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拜火教文献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中，国王费里顿（Feridun）有三个儿子，大儿子图尔（Tuirya）、二儿子萨勒姆（Sairima）和小儿子雅利安（Airya），国王在年迈之际三分帝国，大儿子图尔（Tuirya）统辖东部，演化成了图尔人（图兰人），是突厥人的祖先；二儿子萨勒姆（Sairima）统辖西部，是罗马人的祖先；小儿子雅利安（Aryan）执掌中南部，演化成了伊兰人（伊朗人），是雅利安人的祖先。当然这个传说在古波斯的文化中要比拜火教文献经典波斯古经《阿维斯陀》所记载的更为久远。

人种介绍

雅利安人【梵文：â；ryâ；，“高尚”】是世界三大古游牧民族（雅利安游牧民族、阿尔泰语系游牧民族和欧罗巴游牧民族）之一。是高加索以及中亚的古代部落，使用印欧语系的语言。历史雅利安人原是俄罗斯乌拉尔山脉南部草原上的一个古老民族，雅利安人分成若干支从这里向欧洲和亚洲迁移。其中，一支雅利安人在中亚的阿姆河和锡尔河之间的平原上定居下来，这支雅利安人称为印度－伊朗人。大约在公元前14世纪，印度－伊朗人中的一支南下进入南亚次大陆西北部，称为印度－雅利安人，这就是印度古代文献中所称的雅利安人；另一支印度伊朗人则进入伊朗高原地区，称伊朗－雅利安人。

在伊朗高原地区，他们和古代的融为一体，形成了后来的波斯人、米提亚人、斯基泰人等等。

在南亚次大陆，他们往南部驱逐德拉维达人，创造了吠陀文化和建立了种姓制度，把印度-雅利安语族的语言带到了印度。

希特勒掌权后，德国纳粹改变了“雅利安”原来的定义，用这个字眼指“高尚的纯种”，宣扬金发碧眼的日耳曼人是雅利安人的典范，实际上，将日耳曼人归为雅利安人仅仅是纳粹毫无科学依据的宣传手段，而“金发碧眼”这种纳粹所谓的“最完美最纯种的雅利安形象”其实是只能在北欧和俄罗斯北部等靠近北极圈的地区经过长期进化筛选才能形成的外貌，与历史和生物学家经过长期研究论证的雅利安人发源地差之千里，作为游牧民族的雅利安人可能在德国人占据相当的血统，但是给雅利安人带扣上一幅金发碧眼的面孔的确是作为世界一流科技大国的德国在疯狂时期闹出的一次“张冠李戴”的笑话。

在19世纪中，由于戈宾诺伯爵（Comte de Gobineau）及其门徒张伯伦（Houston Stewart Chamberlain）的积极鼓吹，出现过一种“雅利安人种”的说法。所谓的“雅利安人种”成员是讲印欧诸语言的人，有利于人类一切进步的人，并宣称优越于闪米特人、黄种人以及黑种人。雅利安主义的信徒们将金发碧眼的北欧人种和日耳曼诸民族视为是最纯粹的“雅利安人种”成员。这种说法在20世纪30年代—50年代已被人类学家们所抛弃，但却被希特勒和纳粹分子所利用，并以之作为德国政府政策的依据，对犹太人、罗姆人（吉普赛人）以及其他一切非雅利安人采取灭绝措施。

20世纪晚期和21世纪初，许多白人至上主义的团体把雅利安作为他们的意识形态标签。由于这种用法与纳粹主义有关，所以该词在一些场合含有贬意（参阅白人至上主义（white supremacy））。

起源分化

这里所称的“雅利安人”是指历史上曾入侵印度、伊朗的、操印度——伊朗语的古代草原民族。“Arya”这个名称最早原是指这些部落中的贵族阶层。

近年来由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编纂的《中亚文明史》提供了关于印度——伊朗雅利安人的早期历史的最新研究成果。匈牙利学者哈尔马塔（J. Harmatta）综合了考古学和语言比较学方面的证据，指出在新石器时代之初（约公元前6000年），原始印度——伊朗语已经代表了具有广泛分支的一个语言群，并阐述了雅利安人的起源地点和可能的迁徙分化路线。

