乌孙国是西汉时由游牧民族乌孙在西域建立的一个行国，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立国君主是猎骄靡。前苏联学者认为乌孙文化是塞人（Saka，塞人即萨迦或塞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称塞──乌孙文化，乌孙文化时期是前300年－300年。亦有其他外国学者进行考古研究时为塞克文化及乌孙文化定下时限（Saka/Wusunperiod，前600-400）。

简介

乌孙国是西汉时由游牧民族乌孙在西域建立的一个行国，位于巴尔喀什湖东南、伊犁河流域，立国君主是猎骄靡。前苏联学者认为乌孙文化是塞人（Saka，塞人即萨迦或塞克）文化的继承和发展，并称塞──乌孙文化，乌孙文化时期是前300年－300年。亦有其他外国学者进行考古研究时为塞克文化及乌孙文化定下时限（Saka/Wusunperiod，前600-400）。

有来自中国新疆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学者推断在先秦时期乌孙自号“昆”，是一个古老的西戎部落，操突厥语，春秋战国时代与月氏游牧于河西走廊。首领称为“昆莫”或“昆弥”。西汉文帝时，被匈奴击溃的月氏攻击乌孙的牧地，乌孙族大败，昆莫难兜靡被杀害。

匈奴冒顿单于收留乌孙余部，孙儿军臣单于约于前113年指派猎骄靡率领乌孙远征伊犁河、楚河流域的大月氏，乌孙军大获全胜，随后猎骄靡在那里建立了一个国家，以族名命名为乌孙国。匈奴通过乌孙间接控制了从伊犁河流域西抵伊朗高原的交通线。虽然军臣单于死后，乌孙国便“不肯复事匈奴”，但是很长时间内一直羁属匈奴。乌孙国曾经是西域最强大的国家，后来与西汉建交，西汉宣帝时分裂为二，5世纪为柔然所灭。

历史

西汉以前

乌孙这个部落不是西迁伊犁河流域才建立自己的国家，《史记•大宛列传第六十三》：“臣（张骞）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之父，匈奴西边小国也。”，《汉书•张骞李广利传》：“天子数问骞大夏之属。骞既失侯，因曰：『臣居匈奴中，闻乌孙王号昆莫。昆莫父难兜靡本与大月氏俱在祁连、焞煌间，小国也。』”，反映乌孙族早在西汉以前已在河西走廊建国。春秋战国以前乌孙曾在现今宁夏固原一带游牧，其后他们才逐渐迁徒到河西地区。

有中国学者认为当时乌孙在河西走廊的国家不是历史意义上的乌孙国，推断先秦时乌孙族自号“昆”，是一个西戎部落，先秦典籍称“昆”为“昆戎”、“绲戎”、“混夷”，例如《孟子•梁惠王章》：“惟仁者能以大事小,是故汤（商汤）事葛,文王（周文王）事混夷（昆人）。”。“乌孙”这个名称最早要在西汉的《史记》才出现。

后来月氏攻击乌孙，乌孙族大败，昆莫难兜靡被杀害。《乌孙研究》提及虽然大多学者相信汉书所载月氏杀害乌孙昆莫难兜靡，但是有关事件有可疑之处，有需要进行深入的论证。

传说难兜靡被杀时，猎骄靡还在襁褓中，被遗弃荒野。乌鸦找肉喂养猎骄靡，狼又为他哺乳。匈奴冒顿单于感到奇怪，认为猎骄靡是神，于是决定养育他。难兜靡之子猎骄靡长大后“自请单于报父怨”，并得到匈奴单于的帮助，赶走伊犁河流域的月氏，约在西汉文帝后元三年至后元四年（前161年-前160年）举族西迁至那里复国。不过，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对血族复仇（vendetta）是乌孙攻击月氏的原因感到怀疑。

他认为复仇这个原因可能是子虚乌有，只是《汉书》作者为了加强戏剧效果而添加的情节。再者，乌孙族内本来就包含塞人（Saka）及月氏。乌孙西迁伊犁河下游后，相信猎骄靡得知匈奴单于占用族人原本在河西走廊的牧地，并且设王分治，以自己的族名“昆”命名为“昆邪王”（史书又称“浑邪王”）。匈奴单于的做法触犯“昆”的名讳，于是猎骄靡改用“乌孙”为部族的名称。

尽管学者一般相信乌孙在河西走廊居住过，日本汉学家松田寿男曾经提出乌孙的原居地不在河西走廊，而是在位于博格达山北麓。他说正如另一位日本汉学家加藤繁指出，《史记》并没有记载乌孙曾经在河西走廊居住过，《汉书》则有记载，却只不过是《汉书》的编者误解《史记•大宛列传》的内容而导致。

