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是鲁迅先生于1936年10月9日（即这位伟大文豪逝世前的第十天）写了《关于太炎先生二三事》这篇著名散文（见《且介亭杂文末编》）。章太炎，名炳麟，字枚叔，初名学乘。后改名绛，号太炎。早年又号“膏兰室主人”、“刘子骏私淑弟子”等。汉族，中国浙江余杭人，清末民初民主革命家、思想家、中国近代著名朴学大师。著名学者，研究范围涉及小学、历史、哲学、政治等等，著述甚丰。

写作原因

章太炎因早年热心维新运动的反清革命，成为一个学者兼革命家，他1906年流亡日本不久便主持《民报》，鲁迅常去报馆听他讲学。鲁迅不仅折服他渊博的学识及和蔼可亲的长者风度，更钦敬他的革命精神。

后来，“五四”运动后，章先生慢慢落伍了，白话文运动多年后，他不在维护文言攻击白话，鲁迅素所敬重的老师“原是拉车的好身手，”现在却“拉车屁股向后”了，怎么办？是尊师还是重道？鲁迅选择了后者，写了《趋时和复古》等文章，对章先生进行了尖锐批评。

然而，1936年6月，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把他打扮成“纯正先贤”宣布要进行“国葬”；也有一些报刊贬低他为“失修的尊神”，而早年革命家的章太炎被掩盖起来。于是，鲁迅不顾病重，于逝世前10天写下了著名的《关于章太炎先生二三事》为自己的老师鸣不平。

作品全文

前一些时，上海的官绅为太炎〔2〕先生开追悼会，赴会者不满百人，遂在寂寞中闭幕，于是有人慨叹，以为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这慨叹其实是不得当的。官绅集会，一向为小民所不敢到；况且高尔基是战斗的作家，太炎先生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纪念者自然有人，但也许将为大多数所忘却。

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回忆三十余年之前，木板的《訄书》〔3〕已经出版了，我读不断，当然也看不懂，恐怕那时的青年，这样的多得很。我的知道中国有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4〕和作邹容〔5〕的《革命军》序，竟被监禁于上海的西牢〔6〕。那时留学日本的浙籍学生，正办杂志《浙江潮》〔7〕，其中即载有先生狱中所作诗，却并不难懂。这使我感动，也至今并没有忘记，现在抄两首在下面——

狱中赠邹容邹容吾小弟，被发下瀛洲。快剪刀除辫，干牛肉作糇。英雄一入狱，天地亦悲秋。临命须掺手，乾坤只两头。

狱中闻沈禹希〔8〕见杀不见沈生久，江湖知隐沦，萧萧悲壮士，今在易京门。

螭鬽羞争焰，文章总断魂。中阴当待我，南北几新坟。

一九○六年六月出狱，即日东渡，到了东京，不久就主持《民报》〔9〕。我爱看这《民报》，但并非为了先生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或说佛法，谈“俱分进化”〔10〕，是为了他和主张保皇的梁启超〔11〕斗争，和“××”的×××斗争〔12〕，和“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的×××斗争〔13〕，真是所向披靡，令人神旺。

前去听讲也在这时候，但又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所以直到现在，先生的音容笑貌，还在目前，而所讲的《说文解字》，却一句也不记得了。〔14〕民国元年革命后，先生的所志已达，该可以大有作为了，然而还是不得志。

这也是和高尔基的生受崇敬，死备哀荣，截然两样的。我以为两人遭遇的所以不同，其原因乃在高尔基先前的理想，后来都成为事实，他的一身，就是大众的一体，喜怒哀乐，无不相通；而先生则排满之志虽伸，但视为最紧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见《民报》第六本）〔15〕，却仅止于高妙的幻想；

不久而袁世凯〔16〕又攘夺国柄，以遂私图，就更使先生失却实地，仅垂空文，至于今，惟我们的“中华民国”之称，尚系发源于先生的《中华民国解》（最先亦见《民报》）〔17〕，为巨大的记念而已，然而知道这一重公案者，恐怕也已经不多了。

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后来的参与投壶〔18〕，接收馈赠，遂每为论者所不满，但这也不过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19〕，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

近有文侩，勾结小报，竟也作文奚落先生以自鸣得意，真可谓“小人不欲成人之美”〔20〕，而且“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21〕了！

但革命之后，先生亦渐为昭示后世计，自藏其锋镳。浙江所刻的《章氏丛书》〔22〕，是出于手定的，大约以为驳难攻讦，至于忿詈，有违古之儒风，足以贻讥多士的罢，先前的见于期刊的斗争的文章，竟多被刊落，上文所引的诗两首，亦不见于《诗录》中。