起源地

语言学和考古学成果显示了印欧语分支与新石器时代早期文化遗址的对应关系：

达基——迈西亚语群（Daco-Mysian）：对应特里波耶—库库泰尼文化（Tripolye-Cucuteni culture），属于农业、畜牧业文化。分布在第聂伯河西岸至东喀尔巴阡山之间的南方森林草原地带。

波罗的海语群：对应第聂伯——顿涅茨文化。主要分布在第聂伯河东岸。苏联人类学家认为第聂伯——顿涅茨文化属于北方“欧罗巴——西伯利亚”地带的文化，其居民属于典型的原始欧洲人种，很可能来自西北面的波罗的海沿岸。*原始印度——伊朗语群：对应东欧的“库尔干文化”（Kurgan Culture），包括古墩二期（Sredniy stog II）和竖穴墓文化等，主要分布于黑海北岸。

从公元前5000年直到公元前4世纪末的漫长时期内，早期的芬兰——乌戈尔语从原始印度——伊朗语中借用了大量词汇，其中有很多涉及到狩猎——采集、畜牧业、农业和手工业。此时的芬兰——乌戈尔语部落（也就是上文提到的混有乌拉尔人种成分的原始欧洲人）占据北方森林地带。这就确定了原始印度——伊朗雅利安人就是早期塞种人集团，始居地应该就在南俄草原至伏尔加河下游一带。

迁徙分化

按照哈尔马塔的语言学分析，可知雅利安人（即塞种人）的经济和社会发展大致分成三个阶段。

（1）定居或半游牧阶段

以畜牧业兴起为开端，饲养的家畜包括牛、羊、猪、狗等，在这个阶段出现了用牛拖的两轮或四轮车。根据考古资料推断，伏尔加河流域驯养野马的时间不晚于公元前五千纪[10]，不过最初只作为肉用牲畜，而不是坐骑。此时原始印度——伊朗语已经形成，但雅利安人的祖先尚未从原始印欧集团中分化出来。迁徙主要以畜牧小群体所进行的缓慢渗透为代表。一般来说他们与当地其他居民保持着友善的关系。

（2）游牧迁徙阶段

公元前3500年开始，大种马的选育、辐条车轮的发明以及两轮战车从南高加索的传入，使王族和武士阶层发展起来。雅利安人从此出现在历史舞台上，开始对南方富庶地区进行入侵。这个阶段的迁徙特点是以组织良好的骑兵和战车武士为首的较大群体、氏族部落的运动，意图在被征服地区充当主导阶层，但结果是往往是只能适应当地的文化与社会体系。

约公元前四千纪中叶，印度雅利安人首先分化出去。公元前三千纪，印度雅利安人从咸海和里海之间的中亚草原向东南方移动，征服了伊朗戈尔甘河（Gorgan，里海东南部）流域。公元前三千纪末，西亚出现了原始印度语最早的迹象，印度雅利安人向美索不达米亚扩散以及与胡里安人则融合始于公元前2300——前2100年间。

（3）国家兴起阶段

雅利安人开始发展游牧的养马业，并组织起庞大的骑兵。迁徙特点是骑马游牧民族的大规模运动，他们带着牲畜寻找新的放牧地，并且意图征服农耕地区，以那里的产品弥补单一经济的不足。其结果导致大规模的种族迁徙、大片地区的征服以及国家的兴起。

公元前17世纪，印度雅利安人穿越巴克特里亚——马尔吉亚那（Bactria-Margiana）从北道到达犍陀罗，创造了“犍陀罗墓葬文化”（Gandhara grave culture）。