加藤繁称倘若《史记》和《汉书》的内容自相矛盾，应该以前者为准。松田寿男指杜佑的《通典•州郡典》载：“庭州（金满县，今乌鲁木齐以东，昌吉回族自治州吉木萨尔县）在流沙之西北，前汉乌孙之旧壤，后汉车师后王之地，历代为胡虏所居”，《旧唐书•地理志》：“流沙州北（应为西北），前汉乌孙旧地，方五千里。后汉车师后王庭。胡故庭有五城，俗号『五城之城』”。松田寿男又指出《旧唐书》所介绍的五城即别失八里（庭州），因此乌孙原居地的范围似乎却不限于吉木萨尔县，可能包括吉木萨尔县至乌鲁木齐的所有绿洲，也就是博格达山北麓。

与汉建交

西汉武帝建元四年(前139年)，张骞出使西域的大月氏，打算与大月氏人结盟夹击匈奴，可是无功而回。随后汉武帝展开反击匈奴的战争，在武帝元光二年（前133年）发起马邑之战。在占领河南后，又发动河西之战，汉军节节胜利，至武帝元狩四年（前119年）终于出现“而金城（兰州）、河西西并南山至盐泽（今罗布泊）空无匈奴”。同年，张骞认为联合乌孙国强大，能切继匈奴右臂，向汉武帝建议拉拢乌孙国，“可厚赂招，令东居故地，妻以公主，与为昆弟，以制匈奴”。三年后张骞奉汉武帝之命向乌孙建议返回敦煌祁连间故地，以便与汉朝共同对抗匈奴。

当时乌孙国国家分裂。太子蚤已逝，乌孙昆莫猎骄靡答应他以其子岑陬（封号，名叫军须靡）为太子的请求，引起太子弟弟大禄不满。大禄握有兵权，计划起兵杀害军须靡。猎骄靡为保护军须靡，便给他万余骑兵到别处自立。猎骄靡自己另掌万余骑兵自保，未能直接控制全国所有兵力。他接见张骞，可是没有答应张骞的与汉结盟的请求。猎骄靡认为“年老国分，不能专制”，而且大臣不了解汉的国势，又畏惧匈奴，乌孙不可能迁回故地。

猎骄靡派数十名使节随张骞，使节见识到西汉国势强盛，促使乌孙国考虑与汉结盟。匈奴单于获知乌孙与汉朝建立了联系，企图攻打乌孙国。猎骄靡了解西汉当时正积极与西域各国建交，便请与汉朝联姻，结为昆弟，寻求支持。于是汉武帝在元封三年(前108年)，以宗室刘建之女细君公主下嫁猎骄靡。匈奴得知乌孙与西汉联姻以后，亦遣派一名本族女子与猎骄靡成婚，猎骄靡立她为左夫人。

猎骄靡同时与汉及匈奴联姻，代表他只是跟汉建立外交关系，尚未决定与匈奴决裂。不久猎骄靡逝世，军须靡即位，细君公主随后在元封6年(前105年)逝世后，汉武帝马上把楚王之女解忧公主嫁给军须靡，维持姻亲关系。军须靡死，弟翁归靡为昆莫，娶解忧公主。她远比细君公主活得长久，汉对于乌孙的影响力日益增加。

汉乌孙联盟

西汉昭帝末年，乌孙受到匈奴和车师的联军攻击，解忧公主上书求西汉朝廷出兵救乌孙。适逢昭帝驾崩，汉朝廷没有派遣援兵。宣帝即位后，经解忧公主及昆莫分别遣使，宣帝命田广明等五将率领十五万骑兵与乌孙军夹击匈奴。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乌孙昆莫翁归靡亲率五万骑兵自西进攻匈奴右谷蠡王庭，大胜。自此以后，匈奴由盛转衰，逐渐退出西域，乌孙成为西域最强大的国家，昆莫翁归靡决定摆脱匈奴，与西汉结盟。

宣帝元康二年（前64年），翁归靡上书，“愿以汉外孙元贵靡（解忧公主之子）为嗣，得令复尚汉公主，结婚重亲，叛绝匈奴”，宣帝答允，乌孙与西汉的联盟正式被确立。不过，由于匈奴自本始三年（前71年）起，力量日削，西汉能够凭借一己之力应付匈奴，西汉通过联姻保持与乌孙结盟的基础实已消失。

西汉属国

匈奴日逐王与握衍朐鞮单于不和，降汉，而且亲匈奴的车师军队被西汉军队打败，匈奴无法继续控制西域。西汉取代匈奴在西域的位置，宣帝在神爵三年设西域都护府，长官都謢负责管理西域事务，乌孙的一举一动受到西域都护府的监视。

