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夏（1215-1233）即大真国，朝鲜史书称东真国，是13世纪时蒲鲜万奴在中国东北建立的一个国家。蒲鲜万奴原为金朝将领，他于贞祐三年（1215年）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1216年降于蒙古，1217年再度自立，国号东夏。势力最大时，西北至上京城（今黑龙江省阿城白城子），西南至婆速路（今辽宁省丹东九连城），东南到曷懒路（今朝鲜咸镜北道吉州）与恤品路（今俄罗斯滨海边疆区双城子）。大真国前期的政治中心在咸平（今辽宁开原北），复国后移至南京（今吉林延吉城子山）。1233年，蒙古窝阔台派皇子贵由灭之。

蒲鲜万奴

首先，有必要介绍一下它的创立者——蒲鲜万奴，在我国东北的历史上他堪称是有数的杰出人物，然而《金史》《元史》均未为之立传，仅有散见于《纪》、《传》中某些零星事迹，这可能与史家对他怀有“逆贼”、“叛臣”的成见有关，另是修史，材料已然残缺不备，故直到几百年后的《新元史》《元书》等才为之补写专传。

蒲鲜万奴，祖籍辽人，历来对他有两种评价：一是否定的，认为他是个人野心家，在搞叛乱，使金朝分裂内讧，削弱了抵抗蒙古的力量，应该批判；二是肯定的，称赞他是“辽东怪杰”，甚至誉其可“媲美阿骨打”。由于史料的缺乏，以至于其家世在文献上渺然无存，即便是姓名也歧说不一，也有记作完颜万奴、夫合讷、富鲜万奴、布希万奴、秃珠大石、万家奴、也奴、萧万奴、万肃奴等。“夫合”、“富鲜”、“布希”为“蒲鲜”的别称，“讷”为“万奴”的急读。“完颜”可能是金之赐姓。

他初见于史籍记载，在金章宗泰和六年（1206），以尚厩局使（尚厩局是职司御马调习牧养的机构，次官为“使”，从五品）作为右翼都统完颜赛不的副统与宋军作战（《金史》卷12《章宗纪四》；卷113《完颜赛不传》），万奴出奇兵，配合完颜赛不的正面进攻，取得击溃宋军主力皇甫斌所部步骑数万的巨大胜利。卫绍王大安三年（1211）被任命为招讨使的监军，驻守于野狐岭，由于主帅无能，被蒙古军战败，精锐尽没。同年，耶律留哥起兵叛金，契丹族群起响应。至宁元年（1213）他受咸平路招讨使，驻屯咸平（辽宁开原）平叛。一战迪吉脑儿（辽宁昌图附近），大败，卫绍王再次宽谅了他，并擢任咸平路宣抚使。金宣宗贞祐二年（1214），任辽东宣抚使，成为辽东地区的最高军事行政长官。当年，与留哥二战归仁，因轻敌而大败，退入东京。

建国称王

1214年金宣宗逃往南京（开封），中都（北京）陷落，金朝复亡已成定局，

由于陆路交通联系断绝，辽东已成孤悬海外的一隅飞地，处境更为危难，“时金主御下严刻，万奴畏罪不自安，又闻东驾迁汴，不暇东顾，思乘间据地自擅”。（《蒙兀尔史记`蒲鲜万奴传》）二次败于留哥亦使他认识到金朝已无挽回中兴的可能，因而唯有改图另举，别建新业，或可振奋人心，又可免受金的制约。

金宣宗贞祐三年（1215）春，万奴发动兵变，分兵两路，一路南下为偏师，一路北上是主力，以攻取上京为战略目标，迅速占领了咸平、东京、沈、澄等州，接着又进攻婆速府路，攻掠上京城等地。不久留哥趁机袭破东京，建国号“辽”，万奴妻李仙娥被可特哥强娶。但留哥无意久居，劫掠一番后离去，万奴才得以收复东京。

