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玉器的断代 玉器断代可从以下几个方面入手： l从玉材不同品种断代 古人视玉与否的重要条件之一，是以当时坚硬的非金属和金属能否刻动为标准。因此，生产力和工具发展水平不同，人们对玉的认识是有变化的，所用的玉料也不同。一般来说时间越晚，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其玉料选择的硬度也越高。 2以玉器上不同的琢磨痕断代 ①玉器上留下最多的琢制痕是器物上的穿孔。这些穿孔，凡铁器出现以前的，无论其大小，若是一面穿钻成的，其孔眼都呈喇叭形；若由两面对钻而成的孔眼，两面开如穿钻时的孔眼较大，越往接口接近则孔眼渐小。人们从孔眼喇叭形明显程度不同，便可大概断定玉器是新石器时代或是青铜器时代的。铁或钢铁，又比青铜坚硬，这些器具钻成的孔眼，上下直径是相等的。凡有这种特征的钻孔，便可断定它是战国或战国以后的玉器。 孔径的大小和深浅程度不同，亦是玉器断代的依据之一。一般规律是生产力发展水平越高，其孔眼越细越长。 ②玉器切割和钻孔粗精情况也是断代的依据：一是看玉料的剖缝大小，二是看孔眼留下的琢痕。 ③以琢玉技法来断代：早期玉器，即距今有6O00年以上的玉器，至今未见一件有琢饰纹图者：新石器晚期，虽已见纹饰，但一般较简单，所饰纹图都是用单条阴线刻成；商代始，玉器上多见有用剔地阳纹法琢饰的纹图，更多的则用双勾法琢饰；战国始，镂雕活环套练法已十分成熟，镂空饰纹法，至此时已广泛应用，且技法很先进；汉代始，出现更多的立体器皿作品，所刻纹饰线条流畅，粗细相间；宋元始，已能制作重达千斤以上的大型玉器，且见众多用多层镂雕法和立体镂雕法琢制的玉器。 3从玉器造型品种的起始演变去断代 中国玉器，不同的造型计有百余种。 ①新石器时期：新石器时代的玉器，其造型只有30余种：主要作佩饰用的有玦、璜、 、管、坠、环、瑗、手镯、戒指、项串等；主要作礼器用的有琮、璧等； ②夏商时期：夏商玉器品种，有的是新出现的，最突出的是一种称为礼仪用的玉器，另一类玉器是以鸟兽鱼虫为标本摹作的写实和神化形动物。 夏商玉器中的另一新情况是前期大量制作的玉琮、玉璧及近似石工具的玉器，有的相对少或逐步走向衰落，有的则走向消亡。以写实为本，显示贵族王侯权威的玉器走向鼎盛。 ③西周时期：玉器的基本类别与夏商时期基本相同，但在造型上和数量方面有明显的变化。显示统治者威严和权力的玉器逐渐消亡，有的则向小型化发展变化，另一方面，如夏商时期并不很多的玉龙、玉凤等神化动物，至此时则数量大增，甚至在许多玉器上也广泛用其饰纹。 西周玉器中，也出现一些在以往玉器中未见的品种，最突出的是首次出现“六器”中的所谓玉圭和可能是武器柄的玉饰。 ④春秋时期：春秋玉器中最兴盛的品种，常见和新出现的有成组佩玉、传供死者面部盖罩的玉面具、剑饰物等。此外，一些圆球形扁平玉器，如玉璧、瑗和环等，在夏至西周时相对衰落后，又有了复兴。 ⑤战国时期：重要的创新器是玉带钩、玉印等。在春秋兴起的成组佩玉及玉具剑饰物，此时则走向鼎盛期，而且形式千姿百态。写实动物中，所见的只有玉马。人物造型中有仕女形舞形佩等。供死者用的玉面罩仍偶尔有见。玉韘已从商代的实用器转变为低矮的佩饰器，并向汉代的玉鸡心形佩发展演变。 战国玉器也是一个大变革时期，一些玉器虽早期已有，但至此时，在造型方面则有明显的差异，主要特点是所有器物或动物形器，其整体或局部，皆多作英文字母的“C”和“S”形弯曲，玉具剑中的玉剑首，从春秋晚期的梯形演变为扁圆形，人物也多从以往作跪地式或蹲跪式转变为多直立形。而且开始出现能识别为童子和仕女的造型，而以往夸张的人神韵已消失。璧璜多在内外楼雕出廓的龙凤和作双瑗合并形等。 ⑥两汉时期，保留前期的玉器有玉印、玉具剑饰物、玉带钩、玉璧、玉圭等。在春秋战国还能看到或兴盛起来的成组佩玉、玉面罩、玉玦、玉琮等，此时有的消失，有的改作他器用。 两汉是玉器品种大增的时期，所增品种主要的有专供死者陪葬的玉衣、玉枕、玉眼盖等。 ⑦魏晋南北朝时期：此期玉器是一个相对衰落期，其数量品种均较历代少，品种造型几乎都是两汉器物的延续。 ⑧唐代：玉器经魏晋南北朝时期相对衰落后，又有所复兴。所见玉器，除个别品种，其他前流行的器物几乎全消失。新出现的玉器，有供玉带上嵌饰的带板 包括 和铊尾，以西域各族人为本摹作的玉胡人及由胡人与动物绘雕的立雕器及玉梳及玉发簪和各式杯等。尤以玉杯的形式变化引人注意，有写实性的云形杯、莲花形杯、瓜棱形杯、三鸠式杯和椭圆式杯等。上述全新造型玉器的出现，为今后玉器的新变化开创了中国玉器史上又一新纪元。 ⑨两宋、辽、金、元时期：玉器造型风格和品种大多沿续唐物，但也不是全盘照搬，在局部构造上略有变化。 ⑩明代玉器：除了仿古、伪古及立体器皿等数量较多和形式变化较大外，其他品类大都沿续宋元物。 玉器中的文房用具，如玉砚，自宋始制作，但不多，及至明代，文具中的玉器除玉砚外，尚有玉笔管、玉笔架、玉洗、玉砚滴、王镇纸等。 ⑾清代：清初玉器数量较之明代和清中期显得特别少，而其造型皆保留明晚期遗风。清中期，主要是指乾隆、嘉庆时期玉器，主要有6大类，一是仿古器，二是生活用器，三是文房用具，四是书房陈设，五是吉祥和礼节用品，六是宗教用器。 清晚期玉器品种，大都适应商品需要和小市民思想意识而作，以佩玩、伪器居多。玉器上的纹饰内容均“图必有意，意必吉祥”，给人一种庸俗、华而不实的感受。此期可说是中国古玉中最消极的时期。 4从玉器上的纹饰图案去断代 ①从纹饰的手法断代：玉器上的纹饰手法很多，主要的有阴刻、剔地阳纹、浮雕、镂雕和圆雕等5种。人们可以依据刻纹手法及其出现的年代等方面，进行断代。 ②从纹饰的各类及其变化去断代：人们掌握不同时期出现什么纹饰及其历代的发展演变规律，便可以此来断定玉器的年代。 ③从整组图案及其内容断代：它以玉器整组或整体纹饰及其内容含意作为断代的依据。 2．玉器的辨伪 玉器的断代是确定某件玉器的年代，而辨伪除确定年代外，更主要的是确定其是否为真品。玉器之所以要辨伪，是因为有些玉器貌似某代作品，而实际上是后人仿作或伪作的。伪品作者的目的是为了营取利润，以假乱真，蒙骗收购者。伪作制作年代从现有实物看，自明代迄今都有。 玉器中尽管有仿制和伪作两种，但从鉴定的角度看，都属于辨伪的范围。辨识方法是一致的。 l掌握玉器断代的各种方法 因为凡仿造或伪造的古玉，都是想达到与某一年代作品相似的目的。但仿者尽管手法高明，也会留下某些不同时期各自风格特点，如果鉴者有前面那些熟练的断代能力，就会从所用玉料、所造形式或纹图等方面看出伪作的破绽。 2从玉质上辨伪 战国以前的玉质很杂，有的硬度也不如新疆产软玉高。伪作者利用这种情况，加之为节省原料的费用及较易仿造出土古玉浸色，故往往用次玉料，甚至石料去仿作。其实，古代玉器特别是商代以后玉器，凡贵重器物，都是用较优玉料，如和田玉、南阳玉及岫岩玉而为。因此，若有用次的玉料或近似玉料而作的古玉器，其真实性就要打问号。 3从浸色上辨伪 古代玉器，凡出土品，除新疆和田玉等地玉制作者外，人都有深浅不一的浸色，有的其表面甚至已呈石灰质或鸡骨白色、有的浸色十分丰富，有特殊的美感。值得指出的是，这些丰富的浸色，都是经长期形成的，有的已达到数千年之久，故所受浸色都比较自然，受浸的程度也较深。伪造古玉者，为达到上述浸色的所谓古色效果，便用蒸煮烧烤、酸咸碱浸泡，甚至涂绘颜色等手法，摹仿古玉的浸蚀色。总之，后仿和伪造者是以快速法或涂绘法所为，故其各种浸蚀色即使仿得天衣无缝，也只能浸及表面，与古玉自然形成的浸色有明显差异。 4从纹图上辨伪 伪造玉器者，常见一种用光素旧玉器改作纹图以求高价出售的情况。因此，辨伪者不能仅从一个方面，而要全面，哪怕一点细小的差错去辨识其真伪。如那种用光素旧玉器改作的饰纹玉器，即使玉料和饰效仿作得很像，但因其刻琢纹图与玉器制造非同一时代，故其刻纹处与没有刻纹原表面浸色和熟旧程度是不同的，即刻纹处色新，原器未刻纹表面色旧。 总之，玉器的断代和辨伪，是一种很复杂的工作，涉及的方法和知识内容很多，上述方法和注意事项仅是其中重要的或主要的，人们在实践中还会认识更多的内容。多实践，并在实践中运用地质学、材料学、考古学、科技和历史学等多学科知识，是成功辨伪的关键。否则，错识误辨是必然的。