西汉宣帝（前60年）神爵二年，翁归靡死，元贵靡未能顺利继承昆莫之位，乌孙贵族拥立了拥有匈奴血统的泥靡（军须靡之子，《汉书》中称狂王），西汉朝廷不满。西汉与乌孙的联姻中止。因为西汉不需要联合乌孙共同对抗匈奴，所以解忧公主的任务是为汉控制乌孙。狂王之立既不合西汉朝廷的意思，又因残暴失去乌孙国国人的支持，解忧公主与汉使者魏如意及任昌合谋刺杀狂王，失败。西汉首次干涉乌孙内政，最终引发乌孙内乱。

狂王失势，宣帝（前53年）甘露元年，堂兄弟乌就屠（翁归靡与一匈奴女子之子）叛变，起兵杀死狂王。宣帝派遣破羌将军辛武贤讨伐乌就屠。西域都护郑吉遣乌孙右大将之妻冯嫽（解忧公主的侍者）劝降乌就屠。最后宣帝册封元贵靡为大昆弥，乌就屠为小昆弥，并赐印绶。乌孙国最终成为西汉的属国。随后汉为大小昆弥分地界与及人民，大昆弥六万余户，小昆弥四万余户，可是乌孙国人的心偏向小昆弥。

大昆弥元贵靡死后，子星靡继位，懦弱无能，让西汉能够进一步控制乌孙。西汉竭尽全力扶持星靡，先遣冯嫽率领百人前往乌孙镇抚星靡，又接纳都护韩宣的建议，赐乌孙高官大吏、大禄、大监金印紫绶，以辅助星靡。之后都护韩宣提出罢黜星靡，元帝没有同意。

大、小昆弥之间矛盾不断，《汉书•西域传》记载，为调解矛盾，“汉用忧劳，且无宁岁”。西汉成帝鸿嘉末（前18或前17年），末振将成为小昆弥，当时大昆弥雌栗靡很有威信，末振将担心自己地位不保，派人刺杀雌栗靡。汉扶立雌栗靡的叔父伊秩靡为大昆弥，末振将被伊秩靡的部下所杀后，汉马上派兵杀死末振将太子番丘。末振将之弟卑爰疐率领八万人投靠康居，经常发兵攻打乌孙，企图吞并大、小昆弥的部众。最后被都謢孙建领兵袭杀。

虽然乌孙成为西汉属国，西汉朝廷的意向主导乌孙国的政治，可是乌孙国从未被并入西汉的版图。

衰亡

东汉以后，有关乌孙的史料相当缺少。东汉的明帝、章帝年间，乌孙国仍然由大小昆弥分治，国势衰弱，《汉书•西域传》：“两昆弥皆弱”。

公元五世纪以前，乌孙国与中原政权仍然保持联系。乌孙曾经向曹魏政权进贡，“无岁不奉朝贡”。

乌孙国国势久衰，先后遭到鲜卑首领檀石槐于147年－约167年间及拓跋首领郁律于318年等多次重创。乌孙可能并未因此南迁葱岭（帕米尔高原），而是避居天山山中。

魏晋南北朝初年,原小昆弥境内出现了一个新的国家──悦般,西边大昆弥所统治的地方则仍为乌孙国。及至北魏一统北方，乌孙都有向中原政权进贡。北魏太武帝拓跋焘在位其间，北方逐渐统一，北魏国势日益强盛。拓跋焘希望挑战柔然，经营西域。拓跋焘曾经在太延三年（437年），派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途经乌孙，受到乌孙王的礼待。

早在太延三年（437年）之前，蒙古高原的柔然曾经数次攻打乌孙国。柔然可能曾经与悦般连手，夹击乌孙，乌孙被迫西迁天山山中，时间可能是柔然君主社仑〔402年－410年〕或后来的斛律（410年－414年）在位其间。乌孙约在五世纪初至五世纪中叶南迁至葱岭。他们被塞人（Saka）所同化，不再独立成国，在史籍上消失。

语源

“乌孙”可以有两种含意。乌孙这个族名应该是突厥语的音译，很可能有“团结”、“联合”的含意，大多数学者同意这个说法。突厥语有字根“Udi”，有“凝固”、“凝结”、“跟着……走”之意，引申为“团结”、“联合”，“sun”」类似宾语。“Udi”+“sun”→“Uyi”+“sun”=“Uy”+“sun|”，读“Uysun”，乌孙就是译音。研究突厥语的学者认为“Uysun”应该有“团结”、“联合”的含意。

另一种解释是乌孙即崇拜黑色的意思，以中国史学专家何光岳为代表。他认为焉耆及乌孙曾经在中国山东孝义县漹水一带居住，当地有一种鸟名叫焉鸟，两族共以焉鸟为图腾。因为焉含有红色之意，而焉鸟一身羽毛有红黑之分，所以焉耆尚红，乌孙尚黑。