一九三三年刻《章氏丛书续编》于北平，所收不多，而更纯谨，且不取旧作，当然也无斗争之作，先生遂身衣学术的华衮，粹然成为儒宗，执贽愿为弟子者綦众，至于仓皇制《同门录》〔23〕成册。近阅日报，有保护版权的广告，有三续丛书的记事，可见又将有遗著出版了，但补入先前战斗的文章与否，却无从知道。

战斗的文章，乃是先生一生中最大，最久的业绩，假使未备，我以为是应该一一辑录，校印，使先生和后生相印，活在战斗者的心中的。然而此时此际，恐怕也未必能如所望罢，呜呼！

十月九日。

注释

〔1〕本篇最初印入一九三七年三月十日在上海出版的《工作与学习丛刊》之一《二三事》一书。

〔2〕太炎章炳麟（1869—1936），又名绛，号太炎，浙江余杭人，清末革命家、学者。光复会的发起人之一，后参加同盟会，主编《民报》。他的著作汇编为《章氏丛书》（共三编）。

〔3〕《訄书》参看本卷第193页注〔21〕。

〔4〕康有为参看本卷第43页注〔11〕。戊戌变法失败后逃亡国外，组织保皇会，后来并反对孙中山领导的民主革命运动。这里所说“驳斥康有为”，指章太炎发表于一九○三年五月《苏报》的《驳康有为论革命书》，它批驳了康有为主张中国只可立宪，不能革命的《与南北美洲诸华裔书》。

〔5〕邹容（1885—1905）字蔚丹，四川巴县人，清末革命家。一九○二年留学日本，积极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一九○三年回国，于五月出版鼓吹反清的《革命军》一书，书前有章太炎序。同年七月被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拘捕，次年三月判处监禁二年，一九○五年四月死于租界狱中。

〔6〕这就是当时有名的“《苏报》案”。《苏报》，一八九六年创刊于上海的鼓吹反清革命的日报。因它曾刊文介绍《革命军》一书，经清政府勾结上海英租界当局于一九○三年六月和七月先后将章炳麟、邹容等人逮捕。次年三月由上海县知县会同会审公廨审讯，宣布他们的罪状为：“章炳麟作《訄书》并《革命军序》，又有驳康有为之一书，污蔑朝廷，形同悖逆；邹容作《革命军》一书，谋为不轨，更为大逆不道。”邹容被判监禁二年，章炳麟监禁三年。

〔7〕《浙江潮》月刊，清末浙江籍留日学生创办，光绪二十九年正月（一九○三年二月）创刊于东京。这里的两首诗发表于该刊第七期（一九○三年九月）。

〔8〕沈禹希（1872—1903）名荩，字禹希，湖南善化（今长沙）人。清末维新运动的参加者，戊戌变法失败后留学日本。一九○○年回国，秘密进行反清活动。一九○三年被捕，杖死狱中。章太炎所作《祭沈禹希文》，载《浙江潮》第九期（一九○三年十一月）。

〔9〕《民报》月刊，同盟会的机关杂志。一九○五年十一月在东京创刊，一九○八年十一月出至第二十四号被日本政府查禁；一九一○年初又秘密印行两期后停刊。自一九○六年九月第七号起直至停刊，都由章太炎主编。

〔10〕“俱分进化”章太炎曾在《民报》第七号（一九○六年九月）发表谈佛法的《俱分进化论》一文，其中说：“进化之所以为进化者，非由一方直进，而必由双方并进。专举一方，惟言智识进化可尔，若以道德言，则善亦进化，恶亦进化；若以生计言，则乐亦进化，苦亦进化。双方并进，如影之随形……进化之实不可非，而进化之用无所取；自标吾论曰：‘俱分进化论’。”

〔11〕梁启超参看本卷第319页注〔6〕。他逃亡日本后，于一九○二年在横滨创办《新民丛报》，鼓吹君主立宪，反对民主革命。章太炎主编的《民报》曾对这种主张予以批驳。

〔12〕和“××”的×××斗争“××”疑为“献策”二字，×××指吴稚晖。吴稚晖（名敬恒）曾参加《苏报》工作，在《苏报》案中有叛卖行为。章太炎在《民报》第十九号（一九○八年二月）发表的《复吴敬恒书》中说：“案仆入狱数日，足下来视，自述见俞明震（按当时为江苏候补道）屈膝请安及赐面事，又述俞明震语，谓‘奉上官条教，来捕足下，但吾辈办事不可野蛮，有释足下意，愿足下善为谋。’时慰丹在傍，问曰：‘何以有我与章先生？’足下即面色青黄，嗫嚅不语……足下献策事，则rrr言之。