中国古代史,大家帮我解答几道题

教科历史书上能找到,但是仅仅一句话,不全!

详细资料:

蒙恬(?—前210年)，秦始皇时期的著名将领，祖籍齐国。传说他曾改良过毛笔。

蒙恬祖父蒙骜为秦国名将，事秦昭王，官至上卿。曾经伐韩、攻赵、取魏国城，为秦立下了战功。其父蒙武曾为秦裨将军，与王翦一起灭楚，亦屡立战功。蒙恬少年习刑狱法，担任过审理狱讼的文书。

始皇二十六年(公元前221年)，蒙恬被封为将军，攻齐，因破齐有功被拜为内史(秦朝京城的最高行政长官)，其弟蒙毅也位至上卿。蒙氏兄弟深得秦始皇的尊宠，蒙恬担任外事，蒙毅常为内谋，当时号称“忠信”。其他诸将都不敢与他们争宠。

秦统一六国后，蒙恬奉命率三十万大军北击匈奴。收复河南地(今内蒙古河套南伊克昭盟一带)，自榆中(今内蒙古伊金霍洛旗以北)至阴山，设三十四县。又渡过黄河，占据阳山，迁徙人民充实边县。其后修筑西起陇西的临洮(今甘肃岷县)，东至辽东(今辽宁境内)的万里长城，把原燕、赵、秦长城连为一体。长城利用地形，籍着天险，设制要塞，有力的遏制了匈奴的南进。后受遣为秦始皇巡游天下开直道，从九原郡(今内蒙包头市西南)直达甘泉宫，截断山脉，填塞深谷，全长一千八百里，可惜没有修竣完工。蒙恬征战北疆十多年，威振匈奴。

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冬，秦始皇游会稽途中患病，派身边的蒙毅去祭祀山川祈福，不久秦始皇在沙丘病死，死讯被封锁。中车府令赵高这时得宠于公子胡亥，他想立公子胡亥，于是就同丞相李斯、公子胡亥暗中谋划政变，立胡亥为太子。因早先赵高犯法，蒙毅受命公正执法，引起赵高对蒙氏的怨恨。胡亥即位，便遣使者以捏造的罪名赐公子扶苏、蒙恬死。扶苏自杀，蒙恬内心疑虑，请求复诉。使者把蒙恬交给了官吏，派李斯舍人来代替蒙恬掌兵，囚禁蒙恬于阳周。胡亥杀死扶苏后，便想释放蒙恬。但赵高深恐蒙氏再次贵宠用事，对己不利，执意要消灭蒙氏。便散布在立太子问题上，蒙毅曾在始皇面前毁谤胡亥，胡亥于是又囚禁了蒙毅。子婴力谏，认为不可诛杀蒙氏兄弟。胡亥不听，杀蒙毅。又振人前往阳周去杀蒙恬。

使者对蒙恬说：“你罪过太多，况且蒙毅当死，连坐于你。”蒙恬说：“自我先人直到子孙，为秦国出生入死已有三代。我统领着三十万大军，’虽然身遭囚禁，可我的势力足以背叛。但我知道，我应守义而死。我之所以这样做是不敢辱没先人的教诲，不敢忘记先主的恩情。昔日周成王初立年幼，周公旦背负成王上朝，曾断指起誓忠心为主，终于平定了天下。及成王长大，却听信谣言，周公旦被诬逃往楚国。后来成王终于反悟，杀了进谗言的人，请回了周公旦。所以《周书》上说：‘君王办事要反复考虑，’我蒙氏一家对君王忠心无二而反遭斩杀，这一定是有邪臣作逆谋乱，内部倾轧的缘故。周成王犯了错误而能改过自新，终于使周朝昌盛；夏桀诛杀关龙逢，商纣诛杀王子比干而不后悔，最终身死国亡。所以我认为犯了过错可以改正，听从劝谏可以觉醒。反复考虑是圣君治国的法则。我的这些话，并不是求得免罪，而是准备为忠谏而牺牲，希望陛下为天下万民着想，考虑遵从正确的治道。”使者说：“我只是受诏来处死你，不敢把将军的话传报皇上。”蒙恬喟然长叹道：“我怎么得罪了上天?竟无罪而被处死?”沉默良久又说：“我的罪过本该受死啦，起临洮，到辽东筑长城，挖沟渠一万余里，这其间不可能没挖断地脉，这便是我的罪过呀!”于是吞药自杀。