而伊朗雅利安人分成三群（西伊朗语群、东伊朗语群和北伊朗语群），向三个方向扩散，大致始于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这些迁徙运动随着印度雅利安人的迁徙而发生：

北伊朗语人向南西伯利亚迁徙，辛塔什塔文化（Sintashta-Petrovka）可能代表了其迁徙活动的后期阶段。

东伊朗语人则追随印度雅利安人的足迹，出现在巴克特里亚和马尔吉亚那并征服了布鲁沙斯克人，而后还扩散到外阿姆河地区。

西伊朗语人的迁徙始于公元前二千纪下半叶，越过杰尔宾特山口（Derbent，里海西岸），在公元前9世纪出现在乌尔米亚湖（Urmia，伊朗西北部）附近。

可见语言学方面的推论与体质人类学的研究结果是大体吻合的，即在中亚分布着两支迁徙路线不同的塞种人集团：

北伊朗语人：在南西伯利亚活动，并发展出辛塔什塔—彼德罗夫卡文化，相当于上文中的东哈萨克斯坦的中亚两河类型塞种人。

东伊朗语人：在中亚和帕米尔高原活动，相当于南帕米尔的东部地中海类型塞种人。

根据研究表明，公元前3000年代，雅利安人还是一个部落联盟，其生产力发展已进入铜器和青铜器时代，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游牧部落，所以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其社会组织形态尚处于父系氏族部落和军事民主制时期。

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场，雅利安人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深入欧亚的腹地，向南则伸入西亚和南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性游牧部落迁徙浪潮。

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一支，从俄罗斯南部的库班地区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利亚高原。这些人和当地原居民杂居、融合，被称为卢维人、帕来人、西台人、吕底亚人。

同一时期，居于黑海沿岸的另一支，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接着陆续分批进入希腊，被称为希腊人。

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于东欧草原西部的一批雅利安人，沿多瑙河向西挺进，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被称为拉丁人。拉丁人是这些迁移民族中最著名的一支。

与此同时，另一些雅利安人继续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形成了西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

也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初开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早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先后在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和加喜特王国，居民被称为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后来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则定居在这一地区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被称为米底人和波斯人。

雅利安人的另一股势力曾经入侵南方。说梵语的雅利安民族，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经沿西路进入到了印度北部。在这里，他们与最早的黄褐色文明——达罗毗荼文明接触，学习了很多东西。其他一些雅利安民族还扩展到中亚的高山地区。这些地方迄今尤有金发碧眼的北欧系诸种族，不过他们如今用的是蒙古语。

雅利安人中有一支向东迁徙，到达祁连山北，这批人在世界历史中被称为塞种人，在我国被称为大月氏，此时正是我国的秦末汉初，匈奴兴盛的时代，匈奴击败了大月氏，于是一批大月氏人主张西迁，躲避匈奴，也就是后来张骞出使西域联络的大月氏，而不愿西迁的那支就是楼兰国。后来汉武帝派人去乌孙用金马换取汗血马，乌孙不换，而且派人指示楼兰袭击汉使，汉武帝愤怒，击破楼兰，楼兰国因此被灭。

虽然多数学者认为雅利安人起源于南俄大草原，但美国佛教史学家那瑞因等人提出一种看法，认为远古时代的印欧人种可能居于中国西北的甘肃和鄂尔多斯，是游牧民族，他们的祖先可能就是黄河流域的齐家文化建立者，这是仰韶时期的文化。

历史发展

公元前3000年，雅利安人还是一个部落联盟，其生产力发展已进入铜器和青铜器时代，他们本来就是一个游牧部落，所以畜牧业在他们的经济生活中占有重要地位。他们畜养公牛和乳牛，牛粪则被做成圆饼，充当燃料，驯养的动物有马、水牛、绵羊、山羊、猪等，他们选用马和马车作为交通工具，过着以游牧为主的生活。其社会组织形态尚处于父系氏族部落和军事民主制时期。