汉语学家梅维恒（VictorH.Mair）曾经将“乌孙”的原音与梵语的“aśvin”及立陶宛语的“ašva”（母马）作出比对，提出“乌孙”可能有“马的民族”（horsepeople）一义，乌孙语可能属于印欧语系Satem语支，可是可信性微。

地理

国土

乌孙国地处天山北麓，极盛时占有整个伊犁河流域和西天山的广大土地，庭帐（首都）设在离今伊塞克湖南岸不远的赤谷城。国土包括今天的新疆西北、哈萨克斯坦东南、吉尔吉斯斯坦东部及中部。乌孙国在东汉时“东与匈奴接”，《新疆图志．建置志》说绥来（玛纳斯）“汉为乌訾离与乌孙东境”。

乌孙国南面和天山以南的塔里木盆地诸国相接。焉耆、经龟兹（库车）、姑墨（阿克苏）、温宿（乌什）以北的天山山区都属乌孙国和特克斯河流域都是乌孙国的势力范围。

乌孙国西面境界方面，《汉书．西域传》称乌孙国“西北与康居、西与大宛”相接。《西域图志》载康居东界是在巴尔喀什湖西岸，而大宛国位于费尔干纳盆地和浩罕一带。

前苏联的考古发现伊犁河北岸有大量乌孙墓葬存在，因此乌孙国的疆域曾跨越伊犁河。《西域图志》指出“塔尔巴噶尔（即塔尔巴哈台山（TarbagataiMountains），阿尔泰山南，塔城北），当属汉匈奴、乌孙交界处”。母亲为匈奴人的乌孙国贵族乌就屠在内乱时，“曾与诸翕侯俱去，居北山中，扬言母家匈奴兵来”。北山即塔尔巴哈台山（TarbagataiMountains），塔尔巴哈台山（TarbagataiMountains）北侧为匈奴势力，分隔乌孙国及匈奴。

汉学家松田寿男认为乌孙国并不是天山北麓的国家，而是天山山中的国家。乌孙国的主体位于纳林河、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三河流域。乌孙国的势力应该未曾达至伊塞克湖以西、楚河流域以及伊犁河上游。

天山北麓与准噶尔盆地南面之间，有一条横贯东西的丝绸之路分支，穿越乌孙、康居。不过，汉代匈奴控制天山以北地区，路途艰险，商旅尤其是汉人很少采用。魏晋南北朝才渐渐多汉人使用。

人口地理

乌孙国是一个汉代西域大国，《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户十二万，口六十三万，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最为疆国。”。近代研究亦认同《汉书．西域传》所载，并指出盛期时的乌孙国不论户口、人口或兵力，远超过其他隶属西域都护府的西域诸国例如若羌、鄯善、疏勒、莎车、于阗、龟兹等的总和。学者估计在汉平帝登位初年，大概40%的乌孙族，约25.2万人在现今新疆游牧。

种族

有学者总结关于乌孙种属有三种说法：一认为属于亚利安人种，二认为属于蒙古人种，三认为兼有两者特征。大部份学者偏向认为乌孙属于亚利安人种，有中国考古学家相信乌孙兼有两者特征，认为乌孙偏向亚利安人种，可是并未有肯定的结论。

早在十九世纪下半期，俄国学者就开始了对乌孙的研究，有学者认为乌孙是操突厥语的民族。二十世纪三十年代起，以伯恩斯坦姆（A.N.Bernshtam）为代表的大部份前苏联学者认为乌孙极可能属于印欧语系的东伊朗语支的民族。前苏联考古学者库沙耶夫（G.A.Kushaev）与伊犁考古队队长阿基舍夫（K.A.Akishev）合着《伊犁河流域的塞人和乌孙的古代文化》（1963年），书中总结前苏联在伊犁河流域及伊塞克湖的发现，约百份之八十的乌孙头骨属于欧罗巴种，乌孙时代那一带的居民主要欧罗巴人。伯恩斯坦姆、库沙耶夫与阿基舍夫相信乌孙可能是希罗多德《历史》中的Issedones（伊塞顿人）。

汉学家JarlCharpentier相信乌孙可能是萨尔马提亚人（Sarmatians）的祖先或族人。美国学者麦高文（W.M.Mcgovern）都认为乌孙是高加索人种，并且操伊朗语。加拿大汉学家蒲立本指出大月氏应该属于吐火罗语族，而乌孙与大月氏同样地设立翕侯头衔，因此乌孙与吐火罗语族可能有所连系。日本学者羽田亨在《西域文化史》则指出乌孙操突厥语，可是不能据此就认定他们属于突厥人种（蒙古人种）。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的中外关系史研究室主任余太山赞成乌孙属于欧罗巴人。希罗多德所著的《历史》载有Issedones（伊塞顿人），即是波斯文献中的Saka（塞人），Asii是部落盟主。Asii可能是《左传》中的允姓之戎，而乌孙可能是允姓的异译。他推断部分Asii很可能在前177／前176年被大月氏人从伊犁河流域迫迁至河西地区，即是汉史中的乌孙。

