阿诺德·约瑟夫·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 1889-1975),英国著名历史学家,曾被誉为“近代以来最伟大的历史学家”。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各个主要民族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
个人简介
汤因比曾在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攻读古典文学,1911年获学位。后短期在雅典的英国学院求学,此一经历促成他关于文明衰落的哲学萌芽。1912年他成为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1915年为英国外交部情报司工作。1919年他代表出席巴黎和平会议后,在伦敦大学任拜占庭及近代希腊研究教授。
他于1921年~1922年希土战争期间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后将此经历写成《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于1922年发表。1925年他成为伦敦经济学院的国际史研究教授,并任伦敦皇家国际事务学会的研究部主任。汤因比曾分别于1929年至1967年两度来华访问,对中国文化有极高的评价。美国新闻周刊评论说:「他已成为一位世界通哲,而与爱因斯坦、史怀哲与罗素并列。」
汤因比对历史有其独到的眼光。他的12册巨著《历史研究》讲述了世界26个主要民族文明的兴起与衰落,被誉为“现代学者最伟大的成就”。汤因比不仅是一位出色的历史学家,也是一位出色的哲学家。他经常从哲学的视角思考宇宙人生和社会历史的诸多重大问题,有着丰富而深刻的哲学思想尤其是历史哲学思想,被视为现代西方“思辨的历史哲学”的一位主要代表。
生平年表
1889年4月14日 0 出生于英国伦敦。
1902年 13 进入当时英国最有名的公立学校圣玛丽学院(College of Saint Mary),接受古典语文教育,能以希腊文与拉丁文从事诗作。
1907年 18 复进牛津大学贝利奥学院(Balliol College),专攻古代史,奠定他对古代文明深入研究的基础。
1911年 22 牛津大学毕业后,汤因比加入雅典考古学院成为研究生,并前往希腊进行考古工作。回国后,留校担任研究员,并兼任学生导师,专门研究以及教授希腊和罗马的古代史。
1912年 23 成为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上古史教师及研究员。
1913年9月 24 与罗莎琳德·默里(Rosalind Murray)结婚。
1914年 25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汤因比感触良深,成为激发他后来写作《历史研究》(A Study of History)这部巨著的动机。
1915年 26 他因痢疾未愈,得免兵役。但徵调英国外交部政治情报司工作,前后将近五年。
1919年 30 一战后的巴黎和平会议,他以英国代表团中东地区专家的身分出席。会议结束,受聘为伦敦大学现代希腊研究讲座教授。而《历史研究》一书的构思逐渐形成。
1920年 31 在牛津大学举行了开创性的演讲“希腊的悲剧”。
1921年 32 任《曼彻斯特卫报》(Manchester Guardian)记者,直到1922年。同年1月~9月游历希腊与土耳其两国。
1922年 33 发表于希土战争期间写成的《希腊与土耳其的西方问题》。
1925年 36 接受伦敦大学国际事务研究教授之聘,并担任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1920年成立,属民间机构)研究部之主持人,负责国际事务综览(Survey of International Affairs)之编辑工作。年出一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中断)。
1926年 37 担任英国皇家国际问题研究所部长,一直任职到1953年为止。
1927年 38 正式开始《历史研究》的写作。
1929年 40 维罗妮卡·玛乔丽·博尔特(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成为汤因比的助理秘书。同年第一次来中国访问。
1934年 45 发表《历史研究》中的三篇关于“文明的起源”的内容。
1936年 47 时任德国总理的阿道夫·希特勒在柏林授予汤因比“帝国总理勋章”。
1939年 50 继续发表《历史研究》中的三篇“文明的成长”、“文明的衰落”及“文明的解体”的内容。
1942年 53 与前妻罗莎琳德·默里分居。
1943年 54 再次于英国外交部任职,任期三年。
1946年 57 以英国代表身份,再度参加二战善后的巴黎和平会议。同年8月与前妻离异,9月28日与其助理秘书维罗妮卡·玛乔丽·博尔特(Veronica Marjorie Boulter)结合。
1947年3月17日 58 登上美国时代周刊封面。
1948年 59 其学术思想遭到了历史学专业其他学者的抨击。
1954年 65 发表《历史研究》中六篇“大一统国家”、“大一统教会”、“英雄时代”、“文明在空间中的接触”、“文明在时间上的接触”、“为什么研究历史”。
1955年 66 退休,辞去伦敦大学教职,专心致力写作。由于他对国家的贡献,曾受封为荣誉侍从(C. H.);并被选为英国学术院院士(F.B.A.),以推崇他在学术上的重大成就。