……仆参以足下之屈膝请安S胛盼康び锒?嫔?嗷啤??幸灾猺r之言实也。”后来又在《民报》第二十二号（一九○八年七月）的《再复吴敬恒书》中说：“今告足下，rrr*艘荒挥眩?八昀创擞卫??肫拖嗉??灯涫隆??阆录燃?震，而火票未发以前，未有一言见告；非表里为奸，岂有坐视同党之危而不先警报者？及巡捕抵门，他人犹未知明震与美领事磋商事状，足下已先言之。非足下与明震通情之的证乎？非足下献策之的证乎？”

〔13〕×××指蓝公武。章太炎在《民报》第十号（一九○六年十二月）发表的《与人书》中说：“某某足下：顷者友人以大著见示，中有《俱分进化论批评》一篇。足下尚崇拜苏轼《赤壁赋》，以《红楼梦》为成佛之要道，所见如此，仆岂必与足下辨乎？”书末又有附白：“再贵报《新教育学冠言》有一语云：‘虽如汗牛之充栋’，思之累日不解。”

一九二四年五月二十五日北京《晨报副刊》发表有蓝公武《“汗牛之充栋”不是一件可笑的事》一文，说：“当日和太炎辨难的是我，所辩论的题目，是哲学上一个善恶的问题。”按蓝公武（1887—1957），江苏吴江人。早年留学日本和德国。曾任《国民公报》社长、《时事新报》总编辑等职。又章太炎函中所说的“贵报”，指当时蓝公武与张东荪主办的在日本发行的《教育杂志》。

〔14〕一九○八年作者在东京时曾在章太炎处听讲小学。据许寿裳在《亡友鲁迅印象记·从章先生学》中说：“章先生出狱以后，东渡日本，一面为《民报》撰文，一面为青年讲学……我和鲁迅极愿往听，而苦与学课时间相冲突，因托龚未生（名宝铨）转达，希望另设一班，蒙先生慨然允许。……每星期日清晨，我们前往受业，……先生讲段氏《说文解字注》、郝氏《尔雅义疏》等”。

〔15〕章太炎这几句话，见《民报》第六号（一九○六年八月）所载他的《演说录》：“近日办事的方法……第一要在感情，没有感情，凭你有百千万亿的拿坡仑、华盛顿，总是人各一心，不能团结……要成就这感情，有两件事是最要的，第一是用宗教发起信心，增进国民的道德；第二是用国粹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

〔16〕袁世凯参看本卷第128页注〔3〕。

〔17〕《中华民国解》发表于《民报》第十五号（一九○七年七月），后来收入《太炎文录·别录》卷一。

〔18〕投壶参看本卷第321页注〔22〕。一九二六年八月间，章太炎在南京任孙传芳设立的婚丧祭礼制会会长，孙传芳曾邀他参加投壶仪式，但章未去。

〔19〕七被追捕，三入牢狱章太炎在一九○六年五月出狱后，东渡日本，在旅日的革命者为他举行的欢迎会上说：“算来自戊戌年（1898）以后，已有七次查拿，六次都拿不到，到第七次方才拿到；以前三次，或因别事株连，或是普拿新党，不专为我一人，后来四次，却都为逐满独立的事。”（载《民报》第六号）至于“三入牢狱”，据《太炎先生自定年谱》可考者为两次：一九○三年五月因《苏报》案被捕，监禁三年，期满获释；一九一三年八月因反对袁世凯被软禁，袁死后始得自由。

〔20〕“小人不欲成人之美”语出《论语·颜渊》：“君子成人之美，不成人之恶；小人反是。”

〔21〕“蚍蜉撼大树，可笑不自量”语见韩愈诗《调张籍》。

〔22〕《章氏丛书》浙江图书馆木刻本于一九一九年刊行，共收著作十三种。其中无“诗录”，诗即附于“文录”卷二之末。下文的《章氏丛书续编》，由章太炎的学生吴承仕、钱玄同等编校，一九三三年刊行，共收著作七种。

〔23〕《同门录》即同学姓名录。据《汉书·孟喜传》唐代颜师古注：“同门，同师学者也。”

赏析

本文是一篇悼念性杂文，与传统的悼念文章相比，它并不重在寄情于死者的在天之灵，也决不仅仅是为了表达对师长个人的怀念，而主要是为了无产阶级的革命事业，为了整个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因此不仅在死者身上寄生者之情，更要从中求生者之道。这是这篇杂文在艺术上的一个突出的特点。

鲁迅在逝世前10天，先后写了这篇文章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他在生命的最后时刻，为何连撰两文来评论章太炎呢?这自然是有重要原因的。章太炎是清末著名的资产阶级革命家和学者，在孙中山领导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时期，他积极参与反对清政府的革命活动，辛亥革命失败后，他在总统府痛骂妄图复辟帝制的袁世凯，但以后逐渐脱离现实斗争，钻进书斋，成为“宁静的学者”。