中国著名人类学家韩康信根据接近300个前1800年－300年出土自新疆古墓人头骨，当地古民族的族源是多样的。西方人种自西与及蒙古人种自东迁入新疆，以前者的迁徙比较大规模和密集。约前十世纪已经有西方人种迁至新疆，蒙古人种最早要在秦汉时期才迁入新疆。他指出从乌孙头骨的分析结果来看，乌孙的人种成分也是复杂的，例如前苏联考古学家伊斯马戈洛夫根据七河地区（巴尔喀什湖东南）出土的61个乌孙头骨，指出当中53个欧洲人种头骨中就有四种不同类型。

形成乌孙人类学类型的基础是欧洲人种，乌孙的体质形态上保存着原始欧洲人种（Proto-European）古欧洲人类型的特点，主要是安德洛诺沃型（Andronovo）。前苏联及中国考古结果显示，乌孙的欧洲人种特征占优势，又具有少量蒙古人种的特征。

从中亚地区出土的古人类学材料证明，各地方的乌孙是体质上比较一致的种族。不同地区出土的乌孙头骨之间，形态的一致性远较它们的差异明显。此外，虽然蒙古人种特征的强弱，在不同地区出土的乌孙头骨不完全一样，但是差异没有类型学的意义。到底是蒙古人种哪一支影响了乌孙的成分则尚未确实。

有些学者认为只有属于蒙古人种的古人类遗骨自河西走廊出土，据此推断乌孙西迁前应该是纯粹的蒙古人种。不过，乌孙不大可能在活跃于西域的时间内急剧地从一个大人种类型（蒙古人种支系类型）变成另一个回然不同的人种（以欧洲人种特征为主）。乌孙西迁前应该是以欧洲人种为基础的种族。

有中国学者推断乌孙的祖先是先秦西戎部落“昆”，读作“浑”，是西戎支族“绲戎”。乌孙王号“昆靡”，“靡”读“mi”，突厥语的辅音“m”及“b”可以相通，因此“弥”相当于魏晋南北朝时期操突厥语民族的官号“匐”（读bi）。例如后赵石勒的祖先世代为部落小将“匐”，与及南北朝时期高车王阿伏至罗自号“侯娄匐勒”（hulugbir）。“侯娄匐勒”相当于后世维吾尔族及哈萨克族的“乌鲁伯克”（ulugbeg）。“昆靡”可以解释为“昆人的伯克”。因此乌孙人改称乌孙之前，自称“昆人”。乌孙及祖先昆人的族源可以追溯至中国西北的氐人。

后代

中国的《乌孙研究》提到北魏以后，没有有关乌孙与中原政权联系明确史料。北魏高僧宋云、慧生西行取经，走遍葱岭及其以南，不见有乌孙国。60多年后，中国进入隋朝，隋炀帝准备经营西域，令大臣裴矩向西域商人调查西域诸国情况,写成《西域图记》三卷,《隋书》卷八十三《西域传》根据《西域图记》写成,其中不见乌孙国。专家推断葱岭乌孙部众不多,很快被塞人（Saka）所同化,逐渐融入葱岭及以南的各民族中。魏晋南北朝以后，乌孙融合在铁勒、突厥诸部中。有俄罗斯学者认为乌孙和邻近部族在五世纪中叶臣属了嚈哒人。

哈萨克族内有名叫“乌孙”（玉逊）的部落，关于哈萨克族的“乌孙”是否汉代的乌孙，史学界没有一致的观点。

“玉逊”及“汉代乌孙”可能曾经接触过。就族名音韵相近和部落分布地区相同而言，两族有一定的联系。有哈萨克族的历史研究员指出，史料和出土文物证明了乌孙与同哈萨克族族源有关的诸多部族,如塞人（Saka）、匈奴、月氏、康居等，曾经进行长期的文化交流，因此“乌孙与哈萨克族的族源有着直接和紧密的渊源关系”。乌孙不仅是哈萨克族大帐的核心部落,而且也与哈萨克族中帐中的阿巴克克烈、克宰和穆润及小账中的一些部落有着血源关系。此外，有中国学者认为乌孙是除康居、奄蔡外一个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哈萨克更是乌孙的对音。