秦统一六国后，在在公元前214年，率领30万秦军征伐匈奴，次年收复河南地 今内蒙古河套一带，击退匈奴700余里，屯兵上郡 今山西榆林东南。蒙恬吸取战国时期据险防御的经验，从榆中 今属甘肃沿黄河至阴山构筑城塞，连接燕、赵、秦5000余里旧长城，并修筑北起九原、南至云阳的直道，构成了北方漫长的防御线。匈奴慑于蒙恬之威，不敢再犯。

蒙恬在后世有各种评价，司马迁在《史记》中认为：蒙恬在当时位高权重，而秦朝刚刚建立，人民刚刚脱离战乱，需要修养生息，不去劝阻秦始皇滥用民力，反而积极的修筑长城是有罪的。

第二题

修长城,主要修于高山险峻之上,所以说采用用险制夷的隔绝固守政策.

导途凿空的外拓互通并举之策,主要表现在通使西域,开辟丝绸之路.这为汉朝,以及后来唐帝国的丝绸之路的繁荣打下了坚实的基础!

一、为什么叫“丝绸之路”？

早年，人们对这条东西往来的通路没有给予一个统一的固定名称。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李希霍芬(F. von Richthofen)在他所写的《中国》一书中，首次把汉代中国和中亚南部、西部以及印度之间的丝绸贸易为主的交通路线，称作“丝绸之路”(德文作Seidenstrassen， 英文作the Silk Road)。其后，德国历史学家赫尔曼(A. Herrmann)在 1910 年出版的《中国和叙利亚之间的古代丝绸之路》一书中，根据新发现的文物考古资料，进一步把丝绸之路延伸到地中海西岸和小亚细亚，确定了丝绸之路的基本内涵，即它是中国古代经由中亚通往南亚、西亚以及欧洲、北非的陆上贸易交往的通道，因为大量的中国丝和丝织品经由此路西传，故此称作“丝绸之路”，简称“丝路”。

丝绸之路是个形象而且贴切的名字。在古代世界，只有中国是最早开始种桑、养蚕、生产丝织品的国家。近年中国各地的考古发现表明，自商、周至战国时期，丝绸的生产技术已经发展到相当高的水平。中国的丝织品迄今仍是中国奉献给世界人民的最重要产品之一，它流传广远，涵盖了中国人民对世界文明的种种贡献。因此，多少年来，有不少研究者想给这条道路起另外一个名字，如“玉之路”、“宝石之路”、“佛教之路”、“陶瓷之路”等等， 但是，都只能反映丝绸之路的某个局部，而终究不能取代“丝绸之路”这个名字。

历史上的丝绸之路也不是一成不变的，随着地理环境的变化和政治、宗教形势的演变，不断有一些新的道路被开通，也有一些道路的走向有所变化，甚至废弃。比如敦煌、罗布泊之间的白龙堆，是一片经常使行旅迷失方向的雅丹地形。当东汉初年打败蒙古高原的北匈奴，迫使其西迁，而中原王朝牢固地占领了伊吾(今哈密)以后，开通了由敦煌北上伊吾的“北新道”。从伊吾经高昌(今吐鲁番)、焉耆到龟兹，就和原来的丝路北道会合了。南北朝时期， 中国南北方处于对立的状态，而北方的东部与西部也时分时合。在这样的形势下，南朝宋齐梁陈四朝与西域的交往，大都是沿长江向上到益州(今成都)，再北上龙涸(今松潘)，经青海湖畔的吐谷浑都城，西经柴达木盆地到敦煌，与丝路干道合; 或更向西越过阿尔金山口，进入西域鄯善地区，与丝路南道合，这条道被称作“吐谷浑道”或“河南道”，今天人们也叫它作“青海道”。还有从中原北方或河西走廊向北到蒙古高原，再西行天山北麓，越伊犁河至碎叶(今托克马克附近)，进入中亚地区。这条道路后来也被称作“北新道”，它在蒙古汗国和元朝时期最为兴盛。

除了陆上丝绸之路外，从汉代开始，中国人就开通了从广东到印度去的航道。宋代以后， 随着中国南方的进一步开发和经济重心的南移，从广州、泉州、杭州等地出发的海上航路日益发达，越走越远，从南洋到阿拉伯海，甚至远达非洲东海岸。人们把这些海上贸易往来的各条航线，通称之为“海上丝绸之路”。