为了寻找新的水源和牧场，雅利安人部落开始不断向外迁徙，向西进入欧洲大部分地区，向东深入欧亚的腹地，向南则伸入西亚和南亚，在人类历史上形成了规模巨大的世界性游牧部落迁徙浪潮。

公元前3000年代末至西元前2000年代初，居住在黑海沿岸的一支，从俄罗斯南部的库班地区越过高加索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安那托利亚高原。这些人和当地原居民杂居、融合，被称为卢维人、帕来人、西台人、吕底亚人。同一时期，居于黑海沿岸的另一支，进入巴尔干半岛的东北部，接着陆续分批进入希腊，被称为希腊人。

公元前2000年代初，居于东欧草原西部的一批雅利安人，沿多瑙河向西挺进，他们翻越阿尔卑斯山进入意大利，被称为拉丁人。拉丁人是这些迁移民族中最著名的一支。与此同时，另一些雅利安人继续向西和北两个方向迁移，形成了西欧的塞尔特人和北欧的日耳曼人。

也是从公元前2000年代初开始，又一支雅利安部落从里海西岸分批南下进入伊朗高原，称为伊朗雅利安人，早期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先后在两河流域北部和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坦尼王国和加喜特王国，居民被称为米坦尼人和加喜特人。后来进入伊朗高原的雅利安人则定居在这一地区的西北部和西南部，分别建立了米底王国和波斯帝国，被称为米底人和波斯人。

雅利安人的另一股势力曾经入侵南方。说梵语的雅利安民族，早在公元前1000年以前，就已经沿西路进入到了印度北部。在这里，他们与最早的黄褐色文明－－达罗毗荼文明接触，学习了很多东西。其他一些雅利安民族还扩展到中亚的高山地区。这些地方迄今尤有金发碧眼的北欧系诸种族，不过他们如今用的是蒙古语。

《辞海》中对“雅利安人”一词的解释：

雅利安人（Aryans）是欧洲19世纪文献中对印欧语系各族的总称。从印度和波斯古文献的比较和研究中推知，远古在中亚地区曾有一个自称“雅利阿”（Arya）的部落集团，从事畜牧，擅长骑射，有父系氏族组织，崇拜多神。公元前2000至前1000年间，一支南下定居印度河上游流域，一支向西南进入波斯，另一支迁入小亚细亚。自18世纪欧洲语言学界发现梵语同希腊语、拉丁语、克尔特语、日尔曼语、斯拉夫语等有共同点后，即用“雅利安语”一词概括这些语言。（现通称印欧语系语言。）

人种计划

二战期间在纳粹的鼓吹之下，为了创造党卫之中的精英，希特勒曾尝试选取军中符合雅利安特征的男性与金发碧眼的女性结合，进行疯狂的造人计划。他鼓励那些“雅利安人”无休止的生育，但是有幸被希特勒“选中”的雅利安女子之中大多数是性工作者，以及生计无着的无知妇女，这个被战争狂人命名为“生命之源”的计划在二

战的炮火中愈演愈烈，希特勒的得力助手莱姆希曾在巴伐利亚建造一座雅利安人种的“摇篮”，这个农场一般的育婴场被堂而皇之的命名为“生命之源中心”。无数的“雅利安”儿童在没有家庭温暖和社会关爱的情况下成长起来。

而孩子的母亲们则是不得不为了维持生计与党卫精英们媾和，在鼓吹为纳粹做贡献的社会风气之下成为一人身饰两角的犯罪者和受害者。

在国家社会主义统治下的德国不断扩大的战事之下，为了缔造更多适应战争需要，以及战后重建大日耳曼尼亚需求的“新的人类”，“元首”曾尝试选取党卫军，国防军等国家职能体系中符合男性与符合党卫军种族和移民指挥部要求的具有北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民族雌性个体特征的人结合。这和日耳曼民族从古代就开始的习性有关，因为那是一支崇尚英雄主义的民族，他们需要的就是不断补充他们为他们那嗜血，好战的灵魂而不断失去的战士。“元首”把那里命名为Lebensborn，日耳曼民族既然被誉为是农夫和战士的民族，那么农场一般的外貌自然是必不可少的。