1959年 70 发表《历史研究》中的“历史大事件年表”与“地图集”。
1961年 72 发表《历史研究》中的最后一册“历史的反思”。
1965年 76 发表《汉尼拔的遗产》(Hannibal's Legacy)。
1967年 78 第二次访问中国,期间对中国文化有极高评价。
1973年 84 发表《康斯坦丁·普菲洛杰尼图斯与他的世界》(Constantine Porphyrogenitus and his World)。
1974年 85 在英国约克郡与日本思想家池田大作会面,十日谈话内容被整理成《展望21世纪》一书。
1975年10月22日 86 于约克郡普里·卡斯特疗养院去世,享年86岁。遗体安葬在英格兰北约克郡的特林顿墓园,其妻维罗妮卡去世后与之合墓一处。
家庭情况
汤因比出生在伦敦一个历史学世家,其父哈里·汤因比(Harry Toynbee)是一位医生,也是一位热心的社会工作者;其母莎拉‧马歇尔(Sarah Marshall)是英国早期获得大学学位的女性之一,也是一位历史学家。汤因比的叔父也是一位历史学家,专门研究经济发展史。这位叔父也叫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Toynbee,1852年~1883年),汤因比的名字正是为了纪念他这位早逝的叔父而起的。
在这样良好的家庭背景下,汤因比从小就热爱历史,并受到了很好的教育,曾就读温切斯特学院(Winchester College)和牛津大学贝利奥尔学院(Balliol College, Oxford)。他在历史学上取得了丰硕的成果,成为一代历史学巨匠。
哲学思想
汤因比坚决反对历史学界盛行的根据国别研究历史的做法。他认为,历史研究的基本单位应该是比国家更大的文明。应该把历史现象放到更大的范围内加以比较和考察,这种更大的范围就是文明。文明是具有一定时间和空间联系的某一群人,可以同时包括几个同样类型的国家。文明自身又包含政治、经济、文化三个方面,其中文化构成一个文明社会的精髓。通过概括希腊、中国和犹太等文明的主要特征,汤因比提出了一个他认为的适用于大多数文明及其演变的模式。
他认为,人类各文明的的存在和发展具有基本的一般规律。犹如一个有机体,每个文明都会经历起源、成长、衰落和解体四个阶段。不过,文明的这种周期性变化并不表示文明是是停滞不前的。在旧文明中生成起来的新生文明会比旧文明有所进步。文明兴衰的基本原因是挑战和应战。一个文明,如果能够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诞生和成长起来;反之,如果不能成功地应对挑战,那么它就会走向衰落和解体。
代表作品介绍
《历史研究》
在《历史研究》一书的开头,汤因比就尖锐指出,以往历史研究的一大缺陷,就是把民族国家作为历史研究的一般范围,这大大限制了历史学家的眼界。事实上,欧洲没有一个民族国家能够独立地说明自身的历史问题。
文明具有两个特点:第一,都经历起源、生长、衰落、解体和死亡5个发展阶段。第二,文明和文明之间具有一定的历史继承性,或称“亲属关系”,就像几代人生命的延续,每一个文明或者是“母体”,或者是“子体”,或者既是母体又是子体。但这种文明之间的历史继承性并不排斥它们之间的可比性。
首先,从时间上看,文明社会最多只不过三代,历史进入文明阶段也不过刚刚超过6000年,而人类历史至少已有30万年。两者相比,文明的历史长度只占整个人类历史长度的2%,因此,在哲学意义上,所有文明社会都是同时代的;其次,从价值上看,如果与原始社会相比,所有文明社会都取得了巨大成就;但如果同理想的标准相比,这些成就又都是微不足道的。因此,所有文明社会在哲学上又是等价的。
从这些界定出发,汤因比把6000年的人类历史划分为21个成熟的文明:埃及、苏美尔、米诺斯、古代中国、安第斯、玛雅、赫梯、巴比伦、古代印度、希腊、伊朗、叙利亚、阿拉伯、中国、印度、朝鲜、西方、拜占庭、俄罗斯、墨西哥、育加丹。其中前6个是直接从原始社会产生的第一代文明,后15个是从第一代文明派生出来的亲属文明。另外还有5个中途夭折停滞的文明:玻里尼西亚、爱斯基摩、游牧、斯巴达和奥斯曼。
《展望21世纪》
根据英国著名的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和日本宗教和文化界著名人士、社会活动家池田大作关于人类社会和当代世界问题的谈话记录整理而成,先后出版过英文、日文、德文、法文、西班牙文等多种文本。
本书分为《人生与社会》、《政治与世界》、《哲学与宗教》,共三篇十二章,论及的问题极为广泛。两位作者纵贯古今,横跨全球,追溯过去,着眼当代,展望未来,从宇宙天体、生命起源、宗教哲学、道德伦理、科学技术、文化教育、医疗卫生、环境保护、国民经济、社会福利、政治制度、领导选择、军备竞赛、和平战争,一直到未来的世界大同,几乎探讨了人类社会、当代世界所有最迫切的问题,并对未来世界作了预测和展望,还谈了中国在未来世界中的作用。/n
主要成就
汤因比的历史理论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当代西方史学的两个趋势:
一是19世纪传统的叙述型历史已转向整体型、分析型历史; 二是非西欧地区的历史得到了更多的重视。
在对文明起源的解释上,汤因比提出了挑战与应战的理论,这是他比斯宾格勒高明之处,也比传统的种族论和环境论大大前进了一步,因为他注意到了人和环境的相互关系,注意到了社会发展过程中主体的能动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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