二、丝绸之路的地理环境和历史演变

陆上丝绸之路所经过的欧亚大陆(Eurasia)，主要是中国和欧洲之间的内陆亚洲地区。这一地区的地理特征是气候异常干燥，降雨量极其稀少。在丝绸之路的中部地带，有号称为“世界屋脊”的帕米尔高原，以帕米尔高原为中心，向四周延续出喜玛拉雅山、昆仑山、喀喇昆仑山、天山、阿尔泰山、阿赖山、兴都库什山等山脉，冰峰峡谷，行走艰难。这里的另一富有特色的地貌和景观是沙漠和戈壁，如新疆的塔克拉玛干大沙漠、里海东部的卡拉库姆沙漠、伊朗的卡维尔沙漠等，对于行旅来说，更是干渴难行。此外，由盐壳沉积而形成的崎岖起伏、犬牙交错的雅丹地形，也是一个重要的地理障碍。唐代诗人所描写的“映雪峰犹暗，乘冰马屡惊”(杨师道《陇头水》)，“黄沙西际海， 白草北连天”(岑参《过酒泉忆杜陵别业》)，正是这些地理景观的生动写照。而西行取经僧人笔下所描写的“上无飞鸟，下无走兽，复无水草”(《大慈恩寺三藏法师传》)，则是亲履其地的感受。

然而，耸立在沙漠边缘的一座座雪山上流下来的河水，灌溉滋润了大漠之中一片片绿洲，填补了流沙世界的“生物真空”，也提供了中西往来路途中的中间站。我们的先民也并没有因为不利的地理条件而陷于孤立，由于交换的需要，人们很早就开始了对外界的探索。

东西方出土的考古资料，揭示了先秦时期东西方交往的存在。如辽宁喀左蒙古族自治县东山嘴发现的新石器时代的陶质裸体女神像，即西方考古学所谓“维纳斯女神像”，与中欧、南俄以及西伯利亚地区出土的同形女神像十分相像。河南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的商代和田玉，俄罗斯阿尔泰山西麓巴泽雷克(Pazyryk)大墓发现的公元前五至前四世纪的中国铜镜和丝织品，表明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北方和西北方的游牧民族，如匈奴人、月氏人和斯基泰人等，扮演着东西方文化交往的主角。

秦、汉王朝统一中国，积聚了中原王朝的实力。到公元前二世纪的汉武帝时，为了打败称雄漠北、搔扰中原农耕居民的游牧王国匈奴，雄才大略的汉武帝派张骞出使西域，联络被匈奴人从河西赶走而定居在阿姆河一带的大月氏人。张骞经过千难万险，虽然没有搬来大月氏的兵，却全面了解了西域的政治和地理情况。随后汉武帝又派张骞第二次出使西域，这一次使团的人数总共有三百人之多，张骞及其随行者的足迹也更为广远，到了大宛(费尔干那)、康居(以今塔什干为中心的游牧王国)、大月氏、安息(古代波斯帕提亚王国)、身毒(印度)等国。张骞的两次西行，打破了游牧民族对丝路贸易的垄断，使中国和中亚、南亚、西亚诸王国之间建立了直接的贸易往来关系， 张骞等人带回的报告，也是中国人对外部世界的首次真知实见，而且由司马迁和班固分别写入《史记?大宛传》和《汉书?西域传》，从此结束了我国古代对西方神话般的传闻认识。正因为张骞的这一创举在历史上的重要性，所以人们把张骞通西域一事形象地称之为“凿空”。

张骞西行的直接后果，是促使汉朝打败匈奴。结果，汉朝不仅在河西走廊建立了武威、张掖、酒泉、敦煌四个郡，还进而派兵远征葱岭以西的大宛，获得武帝梦寐以求的天马—-汗血马。到了公元前60年，汉朝在西域设立了西域都护，控制了塔里木盆地。汉朝的使者，可以得到西域各个绿洲王国的供应，西行变得更加容易，使者相望于道，往来不绝。

西汉末年，王莽专政，中原与西域的关系一度中断。东汉初，汉明帝派班超经营西域，重新恢复了西域都护对塔里木盆地的统治。与此同时，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北匈奴在南匈奴和汉朝的联合打击下，西迁到黑海北岸，引起了西亚和欧洲许多民族的迁徙。在丝绸之路的历史上，甘英的西行是中国人的又一壮举。公元97年，西域都护班超派遣部下甘英出使大秦(罗马帝国)。甘英一直来到波斯湾头的幼发拉底河和底格里斯河入海处的条支(Antiochia)，准备渡海西行，但安息人为了垄断东方与罗马的贸易，向甘英夸大了阿拉伯海航行的艰险，阻止了甘英进一步西行，自条支而还。甘英虽然没有达到原定的目的地，但他仍可以说是中国第一位走得最远的使臣，是一位让人崇敬的时代英雄。他亲自走过了丝绸之路的大半段路程，还了解到从条支南出波斯湾，绕阿拉伯半岛到罗马帝国的航线。