无数的“北欧日耳曼”幼体在缺少原来家庭温暖和无情的战火中来到了这个世界。而此时，他们显然不知道所要承担的责任绝非是一个非日耳曼人可以想象的。正如“元首”所说，你什么都不是，你的民族才是一切。希姆莱对此的回应是，我们每个人都只是日耳曼鲜血中不可分割的一环。这些幼体的母亲们则是以日耳曼英雄主义的服从领袖作为天职，与挑选出来的德军交配，从而写下了自己生命乃至人类历史上不可磨灭的一笔。

这些北欧金发碧眼的日耳曼幼体通常在出生之后，被送到育婴院或少年院或是直接送到作为军人的父系一方抚养，以便之后古代斯巴达式地接受国家社会主义政治教育和意识形态灌输，希望他们成为将来德意志的“希望和光明”。丧心病狂的战争贩子甚至不满于雅利安人制造流水线的速度，一度从国外掳来金发碧眼儿童送交德国家庭抚养进行德国化以便提高育婴农场的产量。

这是一段淹没的雅利安史，不仅仅是参加人种计划的人，所有的人种都会记得。

宗教信仰

雅利安人在他们早先的家园开创的共同文化和宗教，仍然分别反映在伊朗人和印度-雅利安人最早的典籍中。在后者的文献中，查拉图士特拉【查拉图士特拉(Zarathustra)意为“骆驼的驾驭者”，即古波斯语的琐罗亚德斯，古波斯的宗教改革者。】的宗教改革带来了一些引人注目的改变，其结果例如，原有的单词“神”(梵语为deva-)获得了“魔鬼”(阿吠斯塔语：daeva-)的词义。同时，吠陀经中某些重要的神(如因陀罗)，在阿吠斯塔中则被降到魔鬼的地位。

尽管如此，仍有相当数量的共同遗产保留下来：虽然因陀罗这个名称变为指魔鬼，但其称号“杀弗栗多者”（Vrtrahan-）的伊朗语形式Vrthragna仍指一尊重要的神祇；与吠陀经中的密多罗（Mitra，婆罗门教、印度教神名。

《吠陀》中的昼神）相应的伊朗的密斯拉（Mithra，古代波斯神话中的光与真理之神，后成为太阳神），仍为他们最重经历；崇拜火和苏摩祭是印度和伊朗两者的共同遗产；吠陀中的毗伐斯万特之子耶摩[Yama，太阳神毗伐斯万特（ViVansvant）之子，死者之王]和阿吠斯塔中毗伐赫万特之子伊玛[Yima，伊朗古代神话中也为太阳神之子，人类始祖]这样一些人物也说明有一种共同的神话。印度和伊朗还有着共同的基本宗教术语，例如，吠陀中的“霍塔尔”（hotar），意为“祭司”，“雅吉纳”（yajna）意为“献祭”，“利塔”（rta-）为“真理、神规”，在阿吠斯塔中分别为“扎奥塔尔”（Zaotar）、“雅斯纳”（yasna）、“阿夏”（asa-）（古波斯文为“阿尔塔”（arta-）。

同样，共有的专门名词也出现在政治（“统治权”，梵文中为ksatra-。阿吠斯塔文为x‘sathra-），军事（“军队”，梵文为sena，阿吠斯塔文为haena，古波斯文为haina）以及经济（“田野”梵文为ksetra-、“可耕地”urvara-，阿吠斯塔文“家园”为So1thra，“庄稼”uruara）等领域中。在印度，社会阶级的划分具体表现为四种姓制度，这与伊朗的情况极为相似。