起兵之初，虽取得“沈、澄诸州，及猛安谋克人亦多从之者”，但不久就连遭挫折，连已经归附的宾哥、出台、按出等十一个猛安又转投比他职位低的多的纥石烈桓端，更严重的是根据地东京的丧失，经过几个月的经验教训，使万奴认识到辽东宣抚使的名义已不起多大作用，必须改弦更张，树立起建国称王的新旗号，重振女真民族精神，才能起到诱发辽东将士，收揽辽东人心的目的。乙亥年（公元1215年，金宣宗贞祐三年）十月，

在东京建都自立为天王，国号“大真”，年号天泰，谋求女真之复兴。

曲降蒙古

大真建立之初，处境艰难，被蒙、金、辽三国所围困，阻隔了与外界联系的陆路通道。辽东南部和东部的金朝***成为它最近的敌人，遭受最紧迫的威胁，金廷以曲赦辽东路许以高官诱使分裂的策略，图谋笼络和瓦解其军心，从内部搞垮，更调整辽东部署，“诏谕辽东诸将共讨之”。

而辽由于内部的自相残杀，又迁居辽西之地，留哥更是投降蒙古，成为其附庸，虽仍有威胁，但已退居此要地位。故对大真而言，最大最危险的敌人当是兵锋正急的蒙古。如与之硬抗，必将败亡，若伪降，还可保存实力，蜷伏待机。于是，1216年10月间，递出降表，以其子帖哥为人质入侍御营。

东迁立夏

蒲鲜万奴通过麻痹蒙古，使之松懈了对自己的防范，降后不久即趁隙“率众十馀万，遁入海岛”（《元史.木华黎传》），故作局促蜷伏，无意卷土重来之态，进行了一次大的军事转移，保存、休整了部属。

1217年2月，辽东蒙军统帅木华黎转向南伐，进图中原，未留相应的兵力守备。万奴以为机会已到，遂起兵杀死监军耶律捏儿哥，踏上了东迁的路程，大致由南北两路同时进行。先转战于鸭绿江下游一带，四月攻破大夫营，万奴率主力北上进攻隆安府（吉林农安），金辽东、上京等路宣抚使兼左副元帅蒲察移剌都弃城逃往汴京。既而进军上京，上京行省太平与之通，焚宗庙，执元帅承充，取上京，杀留守温迪罕老儿，然承充之女代父坚守，又得援兵，不克，于是撤军东去曷懒路、速频路交界地区。

主力于1218年12月以前基本完成东迁。然其残馀势力继续在辽东南部活动了一段时间。于1217年六、七月间，再度自立，改国号为东夏，年号仍延用天泰，建都开元城。也有说其国号本为大夏，因地处东方，为别于西夏故而名之。朝鲜史籍称之为东真。

威震辽东

东夏立国，金朝以蒲察五斤为辽东行尚书省，又改调至上京，同时诏捕治辽东受伪署官家属皆残酷杀害，但金军仅能退处婆速一路，艰撑危局而已，哪有与东夏对抗的实力？此时，蒙古正用兵西夏，又与金力争中原，也无暇分兵辽东，为东夏的发展壮大赢得了时机。

短短几年时间，经过不断的用兵，势力所及，包有了金的曷懒路、速频路和胡里改路地区，疆域范围大致为东至***海，西北至胡里改城（黑龙江依兰），西至张广才龄，南至婆速府与朝鲜青州（朝鲜咸镜北道一带），最盛时达到南起西逾大龄中经定平东止都连浦的朝鲜古长城东段，北至今黑龙江巴彦、依兰以北至黑龙江下游地区，西起今吉林中部偏西至黑龙江南部当中一带（后期包括金上京城在内），东至日本海。

耶律留哥起兵之后，其众劝自立，却降了蒙古，部下多叛，其中一部分进入高丽境内辗转侵扰，威胁王都，高丽便希望蒙古、东夏“领兵来救，一扫其类”（《高丽史》）。

1218年，成吉思汗派元帅哈真和扎剌，领兵一万与留哥的馀部相合开赴高丽，蒲鲜万奴亦遣元帅胡土率军二万，共有十万之众，高丽自出兵四十万，共讨于江东城下，1219年春正月，其首领喊舍自杀，馀者出降，遂平。