从公元前二世纪到公元后二世纪，沿着欧亚内陆交通干线，自西向东，有四大帝国并列其间，即欧洲的罗马(公元前30年—公元284年)、西亚的安息(帕提亚，公元前三世纪中叶至公元226年)、中亚的贵霜(公元45年—226年)、东亚的汉朝(公元前206年—公元220年)。在公元前后，四大帝国都处在国势昌盛的时期，积极向外扩张，如罗马帝国在图拉真(Marcus Ulpins Trajanus，98—117年在位)时，把版图扩大到幼发拉底河上游一带; 又如贵霜帝国也曾把势力伸进塔里木盆地; 汉朝则成功地打败匈奴，控制河西走廊，进驻天山南路。张骞的凿空和甘英的远行，使东西方世界直接联系起来，这是时代英雄的创举，也是历史发展的必然，其结果是使得中国、印度、西亚和希腊罗马四大古代文明有了直接的交流和影响，此后，任何文明的发展也不再是相对孤立地进行了。

从中国历史的发展来看，汉代开辟的这条丝绸之路时而因为政治对立、民族矛盾乃至战争而一度中断。文明的发展，势力的扩张，商业民族的活跃， 和草原游牧民族与农耕定居民族的依存关系，使得东西方的精神与物质的文化交往两千多年来从未断绝。

东汉末年，中原战乱频仍，秩序混乱。作为中西交通的咽喉之地敦煌，甚至二十多年没有太守，当地豪强大姓雄张，兼并土地，使小民无立锥之地，前来贸易的西域商胡也备受欺诈。227—233年间，仓慈出任敦煌太守，有力地抑制了豪强的兼并和勒索，为西域商人前往内地买卖提供种种方便，也使得敦煌成为汉族与西域各族民众交往贸易的一个国际都会。1907年，英国考古学者斯坦因在敦煌西北长城烽燧下，发现了一组用中亚粟特民族的文字所写的粟特文信件，这是在凉州(武威)的粟特商人写给家乡撒马尔干(Samarkand，在今乌兹别克斯坦)贵人的书信，不知什么原因而埋藏在敦煌长城脚下。信中谈到，这些以凉州为大本营的粟特商团，活动的范围东到洛阳，西到敦煌，经营中国丝绸等商品的长途贩卖。这组书信写于西晋末年(312年前后)，它们真切地反映了当时丝绸之路上的商品交易活动。

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原天下大乱，不少大族和有文化的士人纷纷迁居河西以避战乱，促使中西交往的孔道河西走廊的文化得到前所未有的提高。五凉王朝的先后建立，也集聚了大批人才。文化水平的提高和大量士人的存在，为本地区接受外来文化提供了知识的基础，也为向中原输送外来文化提供了方便。而且，不论是东晋五胡十六国，还是后来的南北朝，都不断有东往西去的使者旅行在丝绸之路上。比如，310年，天竺(印度)僧人佛图澄至洛阳; 399年，东晋僧人法显等西行取经; 437年，北魏遣董琬、高明等出使西域诸国; 468年，北魏遣使韩羊皮出使波斯，与波斯使俱还; 518年，宋云与惠生自洛阳出发，西行取经; 530年， 波斯国遣使南朝; 此外，还有大量没有留下名字和事迹的使者往来于东西各国。

隋朝统一南北，中国封建社会开始走向全盛时期。隋炀帝时，让黄门侍郎裴矩往来于张掖、敦煌之间，通过西域商胡，联络各国首领。从今天保存的裴矩撰写的《西域图记序》中， 我们可以了解到当时丝绸之路通向东罗马、波斯、印度的情况。

进入唐代，民族的进一步融合，疆域的更广阔开拓，政治制度与思想文化的整合，使得唐王朝凝聚了极大的力量，生产发展，商业繁荣，文化昌盛，并以博大的胸怀，大量接受外来文化，使之融会到中国文化的整体当中。从唐太宗到武则天，唐朝的势力不仅直接牢固控制了塔里木盆地的西域诸王国，而且成为天山以北、葱岭以西广大区域内各个王国的宗主国，中西往来更加畅通无阻，当时的文化交流也呈现出令人眼花缭乱的景象。西方的珍禽异兽、珠宝香料、玻璃器皿、金银货币纷纷传来，中亚、西亚的穿著、饮食等生活方式，音乐、舞蹈等文化娱乐活动都源源进入中原，佛教进一步盛行的同时，祆教、摩尼教、景教以及新兴的伊斯兰教都在此时正式传入中国内地，唐朝的两京长安和洛阳以及丝绸之路上的一些大城市如凉州，都纷纷呈现出国际都市的风貌。在吸收外来文化的同时，借助唐朝强大的政治力量，中原文明也传入西方，深浅不等地影响了西方各国。