因为哈萨克族内有“乌孙”的一部，所以许多中国内外学者认为汉代乌孙是现今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有从事西域历史研究的中国学者相信是一个误会。哈萨克族的主要族源是两汉的奄蔡,南北朝的曷萨、隋唐的突厥可萨，次要族源是蒙古汗国和元朝西迁至钦察草原的蒙古人。近现代为哈萨克族成员的“玉逊部落”,最早在辽朝末年游牧于蒙古高原西北部,契丹人和宋人虽然译之为“乌孙”,但其原音是“Usin”或“husin”（乌孙读“Uysun”）。“

玉逊部落”是一个中世纪形成的蒙古部落,13世纪前期有一部分随成吉思汗的长子朮赤西征，后来留居金帐汗国（钦察汗国）境内,与当地钦察人历经二百多年的同化和融合,终于在15世纪中叶形成今天的哈萨克族。“玉逊部落”是操标准蒙古语的蒙古人,不是两千年前居住在伊犁河流域操突厥语的“乌孙”。

气候

《汉书．西域传》记“多雨，寒。山多松樠。”乌孙气候与位于今天西天山山脉之间的昭苏盆地相近，深处年雨量可以超过1000毫米，无霜期短约100天，海拔约1000米-2000米，适合放牧而不适合耕作。

政治制度

概况

乌孙国是一个氏族血缘组织与初期国家行政、军事组织紧密结合的宗法奴隶制社会。

《汉书．西域传》记“乌孙国，大昆弥治赤谷城，去长安八千九百里……相大禄，左右大将二人，侯三人，大将、都尉各一人，大监二人，大吏一人，舍中大吏二人，骑君一人。”乌孙国氏族血缘组织与其军事、行政组织通常混融为一。昆莫（昆弥）是乌孙的最高统治者，其下为相、大禄，而后次第设有大将、侯至骑君诸等官职。他们多为王族后裔或亲族。开国君主猎骄靡为昆莫，以长子为太子，而次子即为“大禄”。

有学者认为乌孙的军事组织和社会组织是完全一致的。昆弥和各级翎侯，既是军事首领，又是民政首领，牧民和首领之间，各级首领之间，都有严格的隶属关系。乌孙的军事、行政组织亦密不可分。在其“十二万户”的乌孙居民中，有“胜兵十八万八千八百人”，乌孙国很有可能按户口征男丁为兵。

职权

乌孙西迁前，游牧于敦煌、祁连一带，接近中原地区，受汉文化影响，官制制定上有参考汉制。

昆莫（昆弥、昆靡）：乌孙之王。三个称谓都是一样，“莫”与“弥”可以互换，“弥”与“靡”是同音字。“昆”、“莫”、“弥”、“靡”是乌孙语音，在古突厥语或今天的维吾尔及哈萨克社会中，“昆莫”、“昆弥”及“昆靡”可以解释为“天子”，“靡”是“昆靡”的简称，乌孙统治者借天神之说驾驭臣民，所有乌孙统治者名字之后都有“靡”一字。昆靡拥有强而有力的权威与及享有甚高的尊严，掌握全国的政治、军事及经济文化之权。

相大禄：据章太炎考证，“相”是中原的丞相，“大禄是“相”的乌孙语音，并称“相大禄”。相大禄位高权重，不但掌管行政，而且有兵权，职权相当于秦代的丞相及太尉。

左、右大将：与匈奴相同，以左为尊，左大将在右大将之上。乌孙左、右大将相当于匈奴左、右贤王以下的左、右蠡王，左、右大将均由王族成员担任，握有一定数量的的军队。

侯：又名翕侯，全国共三人，是地方的军政长官。乌孙翕侯与大月氏翕侯同样是部落首领，不过前者的实力比后者弱小，没有割据一方。

左、右都尉：与秦的卫尉相似，《汉书•百官公卿表》：“卫尉，秦官，掌宫门卫屯兵”。

大监：乌孙设大监二人，职权应该与秦的御史大夫相似，掌管律法。

大吏：共一人，管理官员事务。

舍中大吏：大吏的属官。

骑君：职权不明

译长：掌管翻译事务

社会制度

奴隶制与氏族制

匈奴在两汉时期实行奴隶制度，乌孙与匈奴关系密切，相信乌孙吸收了匈奴的奴隶制度。乌孙曾经在战争中掠取人口，在汉宣帝本始三年（前71年）对匈奴一役，乌孙军队攻击匈奴右谷蠡王王廷，《汉书．西域传》记“获单于父行及嫂、居次、名王、犁污都尉、千长、骑将以下四万级……乌孙皆自取所虏获。”，相信被掠人口最终成为统治阶层的奴隶。在昭苏县木札特山山口，中国的考古队伍在六十年代初发掘了一座较大型的乌孙墓葬，并发现一个奴隶殉葬坑，反映乌孙是一个奴隶社会。

乌孙也实行氏族制。昆莫以至翕侯都拥有自己的地域、民众，是氏族社会的痕迹。《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下》：“后乌就屠不尽归诸翕侯民众」是一项证据。