高丽为表感谢之意，向两国呈献岁贡，还约定两国遣使至高丽受纳贡物。此后，蒙古派往高丽督催贡物的使臣均取道东夏国境，与东夏的使臣常来往同行，亲如一家。蒙军元帅哈真曾对朝鲜言：“果与我结好，当先遥礼蒙古皇帝，次则礼万奴皇帝”（《高丽史》），表示蒙古已经承认了蒲鲜万奴的自立称帝。东夏以派遣使节跋涉万里前往成吉思汗西征驻跸之地朝觐，表达了大的礼节。这种友好关系一直维持到1224年，前后达六年之久。

东夏国破

然东夏与蒙古之间的友好关系只是表面上的亲善，一种政治上暂时的妥协，实际上却是尔虞我诈、勾心斗角，都在拉拢、压迫高丽以孤立或打击对方。面对蒙古的强大，东夏不但没有与高丽联手共抗，反而不断派兵侵扰其边境劫掠，致使两国时常处于小规模的战争状态，消耗了国力，却毫无所得。

1223年木华黎经略中原未成，死于山西。

1224年东夏与蒙古的关系出现新的转折，1月，东夏致高丽文二道：“其一曰：‘蒙古成吉思，师老绝域，不知所存，讹赤忻贪暴不仁，已绝旧好’；其一曰：‘本国于青州，贵国于定州，各自榷场，依前买卖’”（《高丽史》）。

从此，蒙古使者不再经东夏国境而从婆速路出入。双方关系的交恶，东夏由于错误地估计形势应负主要责任，但是蒙古皇太弟斡赤斤（讹赤忻）的贪暴不仁，对东夏肆意索贡，也是原因之一。两国关系破裂，但并未因此而激化。

1227年成吉思汗死，窝阔台即位，经过三峰山之战，金国仅存的主力复亡，蒙古的对外扩张政策有所改变，开始在东北地区大举用兵，两国关系又开始紧张起来。

1233年2月，元太宗“诏诸王，议伐万奴，遂命皇子贵由（即：元定宗）及诸王按赤带，将左翼军讨之”（《元史》）。

1233年9月包围南京，虽然“城坚如立铁”（《元史》），终因寡不敌众，城陷，蒲鲜万奴被擒（一说被杀）。蒙军继续前进，攻占“开元（黑龙江省牡丹江东部）、恤品（绥芬河流域中下游），东土悉平”（《元史》）。东夏国亡，立国一十九年。

政权仍存

过去都认为东夏随万奴的被擒而灭亡，但自康熙二十五年（1686）发现刻有“大同”年款的官印以来，对东夏国的存亡又有新说。据王国维的考证：“《高丽史》多记东真即大真与高丽交涉事，自太宗癸巳（1233）以后，至世祖至元年间（1264-1294年），凡二十见。意万奴既擒之后，蒙古仍用之，以镇抚其地，其子孙承袭如藩国然，故尚有东真之称”（《黑鞑事略笺证》）。

另外在《高丽史》和《元史》1233年后多年的记载中仍使用“贵国”、“东夏万奴国”的称谓。1234年2月，“蒙古留百馀骑于东真，馀皆引还”（《高丽史》）。

1235年设开元、南京二万户府，后者总管可能即东夏国王兼任。东夏的旧属继续维持管理着该地区的政务，而使用的年号就是“大同”，于当地出土了多颗不同年份的大同年号官印，足以证明。作为藩国的东夏，自此对蒙古一直归顺服从，并协助蒙军镇压高丽的反叛。

1235年蒙古三伐高丽，东夏军即作为前导，攻下了龙津镇、镇溟城等地（《高丽史》）1236年蒙军再入高丽，曾派援兵百馀骑，侵入高丽东北境，自耀德、静边趋永兴仓（《高丽史》）。到了蒙哥统治时期，蒙古再度大规模用兵高丽，东夏又成为蒙军进兵的通路。