人们讨论较多的问题是：近东的雅利安人是与雅利安人的印度一雅利安人分支、还是与其伊朗人分支有更为密切的联系，或者，近东的雅利安人是否相当于分离前的原始雅利安人。流行的看法是，他们可能与印度——雅利安人分支有联系。这一结论部分地是基于语言方面的考虑（例如，单词“一”aika-，与梵语的eka-相符合，而与伊朗语aiva-不一致），但也基于这一事实，即上述诸神是吠陀经中特有的神，而在伊朗语中，这些神中仅有密多罗作为神出现；至于原始雅利安人，除了密多罗，它们之中任何一个在这一阶段是否能被看作是神，尚有疑问。

语言文化

印欧语系起源于欧洲，吠陀形式的梵语就是这一语系最古老的语言之一。要将一种属于这个语系的语言从远道带往印度，唯一可能的途径是说该种语言的民族的迁徙。以有关语言的相互关系为依据，人们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说明这一过程的概况。除了在总体上属于印欧语系，梵语即古印度——雅利安语与伊朗语族也有着较为密切而特殊的关系。

伊朗语族中最古老的代表是古波斯语和阿吠斯塔语。实际上，古代印度——雅利安语和伊朗语族语言的关系十分密切，因而这两个都自称雅利安人的民族在更早的时期里必定曾经是同一个民族，讲着同一种语言（尽管适当许可方言之间的差异）。这一通常被当作原始印度——伊朗语的早期雅利安语，是后来的伊朗语和印度——雅利安语得以衍生出来的语源。在雅利安人侵入印度以前的时期里，他们很可能居住在中亚地区，以奥克苏斯河[阿姆河]、锡尔河、咸海和里海为界。可以假定，雅利安人的各个分支就是从这个基地推进到阿富汗高原，然后从这个基地下降到旁遮普平原。从这同一地区，另一些雅利安部落朝着相反的方向，西向移入伊朗。在那里，他们第一次出现在亚述记载中是在公元前9世纪中叶。

大约6000年前，在黑海之北，西起多瑙河地区，东到今天中亚的大片草原上生活着一批操印欧语系语言的部落，他们大多数以游牧为生，少部分从事定居农耕。大概因为气候变迁的缘故，大约5000年前这批人在进入青铜时代的同时，开始向各个方向迁徙。其中进入中亚、西亚和南亚的广大地区的一部分人被学者称为雅利安人（Aryans）。雅利安本意是“农夫”，后来引申为“高贵”的意思。今天伊朗（Iran）的国名就是由“雅利安”而来。

在暂定为将近公元前2千纪初的这个阶段，雅利安人已被看作一个单独的社团，业已脱离了印度——欧罗巴人的其他分支。在更早的阶段，大约是公元前3千纪的中期，人们可以假定这样一种情形：使用派生出后来雅利安语的语言的人们仍是原先的印度——欧罗巴社团的成员，他们的语言是印欧语的一种方言，尚未发展成为单独的语族。这一发展是在上文指出的那个阶段（公元前2000一前1500年）中完成的。这假定暗示：雅利安人原先的住地还在更远的西方。对此，也能提出语言学上的证据。在所有的印欧语系语言中，有迹象表明，波罗的——斯拉夫语族与印度——伊朗语族有着最密切的关系。由于这些语言不可能远离它们初次得到历史性证实的地区，这一联系就可用来指出印度——伊朗语族最早的发源地。

除了许多其他特有的类似之处，这两个语族都具有早期颔音化的特征（梵文的Saturn和阿吠斯塔文的Saturn“一百”，与拉丁文的Centum相对照，即为例证），这种情况在阿尔巴尼亚语和亚美尼亚语中也可见到。由于这一共有的革新，通常认为这些语言形成了印欧语系中一个特殊的语族，并按阿吠斯塔语中“一百”这个词，将它们称作“萨塔姆”（Satem）语族。事实上，看来很可能是：这一变化发生的时间很早，因而使用所有这些语言的人的祖先在那时候都还互有接触。除了这些特殊关系以外，还有证据表明，印度——伊朗语与希腊语也有特殊的关系，这在动词的构词法上尤其明显可见。