氏族首领有一定的势力，可以凌驾昆莫的意愿。《汉书•西域传》记乌孙昆莫猎骄靡希望以长孙军须靡为继承人，身为大禄的次子不满，率领部众割据一方，猎骄靡只能妥协。军须靡死后，儿子泥靡碍于叔父大禄的势力，让位给大禄的儿子翁归靡。

原始氏族社会的部落首领议事会对族中事务有无上权威。翁归靡原属意有汉族血统的元贵靡为继承人，西汉宣帝应允，乌孙贵族却能违抗两人的意愿拥立带有匈奴血统的泥靡为昆弥，是原始氏族制议事会的遗存。

继承制度

乌孙的继承制度与现代意义上的继承制度有别，除了财产继承外，偏向指被继承者的家族地位与及社会地位的继承。财产继承与乌孙家庭分居制密不可分。分居制下，当乌孙男子成年后，父亲会分一部份财产给他自立门户。父亲的财产通常属于最后一位与自己同住的儿子，通常是幼子。

一般而言，被继承者生前的家庭身份、官职及妻妾（后母）会由长子继承。不过，长子继承制并不是唯一继承制度，“子以母贵”是可能的。此外，未成年的儿子没有继承权，因此当被继承者的儿子尚未成年，继承权将属于被继承者的的兄弟。如果继承者因种种原因未能继承，继承权将由未能继承者的兄弟获得，甚少行长孙继承制。

收继婚

乌孙跟匈奴一样，实行收继婚，是原始部落群婚制的遗存，群婚制没有配偶的观念，妇女属于整个部落的男子。寡妇由继承者（继子）或夫家亲属收继。主要原因有三。

乌孙各部落散落在辽阔的草原上，相隔甚远，西域诸国之间又常有征战，因此乌孙人对外非常封闭，家庭成员之间的关系则非常紧密。

不同部落的男女甚少有机会接触，令丧偶的妇女改嫁困难，大多被夫家的部落成员收继。

在乌孙，生产以家族为单位，收继婚的实行保持家族完整和稳定。

倘若继承者的生母年纪老迈，她常会由继承者负责赡养；年轻的就会在夫家家族内改嫁。

经济

畜牧业

乌孙国实行游牧经济，游牧于伊犁河、楚河流淢,包括特克斯河和裕勒都斯河流域在内。

乌孙国的地理环境相当适合畜牧业，因此畜牧业发达。伊犁草原地势平坦，有肥沃的黑钙土及栗钙土，植被相当茂盛，是优良的草场。此外，草原的微气候很适合放牧。较高的地方气候在夏天比较凉爽，朝阳的谷地在冬天比较暖和，牧民能够因应气候转换放牧的地方，牧草亦因此得到恢复。

乌孙国盛产马匹，《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国多马，富人至四五千匹”。乌孙国的马匹品种优良，是仅次大宛马的“西极”。除马以外，牧畜有羊、牛、驴、骆驼、犬等，以羊居多。雌栗靡为昆弥的时候，乌孙国臻于最盛时期，估计全国牲畜数量高达453.6万头，牲畜数量大致与清初游牧于伊犁河流域的准噶尔人相同。

农业

乌孙国也兼营农业。中国考古人员在伊犁昭苏一座乌孙墓中，发掘出一件西汉铁铧（犁耕用）。西汉军队曾在乌孙国屯田，《汉书•西域传队》载：“汉复遣长罗侯惠（常惠）将三校屯赤谷”，乌孙很有可能在汉军的影响下，引入农耕。

前苏联学者在五十年代期间在伊犁河右岸研究多个乌孙墓地，相信乌孙社会有逐渐由游牧转向农耕定居的趋势，前苏联乌孙考古工作报告提及谷物及农作和粮食加工工具被出土，例如青铜镰刀、石磨盘、石碾等。早期墓葬（前300年－前200年）多见羊骨，而后期墓葬（200年－300年）少见羊骨，因此前苏联学者认为乌孙国后期倚重农耕多于畜牧。不过，《西域通史》指出既然乌孙被柔然逐出伊犁河流域后，能够单以游牧为生，农耕应该由此至终都只是乌孙的副业。

乌孙兼营农耕相信受到柔然的入侵而中止，《魏书•西域传》载：“乌孙国……其国数为蠕蠕所侵，西徙葱岭山中，无城郭，随畜牧逐水草”。

近年哈萨克学者和美国学者曾经合作，在位于哈萨克斯坦阿拉木图州Talgar西北12公里Tuzusai的一个塞克（Saka）／乌孙时期的居住遗址进行考古调查（Kazakh－AmericanTalgarProject，1994年－1996年）。游牧民族的经济生活不一定不平衡，未必要倚靠实行农业经济的民族提供农产品才能够生活。Tuzusai位于TalgarRiver的冲积扇，乌孙聚居时期（约前300年－200年）气候温和，表土肥力高，非常适合种植谷类植物。