1936年章太炎逝世后，国民党反动派及其御用文人正是利用这一点，以追悼、纪念为名，大做文章，企图“将他先前的光荣和死尸一同拖入烂泥的深渊”，以达到诱导青年逃避现实革命斗争，对抗党领导下的抗日救亡运动和以鲁迅为代表的革命文化斗争的反动目的。因此，如何评价章太炎的一生就显得十分必要，这不只是章太炎个人的问题，而直接关系到现实的阶级斗争。这就是鲁迅写作此文和《因太炎先生而想起的二三事》的根本原因。

在这篇文章中，鲁迅运用历史唯物主义与辩证唯物主义的观点，一分为二地总结了章太炎的一生，公正地评价了章太炎的是非功过，回击了反动派对章太炎的故意歪曲，表明了鲁迅坚持革命、反对倒退的立场。文章开头从上海官绅为章太炎开追悼会，当时有人慨叹“青年们对于本国的学者，竟不如对于外国的高尔基的热诚”谈起，驳斥这种慨叹是“不得当的”，指出章太炎“虽先前也以革命家现身，后来却退居于宁静的学者，用自己所手造的和别人所帮造的墙，和时代隔绝了”，所以“为大多数所忘却”。

接着针对当时反动派大肆宣扬章太炎在学术方面的成就，故意抹煞他前期革命业绩的阴谋，对章太炎作出总的论断：“我以为先生的业绩，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然后文章紧扣总题“二三事”转入回忆，用事实予以说明，从章太炎撰写驳康有为的文章和作邹容的《革命军》序，到因《苏报》案而被捕，再到出狱后主持同盟会机关杂志《民报》，同梁启超、吴稚晖、蓝公武等人斗争，以及因反袁世凯而被软禁。

在列举了这些事迹后，作者热情洋溢地赞扬道：“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诟袁世凯的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充分肯定了章太炎的本质和主流。与此同时，鲁迅也指出，章太炎在辛亥革命以后，“既离民众，渐入颓唐”，“参与投壶”，“接受馈赠”，对这种倒退是应该否定的。

但衡量功过，作者认为这只是“白圭之玷，”，“并非晚节不终”，不能以此否定他前期的革命业绩，不能借此歪曲他的“全人”。文中鲁迅对章太炎的盖棺论定无疑是科学的、全面的、正确的，他对太炎先生的革命业绩热情赞赏，指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范”，是青年们应该学习的地方，从而有力地反击了自鸣得意的文侩们对章太炎的奚落中伤，澄清了反动派在这个问题上有意制造的混乱。显然，这篇悼念文的写作不仅是为了死者的昨天，而更是为了生者的今天和明天。

相对于鲁迅其他偏重议论的杂文而言，本文是一篇侧重记事的杂文。在记事方面，它也是很有特色的：一是简洁概括，详略得当。这篇文章的叙事显然不同于人物传记的记事，并未去罗列人的一生，也不同于叙事散文的记事，未详加铺陈和描写，本文的记事主要是用来说明作者的论点，作者用精练扼要的文字只记述了二十世纪初年，1906年前后及辛亥革命之后三个重要历史阶段章太炎的几件事情，其中对他的革命活动写得较详，学术上的成就则一笔带过。

在革命活动中，又突出章太炎不怕牺牲、视死如归的革命精神和与保皇复辟势力斗争中“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战斗锋芒。这样更有利于说明全文的中心思想。二是多用正反对照的方法。譬如鲁迅从自己的亲身经历和感受出发，说他的知道太炎先生，并非因为“他的经学和小学”，是为了他驳斥康有为和为《革命军》作序以至被监禁；爱看《民报》，并非因为章太炎的“文笔古奥，索解为难”，而是因为他与保皇派等进行斗争，“令人神旺”；前去听讲，也“并非因为他是学者，却为了他是有学问的革命家”。

文中所否定的一面正是当时国民党反动派及文侩们欣赏、歪曲的一面，从而加强了文章的针对性。三是叙事中加入议论。如针对章太炎死后的哀荣远不如高尔基而有人发出慨叹的驳斥和申述；对章太炎一生“留在革命史上的，实在比在学术史上还要大”的精辟论断；对章太炎同梁启超等保皇复辟势力斗争。

“所向披靡，令人神旺”的褒赞；用两个“并世无第二人”对其一生革命业绩的称颂；对他晚年“既离民众，渐入颓唐”，“粹然成为儒宗”的分析；以及对章太炎一生功过的衡重量轻等。这些议论，文字精当，言简意赅，与叙事结合，既饱含着记事升华的情感，又将事理表达得更为深刻，大大增强了文章的战斗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