据《高丽史》记载，自1249年至1259年，每年都有东夏的兵马入境侵扰。

1257年，入登州的一次多至三千馀骑，1258年还出舟师围攻高城县的松岛。直至蒙古出面干预，才停止。元世祖即位后，开始逐步加强对东夏的控制。

至元三年（1266）二月，曾设立过东京、开元、恤品、合懒、婆速等路宣抚司。

至元二十年（1283）五月，又增设海西辽东提刑按察司。恤品、合懒两路是东夏的领地，海西当谓包括东夏在内，可见已一律与国内地区统治管辖。

至1287年后，似不再有“东真”、“东夏”之名，想东夏藩国当撤于前。

历史遗迹

城子山山城

为了防范蒙古的东侵，针对该地区多山地的特点，东夏国城市多建在山上，成为山城。位于延吉市东郊延吉市与图们市交界处。城内有少量渤海国遗迹和大量东夏国遗迹。城垣依山势以石材修筑，呈不规则椭圆形，周长4454米。

有门址崐4处，其中3处有瓮城。城内地势开阔，中央有宫殿基址，呈阶梯状，共9阶，每阶宽10米，长17米，其上础石排列有序。殿址周围散布有大量的建筑瓦件。城内出土有玉带饰，玉鸳鸯佩饰、玛瑙佩饰、东夏国官印、铜镜、占卜器、磕码、母子小铜造像以及数百枚唐、宋、金铜钱。该城是东夏国的南京，东夏国王蒲鲜万奴曾一度居于城中，公元1233年蒲鲜万奴在城中被蒙古军兵俘虏，东夏国灭亡。是研究东夏国政治、经济、文化等最为重要的文化遗存，具有较高的独特的历史和科学价值。

浴池山

位于延吉市东约10公里，隔一山谷与城子山相对。山顶有一圆形水池，山峦山有一烽火台。水池据传为东夏国国王蒲鲜万奴洗浴之处。

克拉斯诺雅尔山城

位于绥芬河南岸今俄罗斯乌苏里斯克附近的克拉斯诺雅尔山上，周长16华里，呈环形，依山随势而建。从山脚至山顶共三层城墙，高5米，城墙附近还有壕堑等辅助设施。最高处是一座“禁城”，四周隔一道内墙，城内有许多豪华的宫殿式建筑遗迹。

延边古长城

延边古长城处于八道沟的双峰山和延吉市北的平峰山山脊上，它西起和龙县土山乡东山村二道沟的山坡上，蜿蜒经过于河龙市的西城、龙门乡、龙井市的细鳞河、桃园、铜佛、延吉市的八道、烟集、长安乡等的崇山峻岭中，消失在东距延吉市15公里的磨盘山附近。长城多为土筑，也有石筑，全长约150公里，已发现烽火台17座。最长的一段是从细鳞河至老头沟镇的一段，约长10公里；保存最好的一段在老头沟的官船村，尚存高约3米左右。

古长城无文献记载。据研究认为是东夏国的江城。也有认为始建于渤海，其与珲春的“边壕”一起是渤海中京和东京的拱卫之城，后为东夏国利用并改建为防御工程。还有认为它是金代长城或高句丽时期长城。

镜泊边墙

它位于镜泊湖中南段的东岸上，在江山娇林场施业区内。土石结构，依山向东南走向而蜿蜓，发现长度为4.5公里。西段湖岸段有堆石外，其馀多为土筑或土石混筑，每隔50–80米有马面突出墙体。高2米左右，基阔1.5米，顶宽0.8米，石筑段落保存较好。群众反映：此边墙可达吉林。初步考查认定为金末东夏国的遗存，即为金代小长城，是防蒙古军南下的军事工程。1990年经批准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

斐优城

坐落在风景秀丽的图们江畔之左岸，位于三家子满族乡古城村所在地的东城，隔江相望即是朝鲜的塞别尔郡市。该城周长2023米，墙高3-4米，基宽9米，东西南北各一门，具有角楼、马面等辽金古城的典型特点，是辽金古城中保存较完整的一座。该城内曾出土过十枚铜印，其中一枚为金代晚期的铜印，一枚无年号的铜印和两枚纽小铜印外，其馀均为蒲鲜万奴建立东夏国的铜印。铜印为两种：一种是东夏国“天泰”年号的铜印；另一种为东夏国“大同”年号的铜印。因此认为，该城为金代晚期和东夏国的城址。有人考证，该城为东夏国的“东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