当时当地的年雨量比现在高，考古人员发现来自稻壳的硅，乌孙很可能曾经种植稻米。Tuzusai邻近费而干纳盆地，贵霜人曾经在盆地建立完善的灌溉系统种植稻米及其他农作物。乌孙和月氏有过接触，乌孙可从贵霜人得到稻米的种子。

手工业

乌孙国国内手工业有一定规模，可以进行铸冶、制陶和毛纺织等。

乌孙国内有金属矿产资源，文献记载西天山有铜、铁矿，新疆伊犁尼勒克县奴拉赛山有距今约2600年的春秋炼铜遗址。学者相信西汉的科技被传入乌孙，并改善了当地的工艺水平。金属冶炼在乌孙国并不单是家庭副业，而是一门重要的手工业，乌孙中期后墓葬普遍有日常生活常见的小铁刀、铁锥，还有环首铁刀、铁剑，铜器诸如青铜锥、小铜饰、铜碗等。墓壁及椁木有金属斧、铲、凿的加工痕迹，证明乌孙工匠使用金属工具。七河地区（巴尔喀什湖东南）东部邓立克（Tenlik）有一个乌孙时期的高级武士墓葬，他的衣服上饰有约100片精致的金质浮雕。

早期的陶器制作主要是家庭作业，陶器比较粗糙，中期以后技术进步，陶器制作成为社会上独立的行业。出土陶器中包括餐具，反映乌孙已经脱离茹毛饮血的生活方式。此外，铸造金属器具需要陶制模具，陶器制作的进步对铸造技术的发展有一定的帮助。乌孙的烛形壶与在陕西关中战国秦墓出土的烛形壶很相似。烛形壶在战国秦墓具有特征性，秦文化传至甘肃东部，而乌孙曾经在河西走廊活动过，两者的经济生活可能有连系。

毛布纺织是所有牧民家庭必须掌握的一种副业，因此乌孙理所当然有毛纺织。细君公主所作的《黄鹄歌》提到乌孙“穹庐为室兮旃为墙”，乌孙的穹庐形的毡幕，至今都是游牧民族主要的居住形式。由于气候潮湿多雨，伊犁地区的乌孙墓葬中只有为数不多的毛织物。不过，乌孙社会内存在毛纺织工艺是肯定的。除此之外，乌孙墓葬中有编席的印痕，说明草席编制工艺可能在乌孙社会内存在。

文化交流

有关方面的史料相当不足，大多倚靠专家的推测。

乌孙与匈奴

乌孙与匈奴关系紧密，西汉时曾经倚靠匈奴的势力复国、发展。《汉书•西域传》载：“乌孙国……与匈奴同俗。”，“俗”不单指风俗习惯，乌孙应该还吸收、仿效匈奴的社会经济与及政治制度。

乌孙与西汉

细君公主远嫁乌孙，西汉朝廷尽可能缩窄乌孙与西汉的差距，《汉书•西域传》：“为（细君公主）备官属，有宦官待御数百人”，细君公主在乌孙“自治宫室居”，西汉朝廷又“间岁遣使者持帷帐锦绣给遗焉”，对乌孙文化产生影响。

解忧公主的和亲团中有各方面的工匠，女儿弟史又在乌孙学习汉地音乐，与此同时，乌孙文化传至汉地，宫廷有专人教授乌孙语。

乌孙与西域诸国

在西汉期间，有一些乌孙贵族统率自己的部落南下葱岭，建立起数个小国，分别是休循国、捐毒国、尉头国及无雷国。《汉书•西域传第六十六上》载：“休循国，王治鸟飞谷，在葱岭西……民俗衣服类乌孙，因畜随水草，本故塞种也”，“捐毒国，王治衍敦谷……南与葱岭属，无人民。西上葱岭，则休循也……北与乌孙接。衣服类乌孙，随水草，依葱岭，本塞种也”。休循国及捐毒国本来是塞人居住的地方，乌孙部落迁入后融合了他们，塞人改穿乌孙服饰。尉头国立国前后情况与休循国和捐毒国相同。无雷国的原居民“衣服类乌孙，俗与子合同”，不是塞人，同样地很快被乌孙部落融和了。

莎车与乌孙的关系很密切，莎车王经常和乌孙昆莫会面。西汉宣帝时年老的莎车王无子，因为宠爱乌孙昆莫翁归靡与解忧公主幼子万年，所以遗命立他为继承人。两国特殊的关系，莎车国国内一定有乌孙移民，带入乌孙文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