公元十世纪中叶以后，宋王朝先后与北方的辽、西夏、金处于敌对的形势中，影响了陆上丝绸之路的中西交往。南宋建都于东南的杭州，加之中国经济、文化重心的南移，海上丝绸之路更加繁盛起来。相对来讲，陆上丝绸之路要比从前有所衰落，但在某些特定的时间里也被频繁地利用，如马可波罗来华前后的蒙元时代。等等…………

和田玉能辟邪吗

和田玉能辟邪保平安的说法已有数千年，并且古籍中都有很多记载。

古人言，玉之上品，可为瑞物，辟邪纳吉，养生防疾，吐纳万物，百毒不侵。

记载一：《玉纪》作者陈原心讲：某年游晴川阁，从三层楼掉下来，幸亏因佩带了太公璜，得以不死。

记载二：清代玉器收藏家刘大同在他的《古玉辨古玉险防之见闻》一书中，专门有一小节讲了几个玉挡灾的故事：一是有位姓胡的瓦匠，在河中淘到了一只玉铲，即用作烟荷包坠石。后他为姓赵的人家盖房，正在上梁时，忽然失足落地，但人毫无损伤，而腰中玉坠崩裂了好几处。二是又见一老翁在上海澡塘洗澡，出浴时晕倒在地，扶起时见老翁无恙，惟右臂玉镯碎矣。

因佩玉而免遭意外之祸，这可能纯粹出于偶然，也可能因为有心理因素在起作用。

玉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

古人知道玉很珍贵，一旦佩戴了玉，就会小心翼翼地呵护，稳重行事，不会慌张冲动，这样一来就可以规避掉很多险情。就算有时候遭遇了意外，但因为相信玉能保平安，有时候真的侥幸化险为夷，也就更加深信玉能辟邪保平安了。

和田玉，它的种种美好和灵性，滋润着我们的心性，涵养着我们的品德，让我们在人生的修行中，心灵变得更加抚慰、平和，行事更加淡然、超脱，有所为而有所不为。在这种安闲、广博的生命状态里，幸福又怎么会不来，灾祸又岂能不去呢。

唐代玉器的纹饰分别有哪些？

唐代玉器中的人神仙佛及纹饰，也进入全新的发展和变化期，其形式之多为前所未见，计有宽衣博袖的文人士大夫、头戴乌纱帽的官吏、衣着华丽美妙的仙女、长髯无冠的老人或道士，与汉族人形殊别的所谓“胡人”和具浓厚佛教色彩的飞天等。

唐代玉器中的佛教文化内涵丰富多彩，是唐代玉器重要的文化特色，其中以飞天为典型代表，是时代最早的飞天玉器，是后世同类玉器的先导。唐代飞天玉器用料均由新疆和田羊脂玉、白玉雕就，在玉材和艺术上表现出飞天的圣洁与高贵。玉飞天的艺术风格为飘然妩媚，淡雅萧疏，情韵连绵，尤显灵动之美，尽显镂雕之妙。

唐代最善于吸收外来文化因素，作为汉族传统文化的营养。伎乐纹玉带板是唐朝引入西域音乐、文化的历史见证，是唐朝成功地进行东西部文化交流的重要内容。唐代玉带板上的伎乐纹中，演奏乐器者属坐部伎，铊尾上的舞蹈者属立部伎，其形象为：深目，高鼻，卷发，留胡须，着胡衫，紧袖，束腰、肩披云带，足蹬乌皮长靴、舞于氍毹上，舞姿生动传神。

天山冰玉的玉石的品德和质地

简单的介绍了一些和田玉的来源和“籽玉”“山料”，我们再来讨论一下玉为什么那么招人喜欢。

古文上面有记载，“君子如玉，玉有五德，君子比德于玉”。东汉许慎《说文解字》说:“玉,石之美者有五德。润泽以温,仁之方也;勰理自外,可以知中,义之方也;其声舒扬,专以远闻,智之方也;不挠而折,勇之方也;锐廉而不忮,洁之方也。”许慎认为，“玉之美，有五德”：第一德，玉石颜色温润光泽，这是富有仁德的表现；第二德，根据玉石外表纹理可以了解其内部结构，这是表里如一、心怀坦荡的表现；第三德，玉石之音，舒展清扬，传播久远而音韵和悦，这是富有智慧和远谋的表现；第四德，玉石坚硬，宁折不弯，这是坚贞和勇敢的表现；第五德，玉石廉洁不贪、洁白正直，这是匡扶正气、倡导清廉的表现。中国古代的玉石文化用精炼概括的人格语言，把玉石所具有的五大品德描述为“仁慈，胆识，公道，谦虚，明智”。