没有迹象表明印度——伊朗语和其他印欧语言有特殊的联系。就西印欧语言（意大利语、凯尔特语、日耳曼语）来说，鉴于它们的地理位置，不可能有这种联系。赫梯语和小亚细亚的同源的语言处于一种特殊地位，由于它们与人们熟悉的印欧语形态差异很大，因而需要假定，它们很早就分离出去了。这些民族翻越巴尔干山脉进入小亚细亚的时间必定比他们最初出现在书面历史记载中要早得多。更有疑问的是关于两种习惯上称之为吐火罗语甲和吐火罗语乙、相互有密切联系的语言的情况。

本世纪初，使用这两种语言的写本残卷在中国新疆出土。鉴于这些残卷的位置，人们希望它们会显示出与印度——伊朗语有较密切接触的一些迹象，然而，从这些残卷却找不出这方面的任何痕迹。更有甚者，从它们也看不到与印欧语的其他分支有什么特殊的联系。对于这些事实，最好的解释是，假定使用这一语言的人群分离出去的时间很早（尽管不如赫梯人等的分离那么早）。必定是上文概括的雅利安部落后来向东的扩张将他们推向越来越远的东方，直到最后定居在中国新疆。从语言上找不出这两种人早期接触的痕迹，只有到很晚的时期，伊朗人对吐火罗人的影响才显露出来。

吠陀文化

传统印度文化的基础和它的大多数细节是在约公元前1000年到约前500年的吠陀时代发展而成的。我们对这个发展过程及实际发生的事件知之甚少。《吠陀经》和英雄史诗热衷的是涉及神祇和魔鬼的虚构冒险或哲学及宗教事务，而不关心记述世俗事件或日常生活。我们只知道，这几百年见证了一种先进文化的成熟，它不再是简单的雅利安或雅利安占优势的文化，而是印度文化。我们可以通过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大帝入侵印度北部后的希腊人的眼睛，首次用世俗眼光一窥这一文化的所有细节。

这些希腊人给我们描绘的这一文化，不但异常关注哲学和玄学，而且在世俗事务方面也取得惊人成就。古典时代晚期的西方，与中国一样，知道印度是最先进医学知识和实践的故乡，是包括我们今天仍在使用的数字体系（被误称为“阿拉伯”数字，其实是阿拉伯人从印度人那里学来的）在内的数学的发祥地，也是钢铁加工的基地。印度的钢后来通过阿拉伯人以“大马士革钢”和“托莱多剑”的形式传到西方，但钢本身则是印度的。被称为Ayurveda（Ayur是“长寿”，veda是“知识”）的印度医学，丰富了希腊和中国的医学知识并广为传扬，当然它也从希腊和中国医学实践受益匪浅。

印度科学的这些及其他要素与吠陀时代对宇宙及物质世界的假设有一定关系。像某些希腊哲学家那样，但可能更坚定地，吠陀时代的印度人思考时所依据的是影响万物的普遍法则——一种最高原则或存在于灵魂中的本原，一种他们称之为Rta的自然秩序。与希腊观念不同的是，这一自然秩序甚至存在于神之上和神之前，它决定着一切可见和不可见的现象。没有这样的假设，现代科学和技术是不可想像的。在这些方面，希腊人走上了正确道路，但印度人抢了先并且可能影响了希腊人。后来欧洲人的观念转到了其他方向，直到文艺复兴时期才恢复到希腊路线上来。考虑到印度和中国早期科学成就，很久之后欧洲人的决定性飞跃则颇具讽刺性。尽管这样，欧洲人的飞跃必然是建立在古代印度、中国和希腊人的基础之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