全屈从于美国的主张，中国事变的成果就将毁于一旦，满洲也将难保，朝鲜的统治也将陷于危机”。

此时，首相近卫文麿仍没有勇气直接与美国冲突，而要求陆相东条对重大决策应“谨慎”行事。东条英机则颇为不屑地说：“有些时候，我们也要有勇气去做点非凡的事情——像从清水寺的平台上往下跳一样，两眼一闭就行了。”东条英机还叫嚣：“关于撤军，我半点让步也不做!”如果撤军就意味着“美国把日本打败了——这是日本帝国历史上的耻辱”。

近卫文麿这个贵族临阵退缩，于1941年10月16日宣布内阁总辞职。近卫内阁总辞职的第二天，经重臣会议提名东条组阁获得通过。选中他不是因为他孚重望（他是不孚重望的），或者他是个侵略主义者（他是个侵略主义者），而是他对军事纪律具有献身精神，人们认为他在危难时机能控制鲁莽的军队，并且忠于皇室，精力充沛。

1941年11月17日下午，天皇召见东条英机，晋升其为大将，诰命他以现役军官身份担任首相出面组阁，并身兼陆相。这使他的地位比前几任巩固的多，当时处在战争边缘的日本需要一个趟地雷的傻瓜作招牌，日本人选择了东条英机，东条也自觉的踏上了这一步。

1941年11月18日，东条内阁正式成立，这是一个发动战争的集权“内阁”，东条英机一人身兼陆相、内相，以后又兼任文部相、商工相、军需相等职，集各种大权于一身。在就职声明中，这个战争狂人叫嚣“完成支那事变，确立‘大东亚共荣圈’”是帝国之国策，要在“皇威之下，举国一致，为完成圣业而迈进”。

急转直下

日本1942年已被战争耗空的国家内部的形势变化也使东条英机处于政治破产边缘。刚上台时，东条英机身兼首相、陆相和内相三职，集军政大权于一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