这是我们每一个中国人都不断追求的美德，从玉身上能够学习到的品质。玉石里面就包含着这个五德，这是它的品性和它的质地。

所以这就是为什么中国古代那么多人喜欢佩玉。古人所谓的“君子无故，玉不去身。”就是说，古代品德高尚的人，没有什么重大的缘由，他所佩戴的玉都是和身体一起的，也就是随时随地的戴着，不会除下来。

当然古时候，春秋那时候，绿油油的缅甸玉还没有出现，那时候流行的是传统的中国白玉，但是那时候中国人就已经爱玉了。

商周时期诸侯王，战国时期的文人、兵家、法家、纵横家、达官大贾已开始收藏古玉。宋代以前的玉器收藏，都是以“时代玉器”为大宗，符合潮流的玉器大家最喜欢，平民最爱。古玉收藏处于次要地位，古玉不是很流行，收藏古玉的人主要是帝王和仕宦阶层。

大约从北宋开始，人们有意识地进行“古董收藏”，古玉虽在收藏的数量上不一定占多数，但始终是收藏家追逐的目标。

而到了清末民国时期，京城的玉器市场火爆，玉器货源丰富，不但国内的达官文人、富商平民踊跃参与，还吸引了外国人来京购买玉器，达到了中国古玉收藏史上的高峰。

所以你看上下五千年，玉的审美在中国都没有中断过，看来我们中国真的是一个真真正正玉的古国。

汉高祖刘邦之妻吕后，现在热播的大戏《楚汉传奇》里的吕雉，就有一个玉玺，叫做皇后之玺，她这个玉的材料经专家鉴定为上好的和田玉，现在还流传下来，收藏在陕西历史博物馆里。 所以和田玉的实物已经在汉朝的时候就已经有留传了，有物证来证明。由此可见，自古以来，中国的玉，新疆的玉石为最棒的，是最有文化历史与观赏收藏价值的！

我们再来聊聊另一个玉石的故事。

像我们大家最熟悉的玉石典故，肯定当属和氏璧的故事，卞和为了给楚王献上璞玉，被两个楚王相继砍去左右脚，才让楚王发现了献上的玉石的魅力。

而在和氏璧诞生以后，蔺相如和秦王又为了这一块美玉钩心斗角，甚至于用都城和百姓的性命去置换和氏璧。和氏璧的故事是那样的惨烈！当然，后来和氏璧也的确成为历代帝王供奉的价值连城的传国之玺，历遭变故，多次失而复得，无数英雄豪杰、帝王将相为之折腰，玉石的价值也从珍宝直上升为神器，为王者尊！

但是据考究，献上和氏璧原石的卞和的“卞”姓，原来不属于汉姓，汉人以前没有姓“卞”的，很有可能，这个“卞”是胡人之姓，也就是说，在古代中国西部一直被称之为“胡地”，那么“卞和”也可能是西部地区的人，而非南部楚地人。

特别是最近有历史学家从古代文辑的大量描述中考证得出，和氏璧很可能是和田玉，新疆玉，而卞和就是新疆当地一位采玉的工匠。

不管怎么说，中国玉器经过几千年的持续发展，经过无数能工巧匠的精雕细琢，经过历代统治者和鉴赏家的使用赏玩，经过礼学家的诠释美化，最后成为一种具有超自然力的物品，在朝廷民间玉无所不能，无处不用玉，玉成了我们中国人人生不可缺少的精神寄托。

在中国古代艺术宝库中，自新石器时代绵延七千年经久不衰者，是玉器；与人们生活关系最密切者，也是玉器。玉已经深深融合在中国传统文化与礼俗之中，充当着特殊的角色，发挥着其他工艺美术品不能替代的作用

唐代玉器的主要特点

一、唐代玉器多以和田玉为主：

唐代是我国封建社会的鼎盛时期，由于开拓西域，使得新疆和田玉大量地输入内地，因此，唐代玉器材料以和田玉为主。

唐代玉器装饰纹样方面多姿多彩，首次出现了植物纹图案，常见的有各类花卉瓜果，并且出现了飞禽走兽、人物纹饰等，富有浓厚的生活气息。最重要的特点是在花、鸟、兽等器物边缘饰有细密而较长的阴刻直线，给人一种栩栩如生的感觉。

二、唐代玉雕人物的特征：

唐代因为文化对外开放，儒家思想大大削弱，加上受西域胡人等影响，风格自然迥异，一反前数朝之玉雕传统。例如唐代之白玉圆雕人物与动物，甚有“雕塑感”，也有不少作品将唐人绘画之线描手法活用于玉雕方面，一些玉人有独特阴刻线(向内徐徐斜下)，予人浑厚有力度之感，而且多强调形体肌理，一如当时之石刻及泥塑作品。最为人熟悉者，为玉雕伎乐玉人、托塔天王(见附图)、西域跪俑、牵马人、大玉豕和玉飞天，造型丰满，栩栩如生，具鲜明时代气息；写实与艺术性并重，另创一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